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權運動與企業支持背后：以利益驅動的脆弱承諾

編者按：在過去幾年內，許多大型企業選擇通過發揮其自身影響力來支持平權事業，其中包括推出支持LGBTQ＋羣體的產品、以及在公開平臺發表聲明等等。另一方面，在某些地區試圖通過歧視性法案的情況下，一些企業則會以撤資為威脅進行干預，並取得了成效。然而，在2021年，共和黨州大規模提出歧視性立法的情況下，企業的干預與限制力量持續減弱。考慮到避免遭受黨內挑戰者的攻擊，許多在過去緩和立法的政治家也選擇跟隨共和黨的文化戰爭趨勢。此外，由於企業的鮮明立場可能引發直接對立，對利潤造成影響，許多企業也不再像過去一樣全身心投入運動中。對於寄希望於依靠企業來實現平權的羣體而言，他們必須意識到企業最終仍然以盈利為根本的現實；而在工會日益衰落、公民組織式微的當下，平權鬥爭依舊任重道遠。本文原載於《波士頓評論》，作者Joanna Wuest是Fund for Reunion-Cotsen LGBT研究的博士后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的講師。

近日，南達科他州州長克里斯蒂·諾姆（Kristi Noem）決定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性別隔離的運動。這一新聞本身並不新奇，畢竟，諾姆已經成為共和黨中最保守一派的寵兒。在2019年上任前，她一直是同性婚姻的強烈反對者；此后，她多次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發言，並試圖「打擊」她所在州的墮胎服務提供者。

克里斯蒂·諾姆

令人感到不同尋常的是，諾姆居然花了如此長的時間才公開支持這一限制性立法。在2020年到2021年，這位州長遭到了該州商界精英的強烈反對。其中許多人警告稱，對跨性別者權利採取強硬立場可能會招致破壞性的抵制。地區商會則表示，禁止跨性別羣體參與體育活動的法律將使亞馬遜公司遠離該州，因為后者正準備擴大其業務；南達科他州中的城市也可能失去與國家體育協會（如NCAA）簽訂的利潤豐厚的合同。該州最大的醫療保健網絡桑福德健康公司（Sanford health）則反對另一項提案，該提案將為變性青年提供與變性相關的醫療定為犯罪。諾姆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警告她，在這個問題上採取過於強硬和快速的行動可能會引發商界的反擊。他們列舉了之前州長們試圖限制LGBTQ+權利的失敗案例：其中包括2015年印第安納州的邁克·彭斯（Mike Pence）和2016年北卡羅來納州的帕特里克·麥克羅里（Patrick McCrory）的例子。諾姆的沉默激起了保守派媒體人士的憤怒，這些媒體惡意醜化了諾姆的幕僚長和顧問與反對該立法的企業存在關聯的「事實」。儘管保守派人士表達了憤怒，但來自商業部門的壓力依舊阻礙了立法。與佛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願意因為迪士尼抗議反LGBTQ+的州法律而懲罰迪士尼的做法不同，諾姆切實地感受到了經濟威脅。她緩和了立法決定並猶豫了兩年。

當然，這種企業行動主義（corporate activism）並不侷限於同性戀權利甚至進步事業。2021年3月，在佐治亞州頒佈反投票權改革后，一個由100多名企業高管組成的團體組織了一次商業封鎖，反對類似的行為。同年秋天，Match集團首席執行官沙爾·杜貝（Shar Dubey）宣佈，她反對德克薩斯州的反墮胎S.B.8立法。另一方面，右翼的反擊本身也是一個高度協同的企業事件。利益集團和媒體機構推進了對同性戀權利、生殖健康和選舉法的攻擊。包括聯邦黨人和捍衞自由聯盟等組織，得到了來自查理斯·科赫（Charles Koch）和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等躲在暗處的實業家的資金支持。他們認為在更大的權力爭奪過程中，將少數族裔當作替罪羊是有利可圖的做法。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這種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主義的聯盟一直在穩步增長。自從2010年最高法院在「公民聯合」一案中作出裁決，打開了政治黑錢的閘門以來，這種右翼商業行動主義已經迅速膨脹起來（2010年，最高法院的判決認定通過資助來播放批評其他候選人的競選廣告合法，但仍舊限制企業或組織對於候選人的直接金錢資助）。

經濟精英之間的鬥爭，是如何對公民權利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這些關於「覺醒的資本」（woke capital）的鬥爭預示着什麼？在這個民主衰落的時代，各種意識形態的資本家在幾乎所有的政治發展中都扮演着最突出的角色。隨着工會運動的力量，以及公民組織的大眾成員的衰弱，政治權力已經被牢牢掌握在富人和工業領袖手中。現在，他們掌握着美國民主的韁繩。對於個人公司和商會等商業協會來説，支持一系列的進步事業是有利可圖的。與此相對，億萬富翁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思想家和他們在政府中的化身（例如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已經發現這種經濟動機很容易被推翻。那些看似堅定且有力的、維護多樣性和社會平等原則的承諾，實際上是基於投資計算的單薄承諾。

然而，這種嚴酷的現實並不意味着企業對社會正義的支持，在實現公民權利方面沒有意義。當然，一項實質性的政策變化，比如一部更具包容性的反歧視法，例如能夠保護一個人工作賺錢的權利、留在家中不被帶走的權利；與一家華爾街公司舉辦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研討會是截然不同的。然而，關於兩者哪個更「真實」的爭論，是一種基於模糊抽象的爭論，甚至可以説是在 「故弄玄虛」。它們既是資產階級的產物，該階級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的政策格局（對少數族裔的權利可能造成積極或有害的影響），也是該階級將當前事態合理化的意識形態方式。拋開歷史上的經濟不平等比率不談。美國社會的LGBTQ+人口占到了總人口的7%，如果7%的董事會成員能夠承認自己屬於LGBTQ+羣體，那麼我們可能會穩步邁向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

持續的企業衝突證明了工人社會變革運動的失敗，工人社會變革運動已經被企業支持的運動所取代。后者除了提供一些（儘管也是非常重要的）邊際上的好處之外，沒有起到更大的作用。因此，人們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問，對於被莫名其妙地稱為「政治左派」的企業行動主義來説，它的發展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這一事實對於理解商業保護公民權利的承諾，及其背后的危險是至關重要的。

今天，美國商界領袖經常被描繪成民權活動家。像「全民自由」（Freedom for All Americans）這樣的全國性聯盟已經把財富500強公司和數百家小企業聯合起來，在各自的國內市場上對保守的立法提出質疑。一系列的抵制活動（例如2016年反對北卡羅來納州臭名昭著的跨性別衞生間禁令）可能對該州經濟帶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損失，因為從新的公司總部到體育比賽都將從該地區撤出。

圖中灰色部分代表無反LGBTQ+歧視保護政策地區；深藍色代表有反同性戀歧視但缺少反性別認同歧視政策地區；紫色代表有部分反LGBTQ+歧視保護政策地區；紅色代表有完整反LGBTQ+歧視政策地區。

但除了關於多樣性和包容性的道德的辭令之外，仍有一些物質激勵措施推動公司董事會和首席執行官支持進步主義事業。首先，反歧視政策具有可量化的價值。在最高法院2015年做出婚姻平等裁決的前夕，企業抱怨説，對同性婚姻的限制讓他們每年損失了14億美元的同性戀員工生產力。在博斯托克訴克萊頓縣（Bostock v. Clayton County, 2020）案的一系列支持同性戀和跨性別工作者的法律簡報中，幾乎所有美國大公司都敦促擴大民權，認為這將提高生產率，並減少與歧視相關的行政負擔。但是，僱傭同性戀工作者的動機是什麼呢？《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和《德勤評論》（Deloitte Review）等機構表示，招募LGBTQ+員工的好處遠大於成本。針對LGBTQ+員工的包容性政策和公司支持的員工資源組（ERGs）有助於企業開拓新的消費細分市場，提高員工保留率。自2002年人權運動公司平等指數（Human Rights Campaign Corporate Equality Index）創立以來，公司已經徹底改革了他們的福利計劃和辦公室文化，以改善他們糟糕的評級，從而改善他們的市場優勢。

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白領現象。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第一批對同性戀友好的企業受到了酷兒員工的推動，他們將僱主轉變為支持同性戀公民權利的企業先鋒。從硅谷到美國太陽帶（指貫穿美國南部和西南部的地理地區），白領行業的員工迫使蘋果、微軟和AT&T等公司的上級制定不歧視政策，提供家庭伴侶福利，並倡導法律改革。

一些企業出於憤世嫉俗的原因選擇支持「多元化」。企業的「改造」有助於「粉飾」陷入困境的企業，尤其是那些試圖改善自己聲譽的企業。由於向青少年推銷JUUL電子煙設備而面臨着一連串的訴訟，奧馳亞（Altria公司）公司，作為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菸草集團的翻版，最近將自己重塑為一個熱心的同性戀權利倡導者。非營利組織「弗吉尼亞州平等組織」幫助奧馳亞公司洗刷了名聲，甚至稱讚該公司「有明確的經濟和商業案例來公平對待LGBT羣體」。而硅谷「天使投資人」羅恩·康威（Ron Conway）則在大科技公司開始失去吸引力的情況下，通過依靠社會正義的陳詞濫調來支撐它們。2016年，北卡羅來納州通過了臭名昭著的H.B. 2衞生間禁令，康威呼籲NBA和其他組織抵制該州，直到該州廢除此條法律。康威后來成為民主黨內新自由主義派系的主要政治籌款人，該派系試圖將其左翼挑戰者描繪成過分忽視少數族裔權利的羣體。

考慮到國家酷兒利益集團、LGBTQ+商會和公司董事會的重疊，當代的社會運動也與市場參與者息息相關。因此，反歧視保護如今被冠以「佛羅里達州競爭勞動力法案」等名稱，並由名為「佛羅里達州競爭」和「佐治亞州繁榮」等組織推進，並打出「平等就是生意」等口號。

伴隨這些聯盟出現的，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激進主義CEO」。在過去十年中，高管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利用自己的立場，並在「從墮胎權到移民改革」等具有爭議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上表達立場。在這些激進的高管中，最早採取行動的是軟件大亨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他因挑戰反 LGBTQ+ 州法律而名聲狼藉。當貝尼奧夫注意到他的公司 SalesForce 難以招募和留住非白人、非男性員工時，他開始轉向激進主義。時任印第安納州州長的彭斯在2015 年簽署了一項法案，該法案將為那些歧視同性戀者的羣體提供宗教自由辯護，貝尼奧夫意識到了一個機會，帶頭取消了SalesForce要求客户或員工前往該州的項目，並威脅要撤回長期投資。

採取這種立場的個別公司和首席執行官通常擁有重要的盟友。「人多勢眾」的效應吸引了大量的營利性企業、專業體育會議和其他經濟利益相關者，他們可以共同創造或破壞當地經濟。伴隨着媒體的報道，壓力有時會帶來回報。在因北卡羅萊納州的衞生間法案，而取消大規模擴張計劃的眾多公司中（包括PayPal、德意志銀行、CoStar和VoxPro），有些公司能夠與對手州協商獲得更好的激勵方案——包括從「商業環境」更好的州得到更好的税收減免、基礎設施投資和勞動力培訓計劃。

這種關於「商業環境存在優劣」的概念明確表達了社會正義與公司政治的階級特徵。正如社會學家卡羅琳·漢利（Caroline Hanley）所寫的那樣，「商業環境」的比喻是20世紀中葉受新政啓發的勞工倡導者，與通用電氣（GE）等公司之間鬥爭的產物。后者爲了追求減少勞工保護、獲得利潤以及剝削勞工，選擇利用地方經濟進行牽制。通用電氣尤其將工會和工資保護視為對其經濟活力的威脅。今天的美國公司除了要保護他們的同性戀僱員之外，還想要獲得同樣的待遇——北卡羅萊納州H.B.2法案中取代當地最低工資法的部分，在跨性別衞生間條款被廢除后「倖存」了下來。

這種反歧視的經濟邏輯在一段時間內成爲了反LGBTQ+立法的有力阻礙。當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為亞馬遜的第二個總部而向各個城市示好時，共和黨的州領導人也緩和了他們對同性戀權利的強烈反對。佐治亞州的共和黨立法者警告説，不要提出會給經濟投資帶來「阻力」的法案，並表示負面的「頭條新聞會讓大企業的CEO望而卻步」。即使各州首府在2021 年推出一系列反跨性別法案時，阿肯色州州長阿薩·哈欽森 （Asa Hutchinson） 也拒絕成為第一個「招致」經濟報復的人。這位州長此前曾在 2015 年默許了商業需求，在當時成功地指導共和黨立法核心小組削弱其宗教自由法帶來的歧視性影響。從這點來看，企業對跨性別權利的親和力，似乎是對右翼可能出現的任何反應的永恆防禦（eternal defense）。

但是，從2021年開始，天平開始向相反的政治方向傾斜。在各州暫緩了針對跨性別權利行動的幾年后；大多數共和黨控制的州在2021年發動了歧視性立法的閃電戰——在34個州提出了共計147項法案，其中13項被簽署成為法律。與2018年提出41項提案的低點相比，這一數字大幅增加，使保守派能夠大膽地推動這些法案，而不必擔心遭到報復。隨着阿肯色州通過了兩項新反跨性別運動法案和一項禁止跨性別青年接受過渡醫療的法案，該州商會首席執行官哀嘆道：「這類事情隨處發生，企業並沒有真正的影響力。」在一份類似的聲明中，沃爾瑪（本身是一家宣揚基督教價值觀的企業，后來成為LGBTQ+的倡導者）的發言人表達了無能為力的感嘆。

但是，反抗力度的減弱並非是因為企業的不作為。爲了打擊這些法案，人權運動已經分發了一份由253家美國企業認可的聲明——簽署者包括亞馬遜、蘋果、陶氏、谷歌、IBM、Lyft、微軟、耐克和貝寶。另一方面，雖然近年來這種書面上的抗議已經成為商業協會的主要抗議形式，但它也被證明是最無效的異議形式之一（儘管研究表明，它往往有利於獲得消費者支持和保障其他底線）。

在新冠大流行的早期，數十家公司聯合發佈了公開信，懇求愛達荷州的官員投票反對當時僅有的幾項禁止變性女孩參加體育運動的提議。儘管他們做出了努力，但愛達荷州州長布拉德·利特爾（Brad Little）還是推動了這項立法，他可能意識到抵制的威脅不大。一年后，得克薩斯州總檢察長肯·帕克斯頓（Ken Paxton）的指示遭到了類似的反對，他警告説，治療變性青年的醫生可能會面臨虐待兒童的指控。包括強生、蘋果、Meta、宜家和谷歌在內的60多家公司在《達拉斯晨報》上刊登了一頁廣告，上面只寫着「歧視對企業不利」。然而，比商業部門的壓力更有效的是政治上的初選挑戰（primary challenge）的威脅。在帕克斯頓發佈這一指令前不久，他的右翼挑戰者發出了一則競選廣告，譴責帕克斯頓和州長阿博特未能保護兒童。

在新的右翼立法層出不窮的情況下，一些曾經直言不諱的公司卻變得相對被動。去年4月，甲骨文軟件公司（貝尼奧夫的前公司）計劃加入從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到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大科技朝聖之旅。在公開宣佈與甲骨文的協議后不久，田納西州的立法者明確表示，他們打算制定許多反跨性別法案。起初，甲骨文公司加入了商業異議的大合唱，發表了自己的聲明反對這些提案，並簽署了全國性的公開信。在一個月內，州長簽署了五項單獨的法案成為法律，其中包括體育禁令、青春期封鎖禁令、衞生間禁令和反LGBTQ+課程法。令人震驚的是，商業部門大多保持沉默。許多人意識到，不會再出現類似抵制北卡羅來納州H.B.2法案的大規模抵制行爲了。在去年9月確定其計劃時，甲骨文公司的高管解釋説，他們將帶來一個重視和保護多樣性的工作場所，試圖以此來為他們的行動辯護。

雖然有人可能會指責甲骨文放棄了更大膽的抵制路線，但它的舉動並非是不同尋常的。企業為社會正義而發起的激進運動從來都不常見。在2020年對39個不同行業的149家公司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發現，這種行為在投資者中引發了負面反應，他們認為公司採取立場是有風險的，而且最終會與以利潤為導向的項目正相沖突。一封軟弱無力的信可能是好的，但放棄一攬子税收優惠，讓硅谷外籍人士移居到新興（且更便宜）的大都市，就會被認為不合情理。

到2022年，一種煽動反LGBTQ +情緒的復仇主義（revanchist effort）努力已經開始擴散。截至年2022年3月，238項法案已經被提交到州議會。當諾姆簽署了今年的第一個體育禁令成為法律時，她遭遇了反對派的嗚咽，他們在前幾年阻止了這樣的行動。也許是感覺到自己説服州長的力量已經減弱，因為諾姆的同行們已經把聚光燈從南達科他州移開了，那些曾公開反對該法案的商業遊說團體也選擇沉默。

誠然，一些共和黨州長否決了歧視性立法。印第安納州州長埃里克·霍爾科姆（Eric Holcomb）否決了一項針對跨性別女孩的體育法案，理由是該法案背后的經濟成本肯定會演變成一場漫長的訴訟鬥爭。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霍爾庫姆被任命為副州長，幾個月前，蘇·埃爾斯佩曼（Sue Ellspermann）因2015年抵制事件與時任州長邁克·彭斯（Mike Pence）產生分歧而辭職。霍爾科姆的否決導致了他與該州立法核心小組的脱節，該核心小組發誓要迅速推翻前者的決定。猶他州州長斯賓塞·考克斯（Spencer Cox）也在2022年3月否決了自己的體育禁令，使自己處於全黨大勢之外。考克斯是一個獨特的例子，在擔任副州長期間，他與包括共和黨議員和LDS教會在內的一個大團體進行了密切合作，禁止對同性戀和跨性別未成年人進行轉化治療。儘管考克斯警告説，有關體育禁令的訴訟可能很容易使該州的高中體育項目破產；但在幾日后，猶他州立法機關還是推翻了他的否決。

埃里克·霍爾科姆

共和黨的大多數人都渴望通過反LGBTQ +的立法。在鼓吹有必要保護脆弱的年輕人時，共和黨領導人採用了一種強硬的言辭，將自己與由「自由派社會工程師和他們的大企業推手組成的邪惡陰謀集團」對立起來。福克斯新聞（Fox News）電視明星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每晚都在怒斥美國企業界對勞動人民和傳統價值觀的蔑視，在他的鼓舞下，保守的州政策制定者開始採取行動。他們散佈了關於「快速發病的性別障礙」這一流行病的恐慌，這是一種極為邊緣的臨牀理論，指責一種無定形的「性別意識形態」的社會傳染病已經腐蝕了無數易受影響的、往往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的大腦，然后將對TA們的身體造成進一步影響。

爲了抵抗這些對兒童福利和家庭神聖性的威脅，共和黨領導人把自己定位為民粹主義防線，決心抵禦大企業對民主的攻擊。正如阿拉巴馬州共和黨主席約翰·瓦爾（John Wahl）所闡述的那樣：「那種政府應該屈從於他人的想法，無論那些人是體育組織、大型科技公司，還是其他機構，是對自由社會和代議制政府理想的冒犯。美國是由‘我們人民’建立的，美國並不是建立在‘大公司’之上。」 在國家層面，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提出了「管好你自己的生意法案（Mind Your Own Business Act）」，該法案將賦予股東權力，約束激進的首席執行官以及他們放棄「企業愛國主義」的行為。

自 1970 年代后期以來，財力雄厚的實業家一直在資助藍領社會的保守主義路線。傳統基金會、國家政策委員會（CNP）和關心美國婦女組織等組織得到了自由意志主義實業家的資助，他們試圖利用受壓迫的傳統主義者形象來掩飾他們的階級計劃。事實上，這個虛假的工人階級運動在里根政府時期就引入了針對酷兒羣體的家長權利法案，這些法案從一開始就是對公立學校的暗中攻擊。

這種民粹主義戲劇在德桑蒂斯對反LGBTQ+立法的堅定捍衞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就像其他有總統抱負的共和黨州長一樣，德桑蒂斯支持那些旨在解決公立學校中「同性戀宣傳」和「批判性種族理論」這兩大問題的法案。去年6月，州長簽署了一項與跨性別體育禁令，並在塔克·卡爾森的節目上誇口説，「你不能被這些組織嚇昏，尤其是那些相信覺醒主義的企業。」 德桑蒂斯沒有被數百家小企業和數十家財富500強公司的反對所嚇倒，他於2022年3月28日簽署了有爭議的「教育中的父母權利法案」（也被稱作「不要説同性戀法案」），禁止在教師在教學中對性取向和性別認同進行「不適當的」討論。很多人都注意到，佛羅里達州中部最大的僱主之一，以及早期提供家庭伴侶醫療保健福利的迪斯尼公司沒有參與企業的反對。事實上，迪士尼的首席執行官鮑勃·查帕克（Bob Chapek）不得不參與到這場爭鬥中。在公眾和員工的強烈要求下，迪士尼在該法案簽署成為法律的幾個小時前就站出來表示反對。

保守派對迪斯尼異議的反應，體現了自由派行業領袖譴責文化戰爭背后的戲劇性和虛偽。德桑蒂斯立即譴責了 「覺醒主義的迪士尼」，稱該公司是反民主的反對派，而他的右翼媒體同行則指責該公司支持誘姦兒童（child grooming）和性虐待。州長甚至簽署了一項廢除迪士尼樂園特殊税收地位的法案，一名共和黨議員形容這是「佛羅里達州歷史上，乃至美國曆史上最大的逃税騙局」。南方過去的文化戰爭歷史表明，共和黨人偶爾願意取消企業的特殊待遇。例如，作為對達美航空公司決定終止其對國家步槍協會（NRA）成員折扣計劃的迴應，佐治亞州剝奪了該公司5000萬美元的航空燃油銷售税減免。然而，對於「佛羅里達州可能會通過民粹主義經濟措施來吸引迪士尼進行強調和誇大」是非常容易的。正如佛羅里達州的一位民主黨議員所指出的那樣，迪斯尼樂園在批發商品銷售方面獲得了各種各樣的税收減免以及600萬美元的財產税減免。該公司還進行了有效的遊說，使得強制性病假立法不被列入議程。

對同性戀權利的持續反擊，將證明美國企業對LGBTQ+權利的高漲熱情是多麼反常。畢竟，一份關於跨性別權利的積極聲明無法讓企業對於支持這些權利做出長期承諾。以沃爾瑪為例：這家零售巨頭持續向其發言人所譴責的、具有歧視性的阿肯色州立法者的競選金庫注入了數十萬美元。在詳細描述了這些現金流的調查報告中，充斥着對虛偽的指控。記者宣稱，沃爾瑪一面支持帶來苦難的立法者，一面在顯眼的位置展示其支持同性戀權利的驕傲月商品（Pride merchandise）。這種做法既荒唐，又怪異。

事實上，這些形式化的企業言論背后是物質利益底線。提供象徵支持同性戀的彩虹裝飾服裝有助於擴大沃爾瑪的客户羣體；與此同時，企業選擇通過答應白領酷兒員工協會的一些要求，來平息員工的異議。然而，更重要的是，企業必須與決定税率和補貼的立法者和州長保持可行的、可迭代的關係。這一現實應該給那些指望通過企業獲得救贖的人們敲響警鍾。

值得慶幸的是，除了嚴重依賴企業的善舉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轉型策略。勞工運動中的同性戀權利核心小組贏得了最早的反歧視合同保障以及家庭伴侶福利。酷兒工會會員還組織了針對敵對立法的辯護。在1970年代后期，包括美國教師聯合會（AFT）以及美國郵政服務工會在內的工會聯合起來廢除了一項加州法案，該法案將在公立學校任教的同性戀教師定為刑事罪犯。每個加入「擊敗布里格斯（John Briggs）行動工人大會」（以憎恨同性戀和反工會的加州參議員約翰·布里格斯命名）的工會都認為，該法案是對公共部門工會的全面攻擊。

今天的工會，如美國教師聯合會和佛羅里達教育協會，譴責佛羅里達的「不要説同性戀」法案是出於政治動機的攻擊。該法案不僅針對學生，也針對教師和公立學校。事實上，該戰略背后的策劃者、曼哈頓學院研究員克里斯托弗·魯福（Christopher Rufo）承認，該計劃是爲了挑起「公眾對公立學校的普遍不信任」。州長德桑蒂斯讓家長能夠懲罰那些藐視法律的教師（隨之而來的，是針對「批判種族理論」教學和書籍的禁令）。然而，對於德桑蒂斯而言，這些行為只是在他的政黨與公共教育的持續戰爭中開闢了一條新戰線。例如，特許學校的教師就免受「不要説同性戀」法案的限制。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人還推行了一項學校代金券計劃，使得該州的每個學生都可以選擇私立教育。而作為利益相關者，教師工會將從阻撓「取消對公立學校的資助、同時使學校的教學工作變得比以往更加繁重」的法律的鬥爭中獲利。

當代工會反對「不要説同性戀」法案的努力與反對「布里格斯倡議」的不同之處在於，近年來美國工會運動的萎靡不振，以及民主黨的右傾最終導致其遠離勞工基礎。隨着最高法院於2018年作出賦予所有公共部門工會「工作權」的裁決后，公共部門工會成員繼續流失，工會組織人數繼續創下歷史新低（2018年，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比例裁定，禁止要求非工會政府工作人員支付工會費用作為其在公共服務部門工作的條件）。2021年，工會僅佔私營部門勞動力的6%，創下了100年來的新低。

一些人認為，資本階級中有少數傾向於社會正義的成員，他們有着結構性的動機，能夠以長遠的眼光來思考和行動，就像那些將反同性戀的偏執與反工會和反公共產品的議程結合在一起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同行所做的那樣。與沃爾瑪和迪斯尼等個別公司狹隘地關注短期回報不同，「三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先鋒（Vanguard）和道富（State Street）支持社會和財政政策，以此來穩定已經變得危險且不穩定的美國政治經濟。資產管理公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們在標準普爾500指數公司的平均投資額（約22%）超過了15萬億美元。除了規模巨大之外，它們的投資還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多樣性；三巨頭匯集了許多主要行業的資產，以及各個行業中許多競爭者的資產，因此它們能夠通過阻止社會不穩定與危機獲得利益；而諸如科赫家族則覬覦着不穩定的浪潮，計劃以此謀利。

貝萊德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最近關於「環境、社會和治理」投資（ESG）的言論讓一些評論人士相信，資產管理公司（那些共同擁有美國經濟大部分份額的機構）可能會開闢一條社會改革的新道路。促進工資增長和儲蓄的社會政策，可以阻止不平等現象在全球各地以民粹主義右翼威權政府的形式造成的政治混亂（在更基本的層面上，這樣的財政干預可以支撐管理公司監管的退休資產）。適度的氣候變化改革（無論是自我施加的，還是拜登政府中芬克的盟友從外部授權的）被認為是保護總體經濟免受惡劣天氣事件衝擊的必要措施。正如貝萊德一位公開的同性戀董事總經理最近所説，ESG政策可以建立在美國企業的影響力之上，這種影響力使我們從「不問，不説」轉變為「帶着自己的取向和立場，全身心投入工作」。

但是，資產管理公司的行為與其他任何符合社會正義時代精神的公司幾乎是一樣的。根據對資產管理公司如何在公司治理中使用其投票權的一些評估，他們傾向於使董事會多元化，建立新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招聘和保留協議，並要求披露聯邦政府授權公司收集的人口統計資料。這些改革主要影響的是來自邊緣背景的上層階級工人和管理者。更普遍地説，ESG的受歡迎程度與人們對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信心喪失有關。在這個意義上，ESG改革，連同其前身：「企業社會責任」，都源自基本的自由意志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些改革或許更接近於他們試圖在言辭上與之保持距離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風格的企業掠奪政治（corporate plunder politics）。

然而，僅僅是改革的幽靈已經激起了化石燃料行業的反應，這些行業害怕因監管而消失。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和一個名為 Main Street Investors Coalition 的新貿易組織圖通過將資產管理從公司治理的代表權中剔除，來遏制「不以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的行動主義（non-wealth-maximizing activism）」。去年秋天，政治黑錢行業組織 「消費者研究」（Consumers' Research）發起了一場電視宣傳活動，針對 「覺醒主義」公司的所謂虛偽行為。這則廣告指責貝萊德與某國政府有着密切聯繫；同時譴責可口可樂反對佐治亞州反對投票權的行為，廣告稱可口可樂試圖以此掩蓋其造成兒童肥胖流行病的責任。

總而言之，對「覺醒資本主義」的討伐，最好被理解為一場代理人之爭。雖然其在本質上帶有文化色彩，但實際上卻是一場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衝突。就像對多樣性友好的公司爲了底線利益玩弄花招一樣，「性別意識形態」的煽動者也在使用詭計。其中一方認為，他們的替罪羊是剷除法規和公共機構的手段，另一方則主要試圖盈利。目前，LGBTQ+權利和其他社會和經濟改革，無論多麼微不足道，仍然被糾纏在這些關乎全球經濟未來的鬥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