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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安全不能靠奇蹟

2026-10-18 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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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一架從阿聯酋迪拜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波音客機上,170多名乘客熬過了漫長的1個小時。飛機30秒內驟降4300米,乘客與機組人員衝進駕駛艙,制服了刺傷機長的副駕駛。兩名飛行員接手,把方向舵已大面積脱落的飛機迫降至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機場。

抓住操縱桿讓飛機恢復平穩的乘客説,自己是從紀錄片《空中浩劫》里學來的經驗。航空專家把這次安全着陸稱作「航空奇蹟」。

事件發生於「9·11」事件25周年紀念日的19天后。當年,4架被劫持的客機共計奪走了近3000條生命,其中1架聯合航空93號航班的乘客為奪回控制權衝向駕駛艙。25年后,類似的一幕重演,只不過這次幸運地發生了「奇蹟」。

然而,奇蹟不能替代制度。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一套已經運行多年的交通系統,為什麼至今依然難以建立起堅固的安全防線?

答案指向一個不太體面的事實:在一個淨利潤率常年徘徊在2%上下的行業里,安全支出總是最先被砍掉的那一項。

德國之翼9525航班事故發生后,歐洲航空安全局推行「駕駛艙兩人制」,要求一名飛行員離座時須有另一名機組成員進艙。這項「四眼原則」在2016年8月被降級為「建議」,次年4月德國宣佈取消,理由是它「並未帶來安全增益」。省下的安全開支,直接變成當期成本削減,利潤表立刻好看;至於省掉冗余會不會出事的責任,則被悄悄推給了概率。

美國空管領域是同一種邏輯的另一副面孔。在成本壓力下,聯邦航空管理局今年5月把持證管制員編制目標下調到12563人。此前的測算顯示,在崗人員缺口約為3500人,但按照新目標測算的人員缺口僅為1500人。憑空消失的2000人缺口,靠的不是招人,而是降低標準。

人員缺口體現在報表上只是一個數字,但在現實中卻是塔臺里需要同時盯着幾個扇區的痠痛眼睛,以及連續工作、頻繁加班的疲憊心靈。當成本壓力被率先傳導至編制目標,缺人就不再只是人力問題,而是安全冗余被一點點「吃」掉的過程。

罰款機制同樣在給成本邏輯讓路。波音公司今年1月因2024年阿拉斯加航空737 MAX 9型客機艙門脱落事件支付的313.9萬美元罰款,已是現行法律上限,對應的卻是兩年前的違規行為。有美國參議員直言:波音在違規涉及的兩個季度內營收接近390億美元,「此類罰款很容易被消化,可被視為經營成本的一部分,而非對危險行為的有效威懾」。當違規的預期成本遠低於合規的當期支出,成本壓力就不再只是壓力,而是變成了一種被制度默許的「激勵」。

3個案例共享同一條邏輯鏈:成本壓力上升—安全冗余壓縮—風險轉移給概率。

為什麼這個鏈條如此穩定地反覆出現?這不只是職業道德問題,還是個經濟學問題。

航空業的利潤結構本就很脆弱。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預測,2026年全球航空業淨利潤230億美元,淨利潤率僅為2%。同時,航空業全年運送旅客約51億人次,這意味着航空公司每運送一位乘客只能賺4.5美元。綜合算下來,航企投入資本回報率為4.3%,遠低於8.5%左右的資金成本。在這個利潤水平下,任何一筆「可省」的支出,邊際誘惑都是巨大的。

安全支出恰恰是所有支出里,看起來最容易省的那一類。無論是飛機的新舊、艙體的寬窄,還是乘務員的增減,乘客們都能一眼看出來;反倒是事關安全的關鍵問題,很難被非業內人士發現。一條航線的維護間隔延長了,飛機第二天照樣飛;一次駕駛艙加強程序的培訓被壓縮了,航班照樣準點;一名空管的編制被凍結了,塔臺照樣運轉。這些削減的「收益」是即時可見的,但成本是不確定的。

這背后的經濟學邏輯並不複雜。飛行安全基金會(Flight Safety Foundation)曾分析指出,安全系統的真正功能是控制那些不可避免但必要的成本,並最小化計劃外成本。換句話説,安全投入的回報不是「多賺了多少錢」,而是「少出了多少事」。但在預算編制那個時間點上,「少出的事」不會體現在任何一張資產負債表上,其不可見性決定了它會在成本壓力下最先被犧牲。

美國研究型大學楊百翰大學組織行為學教授彼得·馬德森分析了133家美國航空公司1990年至2007年的數據,還發現了一個頗耐人尋味的現象:事故風險最高的,並不是虧損嚴重或盈利能力最強的公司,而是實際業績剛好卡在自己盈利目標線附近的企業。在「差一點就能達標」的誘惑下,整個組織的注意力都被財務指標吸走,安全冗余的關注度則被悄悄削薄。馬德森因此建議,監管資源該向那些「在目標線附近掙扎」的公司傾斜。

另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如果安全這項公共品的成本由利潤最薄的行業來承擔,會發生什麼?答案是:安全冗余會被壓縮到剛好能通過監管檢查的水平,而不是能覆蓋真實風險的水平。

這就是「監管邊際」的概念。有研究者在分析澳大利亞航空安全政策演變時指出,安全標準水平已經被降低到「更接近受監管的邊際」。這不是有人故意製造危險,而是在成本壓力下,合規變成了安全的替代品。只要通過了檢查,就默認「風險可控」;至於這個「可控」的閾值是不是可信,沒有人會在事故沒發生的時候去追問。

那麼,這個成本應該由誰來承擔?讓航空公司獨自承擔不現實,這會導致它爲了維持財務健康繼續削減安全支出;讓乘客獨自承擔也不現實,因為票價一定會大幅上漲;讓監管獨自承擔更不現實,因為預算和政治周期會不斷調低「及格線」,畢竟「什麼都沒發生」從來不是預算辯論中的有力論據。

更可行的答案,不是把安全責任推給任何單一主體,而是把安全成本的支付結構顯性化。安全不是一家公司可以獨自消化的成本,它的收益由整個社會分享,其代價也應由整個社會共擔。空管與安檢這類具有強公共品屬性的程序,理應由公共預算穩定供給,不隨行業利潤周期波動;製造與供應鏈環節的安全責任,用與營收規模掛鉤的罰款和賠償機制來定價,讓違規的預期成本高到不可承受;行業與乘客通過票價、保險和專項基金分擔系統性冗余,而不是把冗余當作可以隨時壓縮的「效率空間」。

一句話:安全冗余的成本,必須以某種可見的方式被支付出去。如果所有人都想讓它「看不見」,它很可能會在某一天以另一種方式變得極其可見。

一次「奇蹟」可以上新聞頭條,但一個每年運送50多億人次的行業,不能把最后一道防線交給運氣。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這次是怎麼活下來的」,而是「下一次是不是也安全」。如果答案仍然是「靠概率」,那麼奇蹟越被傳頌,制度就越顯得僥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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