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諾獎獲得者斯賓塞對話：AI 既放大了智能，也放大了愚蠢

來源：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引言

2023 年，諾獎學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教授出版了一本新書，《長期危機：重塑全球經濟之路》（Permacrisis: A Plan to Fix a Fractured World）。 

這本書用一個新詞來描述世界的狀態：permacrisis。其中 「perma」 意同 「permanent」（永久），指的是長期持續的狀態。是什麼東西長期持續？那是 「crisis」（危機）。這個詞表達的是，世界並不處於一個周期性的上行或下行，而是處於一個持續的結構性動盪，表現在各種危機的涌現。書的初衷，是想為這個因長期危機而撕裂的世界提供解決方案（A Plan to Fix a Fractured World）。 

那時候，他並不知道川普會帶來那麼多的危機，AI 帶來的潛在變革也遠不如今天顯著。 

而有意思的是，AI 革命是一場信息處理技術的革命。斯賓塞教授正因為對 「信息不對稱」 的開創性分析，於 2001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理論基石，恰恰是理解新一輪 AI 技術變革對經濟社會影響的一把關鍵鑰匙。 

那麼，到了有川普的 2025 年，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長期危機的演化？以及如何理解 AI 革命的跳躍式深化？

2025年6月9-10日，「2025羅漢堂-北大國發院數字經濟年會」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召開，會議期間斯賓塞教授與羅漢堂祕書長陳龍展開了一場下午茶對話，聊全球化和 AI。 

 以下為訪談實錄。

01

如何在持續危機的視角下理解當下的全球格局？

陳龍：你在 2023 年末寫了《長期危機：重塑全球經濟之路》（Permacrisis: A Plan to Fix a Fractured World）[1] 一書。迄今的一年半間，地緣政治問題更加突出了；同時，我們也面臨着技術的飛速變革。你有哪些最新的觀點可以與我們分享？

斯賓塞：在 2023 年末我們的書出版時，其實已經能看到技術的新趨勢了。但另一方面，世界仍處於一個 「全球經濟雖遭受衝擊，但終將恢復」 的認知狀態，所以那時人們對我們的觀點還略有懷疑，但現在他們不那麼懷疑了。當我們寫書的時候，世界上只有一場戰爭，后來變成了兩場。然后是特朗普帶來的衝擊，雖然不是持續性的，但也非常顯著。 

所以，現在當人們問起這本書，反饋通常是：「你們當初的判斷比我們想象的更準確。」 我們的基本框架今天看來依然穩固。我們強調，世界一方面要適應和克服長期的結構性阻力（如認知老化、生產率下降、債務上升、通脹和利率上升等），另一方面要通過多樣化等方式適應各種短期的衝擊。 

陳龍：那麼，最新的進展是什麼？ 

斯賓塞：最主要的更新是 「特朗普現象」 帶來的不確定性。這可以分為短期和長期。 

短期來看，他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性。有些不確定性需要通過雙邊談判與協商解決，有些或許會自行解決並消散，我們也將由此進入一種暫時的均衡狀態。

長期來講，不妨看看我現在生活的地方，歐洲。歐洲人已經明白，無論是在貿易、投資還是國防方面，美國作為一個盟友、鄰居和貿易伙伴，已經不那麼穩定，且不可依賴。這個結論正在影響歐洲的政策選擇。他們在增加國防開支，也在努力建構與中國及其他經濟體的關係。這些都是長期影響。在美國國內，削減科研經費等行為也有長期的后果。 

所以，更新就是，世界又迎來了一個巨大的、很大程度上未曾預料到的衝擊。

好消息是，這個衝擊雖然巨大，但還不足以致命。

我們知道美國佔全球經濟的 25%，這一比重固然大，但另外 75% 的全球經濟是富有韌性的，並且仍在持續進行着跨國投資與貿易。不難發現，當下發生的許多事情正在孤立美國。儘管美國經濟體量大且有韌性，但損害最嚴重的地方可能還是美國自己。 

此外，美國佔中國出口總額約 15%，是重要的貿易對象。但倘若中國能夠學會更好地適應衝擊，提高韌性，這一數字也絕非無解。退一步講，我們與 30 年前那個每個國家都緊緊依賴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經濟的時代已經遠遠不同了。 

陳龍：我們可以將當下正在發生的新的結構性變化分為幾類。其中一類是科技進步帶來的衝擊，另一類則是后特朗普時代的結構性變化。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斯賓塞：你説得對。關於特朗普，有兩點非常清晰，並且這兩點是十分相關的：第一，幾乎所有事情都是雙邊解決的。他們討厭任何多邊主義的東西，也不支持現有的多邊機構，比如 WHO 或 WTO。第二，后特朗普時代的世界如何變化將取決於其它國家的表現，如中國、印度、以及歐洲的主要經濟體等，而這將形成一種新的多邊結構。 

陳龍：我把這稱為全球的 「多邊發展秩序」。我想可以它概括為三種結構性變化：一是技術革命，二是后特朗普時代的與美國主導不同的多邊主義，三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崛起。這三者是相互關聯的。 

斯賓塞：我完全同意你的分類。如我們在書中所講，我們未曾預料到科技的發展是如此之快，顯然，我們也未曾預料到特朗普這一變量。我想表達的一點是：全球本來已經因為各種衝擊和地緣政治緊張而處於重構過程中，全球經濟的組合方式正在被國家安全等因素重塑，而特朗普所做的一切是把美國從這個過程中單拎了出來，從而改變了整個博弈的局面。

陳龍評

如何理解事物的本質狀態是重要的，因為這會決定我們的應對決策。 

斯賓塞教授用 「持續危機」（permacrisis）這個詞，來形容世界的狀態。在他眼中，世界並不是處於某種周期中，而是在結構性的動盪中。 

特朗普的行為，只是改變了持續危機的規則。 

這個持續動盪的視角，對於理解世界，乃至中國經濟，可能都是有借鑑意義的。

02

AI 與增長：技術的潛力與分配的挑戰

陳龍：關於 AI 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你怎麼看？顯然，人們持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會是一種新的 「索洛悖論」（Solow Paradox），有人認為 GDP 會因此飆升，也有人，比如阿西莫格魯[2]，對此的態度似乎並不樂觀。 

斯賓塞：事實上，阿西莫格魯認為存在兩類 AI。其中一種能帶來不錯的宏觀經濟表現以及良好的分配結果。但他認為我們並沒有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因為技術正被那些只關注自動化的人所主導。我們需要避免陷入自動化的陷阱。他所謂的 「蹩腳的 AI」（So-so AI），就是那種過度強調自動化、取代工人、只帶來邊際財務收益的 AI。 

但總的來説，他的觀點並不總是消極的。他會説，如果我們能避免 「蹩腳的 AI」，那麼 AI 的潛力還是很大的。他幾乎總是在結尾補充説，如果我們想實現好的結果，就必須做出改變，因為我們目前的軌跡並非如此。

陳龍：AI 能否逆轉生產率增長放緩的趨勢？ 

斯賓塞：誠實的回答是：我們不知道。在塵埃落定之前，我們不會知道。但我也並不認為生產率會在短期內飆升。技術發展得如此之快，技術帶來的增長滯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各行各業不可能立即從中受益，因為他們還沒想明白怎麼用。我們或許會看到 AI 為科技、金融領域的大公司們帶來巨大的優勢，但整個經濟體中仍然存在對技術反應迟緩的部門，並牽動着大量的勞動力。 

此外，技術與科學是不同的，技術的重心不僅在於其是否被發明出來以及發展的速度有多快，還在於其成本能否降到足夠低並普惠大眾。我對此持樂觀態度，唯一的限制是，在經濟層面，有很多因素會拖慢我們的腳步。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也只會看到漸進的增長。谷歌的新任首席經濟學家法比安・庫爾託・米萊特（Fabien Curto Millet）也持類似觀點。 

陳龍：我認為這里存在着兩種相反的力量。一方面，這次的技術顛覆性極強。我與許多企業家交流，他們都在談論 「20/80」 法則，即 20% 的人將利用 AI 完成 80% 的工作。這意味着許多工作，特別是白領工作，將被機器取代。這會顛覆收入結構。此前，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3] 在羅漢堂前沿對話上表示，他不認為失業率會顯著上升。然而，這些被替代的白領工人不會太開心，他們並不想只是拿到一份全民基本收入或是從事就業質量更低的工作。這種顛覆性的替代效應，在宏觀經濟上的結果仍是模糊不清的，我們不清楚有多少人會從中獲益，事實上，相當一部分人將受到衝擊。 

但另一方面，AI 也有非常普惠的一面，全世界的人有機會藉助 AI 擴展能力以及獲取更多資源。這兩種效應大概率將同時發生，可能不會立刻體現在 GDP 增長的數字中，這使得我們很難在一開始就將其看透。但不管怎麼説，與其僅僅盯着增長，或許我們更應仔細地審視這兩種力量，才能更好地理解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

斯賓塞：我理解你的觀點，但我仍想為 「增長」 辯護。原因有二： 

第一，看看許多經濟體的現狀：不少經濟體面臨着嚴峻的人口問題（老齡化、低生育率等），比如歐洲、韓國，包括中國也存在相似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健康的退休制度（具備這一點的國家並不多），你將不得不提高撫養比，年輕人會非常憤怒。 

此外，部分國家還面臨着高債務水平，尤其是主權債務，高利率水平、高通脹等問題。在一個開放以及新興經濟體迅猛增長的全球化時代，供給側的彈性是相當高的，但此時它也已經出現了下降。 

我們手中唯二的兩顆能夠寄予希望的 「銀彈」，一個是通過移民改變人口結構，另一個是大幅提高生產率，使重擔不必全落在工人肩上。尤其是在歐洲，這個問題非常嚴峻。歐洲真的需要嚴肅考慮這些問題，以應對長期停滯的增長率。 

第二，如果你想在一個低增長的環境中解決分配問題，那將是一場零和遊戲。你要讓一些人過得更好，就必須從另一些人那里拿走一些東西。這非常困難。相反，在中國經濟每年增長 8% 到 10% 的時期，雖然高收入階層的財富增長更快，但其他人也都在受益。 

所以，增長對於實現這些社會變革至關重要。但如果你必須選擇一個焦點，我同意你的看法，那就是關注微觀經濟層面的顛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以及這一切帶來的后果。

陳龍評

AI 到底在宏觀層面會如何影響經濟增長，實際上沒有共識。 

斯賓塞教授用幽默的方式暗示説，2024 年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西莫格魯教授，對此也是含糊不清。 

實際上，不管是不是在 GDP 中能夠顯示，AI 革命對經濟生活的影響毋庸置疑。所以，應該追究的是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 AI 的迅速發展，驚人的規模定律（scaling law），在宏觀經濟增長中並不顯性？第二，如果這樣，我們應該如何衡量經濟社會在擁抱 AI 革命的成功與失敗？ 

既然在宏觀層面難以直接回答，就要從微觀趨勢中尋找線索。

03

AI 經濟的工具箱——如何正確的組合要素

陳龍：接下來我想討論一下 AI 經濟的 「工具箱」（Toolkits）。你認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工具？無論是技術融入商業還是經濟，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它也需要正確的要素組合。 

我曾經與一箇中國產業領軍者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在經過三年的實驗之后，最終摸索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認為一個理想的團隊組合是，1/3 是懂 AI 的技術專家，1/3 是負責技術落地的工程師，還有 1/3 是深諳業務的人。而這個團隊的領導者，必須是那個最懂業務的人，而不是 AI 專家。 

我想説的是，在商業層面，我們需要通過實驗，來找到如何將這些要素組合在一起，從而成功擁抱 AI 的方法。那麼在宏觀層面，我們應該如何定義正確的組合？在當前的發展階段，我們尤其需要 AI 科學家與實踐者，也同樣需要政府的參與。這些角色的正確組合是什麼？你又是如何思考這一問題的？ 

斯賓塞：我非常同意這個總體框架，但我認為沒有一個通用的答案。當人們在進行實驗時，他們總是有理由的 —— 他們在試圖找到答案。但我懷疑，當你從一個行業到另一個行業，從一種業務到另一種業務時，答案是不同的。 

我也完全同意，經營企業的人必須是那些從根本上了解並熱愛這項業務的人，而不是技術人員。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你想引導技術的發展方向，使其能夠創造出有益於整個經濟和勞動力市場演進的工具，那麼你應該設立什麼樣的激勵機制？現在，那些大型科技公司正在構建各種東西，他們的員工是被一套精心設計的激勵結構推動着工作，包括追隨他們的好奇心。但R&D 並不總是能夠落地，這種情況在私有部門時常發生，在公共部門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問題。我們缺乏針對這一問題的激勵與機制設計研究，以促使人們做出真正的貢獻。 

陳龍：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幾個層面。在宏觀層面，政府如何提供正確的基礎設施，以及政策引導？在商業層面，如何啟動？在勞動力層面，如何培訓他們？如何讓每個人都因為 AI 而變得更聰明。有了這個框架，我們就可以分析哪個國家做得好，以及為什麼。總體上，歐洲的情況很奇怪，AI 沒有真正起飛。 

斯賓塞：歐洲的根本問題在於，它是一個由若干中等規模經濟體組成的沒有完全整合的集合。在資本市場、基礎和應用研究的資助、服務業一體化等多個維度上，它都沒有充分利用規模優勢。看看他們的公司規模和資源。蘋果公司的市值是整個米蘭證券交易所總市值的六倍。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獨角獸公司要上市時，只會選擇紐約、香港、或其它地方，而不是歐洲。 

在布魯塞爾，他們現在明白了這一點。但國家層面的政府，由於民眾的投票模式，往往對這些長期問題視而不見。當我走在意大利的街頭，我會有一種緊迫感，我們的增長已經停滯了 25 年。比起一個發達國家，我們更像一個新興的中等收入國家。但大多數人並沒有這種緊迫的感覺，自然也沒有形成一股力量促使政策層面有所作為。縱使這里存在一些尋求改變的商業領袖，但他們的力量尚不足以改變議程的方向。 

陳龍：這有點類似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的 「全球化三元悖論」 在歐洲的演繹。如果你尋求國家的發展利益，首先需要得到本土選民的支持，而后進行跨越國界的合作，但這些事務在歐洲進行的並不順利。歐洲無法像一個國家一樣行動。 

斯賓塞：是的，它是碎片化的。當然，每個經濟體都有這種問題。但歐洲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歐洲仍活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經濟中，並進行着專業化。但歐洲的問題是監管，我們不能讓監管把自己逼進死衚衕。當每個人都有否決權的時候，連建設一條鐵路，一座能源工廠都是那麼艱難。馬克・鄧克爾曼[4] 的新書《為什麼一切都失靈了：誰扼殺了進步以及如何讓它迴歸》（Why Nothing Works: Who Killed Progress and How to Bring It Back）很好地描述了這一點。

歐洲人偶爾會聚到一起做一些事情，空客顯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位於法國與瑞士邊境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他們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對撞機。現在，當美國不再是一個令人神往的追求科研或其它夢想的地方時，歐洲應該思考如何吸引人才迴歸。 

陳龍：我們可以將國家分為幾類。中國和美國是一類，擁有大市場，良好的科學基礎與政策意識。歐洲則是另一類。另外還有很多規模更小的國家，你認為小國應該如何在變局中生存？ 

斯賓塞：如果你的國家規模很小，在一個相對開放的全球經濟中實現專業化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因為你無法什麼都做，這就像一家小公司。對於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故事也是一樣的。他們需要良好的治理、基礎設施和投資水平來創造機會，並且必須與全球經濟保持聯繫。你不可能僅靠國內需求在一個低收入國家實現高增長。我想新興國家完全理解這一點的重要性。 

陳龍：換句話講，無論國家大小，都需要有需求。大國天然有國內需求，小國則必須通過開放來獲得需求，然后再配合正確的政策組合。 

斯賓塞：是的，這就是為什麼維持一個相對開放的全球化版本對每個人都如此重要。 

陳龍：你如何看待技術的擴散與滲透？顯然特朗普想要施加很多限制，包括國際簽證等。你認為現狀有多糟糕？ 

斯賓塞：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對大學與科學的攻擊，還沒有延伸到私營科技領域，如美國的科技巨頭們。這些私營企業也是科技進步的重要推動力。我並不是説這種情況會一直持續下去，但如果我們仍嚴重依賴過去那樣的結構，即政府是基礎研究的主要資助者，大型實驗室和大學是主要研究機構，那麼情況就會大不相同，被特朗普的影響會更大。 

陳龍：如今有兩股不同以往的力量。其一是私營部門，全球公司正發揮着巨大的作用。其二是除中美之外的多個利益相關方，他們自然對當前正在發生的事情感興趣，也有能力做到一些事情。 

斯賓塞：我同意。世界格局已經變了。如果你回到 90 年代，發展中世界大部分是貧窮的。但現在，中國體量龐大，仍保持着相對較高的增長潛力，並擁有人力資本等作為支撐；印度大部分地區都具有實現高增長的潛力；還有許多其他中等收入國家，他們不具備中國或印度的條件，增長前景也因此看起來更加低迷，但這些國家體量仍然相對龐大且具有一定韌性。所以我認為這個畫面是準確的。

陳龍評

一個討論得不夠的重要祕密是，科技革命需要合適的土壤，是需要被有規劃的去擁抱的。那麼這些要素是什麼？政府應該做什麼剛剛好，提供可以生根發芽的基礎設施，同時又不過度干預，扼殺市場活力？

縱觀全球，應對政策和效果都相差極大。值得被深入討論。

04

中國電商模式的新進展：從「閃購」談起

陳龍：説到在中國發生的一些生機勃勃的新東西，我想給你展示一下近些日子中國電商平臺出現的一些新奇事物。淘寶近期推出了一項名為 「閃購」 的服務，這一服務意在將電商平臺（線上）與本地商店（線下）相結合，如同外賣一般提供配送服務。舉個例子，這次開年會，我沒有時間出去買皮鞋，於是在網上瀏覽鞋子，這里有多種多樣的款式、大小、顏色供我自由選擇，並且能在半小時內送到我手中。 

斯賓塞：半小時內送到，這很了不起。在意大利（斯賓塞教授目前主要居住在意大利），我們尚未出現類似的替代品，亞馬遜等平臺仍舊以傳統的電商形態運作着。 

陳龍：這種模式的本質，是將電子商務與本地商業生態緊密結合。回顧過去，最初的電商模式打破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購物。但現在，通過與本地微觀經濟的結合，它創造出了一種新的服務模式，將一部分更為時效性的需求分離出來。不難想象，總有一部分消費者願意在一小時內儘快收到他們購買的商品。 

斯賓塞：我可以理解這種模式為什麼會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出現，因為庫存問題不那麼突出。但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地區，這種模式應該會很難實現。 

陳龍：一座城市具備合適的規模自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事實上，在 「閃購」 推出前，中國的外賣配送服務已經相當發達了。所以電商可以與這個成熟的配送網絡結合。這真正改變的是商業模式：你如何管理和分佈庫存？這對於一定規模的城市來説是可以實現的。 

斯賓塞：非常有趣。我猜測這種模式的確適用於人口密度足夠高的地區。在低密度地區我們或許也可以復現這種模式，但其提供的商品種類顯然不能太多。因為在固定人口基數下，商品越豐富，單一商品的購買頻率就越低。 

陳龍：沒錯。所以我們可以將商品分為兩類。一類是通用的、常規的物品，比如食物、日用品等，這些可以本地化供應，特別是當你有本地生產者時。另一類物品則需要庫存優化。如果企業能夠敏鋭感知到消費者的需求，事實上他們也必須這麼做，便可以在本地進行存貨管理。 

我想介紹給你的是，中國的電商行業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當市場競爭蔓延到線下，當所有的電商平臺都可以銷售同樣的商品時，單一平臺便失去了其獨特性。電商平臺若想要在競爭中生存，就必須做出改變。你必須滲透到更廣泛的經濟和商業中，也就是本地的實體店，讓所有的本地商店都互為倉店的電商 2.0，是融合線上線下的數字化生活方式。 

斯賓塞：這很有道理。假設你有 12 家本地商店，它們並不需要持有完全相同的庫存，而電商平臺會將他們的倉儲整合起來。 

陳龍：是的，它們既可以線下銷售，也可以線上銷售，從而連結成一張 「線上 - 線下」 的網絡。 

斯賓塞：歐洲離這一步還很遠。我們既沒有什麼可以在速度、可靠性上與亞馬遜相競爭的平臺，我也不認為他們會與小的零售商們進行如此深度的整合。 

陳龍：亞馬遜在中國沒有優勢，拿中美電商做比較或許不完全恰當。但我想説的是，這代表了下一波浪潮。

陳龍評

互聯網也罷，AI 也罷，如何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融入到商業和經濟生活中，帶來跳躍式的創新，是重要的現象，也是迷人的話題。

有的國家和企業，在某些階段如魚得水，有的則百轉難入。

05

AI會降低還是增加信息不對稱？

陳龍：最后一個問題，關於大語言模型（LLMs）和社會共識的達成。作為一位思考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專家，你對此有何看法？AI 會降低還是增加新的不對稱？ 

斯賓塞：這取決於信息的質量。如果互聯網上充斥着垃圾，而大模型只是複製這些垃圾，那麼你得到的只是一個 「愚蠢的導師」。但我認為它們做得比這更好。 

當我讓 Gemini 為我規劃一份關於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閲讀清單時，它不僅給了我參考書目，還列出了它沒有使用的網站，並解釋了為什麼 —— 因為它認為那些信息不重要或不準確。所以，至少它們在嘗試辨別信息。 

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如果人們不使用這些工具，或者把 TikTok 作為主要新聞來源，那麼即使有最好的學習工具也無濟於事。所以，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陳龍：總結一下，一方面，大語言模型正變得越來越強大和智能，這非常有用。但另一方面，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有其認知侷限性，很容易被操縱和誤導。這兩種力量似乎都在被放大。 

斯賓塞：你説得很好。這是一種很好的描述方式：它既放大了智慧，也放大了愚蠢。

注：

[1] 《長期危機：重塑全球經濟之路》由斯賓塞教授和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劍橋大學皇后學院院長、安聯首席經濟顧問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El-Erian）合著。在這本書中，他們試圖釐清全球經濟中各種力量的碰撞，以及全球經濟組合方式正在發生的巨大的、深層次的結構性變化，同時也剖析了全球治理體系的失靈，併爲如何走出這個「破碎的世界」，為世界重建穩定與繁榮的根基，提出了一份行動藍圖。中文版於 2024 年 6 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2] 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2024 年經濟學諾獎得主。

[3]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他與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戴爾·莫滕森（Dale Mortensen）因對「存在搜索摩擦的市場」的分析，而共同獲得 201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建立的 DMP 模型（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 model）是理解失業與勞動力市場動態的核心理論框架。

[4] 馬克·鄧克爾曼（Marc Dunkelman），布朗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員，曾在華盛頓擔任多個政府職位，併爲克林頓基金會工作，具有豐富的政府實務經驗。鄧克爾曼專注於研究美國政治治理效能問題，特別是進步主義運動的發展困境。他在新書《為什麼一切都失靈了：誰扼殺了進步以及如何讓它迴歸》中提出了關於美國藍州治理停滯的系統性分析框架，揭示了進步主義內部"賦權與制衡"的根本矛盾，為理解當代美國政治僵局和政府執行力衰退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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