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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02 09:08
7 月末,廣東省教育廳印發《關於進一步規範全省中小學教輔材料進校園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通過中小學和幼兒園擅自推薦、發放、代購教輔材料」,嚴格實施「一科一輔」,禁止學校統一推薦或要求學生購買課外讀物。
隨着 9 月開學季的到來,這紙通知在廣東各地迅速落地。多地學校通過家長會、校園公告等形式對教輔進校進行明確要求——小學階段教輔由教育部門統一免費提供,學校及教師不得額外推薦或徵訂;初中階段僅允許使用省教育廳評議目錄內的教輔,目錄外產品嚴禁入校;高中階段雖可自主審覈選用,但需嚴格執行 「一科一輔」,且需公示選用清單並報教育部門備案。
一石激起千層浪。許多家長在微信羣、微博等社交平臺表達了對新規的困惑與焦慮:「沒有教輔,孩子怎麼鞏固知識?」「學校不統一買,我們自己又該如何選擇?」面對熱議,深圳市教育局於 9 月 1 日發佈《關於義務教育學校發放教輔材料的説明》,明確表示深圳市義務教育階段教輔材料將由學校按「一科一輔」原則,從官方免費目錄中統一徵訂、免費發放,並於 9 月 5 日起陸續發放。
官方文件與民間反應形成鮮明對比,一邊是教育廳從政策頂層設計出發,試圖斬斷教輔灰色利益鏈、重塑教育生態;另一邊是家長和老師陷入「教輔過渡期」的迷茫。這場教輔「變局」,究竟在試圖解什麼題?又會引發怎樣的連鎖效應?
教輔材料的「野蠻生長」,是過去應試教育生態的縮影。在「雙減」前,廣東家長人均每年教輔支出超 800 元,部分城市高達 1500 元。書店教輔專架從幾平方米擴充到半層樓,寒暑假作業、同步練習、拔高特訓……琳琅滿目的教輔背后,是家長焦慮情緒的「具象化」。教輔與焦慮相互作用,越走越深,最終陷入惡性循環,形成教育的「內卷鏈條」。
而此次廣州的力度之大。通知明確,小學階段禁止推薦教輔,政府免費提供同步練習與寒暑假作業;初中實行「一科一輔」限制,且必須從省評議目錄中選擇;高中階段取消評議目錄,由學校自主審覈選用教輔,但需公示所有信息。看似層層遞進的管理方式,實則在小學階段直接切斷了教輔的「市場化生存空間」。
這並非臨時起意。早在 2012 年,教育部等四部門就聯合印發《關於加強中小學教輔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嚴格執行「一科一輔」。2014 年,教育部再次發文,明確要求「嚴禁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違規干預、插手教輔材料的選擇推薦和編寫、發行、訂購等工作」。廣東此次政策則是對中央政策的進一步細化和強化,把「紙面政策」拉回現實。
廣東發佈的通知要求做到「六個嚴禁」,其中就包括,嚴禁違規向小學生推薦教輔;嚴禁目錄外教輔(初中)進校;嚴禁強制或變相強制徵訂;嚴禁違規擴大徵訂範圍;嚴禁捆綁搭售、進校推銷;嚴禁借教輔代購違規謀利。
而其背后,更藏着教育治理的兩難。一方面,教輔市場長期存在的盜版侵權、內容低質等問題,讓免費教輔成為「燙手山芋」;另一方面,教輔採購中隱蔽的利益鏈條依然難以根除,從教材經銷商到家委會,層層抽成現象時有發生。文件中明確嚴禁「借教輔代購謀利」,並要求高中教輔價格透明化(如印張數與定價掛鉤),正是對這一灰色地帶的精準打擊。
隨着教輔政策的全面收緊,廣東教育生態中的一些潛在矛盾正逐漸顯露出來。
在城鄉教育鴻溝依然顯著的現實下,教輔禁令可能進一步拉大教學資源差距。珠三角地區學校憑藉雄厚師資與教研能力,能夠快速開發高質量校本練習資源。而粵東西北部分學校,卻因教師隊伍薄弱、教學經費有限,在「禁輔」后陷入「無米之炊」的困境。
教輔的缺位,也暴露了部分教師教學能力的短板。過往教輔承擔了大量作業設計功能,如今政策要求「提升教師作業設計水平」,但現實是,2024 年廣東中小學教師培訓經費投入中,僅 5%用於作業設計專項培訓。教師在短時間內難以完成從「教輔依賴」到「自主命題」的角色轉型,這可能導致教學效果的下滑。
家長的焦慮情緒正在以新的形式蔓延。在「雙減」后首個教輔禁令學期,廣州某小學家長羣中,超過 70%的家長表示將自行購買教輔,「孩子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觀念根深蒂固。而部分高端家教機構已嗅到商機,推出「教輔解讀定製服務」,單次收費高達 300 元,這無疑讓教輔禁令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值得注意的是,家長對「額外練習」的需求並未因禁令消失,只是在政策壓力下轉換了渠道。 除高價家教外,需求會大量轉向線上教育 APP、付費題庫、二手教輔交易羣乃至打印店私下整理的「試題合集」等更為隱蔽的形式。這種「地下化」趨勢使得教育資源獲取更依賴家庭的經濟資本與信息資本,可能從「明面上的不均」轉向「暗地里的更不均」,監管難度更大,教育公平的挑戰更為複雜。
教輔政策的收緊,同樣在教育出版領域引發了深度地震。作為教育資源的傳統提供方,各大出版社與民營教輔公司過去依賴學校統一徵訂的「渠道為王」模式幾近失效,市場急劇萎縮,營收自然也會斷崖式下跌。部分過度依賴教輔產品線的中小型出版社和文化公司甚至面臨被淘汰出局的命運。
為在變局中求生,一些實力雄厚的出版機構可能會利用自身強大的內容研發和作者資源,從「產品供應商」轉向「服務提供商」,為珠三角等付費能力強的學校提供「定製化校本練習」的解決方案。然而,這實質上可能導致從「公開市場的教輔」轉向「壁壘更高的校本教輔」,將資源不平等從學生層面部分轉移至學校採購能力的層面。
隨着嚴控政策的全面落地,教輔市場的傳統格局也將面臨重構。當小學階段完全由政府免費提供、初中被嚴格限定於省級評議目錄、高中也必須經過透明化流程的公示與備案,曾經依賴學校渠道「走量」的教輔市場規模大幅縮水已成定局。原來「吃香的」同步練習冊、假期作業和專題訓練等退出體制內採購清單,這意味着以紙質教輔為核心產品的傳統出版業務也隨之驟減。
面對生存壓力,部分出版社不得不尋求轉型。一方面,它們可能嘗試將積累的內容資源重新整合,開發數字化教育產品,例如配套教材的在線題庫、教學 APP 或視頻微課,以期通過「內容+技術」的方式尋找新增長點;另一方面,一些機構憑藉其內容策劃和作者資源優勢,轉向為經濟發達地區的學校提供定製化校本資源服務。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這種「to B」的轉型可能從另一維度加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經濟實力強的學校能夠購買更優質的專屬資源,而薄弱學校則可能面臨「數字鴻溝」的二次衝擊。
在這一輪洗牌中,更具靈活性和技術稟賦的數字教育公司可能迎來新的發展窗口。這些機構無需揹負傳統出版的渠道包袱,而是直接切入家庭端對個性化、智能化學習工具的需求。例如 AI 驅動的練習題定製、智能錯題本、自適應學習系統等產品,既符合政策對「創新教育服務形態」的鼓勵,也迎合了家長對「合規且有效」的課外學習資源的期待。
然而如果這些產品最終走向高付費門檻的「精英化」模式,則可能無形中助長教育資源獲取的隱蔽市場化——表面上學校層面的「教輔亂象」被遏制,但家庭層面的教育競爭反而以更昂貴、更技術化的形態延續。教輔治理的真正難題,或許從來不止於「禁止什麼」,更在於「如何提供更好的替代品」。
廣東此番教輔治理風暴,絕非孤立的地方政策調整,而是一場關乎教育公平、市場秩序與治理能力的深度博弈。其所面臨的平衡減負與提質、疏解焦慮與保障資源多樣性等難題,恰恰折射出中國教育治理的普遍性挑戰。廣東作為教育大省,既具備改革試水的底氣,也集中暴露了轉型期的典型矛盾,其政策成效與衍生問題,為全國提供了關鍵的地方樣本。
教輔治理的難點,遠不止於「破」,更在於「立」。唯有建立起科學、開放、多元的教育資源供給體系,同步提升教師教學設計與校本資源開發能力,並對數字化教育新形態建立規範指引,才能避免焦慮以更隱蔽、更資本化的形式重現。
廣東的探索,實質上是一場關於「教育主權」的迴歸,究竟是將其還給學校課堂,還是讓渡給市場與家庭資本?廣東的答案,或許將影響未來十年中國教育的生態與格局。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多鯨」(ID:DJEDUINNO),作者:小春,36氪經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