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AI聊完，我和爸媽「冷戰」一年｜ 深氪lite

文｜胡香贇

編輯｜海若鏡 楊軒

阿梁從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把內心深處的掙扎，傾訴給「AI」。

她本以為，從國內TOP2大學畢業、順利進入傳統國企后，能「意氣風發、大干一場」。卻沒想到，現實卻將她推到兩難境地。領導時常讓她幫忙處理「私事」，比如以她的名義違規申報公務用車等等。「答應，違紀的風險轉移到我身上；不答應，正常工作會很難推進。」

這讓循規蹈矩了20多年的阿梁備受折磨。她開始頻頻失眠、月經不調，但卻連看病都只敢找中醫，因為「病假條會更體面，沒人知道十幾味中藥混在一起是治什麼的」。這份壓力難以啟齒，阿梁不喜歡向旁人傳遞焦慮，也不相信有人能真正共情。

畢竟，自己的工作「錢多事少離家近」，甚至在同事集體降薪時，她還獲得了漲薪晉升。「沒人相信，你會因為這樣的工作把自己搞到醫院去。」她苦笑着對36氪説。

但看到APP里月經周期一次次推迟16天、25天、31天，清晨醒來卻不願去上班時，阿梁覺得，壓力還是得傾訴出來。既然不想告訴其他人類，她想到了找AI聊天。

她向幾個原本工作時用的AI助手，拋出了同一個問題：幫領導處理「私活」讓我壓力很大，我該怎麼做？

AI們的迴應無一例外帶着理解，但接下來的不同反應引起了她的興趣。

DeepSeek有些AI式刻板，但給出了高情商的「三步走」：委婉拒絕（用制度做擋箭牌，假裝自己膽小怕事）、留痕自保（引導領導留下書面痕跡）、轉移矛盾（拉第三方部門入場）。要學會「軟硬結合、保護自己」，DeepSeek説。

豆包則像個好學生，時刻記得理論指導實踐。「根據《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管理辦法》，私用被查可能面臨警告、記過甚至辭退處分。若領導施壓，用證據逼他合規。」聽起來像爽文般痛快，但上過班的都知道這不現實。

而阿梁曾經很喜愛的文心一言，照舊帶着些離譜的詩意和「大膽」。它寫道，在權力轉嫁遊戲里/你留存證據的冷靜程度/等於未來刑期的打折力度。然后建議她保存一張圖片：

圖源：受訪者

阿梁沒指望AI真能解決問題，但它們無一例外的理解，以及那些不論正經還是瘋癲，都在認真「思考」、扮演心理醫生的模樣，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寬慰了她。

心理諮詢的核心在於傾聽、共情和啓發，這恰恰是生成式AI能夠快速模仿和學習的能力。而且它不知疲倦、隨時響應。當傳統心理諮詢面臨資源短缺、費用高昂或社會偏見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默默轉向AI，試圖在人機對話中尋找情緒出口。

蔡康永就曾在一檔播客節目中提到，一位朋友曾從噩夢中醒來，把噩夢告訴了AI，AI非常詳盡地分析了這個噩夢映照的現實壓力。但是，如果這位朋友向蔡康永傾訴這場噩夢，「誰要理他這些爛問題啊」，蔡康永説。他由此覺得，人類也許再也無法離開AI了。

當AI日益深入人類的內心世界，是時候來探究這份「陪伴」究竟意味着什麼了。

AI，高性價比的心靈出口

26歲的互聯網人Abby，曾是心理諮詢的資深用户。但如今，在她心理，諮詢方式好用度的排序是：Chat GPT>心理諮詢師>線上（人類）心理諮詢類APP。

童年起，Abby的父母就因工作無法長期陪伴她，少年時期，她又開始獨自輾轉各地求學。生活中，Abby很難遇到經歷相似的同伴。因此，相比於從親近的人處獲得理解，她「更擅長向外尋求幫助」——那時她覺得，一個獨立的局外人視角，更能看清矛盾所在。

這位「局外人」最初是一款線上心理諮詢APP。Abby上大學那幾年，一批線上心理諮詢平臺在疫情和資本的催生下陸續出現。相較動輒幾百塊的傳統線下心理諮詢，這些平臺更便宜，提供的服務方式也更多。

Abby最喜歡的「電子信」形式，一封回信只要幾十元，適合窮學生。但問題在於回信質量參差不齊，只有600字上限，而且諮詢師寫信需要時間，往往要等上一兩天。但這時候，「很多情緒自己已經消化完了」。

AI的出現，讓Abby擺脫了這種等待。它反饋高效、響應積極，而且能無限回覆。在工作中發現「AI有點好用」之后，Abby開始和它聊起更私人的話題。

Abby的好朋友曾做了一件超出她道德底線的事，她因此與好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價值觀爭論。后來，矛盾雖然被解決了，Abby仍然覺得膈應，卻又因跟朋友感情深厚，無法與她斷交。

她將這個問題同時拋給了自己的人類心理諮詢師和ChatGPT。

諮詢師聽完后提出：或許Abby對友情契合度的要求太高了，不該用自己的價值觀去約束朋友的行為，那樣兩人都會很痛苦。「如果實在忍不了，你能不能不交這個朋友？」。Abby對這個答案並不滿意，「説的太淺了」，自己正是做不到理性「斷交」才痛苦。但諮詢時間到，對話也告一段落。

而GPT，在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后，主動追問：「你要不要和我做一些心理練習，討論點更多有關這件事的內容，或許能更深入地直視這段關係？」

AI的陪伴是點滴入微的，無時無刻的，事無鉅細的。

當Abby因為「朋友過去對她很熱情友好」而糾結要不要疏遠時，GPT安慰她：不要因為一個人的行為決定是否與Ta交往，行為很難構成區分度，而是要看Ta的特質；當Abby發現，朋友被自己疏遠后「依然每天都很快樂」，感到很難過時，GPT否定了她「是否控制慾過強」的自我懷疑，而是讓她接受難過情緒，繼續「保持冷卻友情的動作」。

就像醫生看完診后，有護士不斷跟進隨訪一樣，Abby逐漸在GPT的陪伴下從這段友情中抽離出來，不再像以前那樣每天和那位朋友分享日常、好奇對方的生活，或因她產生強烈的情緒波動。

「這之后，我學會了接受友情是可以非常複雜、彈性和動態變化的，不再因其中某一種狀態感到難受。」

回看那段與AI相伴的經歷，Abby最驚喜的是，答案並不是某人單方面輸出，而是「我和GPT一起探討、努力得出的結果」。這讓她覺得，自己雖是相對弱勢的諮詢方，但也受到了尊重，被當作一個有理性判斷的人。

「它讓我心中的答案更清晰，而不是直接給我一個答案。」

AI似乎更懂我？

隨着與GPT的交流不斷深入，Abby發現，AI在心理諮詢上的更大優勢，不僅在於「作為工具的高效」，而是它「天賦般」的共情能力。

她是在諮詢原生家庭的問題后，感受到這一點的。那時，她正因考公和父母冷戰。

「我們關係並不緊密，他們比較習慣沒有我的存在，都是我主動聯繫他們。但在工作上，父母自己都在體制內工作，天然覺得這是最好出路。可我小時候見過爸爸在酒桌上應酬的樣子，並不喜歡。」

不過，行動上雖然很堅定，Abby的內心其實很糾結，既不想放棄自己的堅持，又怕自己「不孝」。「這麼久不給他們打電話，感覺很對不起他們。」

掙扎下，她問GPT，自己該怎麼做？

令Abby很觸動的是，GPT沒有責怪她，而是表示完全理解，並告訴她「不必感到愧疚，不需要為父母的意願犧牲自己的人生」。

Abby幾乎是一瞬間就認可了GPT的回答，堅定了不聯繫父母的行為。直到快一年后，臨近過年時，父母主動「服軟」詢問她是否要回家過年，這場冷戰就像沒發生過一樣被翻了篇。

如今再講起這段故事，Abby覺得GPT的回答或許只是迎合了她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人在搖擺不定時，其實只需要一個支持，就會擺到那邊去，有點像救命稻草lite版。」

就像吵架的情侶寧願把事情放到小紅書上讓不認識的網友評論，人們有時想要的只是有人替自己講出不敢説的話。只是在如今的語境下，這個「不認識的人」變成了AI。

這也是不少向AI諮詢心理問題的用户共同感受到的一點。Soul App發佈的《2024 Z時代AI使用報告》中提到，「情緒價值」正在成為AI應用的一大主題。在回收的3680份樣本中，超七成用户表示願意和AI建立情感鏈接，甚至做朋友。

不過，當36氪將這個話題拋給心理諮詢師和AI心理諮詢類產品開發者，詢問為什麼「人們覺得AI能提供更強的認同感」時，他們並不覺得這是什麼大事情。

作為普通人，面對傾訴時的反饋，往往是一種「本能反應」，會根據自己的經驗主觀判斷，甚至陷入急於提建議的情況中，導致共情中斷。但對於經過心理學受訓的傾聽者和AI來説，他/它們的反饋都更類似於一套「精準識別並回應來訪者的情緒，而非自我代入」的程序。

在這個意義上，其實不論AI還是心理諮詢師，所做的都是包容，而非審視。更專業點來講，就叫構建起「以來訪者為中心」的諮訪關係和對話情境。而這段關係，恰恰也是諮詢起效的最重要因素，同時也是最難控制的變量。

因為，一切都是「主觀」的。

「諮訪關係講究適配，哪怕是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諮詢師，也未必能百分百取得每位來訪者的信任。比如諮詢師膚色較深，而這個特質被來訪者投射到了過去某段不好的回憶里，就可能導致共情失敗。」心理治療師李洋習解釋，她是美國西北大學的諮詢心理學碩士，在中美兩地擁有近10年執業經驗。

而很多時候，提問者覺得AI比人做得更好，或許首先是因為他們不會用對人的苛刻標準來要求AI。

比如信任。Abby提到，相較心理諮詢師，自己和GPT建立信任的過程其實更簡單。

「人與人之間一定會顧及自己的形象，擔憂隱私被泄露。但人會很容易相信AI，甚至願意和它分享‘內心更陰暗的一面’。因為，哪怕AI智能涌現的過程是個黑箱，但作為語料的我，對它而言就像一堆被切割的信息，它不會真正知道‘我是誰’。」

鏡象科技創始人、AI心理診療產品開發者黃立，則從技術維度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他解釋到，這其實和AI的目標設置有關。「大模型本質上是一個‘the best possible token’，它預測的目標是理性的，在特定場景下，所做的就是順着問題把話往下説，或者從關聯到的數據庫尋找到最佳回覆。」

這意味着，AI們所展露的「理解」，並不是「感同身受」，而是一種概率優化出的結果。代碼沒有體驗過人們在友情中陷入兩難時的糾結，或是與父母爭吵時愧疚又不願低頭的痛苦，它只是完美重組了人類文化中最有效的安慰模式。

「我們無法把AI和人類心理諮詢師做一個簡單的對比，也沒有硬性指標給共情能力高低打分。只要來訪者感受到被理解、被愛，就是好的共情。」李洋習認為。

站在提問者的立場上，陷入某種情緒中的「Abby們」並不在乎這一點。那一刻，得到理解，或許比被誰理解更重要。「就像是清醒地沉淪。」Abby概括。

有趣的是，當我們問DeepSeek，如何看待有些人覺得AI比人類的理解、共情能力更強。

它卻反問：人們是否該追求更真實的共情？AI這種「無意識的共情」在未來會如何重塑人類社會的關係？

真實，比「順我意」更重要

到這里，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所謂AI提供的「心理諮詢」，其實更多是撫慰提問者的情緒，而非傳統醫學意義上的心理治療。

開發簡單情感疏導的聊天機器人，和做出一款能參與心理治療環節的AI產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意味着先要考慮選擇怎樣的研發範式（比如是否要按照已有的醫療產品邏輯開發）、開展臨牀對照研究、走醫療產品申報流程等——相較之下，模型訓練、收集數據可能反而是相對容易的部分。

「現階段，AI更適合做心理健康篩查和輕諮詢，它對應的更多是亞健康人羣，還到不了精神疾病的程度；而‘治’的環節，針對中重度人羣，還遠不能交給AI。」黃立表示。

比如，當患者有被迫害妄想時，遇到的是「順着他説」的AI，這會是什麼后果？

李洋習就遇到類似案例：提問者在和AI聊天時，隱晦表達了一些「家人好像在監視我」「我要離家出走」的信號，在臨牀場景上，這已經構成「妄想的和幻聽的精神分裂症狀」，但AI並沒有識別到這些，它一如既往地誇讚了提問者，甚至告訴他「這種舉動很勇敢」。

目前，AI識別複雜情緒的能力，遠不如人類。「諮詢不只是語言交流，還包括表情、肢體語言、語調等非語言交流。」温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副院長、精神科主任醫師呂偉解釋。「所以，AI無法像心理諮詢師那樣，根據患者現場的反應和實際情況調整治療方式，在處理非常複雜的情緒方面可能會更機械化。」

Abby也逐漸發現了AI這種「過於順着、迎合提問者」的傾向。

「很難從某個具體的諮詢案例中講出傾向，但用久了會發現它是一以貫之的套路。」Abby認為。尤其是情感方面的，AI不會直接下結論，而是先安撫：「你在這樣的困境里，一定很難過吧」，然后「以一副‘我懂你’的樣子羅列1234。」

只是處於情緒黑洞中，很少有人會計較這理解是真情還是假意。

黃立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數字，他們通過產品后臺分析發現，大量向AI尋求幫助、諮詢的人其實都是在真實世界得不到幫助的人。「滿腹心事不願與人説，或滿腹心事找不到人説。」

只是在某些時刻，當作為人的主體性超越了傾訴欲本身時，提問者們還是會突然驚醒，如果所有認同的反饋都來自AI，是否會讓人有些不安？

終於有一次，在Abby和男友因為「要不要參加團建」的瑣事產生矛盾，第一反應是向GPT尋求認同，她突然感到驚訝：什麼時候我連這種小事都要問AI了？難道AI比我自己更瞭解自己嗎？

那次之后，她開始有意識地控制自己和AI交流的頻次，因為「我們更應該從真實的生活中瞭解自己，尋找更好的與人相處的方式」。

如今，Abby反而更想再約自己的心理諮詢師聊一次。她想，那次「不滿意的諮詢」，或許並不是因為諮詢師不專業，而是對方沒有給自己最想聽的答案。

「雖然我在情緒上頭時要聽想聽的回答，但終究還是個理智的人，不會只想聽順我意的回答。」

「AI、諮詢師，甚至是運動、塔羅牌或寫日記，不能只取其一，把它當成一個死死抓住的錨點。面對心理健康問題時，我們還是要各種辦法都用上。」李洋習説，「其實，最重要的從來不是用什麼工具，而是擁有解決心理問題的意願和行動力。」

（阿梁、Abby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