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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27 09:53
文 | 醫線Insight,作者丨張小漫
2026年的日曆剛剛翻開,意大利老牌製藥集團鋭可迪突然宣佈:其全資子公司——鋭康迪(北京)醫藥有限公司正式宣佈進入清算程序。
翻開公告,字里行間透出的不是一次常規的戰略微調,而是一場徹底的「斷舍離」——註銷主體、解散全員、終止業務。
對於那些長期依賴其庫欣綜合徵治療藥物Signifor 等罕見病產品的中國患者而言,這意味着必須直面「斷供」的殘酷現實。
鋭可迪的離場,並非孤例。
如果我們把時間軸拉回至2024年初,俯瞰整個中國醫療市場,一份「撤退清單」已然浮現:短短兩年間,至少7家曾經在中國市場長袖善舞的跨國醫療企業,做出了令業界譁然的決絕選擇——出售、剝離、裁撤,乃至清盤。
從住友製藥將中國業務「打包賣身」,到百時美施貴寶(BMS)揮淚斬斷40年的合資情緣;從協和麒麟的全權轉讓,到ZimVie在脊柱市場的黯然離場。
一個個看似孤立的商業決策,正在匯聚成一場席捲行業的「大撤退」風暴:
當我們把這些企業的「離開時間」與當年的「進入時間」對齊,會發現這7家企業平均在華近26年——這是一代外資企業從「拓荒」到「謝幕」的完整歷史閉環(68家跨國醫療企業入華時間線請看今日醫線Insight公眾號二條)。
這不禁讓人發問:究竟是跨國醫療企業不行了,還是中國市場發生了結構性鉅變?
撤退圖鑑:誰在離開?為何離開?
不同於以往跨國公司爲了財報好看而進行的「產品線優化」,這1年內的撤退潮,呈現出一種近乎悲壯的「決絕」色彩。
醫線Insight為此覆盤了這7家企業的撤離路徑,試圖還原商業大廈傾覆前的最后時刻。
最終,梳理出三大核心「撤離」原因。第一類:業務潰敗
代表企業:鋭可迪與ZimVie
鋭可迪的清盤,實際上宣告了「高定價罕見病藥物」在缺乏支付方支持下的商業化死局。
作為一家專注於罕見病的歐洲中型藥企,其生存極度依賴高值藥物的醫保準入。
然而,現實的鴻溝難以跨越:在多輪國家醫保談判中,其核心產品的價格預期始終無法與醫保支付標準達成妥協。
在商保體系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全自費的罕見病市場利潤微博,根本無法支撐一支獨立商業化團隊高昂的運營與合規成本。
當中國區營收在全球版圖中佔比長期不足2%,而投入產出比持續擊穿底線時,清算,成了止損的唯一理性選擇。
如果説鋭可迪是「進不去」,那麼ZimVie則是「活不下」。
這家從捷邁邦美分拆出的脊柱業務巨頭,在國家組織脊柱類耗材集採的浪潮中,遭遇了巨大打擊。
中標價格相比掛網價平均降幅高達84%,這種「地板價」直接擊穿了進口廠商高昂的生產與進口成本線。
鑑於中國市場的定價環境,ZimVie選擇了最慘烈的方式——直接關停中國脊柱業務。第二類:「斷臂求生」的戰略讓渡
代表企業:住友、協和麒麟、協和發酵
相比於歐美的直接關停,日系藥企的選擇更顯無奈與務實。
曾幾何時,住友製藥憑藉碳青黴烯類抗生素「美平」在中國日進斗金。但隨着「美平」納入集採,疊加核心精神類藥物Latuda(羅拉西酮)面臨專利懸崖,其利潤空間被瞬間抽空。
面對困局,住友製藥的操作極具典型性:不願徹底放棄中國市場,卻又無力供養龐大的銷售團隊。
於是,2025年4月,住友將中國及東南亞業務以約450億日元的價格打包出售給日本綜合商社丸紅。
交易完成后,住友從「運動員」退居為「觀眾」,僅保留未來新葯的授權權利。
協和麒麟的邏輯如出一轍。
2024年8月,它將中國分公司100%的股權轉讓給香港維健醫藥。其不僅甩掉了成熟產品的銷售包袱,更通過一次性交易換取了寶貴的現金流。
這意味着,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協和麒麟將不再以獨立實體的面目出現在中國。第三類:巨頭的「瘦身與換血」
代表企業:百時美施貴寶與優時比
即便是千億市值的巨頭,也必須在這場風暴中做出痛苦的取捨。
2025年9月,BMS宣佈出售中美上海施貴寶製藥有限公司(SASS)60%的股權。
這是一個具有歷史座標意義的事件——成立於1982年的SASS,曾是中美第一家合資製藥企業,生產了整整一代人記憶中的「百服嚀」與「施爾康」。
1982年到2025年,這43年正是跨國醫療企業在華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完整周期。
當年BMS作為第一隻「吃螃蟹」的外資巨頭入局,如今又親手剝離了這個當年的「起點」。這標誌着那個靠「合資建廠、技術換市場」的外資1.0時代,正式畫上了句號。
而對於BMS來説,則是拋棄低毛利的普藥和重資產製造環節,全力All-in高風險、高回報的創新葯賽道(如CAR-T)。該動作不是簡單的撤退,而是爲了生存進行的「換血」。
同樣,優時比將神經及抗過敏領域的成熟業務以6.8億美元出售給康橋資本與穆巴達拉,也是爲了將資源集中投入到自免疫等新賽道的研發中。
底層邏輯:舊有模式的失效與新規則的建立
如果把這7家跨國醫療企業的撤退僅僅歸結為「經濟」或「地緣」等原因,其實是不合理的。
這波撤退潮的本質,是跨國醫療企業在華傳統商業模型的破產。
其一,是利潤模型變了。
在過去20年里,跨國醫療企業在中國擁有一種令人羨慕的盈利模式——「過期原研藥的超國民待遇」。
在歐美市場,原研藥一旦專利過期,價格會斷崖式下跌,被廉價仿製藥替代。
但在中國,由於醫生和患者對國產仿製藥質量的不信任,原研藥即使過了專利期,依然能維持高價,並佔據巨大的市場份額。
這筆錢,跨國醫療企業躺着賺了很久。
但是,集採改變了一切。
尤其是進入2025年后,集採已經進入「深水區」:無論是口服藥、注射劑,還是骨科耗材、胰島素,一旦進入集採,價格平均降幅超過50%,極端情況超過90%。
傳統的「以價換量」邏輯失效,對於高市佔率企業而言,降價帶來的銷量微增無法彌補價格腰斬的損失。
對於依賴成熟產品的跨國醫療企業來説,這無疑是「滅頂之災」。
其二,是本土創新的「貼身肉搏」。
普藥不賺錢,轉型創新葯是否可行?現實是,中國創新葯市場已從藍海變成血海。
一方面,是中國的創新速度:以前跨國醫療企業的新葯比國產藥領先5—10年。
現在?BMS的PD-1剛上市,中國已經有了恆瑞、百濟、信達等七八家競品;ADC領域,科倫博泰、翰森製藥的產品甚至反向授權給了默沙東和GSK。
此外,國產Biotech爲了進醫保,敢於報出「地板價」。這逼得MNC不得不跟進。
結果就是,中國成了全球創新葯價格的「窪地」。
對於鋭可迪這樣的二線MNC,既沒有輝瑞、羅氏那樣強大的管線厚度來抵禦價格戰,也沒有本土企業的成本控制能力,夾在中間,只能窒息。
其三,是一些跨國醫療企業保守文化的弊端。
為何這波撤退潮中,日本企業(住友、協和麒麟、協和發酵等)佔比最高?
原因在於,日企的決策鏈條太長,對中國市場的反應太慢:相比於歐美企業(如阿斯利康)早早開始本土化佈局,甚至激進地搞「縣域市場」,日企一直保持着謹慎、保守的經營風格,極度依賴總部指令。
此外,日本藥企多為「中而美」的專科公司,產品線單一。噹噹家花旦(如住友的羅拉西酮)遭遇專利懸崖,后續管線又跟不上時,除了賣身,別無他法。
生態位重構:從「經營者」到「投資者」
撤退,並不意味着徹底切斷聯繫。
醫線Insight觀察到,一種全新的「在華生存範式」正在確立:License-out(對外授權)與CSO(合同銷售組織)模式。
跨國醫療企業正在從臃腫的「全能型選手」轉型。它們不再供養幾千人的醫藥代表團隊——這曾是最大的成本中心與合規風險源,而是將銷售權移交給中國本土的CSO或更有實力的藥企。
MNC退守至產業鏈上游,成為單純的「產品提供方」和「專利持有方」。雖然喪失了對終端的掌控力,卻保住了利潤率,甩掉了包袱。
當然,並非所有MNC都在撤退。阿斯利康、諾和諾德、西門子醫療依然在加碼中國。
但這恰恰印證了市場的殘酷篩選:留下來的,要麼是手握全球First-in-class硬核產品(如司美格魯肽、K藥)的寡頭,要麼是像阿斯利康那樣徹底「本土化」的變種。
一個殘酷的現實已經浮出水面:中國市場已從「來者不拒」的賣方市場,徹底轉變為「優勝劣汰」的買方市場。
過去那扇只想靠二流產品或過期藥來中國「淘金」的大門,已經永久關閉了。
粗放時代的終結與三大預判
2025年,7家跨國巨頭的撤離,雖然在情感上令人唏噓,但在商業邏輯上卻是無比理性的止損與進化。
這並不是中國市場失去了吸引力,而是中國市場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那個「不管什麼藥,只要是進口的就能賣高價」「靠幾百個代表帶金銷售就能砸出市場」的粗放時代結束了。
展望2026年,這場大洗牌遠未結束。基於目前的行業態勢,我們可以做出三個大膽的預判。
預判一:中型MNC的「賣身潮」纔剛剛開始。
除了已經官宣的這7家,還有大量處於「温水煮青蛙」狀態的中型歐美、日本藥企。它們在中國面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局面。
在2026年,我們很可能會看到更多類似的「打包出售」或「全面授權」交易,接盤方將主要是中國頭部的商業化平臺公司,如華潤醫藥、上藥、百洋醫藥等。
預判二:從「賣藥」到「買藥」的反向操作。
隨着MNC自身研發效率的下降,它們在中國的角色將更多地轉變為VC。2025年,GSK收購AiolosBio(源自恆瑞醫藥授權),阿斯利康收購亙喜生物,都是信號。
未來,MNC在中國的存在感將不再體現在龐大的銷售隊伍上,而是體現在對中國早期Biotech的並購和BD(商務拓展)交易上。
預判三:合資化藥工廠將成為過去。
BMS出售SASS工廠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信號。未來,MNC在中國將極少再新建傳統的化藥生產基地。
除了生物製劑因監管要求可能保留本地生產外,大部分成熟藥品的生產都將外包給CDMO或直接剝離。
巴菲特曾説:「只有當潮水退去,我們才知道誰在裸泳。」
對於那些留下的MNC和崛起的本土企業來説,真正的較量,纔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