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盛醫藥，跨越戰火的長期主義堅守｜遇見翟一帆

2025年7月，亞盛醫藥的利沙托克拉獲國家藥監局批准上市，是中國首個獲批的國產原創BCL-2抑制劑。從戰火中守護患者，到開創BCL-2抑制劑全球首個且唯一的每日劑量遞增臨牀方案，亞盛醫藥走過了三十年長征，憑藉過硬的臨牀數據，贏得了全球頂尖研究者、監管機構、跨國BD夥伴和美國納斯達克的認可。

翟一帆博士關掉電視，走到窗前。中東地區戰事愈演愈烈，她不忍心看下去。

「戰爭來了，受傷的永遠是老百姓。」作為亞盛醫藥首席醫學官，翟一帆説，「地緣政治再怎麼複雜，藥物開發也需要無國界。」

她想起了2022年夏天，那個來自加州的電話。

電話那頭，是一個帶着濃重東歐口音的聲音，反覆説着同一個詞：「Ascentage（亞盛醫藥）……Ascentage（亞盛醫藥）……」

翟一帆努力詢問對方需要什麼幫助，可對方卻怎麼也説不清楚。

掛斷后，電話又響了。一次，兩次，三次。翟一帆一次次耐心地接起，細細詢問，終於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打電話的人的姐姐，是一名血液腫瘤患者，正在參與亞盛醫藥的BCL-2抑制劑利沙托克拉一項國際多中心臨牀試驗，而這項試驗，恰好在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有開展。俄烏戰爭爆發后，姐姐從烏克蘭逃到了波蘭邊境，最擔心的是還能不能繼續用上試驗藥物。亞盛醫藥當時確實在波蘭設有多個臨牀試驗點。翟一帆馬上協調團隊，一場跨越戰火的救援就此展開。

亞盛團隊兵分兩路：一路通過研究者在全球範圍內確認受試者的隨訪與治療狀態，另一路解決戰時藥品運輸的難題。當時對俄航線全面封鎖，相關的航線基本上都癱瘓，團隊需要設計複雜的轉運路線，讓利沙托克拉穿越封鎖，送到患者手中。

這場戰爭波及亞盛醫藥在俄烏兩國入組的一百多位患者。試驗中心關閉，隨訪中斷，但患者的治療不能停。團隊和研究者積極溝通，研究者與受試者保持緊急聯繫及開展隨訪溝通，盡一切努力，協調研究中心及時完成藥物的供應和發放。

最讓翟一帆動容的是當地CRO的堅守。一次線上會議中，對方的工作人員擠在昏暗的地下室里，上方隱約傳來爆炸聲。「上面在打仗，他們在地下室堅持工作，只為確保患者能繼續用藥。」翟一帆説。當時烏克蘭所有適齡男性都被徵召入伍，但當地團隊仍在堅持工作。主要臨牀用藥存放在機場附近，而機場已不再安全了。如何安全取藥、如何運往各地醫院、如何在檢查站通行，每一個環節都充滿驚險與未知。

因為亞盛人的全力堅守，戰火之下，沒有一位患者因戰爭而斷藥。亞盛做到了。

亞盛醫藥首席醫學官 翟一帆博士

「亞盛從不跟風。」翟一帆在廣州環市東路的辦公室接受採訪時，語氣里透着自豪，「當衆多公司涌向PD-1時，我們並未參與，而是在30年前就開始了BCL-2抑制劑的研發。」這條路始於1984年BCL-2靶點的首次發現，歷經42年科學探索，直到2016年艾伯維的維奈克拉（Venetoclax）上市，才驗證了這一方向的臨牀價值。而亞盛的研發故事要追溯到1996年，創始人楊大俊博士和王少萌博士在密西根大學共事期間就開始了相關探索。

拓展閲讀亞盛的兵器譜

「做創新葯並非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每個項目都能輕易成功、每個階段都能彎道超車。」翟一帆説，亞盛早期走過的路異常艱難。公司的首款BCL-2抑制劑AT-101在II期註冊試驗中失敗，但團隊沒有放棄，最終研發出利沙托克拉（代號為APG-2575，lisaftoclax，商品名：利生妥）的新分子實體。

2021年，亞盛就利沙托克拉的關鍵註冊II期試驗的設計開展與國家藥監局藥品審評中心（CDE）交流時，CDE提出了最高要求，即其關鍵註冊II期臨牀試驗必須入組BTK抑制劑和免疫化療均難治、復發、或不耐受；或一線使用BTK抑制劑治療失敗且不適合免疫化療的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小淋巴細胞淋巴瘤（CLL/SLL）患者，也就是真正的 Unmet Clinical Need (臨牀未滿足需求)，以驗證其在標準治療后人羣中的臨牀價值。臨牀試驗（APG2575CC201）即據此開展。

「這兩類患者很難招募，且臨牀試驗過程經歷了三年疫情，困難加劇。」翟一帆説，「爲了僅僅招募77名患者，亞盛一共開設了61個研究中心，一路走來非常不易。」

每日劑量遞增：深思熟慮的試驗設計

如果説靶點選擇體現了亞盛的戰略定力，那麼在利沙托克拉試驗設計上的創新，則展現了這家公司的科學勇氣和專業度。作為全球第二個上市的BCL-2抑制劑，如何與先行者維奈克拉實現差異化，成為團隊必須回答的問題。

翟一帆早期在與美國臨牀專家交流時，對方坦承維奈克拉需要長達5周的劑量遞增方案來預防腫瘤溶解綜合徵（TLS），這是一種該類藥物已知的風險。翟一帆和團隊抓住了這個關鍵問題：「我們頂着風險採用了每日劑量遞增的方式，而非維奈克拉的每周遞增。」這意味着患者的劑量爬坡期從35天縮短至僅5天。

這絕非盲目冒險。團隊的前期研究顯示，利沙托克拉的半衰期僅約5小時，遠短於維奈克拉的26小時。「藥物進入體內殺死腫瘤細胞后會迅速代謝排出，不會蓄積，從而減少了毒副作用。」翟一帆解釋。儘管如此，當她們向美國FDA提交臨牀試驗申請時，監管部門基於艾伯維的藥物出現過因腫瘤溶解綜合徵導致的死亡案例，提出了大量問題。

「我們已做好充分準備，能確保患者安全，這是一大重要優勢。」翟一帆的自信源於紮實的臨牀前數據。團隊甚至花半年時間深入探究了動物實驗中發現的一例過敏死亡，最終發現是輔料問題而非藥物本身。他們對臨牀初期入組患者進行了格外嚴密的監測。

然而，科學的臨牀試驗設計仍需嚴格執行。在臨牀試驗中，一位研究中心的醫生在成功治療10名患者后放松警惕，未嚴格遵循水化要求，導致一名患者出現腫瘤溶解綜合徵。「追蹤數據后發現，該患者在第三、四天時鈣、磷酸等生化指標已異常，但醫生未停藥。」翟一帆想起這一幕仍心有余悸。該患者經過急性腎衰治療恢復后，重新按照方案充分水化並用藥，未再出現腫瘤溶解綜合徵。「這說明了必須嚴格遵循試驗方案。安全並不意味着不會發生不良反應，而要認真向醫生講解充分水化的重要性。」

MD安德森十年信任：

從一張PPT開始的全球化合作

亞盛醫藥的國際化步伐，早在公司創立之初就已奠定。而這一過程中，與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合作堪稱中美雙報的佳話。

十年前，翟一帆和楊大俊博士為亞盛的臨牀試驗尋找美國研究中心。在投資人引薦下，他們前往休斯頓拜訪。當天，他們抓住機會向知名血液腫瘤專家Hagop Kantarjian教授和其他專家介紹了來自亞盛醫藥的第三代BCR-ABL抑制劑奧雷巴替尼（olverembatinib）、這一款與泊那替尼（ponatinib）同類但更具優勢的藥物。

「我們當場展示了PPT和奧雷巴替尼在中國的研究數據。或許是被真誠所打動，他對我們的印象非常好。」翟一帆回憶，這位身材高大的教授帶着他們快速參觀了MD安德森癌症中心，臨別時贈送了一本中心的介紹手冊。當晚，翟一帆就收到了Kantarjian教授的郵件：「他表示希望就亞盛的二十幾個臨牀試驗展開合作，並願意擔任奧雷巴替尼在美國的PI。」

自此，雙方開啟了長達十年的緊密合作。這種信任在利沙托克拉項目中得以延續，Garcia-Manero教授與北大人民醫院黃曉軍院士共同擔任GLORA-4全球III期註冊研究全球主要研究者。「美國的主要研究者之所以願意參與亞盛的項目，正是基於對藥物卓越品質和亞盛團隊的認可。」翟一帆認為，亞盛沒有雄厚資金便利，贏得尊重靠的是「信譽良好，科研實力強勁，專業能力與臨牀數據得到了他們的認可」。

從FDA到EMA的智慧與科學博弈

翟一帆全程領導了亞盛所有臨牀試驗與CDE、FDA、EMA、PMDA、英國以及澳洲等全球主要監管機構的溝通，這段經歷充滿博弈與團隊智慧。

2022年，FDA腫瘤卓越中心首次提出了「Project Optimus」的計劃，要求企業提供至少兩個劑量方案下的安全性與有效性數據。當時與FDA溝通開展利沙托克拉針對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徵（MDS）適應症時，翟一帆透露：「當時在全球，對艾伯維在該適應症上的失敗數據毫不知情。我們憑藉詳實的數據經過多輪溝通，FDA最終認可了全球註冊Ⅲ期研究GLORA-4關鍵方案設計。」

在歐洲，EMA曾經就其某一個全球Ⅲ期註冊研究方案提出了53個問題。「團隊全球協同，無時差待命，經常在凌晨與EMA或臨牀PI開會溝通。」翟一帆感慨，每個問題都必須準確及時回答，以確保每個臨牀試驗都能高效順利進行。

事實上，亞盛一開始就堅持全球臨牀開發的佈局，到現在正在推進九個全球註冊Ⅲ期臨牀試驗，其中四個是由FDA、EMA批准。翟一帆透露，公司全球臨牀運營都是由當地有多年經驗的高管負責，充分發揮他們的優勢。

中國藥監接軌國際促進創新

在與全球監管機構博弈的同時，亞盛也見證並參與了中國藥品審評審批制度過去10年的改革進程。

「亞盛是中國藥監局施行審評制度改革與國際接軌、新葯審評不斷優化的見證者和獲益者。」翟一帆説，這在琥珀酸脱氫酶（SDH）缺失型胃腸道間質瘤（GIST）的註冊臨牀試驗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類患者極為罕見，且很多患者是年輕人，開展傳統隨機對照試驗幾乎不可能。

經過多輪反覆溝通，CDE最終批准了單臂試驗方案，入組12歲及以上患者，這在成人適應症尚未獲批的情況下前所未有。「CDE願意創新，願意打破常規，為滿足臨牀需求、針對無藥可治的病人開闢新的審批路徑。」翟一帆介紹。

安全、高效、卓越：

全優藥物的品牌哲學

接近上市時，翟一帆對利沙托克拉在臨牀醫生中的定位清晰而堅定：「作為全球第二個上市的BCL-2抑制劑，必須體現其與維奈克拉差異性優勢。目標是成為全優藥物，就像全能冠軍。」

在她看來，「腫瘤患者到末期不僅需要迅速強力控制住癌細胞擴散，同時還需要考慮患者的耐受，不能夠因為無法承受的副作用而停藥。隨着腫瘤治療進入慢病化管理時代，藥物的安全性、耐受性變得非常重要。這是我們的藥物與其他藥物最大的區別。」

據翟一帆介紹，維奈克拉半衰期26小時，有藥物藥物相互作用（DDI），在治療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CLL）時，為避免腫瘤溶解綜合徵發生，必須使用5周的劑量遞增方法，期間患者還需要住院，患者使用非常不方便，利沙托克拉半衰期只有5小時，我們從一開始就差異化設計了只需要每天劑量遞增，一周內就達到有效劑量。這個和五周才達到有效劑量相比，為患者使用提供了很大便利。為此，有CDE審評員曾在公開演講中將利沙托克拉稱為「以患者為中心的創新代表」。

這種理念甚至延伸到了品牌形象設計。當美國品牌設計師詢問藥物形象時，團隊一致選擇了海豚。「海豚聰明、可愛、靈活，寓意藥物既安全又高效。」翟博士解釋説，「海豚象徵着卓越，全面、有效且智慧，是全優藥物的體現。只有全優藥物才能給患者帶來無憂感。」

利生妥海豚吉祥物

利生妥2025年7月上市發佈會現場

藥物通用名lisaftoclax也被賦予了深意，「Life saving」寓意挽救生命。在藥物推廣中，團隊花費大量時間思考如何對患者進行教育，「這一過程我們堅持了很多創新理念，特別在藥物研發理念上必須突出差異化。」

患者不能等待：驅動研發的永恆使命

在所有戰略、科學與商業考量之上，翟一帆和團隊最根本的驅動力就是患者。

她講述了幾個刻骨銘心的故事：六七年前在中山醫一附院急診室，一個4歲橫紋肌肉瘤女孩在轉院途中腫瘤破裂去世；還有那位始終詢問「藥什麼時候能獲批」的丈夫，最終在藥物獲批前等來了太太離世的消息……

「這些故事就像一把把重錘，敲打着我們的心。」翟一帆的聲音幾度哽咽，「我們多耽誤一天，就可能有一個家庭破碎，就可能有一個生命消逝。」所以她不斷跟團隊強調：「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這種緊迫感塑造了亞盛的文化：務實、高效、專注。

翟一帆對自己的角色有清醒認知：那就是責任。 作為亞盛核心成員，翟一帆負責的不僅僅臨牀開發，從靶點選擇、臨牀前研究到商業化決策都深度參與，帶領團隊實現了中國首個且唯一的第三代BCR-ABL抑制劑奧雷巴替尼、中國首個國產原創Bcl-2抑制劑利沙托克拉的成功上市。「雖然自己沒有相應的頭銜，但從藥物發現階段的靶點選擇，到早期臨牀前研究，再到臨牀開發后期直至商業化，乃至從銷售到市場交接的整個決策鏈條，我必須瞭如指掌。」她認為領導者必須對多方面都有深入瞭解，「倘若領導者對自己的產品、競爭對手以及整個行業都缺乏深入瞭解，那麼很難帶領公司達到應有的水平。」

翟一帆博士攜全球臨牀開發與運營團隊部分成員

在團隊管理上，她秉持兩個原則：領導者自己必須是員工的榜樣（role model），在組建團隊時，尋找具有激情和堅持精神的人才；創造讓員工能不斷成長的環境。「做領導還需具備大度的格局，要真心希望員工比自己更強。」亞盛的氛圍因此專注於工作而非辦公室政治，「大家將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專注於提升自身能力和推動公司發展。」

初心與傳承：純粹的科學追求

翟一帆的低調務實，或許正是源於她的成長背景。她出生併成長於中山醫科大學校園，許多教授的嚴謹專注、言傳身教和濃厚的學術氛圍培養了她對科學純粹而執着、堅持不懈的性格。

從戰火中的患者守護，到三十年BCL-2抑制劑的長征；從每日劑量遞增的科學冒險，到與全球監管的智慧博弈；翟一帆和她的團隊，亞盛醫藥的故事，是中國創新葯從跟跑到並跑，再到某些領域領跑的一個縮影。

這家公司沒有明星光環，卻有着海豚般的智慧與卓越；沒有追逐研發風口，卻研發出兩款全球領先的創新葯上市；沒有龐大銷售團隊，卻憑科學實力贏得了全球頂尖研究者的認可與尊重。

「新葯研發，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BCL-2抑制劑的研發，亞盛人堅持了三十年，我們的科學基礎打得特別堅實，一直走得很穩健。」翟一帆最后説，「這或許正是中國創新葯需要的長期主義。」

總第28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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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生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