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AMC高頻增持銀行股：一場耐心資本的多贏佈局

　　AMC佈局範圍仍將聚焦國有大行、股份行，不太可能演變成對銀行的控制性持股。

　　長城資產增持建設銀行股份近日獲得監管批覆，成為年內全國性AMC（資產管理公司）增持上市銀行股權首例。

　　據第一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自2023年以來，中信金融資產（原中國華融）、中國信達、東方資產、長城資產四大AMC已入局了中國銀行、光大銀行、浦發銀行、民生銀行，其中多數已派駐董事。

　　27年前，四大AMC帶着特殊使命誕生，近年來在監管引導下持續瘦身轉型、迴歸主業。在銀行股估值長期低迷背景下，AMC頻頻佈局全國性商業銀行引起市場關注。在受訪人士看來，這一方面與AMC轉型階段利潤壓力及好資產匱乏有關，另一方面則契合銀行資本補充和不良資產處置需求，加上監管倡導耐心資本入市，二者「走到一起」可以產生多重協同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長城資產增持建設銀行已被監管劃定5%上限。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長曾剛判斷，AMC增持銀行股確實出現趨勢化特徵，但綜合AMC自身資本實力和監管導向來看，AMC佈局範圍仍將聚焦於國有大行、股份行，且不太可能演變成AMC對銀行的控制性持股。

又一AMC增持銀行股權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近期披露：同意長城資產增持建設銀行股票，增持比例不超過其總股本的1.99%；增持后持股比例合計不超過其總股本的5%。這是今年以來首個AMC增持上市銀行股份獲批的案例。

　　財報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長城資產持有建設銀行約78.65億股H股，持股比例為3.01%。這也意味着，若此番頂格增持，長城資產對建行持股比例將超過財政部，在國有法人股東中位列第二，僅次於中央匯金。

　　根據2018年原銀監會（現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佈的《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持有或控制商業銀行5%以上股份或表決權的股東，即視為商業銀行主要股東。即便持股不足5%，若對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具有重大影響，同樣被認定為主要股東。所謂「重大影響」，包括但不限於：向商業銀行派駐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通過協議或其他方式影響商業銀行的財務和經營管理決策；以及金融監管總局或其派出機構認定的其他情形。成為主要股東后，將面臨「兩參一控」（即一家股東最多隻能參股兩家、控股一家商業銀行）的約束和更為嚴格的監管要求。

　　長城資產是中國四大AMC之一，此番增持之所以備受關注，與最近幾年AMC在銀行業的佈局趨勢有關。據記者不完全梳理，自2023年以來，中信金融資產、中國信達、東方資產、長城資產四大AMC均加碼了上市銀行股權佈局，增持方向主要為國有大行、股份行等全國性銀行，增持方式既有直接增持，也有增持可轉債並轉股等。

　　2023年，恰逢銀行股價低迷、光大可轉債轉股困難，已獲中信集團入主的中信金融資產化身「白衣騎士」，於「光大轉債」最后轉股日（2023年3月16日）之前不到兩周時間內，連續「突擊」增持光大轉債，持有比例一路從20%左右提升至46%以上，並完成了溢價轉股，極大緩解了光大轉債到期兑付壓力，同時通過轉股助其補充核心一級指標。此后，光大銀行再獲中信金融資產增持，去年末后者持股比例已增至9.02%，位列第二大股東。

　　2025年，中國信達、東方資產也通過增持可轉債並轉股或二級市場增持等方式，躋身浦發銀行前十大股東。自2024年以來，中信金融資產通過協議參股、二級市場增持等方式增持，2025年末在中國銀行持股比例升至4.93%；長城資產則在民生銀行股東結構調整過程中增持民生銀行，2025年末A股、H股持股比例分別為3.876%、1.119%，位列該行前十大股東。目前，四大AMC在上述銀行中多數已有董事席位。

　　在曾剛看來，當下AMC增持銀行股是「雙贏」。對AMC而言，一是獲得了相對穩定的股息現金流，尤其中信金融資產持有光大銀行、中國銀行股權比例較高，規模效應下分紅收益可觀，有助於平滑其主業不良資產處置的業績波動；二是通過派駐董事，AMC能夠更深度介入銀行公司治理，甚至在銀行不良資產處置、風險資產轉讓等業務上形成協同，這對其主業反而是一種反哺；三是長期持有大行H股或A股也具備一定的資本市場估值修復空間。

　　「但風險也不能忽視，AMC本身資本金有限，大規模持股會佔用資本、拉長資產久期，一旦銀行股估值或分紅能力出現波動，會反過來影響AMC自身的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他強調。

　　對銀行而言，曾剛認為，首先是獲得了願意長期持有、不輕易減持的機構股東，有助於股權結構穩定，尤其是在轉債到期這類敏感時點，避免了短期集中拋售對股價的衝擊；其次，AMC派駐的董事往往具備豐富的不良資產處置經驗，能在風險管理、資產質量把控上提供專業視角，對公司治理是有益補充。「但也要警惕，如果AMC持股比例持續走高並接近監管上限，銀行需要在股東結構多元化和治理獨立性之間保持平衡，避免單一類型股東話語權過於集中。」

有何考慮、是何趨勢

　　我國四大AMC成立於1999年，是經國務院批准，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化解金融風險、促進國有銀行改革和國有企業脫困而設立，專營不良資產業務，設立之初大股東均為財政部，經營期限設定為10年。當時，東方資產對應接收中國銀行不良資產，中國信達對應接收中國建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華融對應接收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長城資產對應接收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資產。

　　隨着經營期限被無限延長，各家AMC陸續完成股份制改革，並形成了各自的經營模式，但也在不斷擴大板塊佈局的過程中逐漸偏離不良資產主業，由此積累了不少風險。近年來，行業在迴歸不良資產主業的監管要求下加速整改，股權歸屬也迎來重要變革——中國華融通過引戰投資，大股東易主中信集團並完成更名；其余三家（中國信達、東方資產、長城資產）則在2025年2月併入中投公司，財政部所持公司股權全部劃轉至中央匯金。

　　在過去20多年時間里，實現政策性剝離的AMC在「金融集團」擴張階段均拿下過銀行牌照，其中中國華融旗下有華融湘江銀行，長城資產旗下有長城華西銀行，東方資產、中國信達則分別控股了大連銀行、南洋商業銀行。目前，隨着監管引導迴歸主業、轉型瘦身，華融湘江銀行、長城華西銀行股權均已被剝離。

　　反觀當下，再次「轉身」的AMC頻頻入局銀行股權，且從控股經營變為參股協同，是何考慮？在業內人士看來，這背后既有監管導向的影響，也是AMC與銀行各自困境與需求的多維度契合。對AMC來説，轉型后盈利壓力仍在，且優質不良資產包稀缺；對銀行而言，盈利承壓、資產質量結構性惡化擔憂升溫，資本補充和不良資產處置需求上升。資本市場上，AMC作為耐心資本的角色也逐漸凸顯，低估值、高股息的銀行股成為核心選擇。

　　「多數大行、股份行面臨核心一級資本補充壓力，尤其是可轉債臨近到期或轉股價倒掛時，急需引入長期資金推動轉股、優化股權結構，信達投資、東方資產就是通過大額買入可轉債並迅速轉股的方式，既幫銀行解決了轉股難題，又低成本獲得股權和董事席位。三方訴求高度契合，才讓這一輪增持顯得密集而有節奏。」曾剛認為，這輪AMC增持銀行股，本質是政策導向、資金配置需求與銀行資本補充訴求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他從政策層面指出，監管持續強調不良資產管理公司要服務金融風險化解和實體經濟，同時鼓勵長期資金入市穩定市場，AMC作為持牌大型金融機構，增持系統重要性銀行股權既符合「壓實主責主業、審慎開展綜合金融服務」的轉型方向，也呼應了近期各類「耐心資本」入市的政策基調。另從資金層面看，AMC近年處置不良資產回收現金流較為充裕，而銀行股股息率高、估值低、經營穩健，是天然的高息穩定資產配置標的，增持后還能通過派駐董事獲得信息優勢和業務協同。

　　不過，業內普遍認為，儘管這一模式漸成趨勢，但意義與過去AMC擴張階段早已截然不同。「更準確地説是一種‘結構性常態化’，而非短期炒作行為。」曾剛判斷，近年監管部門對AMC增持銀行股份的批覆頻率明顯提升，這一方面説明監管層對這類「耐心資本」進入銀行體系持鼓勵態度，另一方面也與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增強銀行資本韌性的政策主線相吻合。

　　展望未來，無論從AMC自身需求還是銀行股權吸引力來看，這一模式仍被看好。不過，曾剛判斷，這一趨勢有其邊界——從建設銀行等案例來看，監管對單一股東持股比例設有明確上限，AMC自身資本實力也決定了其增持空間有限，不太可能演變成AMC對銀行的控制性持股，更可能是在現有幾家國有大行、股份行範圍內的存量深化和邊際擴容，而非大規模鋪開到中小銀行或新增標的的爆發式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