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報告｜陳志剛：北京數據集團：省級數據集團發展戰略與政策實踐研究

摘要

本文以北京數據集團為核心案例，系統梳理省級數據集團在中國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中的戰略定位、組織架構、業務板塊與發展模式，重點分析「1+4+1」業務發展藍圖、商業模式與盈利邏輯、數據流通交易體系、政策創新實踐及對全國數據要素市場的示範效應。結合北京、上海、深圳等重點城市數據集團的對比，揭示省級數據集團在不同區域經濟結構、產業特色和政策環境下的功能差異與發展潛力。本文研究認為，北京數據集團通過整合央企和部委數據資源、推動數據資產化與公共數據授權運營，形成全產業鏈覆蓋與綜合競爭優勢，為全國一體化數據和技術市場建設提供關鍵支撐和政策借鑑。本文旨在為政府部門、政策制定者及行業研究機構提供專業、系統的省級數據集團發展參考與決策依據。

第一章發展背景與戰略定位

1.1 國家層面政策背景與制度環境

近年來，中央對數據要素定位與制度安排持續深化：在頂層設計上，既有「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戰略認定，也有圍繞數據產權、交易、治理與安全的配套政策推進。國家數據局成立后，對公共數據資源統籌、試點示範與市場化配置給予制度性引導，推動地方在「制度先行—試點驗證—推廣複製」路徑上開展實踐探索。2024–2025 年間，中央與有關部委圍繞數據交易規則、可信空間建設、跨境數據監管與數據資產化等問題持續推出指導意見，為地方數據集團的組建與運行提供了政策邊界和可操作路徑。

對北京而言，上述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既是制度基座，也是實踐機會。北京作為首都、國家治理中心和科教技術資源高地，在數據治理、公共服務與重大場景應用上承擔特殊職責，這決定了北京在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時既要注重「效率—價值」釋放，也必須在「安全—合規」上設更高門檻，走出可被全國複製的路徑。

1.2 首都資源稟賦與優勢

北京具有三類決定性資源優勢：一是政務與央屬數據資源密集，二是科研與產業技術能力（高校、科研院所、雲與算力企業集中），三是制度與政策試點優勢（早期參與國家試驗與經驗積累）。但同時面臨長期存在的幾個關鍵問題：數據分散於多部門、多層級和多種主體；公共數據開放的制度與激勵機制尚不成熟；跨部門、跨區域的數據流通仍受組織與技術障礙限制；數據治理與合規在實際落地中摩擦不斷。北京數據集團的組建與運行，正是針對這些結構性矛盾提供體系化解決方案的實踐迴應。

1.3 組建過程與關鍵事實

註冊與揭牌：公司於 2025 年 7 月 22 日登記註冊（註冊資本 30 億元），法律主體為北京數據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與高管團隊來源於北京國資公司系統；2025 年 9 月 11 日在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舉行揭牌儀式並正式對外亮相。揭牌活動有北京市和國家層面領導、國家數據局代表、科研機構及國企、金融機構等眾多主體出席並發表講話。

資本與規劃口徑：工商登記口徑為註冊資本 30 億元；在揭牌現場與相關媒體報道中提及「計劃將註冊資本擴展至 60 億元」的戰略規劃。為保持事實準確性，報告正文將以工商登記為法律事實依據，並把現場披露或規劃目標作為戰略性表述並予以區分説明。

股權與基礎資源：由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牽頭組建，以整合首都信息、數字認證、數網鏈通等六家市屬企業為基礎，同時納入亦莊智能院、北方算網、北數所（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金融大數據公司等單位形成初始業務矩陣。

1.4 戰略定位：使命、邊界與路徑

北京數據集團的戰略定位可概括為「三位一體」使命：

首都治理的數智引擎——以提升城市治理能力與公共服務質量為核心目標，通過政務數據整合與智能化應用，提升北京市的治理現代化水平；

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關鍵市場主體——作為承載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數據交易與標準制定的機構，承擔市場化配置公共數據、撮合多方市場主體與構建交易規則的功能；

數據產業生態的服務載體與創新平臺——通過平臺化服務、生態共建和場景示範，培育數據產品與服務，推動數據產業鏈上下游融合發展。

在路徑設計上，集團提出了涵蓋「基礎設施—資源開發—交易流通—產業生態—安全治理」的系統性佈局（即用户所述的「數據基礎設施建設運營、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數據基礎制度建設、數據交易流通、數據生態建設與數據產業發展」六大環節）。這一區別於一些側重單一職能（如僅做交易所或僅做政務整合）的地方機構，體現出北京數據集團 覆蓋數據全產業鏈並實現一體化運作的戰略取向。

1.5 差異化定位：三條要點

為明確北京數據集團與其他數據集團的差異性，本報告強調以下三個互為支撐的判斷：

差異點一——全鏈條覆蓋，實現一體化模式：北京數據集團從被整合組建的企業來看，既涵蓋數據採集、清洗、認證、存儲與算力支撐，又涵蓋授權運營、交易撮合、定價機制、產業化服務與金融支持，形成從「基礎設施到產品化再到市場化」的全產業鏈一體化佈局。這種佈局使集團具備綜合競爭優勢：能夠在同一組織框架內實現數據質量控制、合規審查、交易撮合與收益分配，從而提高數據價值實現效率並降低跨組織交易摩擦。

差異點二——作為「一區三中心」戰略落地的重要市場主體：北京市提出在全域創建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綜合試驗區，並在此框架下推進若干國家級功能中心的建設（政策表述稱「一區三中心」——包含數據管理、資源和流通交易等職能）。在這一頂層設計下，北京數據集團既是政策措施落地的執行平臺，也是市場化運行的關鍵主體。其組織資源與實踐探索將直接影響「試驗區」制度成形的節奏與方向，使其在全國一體化數據與技術市場構建中成為重要變量：其一舉一動對標準、規則與市場預期均具牽引力。

差異點三——承載央企與部委數據資源供給的能力：作為由首都的國資平臺組建的集團，因政治與行政資源稟賦，具有更高概率承接和整合央企、部委以及國家級機構的數據資產或接口。這一現實使北京數據集團不僅是地方級數據整合主體，更可能在全國範圍內承擔數據要素供給端的重要角色，從而顯著放大其對全國數據流通供給體系的影響力。

1.6 小結：戰略定位的政策含義與初步評估

綜上，北京數據集團並非簡單的交易平臺或地方整合機構，而是以首都功能為座標、以國資平臺為紐帶、以市場化運作為路徑的複合型國家/地方混合所有制數據主體。其戰略定位包含制度示範、場景驅動、市場化運作與安全可控四個維度。判斷其未來影響力的關鍵觀察維度包括：數據確權與定價機制的制定進度、公共數據授權與收益分配的制度安排、與中央部委數據的對接範圍以及集團在國家試驗區政策實踐中的制度創新成果。

第二章組織架構、業務板塊與「1+4+1」發展藍圖

北京數據集團的組織架構與發展藍圖，是其能否在全國數據要素市場格局中發揮戰略作用的關鍵。集團的設立並非簡單的企業組建，而是一次對北京市數字經濟戰略資源的重新整合。它不僅承載着首都在公共數據治理和產業創新中的特殊使命，也為全國提供了可借鑑的制度樣本。

2.1 股東構成與組織基礎

北京數據集團由北京國資公司牽頭，聯合北京市屬多家重點企業共同組建，背后體現了北京市國資委的頂層設計思路。根據公開信息，集團的核心股東涵蓋首都信息、數字認證、數網鏈通、亦莊智能院、北方算網、北數所、金融大數據公司等。這些企業在政務數字化、網絡安全、算力資源、金融科技等方面各具優勢，構成了集團多元化的業務支撐體系。

這種組織方式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確保集團能夠迅速整合北京現有的數據與技術資源，避免「從零起步」的重複建設；另一方面，它通過國資背景與市場化機制的結合，提升了公共數據治理與產業化推進的可執行性與權威性。這種國有資本主導、市場化運作的治理架構，是北京數據集團區別於一般地方性數據企業的重要特徵。

2.2 核心業務板塊

北京數據集團的業務體系緊密圍繞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展開，主要涵蓋四大板塊：

第一，數據基礎設施建設。集團承擔着建設全國性數據流通利用協作網絡與可信數據空間的使命。這一板塊強調通過隱私計算、區塊鏈等技術手段，為跨部門、跨行業的數據流通提供合規與安全保障。

第二，公共數據開發與授權運營。北京市政務數據資源體量龐大，涵蓋人口、交通、教育、醫療、環境等各個領域。北京數據集團的職責在於推動這些數據的標準化治理、目錄化管理與授權運營，確保公共數據能夠在合規框架下釋放價值。

第三，數據流通與交易。集團正在建設國家數據流通交易中心，意在打造權威化的市場平臺，提供數據產品交易、確權定價、收益分配與合規審查等服務。這不僅是市場運行的核心環節，也是推動數據要素「能交易」的制度性突破。

第四，產業生態培育與創新應用。集團通過參與數智北京創新中心、人工智能教育中試基地等項目，推動應用場景孵化和跨行業協同，意在打造覆蓋全鏈條的數據產業生態，進一步增強北京作為全國數字經濟高地的輻射效應。

2.3 「1+4+1」發展藍圖

北京數據集團提出的「1+4+1」發展藍圖，是其頂層設計的集中體現。這里的「1」指政企數字化，即以數字政府建設和企業數智化轉型為基礎，承擔北京數字化發展的「主力軍」功能。

「4」代表四個重點突破方向：數據基礎設施、公共數據開發與利用、數據流通與交易、產業生態建設。這四個板塊構成了集團的戰略支點，既覆蓋了數據要素市場的全鏈條環節，也反映出北京在制度、技術與場景三方面的綜合優勢。

最后的「1」，則體現為前瞻性創新佈局。北京數據集團計劃在車路雲一體化、人工智能大模型應用等新興領域率先探索，將數據要素與前沿技術深度融合，推動從「數據驅動」走向「智能驅動」。

2.4 組織架構與戰略協同

北京數據集團的組織架構並非傳統的單一企業層級，而更接近於一個戰略性產業平臺。其內部治理強調「政府主導與市場化運營並重」，外部運作注重「政產學研用」協同。集團既要承擔頂層設計和政策落地的任務，也要為各類企業和社會主體提供市場化的數據服務。

這種多維度的架構安排，既保障了北京在數據治理中的權威性，也為企業和社會力量的參與創造了空間。通過這種方式，北京數據集團正在成為首都數據產業生態的「中樞神經」，在資源整合與規則供給之間實現平衡。

第三章商業模式與盈利邏輯

北京數據集團的商業模式與盈利邏輯，是理解其在全國數據要素市場中角色和影響力的核心。集團作為國有資本主導的戰略性平臺企業，其盈利模式不僅體現經濟價值，也承載公共政策和產業發展的社會價值。這使得其商業模式呈現出市場化與政策導向雙重特徵。

3.1 商業模式定位

北京數據集團的商業模式可歸納為**「平臺型+運營型」複合模式**。平臺型體現為集團通過數據基礎設施和交易中心，提供數據確權、交易、流通、合規服務，形成公共數據流通的市場支撐體系；運營型則體現為集團直接參與公共數據開發、數據產品設計與產業應用落地，形成增值服務和應用服務收益。

在平臺型業務中，集團不僅提供交易撮合，還承擔定價諮詢、數據資產評估、數據質量管理等核心功能。例如，在公共數據授權運營過程中，集團通過標準化的數據目錄和數據分級制度，實現數據價值的量化和市場化釋放，確保公共數據既合規又可交易。

運營型業務則通過對數據的深度加工、分析和服務化提供盈利空間。以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公共安全、金融科技等應用場景為例，集團可基於已有數據資源提供數據產品、行業解決方案、AI服務或數據分析服務，實現增值收益。

3.2 盈利邏輯分析

北京數據集團的盈利邏輯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公共數據資產化帶來的增值收益

集團依託北京市海量政務數據，通過標準化治理、數據清洗、脱敏處理、合規授權，實現數據的資產化。這種數據資產在交易平臺上可以進行出售、許可使用或服務輸出，從而形成直接收益。

數據流通與交易服務收入

隨着數據流通市場的發展，集團通過搭建國家級或區域級數據交易平臺，實現數據交易撮合、交易結算和合規審查等服務。交易平臺產生的手續費、會員服務費、增值服務費構成集團持續的運營收入來源。

產業應用與解決方案服務

集團結合智慧城市建設、工業互聯網、AI應用等領域，為政府部門和企業提供定製化解決方案與數據分析服務。這類服務通常通過項目制或訂閲制收費，同時可以與合作伙伴形成聯合收益分成，體現數據產品從單純資源向應用閉環的價值轉化。

戰略合作與資本運作

在數據產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集團還通過股權投資、產業基金或戰略合作與上下游企業形成生態聯盟，實現長期收益和產業協同增值。這種盈利邏輯不僅是直接經濟收益，更體現為產業影響力和市場定價權的增強。

3.3 商業模式與政策導向的融合

北京數據集團的商業模式並非完全市場化，其盈利邏輯始終嵌入政策導向中。這體現在三個方面：

數據合規與社會價值優先：集團在公共數據運營中，必須嚴格遵循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合規授權等政策要求，確保商業化行為不損害公共利益。

公共服務與經濟收益並行：集團在提供數據服務和增值業務的同時，承擔城市數字化建設和政府公共服務支持職能，使商業模式具有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雙重屬性。

戰略性引導市場：集團通過標準制定、價格機制、交易規則等手段，引導數據市場健康發展，形成可持續盈利體系。這種「市場化運作+政策引導」的模式，是國有數據平臺企業的典型特徵。

3.4 對比分析與啟示

通過商業模式分析可以發現，北京數據集團與上海、深圳等地的數據集團存在顯著差異。北京集團更側重公共數據的治理與市場化運營，上海集團在金融數據與貿易數據應用方面具有優勢，而深圳集團則更偏向產業互聯網和技術服務化。

這説明，北京數據集團的盈利邏輯不僅服務首都數字經濟戰略，也體現國家層面公共數據治理和市場化試點的戰略意圖。其商業模式為全國其他城市提供了可複製的參考樣本，尤其是在公共數據資產化、數據交易平臺建設及產業應用落地方面。

第四章北京與上海、深圳等地數據集團對比分析

隨着中國數據要素市場的快速發展，北京、上海、深圳等重點城市的數據集團成為推動數字經濟的重要力量。儘管都以數據資產化和數字服務為核心，但各城市的數據集團在戰略定位、業務模式及資源稟賦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不僅體現了各地的政策導向，也反映了城市在全國經濟版圖中的功能分工與產業優勢。

4.1 戰略定位差異

北京數據集團依託首都的政策、科研和公共服務優勢，將公共數據治理、數據交易和智慧城市建設作為核心任務。其資源稟賦以政務數據、科研數據和國企數據為主，形成全國範圍內的數據集聚中心。北京的數據集團不僅承擔數據市場的引導職能，更在公共服務、AI應用和智慧城市建設中發揮示範作用。這使其在全國數據資源佈局中具備政策引領和標準制定能力。

相比之下，上海數據集團的定位更偏向產業賦能與市場化運作。作為全國金融和貿易中心，上海的數據集團着力整合金融數據、貿易數據及產業鏈數據，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和跨境業務提供支撐。其優勢在於能夠將數據資源直接服務於高附加值業務，推動數據資產的商業化變現。上海的數據集團在市場化運作、金融科技應用和跨境數據流通方面形成了全國示範。

深圳的數據集團則充分利用創新型城市和產業互聯網高地的優勢，將企業數據、工業數據及AI場景數據作為核心資源。其發展策略強調技術驅動和產業創新，通過企業數據服務和工業互聯網應用，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圳的數據集團在快速商業化轉化和技術落地方面表現突出，與本地創新型企業和製造業深度結合，形成以產業應用為導向的數據運營模式。

4.2 資源稟賦與業務模式

三地數據集團的差異不僅體現在戰略定位，還直接反映在資源稟賦和業務模式上。北京以公共數據和科研數據為核心，業務側重政策試點、數據交易和公共服務支撐；上海的數據集團資源更多聚焦金融和貿易數據，強調商業化運作和跨境數據應用；深圳則以企業級數據和工業互聯網數據為主，業務模式突出技術驅動、產業賦能和應用落地。

這些差異進一步體現為三地對數據市場化程度的不同理解。北京在推進數據資產化和交易平臺建設的同時，更注重政策導向和公共價值保障；上海和深圳則更強調數據的經濟價值和商業回報，數據資源直接與企業生產、金融交易和創新場景掛鉤。

4.3 城市經濟特色與數據集團的協同作用

北京、上海、深圳的數據集團發展與各自城市的經濟結構密切相關。北京作為全國政治、科研和創新中心，其數據集團形成了政策引領型、公共價值導向的數據服務體系，為全國數據市場提供標準和示範。上海作為金融和貿易中心，其數據集團通過整合金融、跨境和產業鏈數據，為企業提供高價值的數字化服務，支持城市國際化和產業升級戰略。深圳作為創新型城市和製造業高地，其數據集團通過企業數據和工業互聯網應用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型，實現數據向經濟效益的快速轉化。

在全國數據版圖中，北京的數據集團承擔標準制定和政策引導職能，上海的數據集團形成金融數據和產業鏈數據高地，深圳的數據集團則成為技術驅動和產業應用中心。三者在資源稟賦、業務模式和市場化路徑上的差異，實際上體現了中國數字經濟版圖中不同城市的分工與協同。

4.4 綜合分析

總體來看，北京、上海、深圳三地數據集團在戰略定位、資源稟賦、業務模式和市場化路徑上各具特色。北京突出政策引導與公共價值，上海側重金融貿易賦能和商業化運營，深圳強調技術驅動和產業應用。這種差異不僅符合各城市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特點，也形成了全國數據市場互補和協同發展的格局。

第五章北京數據集團對全國數據要素市場的帶動效應

5.1 政策制度引領作用

北京數據集團的成立並不僅僅是地方國資平臺的一次整合，而是中央和北京市政府順應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戰略性部署。北京作為國家政治中心和政策策源地，其數據資源體系與制度設計天然帶有「全國複製」的潛在效應。

一方面，北京數據集團依託首都在國家部委、央企和科研院所的高度集聚優勢，能夠率先探索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數據確權登記、跨部門數據共享等基礎制度，為全國提供可驗證、可推廣的制度樣本。

另一方面，北京的數據資源涵蓋政務、科研、醫療、金融等關鍵領域，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直接相關，相關制度設計一旦成熟，其政策外溢效應將推動全國各地形成一致的市場規範。

5.2 公共數據開發的示範效應

公共數據是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的突破口，也是最具牽引作用的資源類型。北京在全國擁有最龐大的政務數據資源庫和政策信息集羣，北京數據集團若能實現公共數據的集中治理、確權登記、分級分類管理與有序開放，將為全國公共數據資產化奠定標準化範式。

例如，在醫療健康領域，北京數據集團可以與三甲醫院、國家級科研機構合作，建立醫療大數據共享與應用機制；在交通治理方面，可通過智能交通系統將政務數據與企業數據融合，形成標準化的應用案例。這些實踐不僅滿足本地治理需求，也為其他城市提供借鑑與複製的路徑。

5.3 央企與部委數據整合的戰略突破

與上海、深圳相比，北京在央企總部和國家部委集中的獨特優勢，使其數據集團有條件率先探索「部委—央企—地方」三位一體的數據資源協同模式。這種模式一旦打通，不僅能服務北京地區產業數字化和治理現代化，還能形成全國性數據資源共享和流通的頂層機制。

這類突破具有兩重價值：

經濟價值：央企掌握的能源、交通、通信等領域的生產性數據，將通過北京平臺轉化為全國性數據資產，推動產業鏈數字化升級。

治理價值：部委數據與地方政務數據的聯動，將推動跨區域、跨部門的數據協同治理，助力國家數字治理體系建設。

5.4 對數據要素流通與交易的帶動效應

北京數據集團定位中包含「全國性交易撮合與運營樞紐」的角色。儘管其交易所功能尚在建設階段，但憑藉其制度權威性與政策資源，北京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潛在帶動效應：

交易標準統一：通過推動數據分類分級、價值評估與合規審覈，北京可率先制定全國統一的交易規範。

跨區域市場聯動：北京可發揮中樞作用，打通與上海、深圳、粵港澳大灣區等地交易市場，實現「全國一盤棋」的市場格局。

國際規則對接：北京作為政策與外交窗口，可率先推動我國數據交易規則與國際數字貿易規則接軌，在跨境數據治理中形成國家話語權。

5.5 技術與安全的協同效應

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與數據安全保障方面，北京具備「雙重優勢」：一是集聚了包括國家級算力中心、網絡安全企業和科研機構在內的強大技術資源；二是國家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和人工智能治理等重要政策均在北京率先落地。

因此，北京數據集團不僅承擔市場化任務，還將在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可信計算、數據確權等方面率先形成可複製的技術路徑。這將有效緩解全國各地在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中普遍面臨的「安全與發展」平衡難題。

5.6 潛在風險與應對建議

儘管北京數據集團的示範作用明顯，但其帶動效應能否全面釋放，還需注意以下風險與挑戰：

制度協調複雜性：部委、央企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多重利益博弈，制度設計需兼顧效率與公平。

市場化不足風險：若過度依賴政府推動，可能導致市場活力不足、企業參與積極性不高。

數據安全與隱私合規壓力：在全國推廣的過程中，必須防止因制度不完善而引發的數據泄露、合規爭議。

跨區域競爭與合作失衡：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可能在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中出現競爭與利益分配問題，需設計合理的分工與聯動機制。

建議路徑包括：推動跨區域數據治理協同機制建設；制定清晰的公共數據定價與收益分配製度；在數據安全與合規方面形成全國性統一標準；探索央企與地方的聯合治理模式。

第六章國際經驗借鑑與北京模式的全球比較

6.1 國際數據要素市場發展的主要路徑

從全球視角來看，數據要素市場的建設呈現出多元化路徑，主要有以下三類模式：

歐盟模式：以數據主權和公共利益為核心

歐盟通過《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數據治理法案》（DGA）、《數據法案》（Data Act）等一系列立法，確立了以個人數據保護、企業數據共享和公共數據再利用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其重點在於通過嚴格的數據保護規則保障公民權益，同時通過數據空間（Data Spaces）的建設促進產業間數據共享。

美國模式：以市場驅動和企業創新為主導

美國沒有建立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制度，而是依託大型互聯網企業、金融機構和醫療巨頭形成事實上的市場生態。其特點是企業主導、市場驅動，強調數據作為商業資產的產權保護和應用創新。政府在其中更多發揮反壟斷和安全監管作用，而非主導市場建設。

日本與韓國模式：以政府主導的產業平臺為抓手

日本政府提出「Society 5.0」戰略，推動產業、學術和公共部門共享數據，強調「數據驅動社會」。韓國則由政府牽頭建設國家數據交易平臺，並通過立法明確公共數據開放和利用機制。兩國都強調政府作為引導者，兼顧市場機制與產業發展需求。

6.2 國際經驗的關鍵啟示

從以上模式中，可以總結出幾個對北京乃至中國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具有啓發意義的要點：

制度前置與法律保障：歐盟的經驗表明，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必須以完善的法律法規為前提，尤其是在確權、隱私保護和跨境流動方面。

市場機制與企業主體性：美國的實踐顯示，企業創新是釋放數據價值的關鍵，政策不宜過度替代市場。

政府主導與公共價值：日韓模式提示，對於處於制度探索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需要發揮更強的統籌和組織作用，尤其是在公共數據開發和標準制定方面。

6.3 北京數據集團的模式特徵

北京數據集團與國際模式相比，具有以下獨特特徵：

政策驅動型：北京數據集團的成立是政策推動和政府主導的直接結果，體現了「制度先行、頂層設計」導向，與歐盟和日韓較為接近。

產業與治理雙重定位：不同於美國以商業為主導的路徑，北京數據集團同時承擔了公共數據運營和產業數據開發的雙重角色，兼具市場與治理屬性。

央企協同優勢：北京作為央企總部聚集地，使得北京數據集團在全國範圍內有條件率先推動能源、交通、金融等戰略性數據的流通，這在國際經驗中較為少見。

全球規則對接壓力：北京數據集團不僅需要解決國內市場建設問題，還需考慮與國際數據治理規則的對接，以避免在全球數字經濟合作中出現「制度孤島」。

6.4 全球比較中的北京模式定位

若將北京數據集團模式放置在全球語境下，可以將其概括為：「國家引導+市場探索+央企協同」的複合型模式。其優勢在於能夠快速推動制度創新和市場培育，短板則在於市場活力與國際化程度可能不足。

在全球比較中，北京模式可能的發展路徑包括：

借鑑歐盟，進一步完善數據確權、開放與安全的法律制度，提升可複製性。

學習美國，加強企業在數據要素市場中的主體地位，推動創新型企業和中小企業更積極參與。

參考日韓，發揮政府在標準制定和公共數據運營中的主導作用，推動跨產業協同。

6.5 對北京未來發展的啟示

從國際經驗出發，北京數據集團未來的發展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着力：

制度與市場的平衡：避免政府過度替代市場，應逐步向「政府引導、市場主導」轉型。

公共數據與商業數據的銜接：構建以公共數據開放帶動商業數據流通的機制，發揮示範效應。

國際規則與本土實踐的融合：在跨境數據流動、國際數字貿易等領域，推動北京經驗與全球規則兼容，提升國際影響力。

央企數據資源的全國化應用：探索央企數據與地方產業融合的新模式，使北京真正成為全國數據要素市場的核心樞紐。

第七章北京數據集團運營的核心原則與實踐路徑

7.1 原則體系的提出背景

北京數據集團的組建，並不僅僅是一次企業層面的整合行為，而是與國家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密切相關的制度性創新。作為北京市國資公司主導的新型數據產業主體，其運營必須在法律合規、市場機制與公共價值之間找到平衡點。因此，北京市國資委在論證與設計過程中，提出了若干基本遵循，以確保集團既能承載政策目標，又能實現產業價值。

與一般的企業戰略不同，北京數據集團的運營原則並不是「管理口號」，而是對現實問題的直接回應：如何兼顧政府與市場的雙重邏輯？如何在安全與開放之間保持張力？如何讓場景驅動真正轉化為市場價值？如何在首都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形成產業合力？這些問題決定了其原則既具普適性，也具有獨特的「首都特色」。

7.2 政府與市場的雙重作用

北京數據集團必須在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之間找到合理平衡。一方面，數據要素市場尚處於制度建設初期，產權不清晰、流通機制不完善、安全邊界不確定，單靠市場自發作用難以形成規範的交易秩序。政府的引導與規範是前提條件。另一方面，如果過度依賴政府主導，可能導致市場活力不足、創新空間受限。

因此，北京數據集團採取的路徑是「政府引導、市場化運營」。其所有權歸屬北京市國資公司，體現政府對戰略方向的把控；而在業務層面，則引入多元股東和合作夥伴，通過市場化機制開展數據資源開發、交易和應用。這種安排既保障了政策目標，又為企業靈活應對市場需求留出了空間。

7.3 合規與安全的底線思維

數據不同於傳統生產要素，其利用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北京作為首都，在數據安全方面承擔更高的政治責任。因此，北京數據集團在運營上強調「以合規為前提、以安全為底線」。

這種底線思維並非單純的防禦性約束，而是通過制度化、平臺化的手段，將合規與安全轉化為競爭優勢。例如，建設可信數據空間、完善數據流通基礎設施、建立全流程審計機制。這些安排不僅保障了數據要素的合規使用，也為金融、醫療、交通等高敏感領域的數據應用提供了制度信任。換言之，安全合規不是發展的羈絆，而是構建可持續數據生態的基礎。

7.4 場景驅動與價值轉化

一個常見的挑戰是：數據集團如何避免「重技術、輕應用」？北京數據集團的回答是堅持「場景驅動」，即通過政務、金融、產業、城市治理等應用場景來牽引數據資源的匯聚與價值釋放。

例如，在政務領域，北京數據集團與北京市政務和數據局合作，推動政務數據的授權運營，使其能夠服務於智慧城市建設與公共服務優化；在產業領域，則與能源、交通等央企建立合作，推動行業數據的共享流通。場景不僅是數據應用的起點，也是其價值實現的落腳點。

更重要的是，場景驅動不僅限於「供給數據給場景」，而是通過不斷循環積累，形成「場景—數據—價值」的閉環。一個典型案例是智慧交通：交通數據應用場景推動數據匯聚，數據再經過分析反饋優化交通管理，從而反過來提升場景價值，形成良性循環。

7.5 開放生態與產業融合

北京數據集團並非要在數據市場中形成「單一主體壟斷」，而是要作為樞紐構建開放型產業生態。其股東結構已經體現了這一理念——不僅有首都信息、數字認證等國資企業，還與北京金控、北京電控、亦莊控股等跨行業主體形成協作。這種安排使集團能夠鏈接政產學研金服用多元力量。

在生態構建上，北京數據集團通過戰略合作協議，與電信運營商、金融機構、科研院所建立聯動。這種跨界協同，不僅擴大了數據資源覆蓋範圍，也提升了市場應用的深度。最終目標不是打造一個孤立的「數據公司」，而是建設一個「數據產業聯合體」，通過開放與融合實現共贏。

7.6 原則的綜合性解讀

如果將上述邏輯綜合起來，可以發現，北京數據集團的運營原則並非割裂的四條，而是相互交織的整體：

政府與市場的雙重作用決定了戰略方向與運營機制；

合規與安全的底線思維奠定了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石；

場景驅動與價值轉化確保了市場活力與應用落地；

開放生態與產業融合則是擴大規模效應與形成全國引領的關鍵。

這種原則體系既體現了北京作為首都的特殊性，也迴應了中國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現實需求。

第八章：發展戰略與未來展望

北京數據集團的成立，是北京市落實國家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戰略的重要舉措。從現有的實踐經驗來看，其發展不僅關乎首都數字經濟的提升，更直接影響全國數據要素市場的制度供給與路徑探索。在未來發展中，北京數據集團必須在城市治理、產業創新與國家戰略之間找到平衡點，以實現可持續的戰略突破。

8.1 戰略定位：制度創新的引領者

作為在首都設立的市屬數據集團，北京數據集團天然具備制度創新與政策引領的優勢。不同於單純以市場化運營為目標的平臺型公司，它更強調在制度供給、標準制定和治理模式創新上的探索。換言之，其首要定位不是「市場中的一個參與者」，而是「市場制度與生態的塑造者」。這一定位意味着，北京數據集團的發展方向，將以國家戰略服務和城市治理現代化為根基，同時兼顧市場化運營與產業賦能。

8.2 發展重點：公共數據與央企數據的雙軌突破

北京在全國城市格局中的獨特性，決定了北京數據集團的兩大優先發展方向。

一方面，公共數據仍是其戰略突破的核心。北京聚集了大量政務、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數據資源，這為推進公共數據的系統治理、授權運營和價值釋放提供了獨特條件。通過構建覆蓋全市的公共數據資源目錄和共享機制，北京數據集團不僅能改善首都的治理能力，還能為全國提供可複製的制度樣本。

另一方面，央企數據的開發與運營是北京獨具優勢的賽道。央企總部高度集中在北京，涉及能源、通信、交通、製造等關鍵行業。如何打通央企之間的數據壁壘，推動數據要素在央企之間的共享與協同，將是北京數據集團在全國形成差異化競爭力的關鍵。央企數據如果能夠在保障安全與合規的前提下實現市場化運營，將為中國數據要素市場注入新的增量。

8.3 實施路徑：從制度供給到生態培育

要實現戰略目標，北京數據集團需要在制度、技術和生態三個層面形成協同推進。

在制度層面，北京應當繼續發揮「先行先試」的優勢，推動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數據資產定價、交易規範等領域的制度突破。尤其是如何建立合理的數據收益分配機制，將直接關係到其可持續發展。

在技術層面，可信流通與數據安全治理是實現跨部門、跨行業流通的前提。北京數據集團必須依託隱私計算、區塊鏈、可信執行環境等技術，打造首都級的可信數據空間。

在生態層面，僅依靠政府和集團自身遠遠不夠，還需要整合科研機構、龍頭企業和中小創新企業的力量，形成「產學研用」一體化的創新生態。通過聯合試點和應用場景示範，北京可以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數據要素產業鏈。

8.4 未來展望：首都樣板與國際窗口

展望未來，北京數據集團的發展至少呈現出三個值得關注的方向。

第一，它有望成為全國公共數據資產化的先行者。隨着數據授權運營機制逐步完善，北京將率先探索出公共數據價值化、收益分配和風險防控的標準路徑，為其他城市提供可複製的模式。

第二，它可能發展爲央企數據要素的樞紐平臺。北京作為央企總部經濟最為密集的城市，有條件把央企數據作為獨立的市場板塊來推動，從而形成「央企數據北京模式」。

第三，它具備打造國際化數據平臺的潛力。在全球數據治理與跨境流動成為焦點的背景下，北京依託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全球交往平臺的優勢，可以率先探索跨境數據合規流動與國際合作，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數字治理的重要窗口。

結束語

北京數據集團未來的發展邏輯，不應只是追求企業層面的盈利，而更在於為國家和首都提供數據制度創新的解決方案。它既是市場的參與者，也是規則的塑造者；既要實現北京數字經濟的增長，也要承擔國家數據要素市場制度探索的使命。只有在制度創新與市場化運營之間找到平衡，北京數據集團才能真正發揮「首都樣板」和「國家標杆」的雙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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