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此富有，為何民眾卻如此痛苦？

　　作者：戴維・弗倫奇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美國經濟令全世界艷羨。然而，美國民眾卻對本國經濟狀況十分不滿，而且這種不滿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這兩種説法都是事實。坦白説，直到不久前，這一矛盾都讓我困惑不已。面對如此亮眼的經濟增長，民眾長期保持悲觀情緒，這怎麼可能是理性的？

　　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美國 GDP 增速遠超歐洲和日本這兩大主要經濟競爭對手（印度與中國除外），差距之大甚至到了這樣的地步：歐洲許多經濟強國的富裕程度，僅相當於美國最貧困的幾個州。例如以可支配收入衡量，英國和法國的民眾生活水平，更接近美國最窮的密西西比州，而非全美平均水平。

　　我們常聽到中產階級萎縮的説法，但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富裕階層與上層中產階級規模在擴大。經濟學家斯科特・温希普和斯蒂芬・羅斯的分析顯示，核心中產階級（定義為家庭收入為貧困線 250% 至不足 500% 的羣體）佔全國家庭的比例從 1979 年的 35.5% 降至 2024 年的 30.8%。乍看之下降幅不大，但實際比例下降了 13%。

　　這並非因為美國人變窮了。恰恰相反，他們變得更富有了，而且富裕程度大幅提升。同期，美國貧困人口或接近貧困線人口（收入低於貧困線 150%）的比例從 29.7% 驟降至 18.7%。下層中產階級家庭（收入為貧困線 150% 至不足 250%）的比例也從 24.1% 降至 15.8%。

　　同一時期，美國上層中產階級與富裕階層的比例出現爆發式增長。1979 年，上層中產階級（收入為貧困線 500% 至不足 1500%）家庭佔比僅為 10.4%；到 2024 年，這一比例幾乎翻了三倍，達到 31.1%。而富裕階層（收入為貧困線 1500% 及以上）的比例從微不足道的 0.3% 升至 3.7%，增長超過十倍。

　　為讓您理解這些數字的含義，以三口之家為例，2024 年劃分五個收入階層的門檻分別為：4 萬美元、6.7 萬美元、13.3 萬美元和 40 萬美元。

　　結果就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與祖輩父輩相比都稱得上極為優渥。儘管民眾對住房可負擔性的抱怨合情合理，但美國人如今的住房平均面積更大、裝修更豪華，遠超以往任何一代人。

　　曾經的奢侈品 —— 中央空調、大屏電視、家用電腦、多輛家用汽車等 —— 如今已成為美國社會大多數階層（當然並非全部）的標配。

　　美國依然是充滿機遇的國度。我們依然能為數千萬人創造鉅額財富。

　　我以前總愛用客觀經濟數據反駁主觀上的經濟低迷感，不厭其煩地強調：悲觀情緒或許真實存在，但並不理性。畢竟，即便人們對整體經濟感到擔憂，大多數人對自身經濟狀況不還是滿意的嗎？

　　此外，這種情緒難道不大多帶有黨派色彩嗎？經濟樂觀與悲觀情緒會隨着執政黨派更迭而反轉：共和黨入主白宮時，共和黨人立刻變得更樂觀；民主黨掌權時，民主黨人也是如此。

　　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永遠不可能出現廣泛的經濟樂觀情緒。

　　但后來我讀到一篇文章，徹底改變了我的看法。觀念轉變之后，我看到了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實：我們之所以痛苦，部分原因恰恰在於我們變得富有。

　　這篇文章發表於去年 8 月的《紐約時報》評論版，作者是管理諮詢師丹尼爾・柯雷爾，主題是迪士尼世界的經濟學。文章寫道，這座曾經對大多數美國人觸手可及的樂園，如今價格高得離譜，門票費用足以壓垮數百萬美國家庭的預算。

　　價格飛漲還不只是基礎門票。迪士尼還推出各類額外付費增值服務，打造出多層級的體驗體系。可以把樂園比作航空公司的登機分組：身處第一組，生活體驗就是會好得多。

　　從某種角度看，迪士尼的現象可以理解，也令人惋惜，但算不上觸目驚心。每年只有一小部分美國人會去迪士尼世界；而既然美國富人越來越多，從經濟邏輯上講，推出迎合他們口味（並掏空他們錢包）的增值服務也合情合理。

　　然而，問題不只出在迪士尼。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本月，《華爾街曰報》刊發了一篇引人深思的報道，講述青少年體育費用的暴漲。例如 2019 至 2024 年間，普通家庭每年在棒球項目上的支出從 660 美元增至 1113 美元。

　　部分原因在於青少年體育的性質已經改變。我小時候，大家只有一根球棒、一副手套和幾個球，在最近的沃爾瑪門口的社區報名點參加少年棒球聯盟，球隊名字都是 「湯姆汽修老虎隊」「韋恩音像野貓隊」 這類本地商家冠名的隊伍。

　　現在呢？巡迴體育賽事佔據主流，而這類賽事開銷巨大。正如《華爾街曰報》所寫：「參加巡迴隊的青少年，一身裝備、服飾和周邊產品價值數千美元。」 再也看不到本地企業贊助的社區球隊了。如今你常常要爲了名為 「A 聯盟」「B 聯盟」 的隊伍在地區甚至全國範圍內奔波，這些隊伍隸屬於不同的商業巡迴體育機構。

　　如果你是體育迷，除非手頭寬裕，否則別想去看喜歡的職業球隊比賽。正如我在《體育報》的同事亨利・布什內爾去年 12 月報道的：

　　根據球迷成本指數，1991 至 2023 年間，觀看一場 NFL（美式橄欖球）或 MLB（職業棒球大聯盟）比賽的平均成本上漲了約 300%。如今 NFL 平均票價超過 300 美元。

　　《體育報》本賽季初的分析顯示，NFL 比賽最便宜的門票約為 169 美元，比英超所有普通場次門票都貴，僅低於阿森納最熱門賽事的最高檔票價。

　　再説説坐飛機？買機票就像翻開餐廳菜單，座位等級選項一個接一個。早已不只是頭等艙和經濟艙前后排隊登機那麼簡單。現在有頭等艙、優選主艙、普通主艙和基礎經濟艙；還有至尊會員登機、優先登機以及另外九個登機分組。

　　結果就是無盡的挫敗感。我們不斷被提醒：美國是一個層級分明的社會，高收入能換來顯而易見的優渥生活，而一份體面的收入卻什麼特殊待遇都換不來。高收入人羣數量如此龐大，整個經濟體系都在向這一少數羣體傾斜，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

　　換句話説，我們擁有隻為 「第一組」 服務的經濟，卻生活在 「第九組」 的國度。難怪如此多美國人感到經濟上處於弱勢、缺乏安全感。

　　有數據支撐這一直觀感受。去年 2 月，《華爾街曰報》報道稱，收入前 10% 的人羣（家庭年收入約 25 萬美元及以上）如今佔全美總消費的 49.7%。這一比例驚人到足以讓整個經濟向頂層傾斜。

　　如果把範圍擴大到收入前 40% 的人羣，這一比例將升至總消費的 75% 以上。這意味着美國收入墊底的 60% 人口，消費佔比不足四分之一。綜合來看，個體理性的經濟選擇正在推動整個經濟只為富人服務。而如果前 10% 人羣是絕對的消費主力，即便上層中產階級也會感到焦慮不安。

　　如果你是汽車製造商，你會選擇生產低利潤的入門級車型嗎？還是通過銷售高利潤 SUV 獲得更大回報？如果你是開發商，豪華住宅通常利潤高得多。

　　沒錯，二手車依然可以是好車，也有證據顯示建設更多高端住宅能通過增加總供給拉低房價，但美國中產階級如今只能消費二手車。光鮮亮麗的新品？那是屬於別人的。

　　最終結果就是一種持續的感受：自己是二等公民。入住酒店時，你望着更短的金卡會員專屬辦理通道；乘坐租車擺渡車時，你駛過優先服務櫃檯，常旅客在那里直接拿鑰匙走人。

　　更重要的是，搬到新城市后，你會發現預約新醫生可能要等上數月 —— 除非你願意每月支付高額費用加入會員制醫療服務，那樣就能立刻就診，中年患者甚至還能附贈肉毒素項目。

　　如果你住在前 10% 富人青睞的城市呢？那麼即便你是上層中產階級，也絲毫感覺不到富裕。六位數的薪水只能買到鴿子籠般的公寓，從雜貨到汽油的所有商品都貴得離譜。很快你就會在網上搜索查塔努加或得梅因的房價 —— 那里肯定更便宜 —— 無論你是否真的打算離開。

　　在這種背景下，「可負擔性」 不只是指某件商品的價格（甚至不一定是某一時期的通脹率），而是進入正常美國生活的入場券價格—— 這種生活包括陪孩子打棒球、隨時能看的醫生、心儀的住房，以及最基本的：沒有被時代拋棄的感覺。

　　財富總在引誘我們陷入不滿。我們天生貪得無厭，容易心生嫉妒。「攀比鄰居」 之所以成為俗語，正是這個原因。

　　但如果鄰居們在無形中也讓我們難以追趕呢？如果他們龐大的經濟實力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社區，讓我們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打不起球，失去無數我們需要或想要的東西呢？

　　在這個故事里，問題或許並非寡頭統治。埃隆・馬斯克的億萬財富並不會切實改變我的生活。但我所在城市里所有的醫生、律師、工程師和會計師會。他們買下了門禁社區的房子，他們的孩子在打巡迴賽。因為他們有錢，下一家新開的餐廳更可能是高端農場直供小館，而非華夫餅屋這類平價連鎖。

　　在這個故事里，沒有明確的反派，這也是問題難以解決的原因之一。我們無法針對並打倒某一羣讓美國陷入痛苦的惡人。每個人都在按照理性的利己原則行事：有能力的話，為什麼不當律師或工程師？能向建築師收更高的價格，為什麼要低價賣給幼兒園老師食物？如果會員制服務能讓生活更便利，為什麼不購買？如果收入和生活方式更好，為什麼不做會員制醫生？

　　正是數百萬美國人做出的數百萬次這樣的選擇，既推動了經濟增長，又反常地加劇了民眾的痛苦。我們買不起想要的東西，也負擔不起曾經負擔得起的東西。這種雙重落差，即便一個按歷史標準算得上寬裕的美國中產階級，也會覺得自己無比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