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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14 07:15
這將是創新葯史上最昂貴的離職之一。
3月10日,BioNTech公佈2025年年報的同時,也宣佈了一則震動行業的消息:聯合創始人Ugur Sahin(烏古爾·薩欣)與首席醫療官Özlem Türeci(奧茲勒姆·圖雷奇),這對科學家夫婦將在2026年離開他們親手創立並帶領走向輝煌的公司,轉而投身於一家聚焦下一代「mRNA+AI」技術的新事業。
資本市場反應劇烈。消息公佈后,BioNTech股價放量下挫,盤中跌幅一度高達20%,近50億美元市值轉瞬蒸發。
當后疫情時代的紅利逐漸消退,mRNA雙雄Moderna與BioNTech早已分道揚鑣。如今,連BioNTech的靈魂人物也選擇轉身,去追尋更前沿的「mRNA 2.0時代」。股價的暴跌,表面是情緒的宣泄,內核卻是市場對BioNTech短期與長期發展不確定性的集體拷問:
失去了「靈魂」的BioNTech,能否守住現有管線價值?又會否錯失下一代mRNA技術的制高點,淪為一家「平庸」的製藥工廠?
這種暴跌或許是一過性的,但這場超百億的離職,正在迫使整個行業回答一個根本性問題,當顛覆性技術的「核心推動力」離去,商業帝國該如何延續創新基因?尤其是陷入瓶頸之中的mRNA企業,又該如何平衡技術創新與商業現實。
3月10日,成了BioNTech投資者記憶中的「黑暗時刻」。股價斷崖式下跌,成交額放大十倍,市場的恐慌不言而喻。
衝擊並非來自略顯疲軟的2026年收入指引,真正的風暴眼,是創始人的離去。在投資者眼中,薩欣與圖雷奇夫婦不僅是管理者,更是公司最核心的無形資產——他們對mRNA技術的深刻洞察、敏鋭的科學直覺,以及將科研轉化為產品的關鍵能力。
BioNTech的崛起,始終與這對夫婦的名字深度綁定,他們就是公司的代名詞。兩人於2008年共同創立BioNTech,其初衷並非疫苗,而是利用mRNA技術攻克癌症。他們擁有典型的科學家創業背景,前半生幾乎與基礎研究相伴,在腫瘤免疫學領域造詣極深。
正是這種深厚的科研底藴,使得他們在2019年新冠疫情來襲時,能夠力排眾議,敏鋭地抓住機會,將公司積累了十余年的mRNA技術平臺轉向傳染病疫苗研發,啟動「光速計劃」,最終與輝瑞合作,創造了人類疫苗史上的奇蹟。
可以説,沒有這對夫婦在關鍵時刻的戰略決斷和科學領導力,就沒有后來拯救世界的疫苗,也沒有BioNTech從biotech躍升爲mRNA巨頭的傳奇。
他們的價值,在這一次疫情中的逆襲充分展現,卻又不止於此。在公司長期戰略的制定與執行方面,他們的貢獻同樣不凡。他們帶領BioNTech堅持「腫瘤+傳染病」雙軌研發策略,即使mRNA疫苗為公司帶來巨大的名利雙收,仍堅持投入癌症疫苗與其他創新療法研發,並未盲目或過度自信於mRNA技術。
這種「短期現金流反哺長期創新」的策略,讓BioNTech在2023年后疫苗需求下降時,走上了與Moderna截然不同的道路,通過大力拓展腫瘤業務、尤其是來中國掃貨,讓投資者看到「后新冠時代」的確定性。
事后來看,BioNTech的BD眼光和運作也的確值得稱讚,押注的ADC、PD(L)1/VEGF雙抗等都是時下的大熱門。
也正因此,如今他們的離職,在投資者看來,絕非普通的高管變動,而是一次「靈魂抽離」,標誌着一個由科學家創始人親手締造並引領的激情時代的正式告別。
暴跌也由此而來。
數百億元市值瞬間蒸發,華爾街的情緒崩塌,説起來也只不過是一個疑問:
BioNTech的投資者甚至包括很多基金大户,無法理解,為什麼在公司最需要穩定、多項抗癌藥物臨牀研究進入后期關鍵階段時,創始人卻要撤退?
當下的BioNTech正處在一個微妙卻又十分關鍵的關口。2025年其淨虧損擴大至11.2億歐元,而上一年這個數字還是6.65億。營收層面,由於與BMS合作微升至28.7億歐元,但高昂的研發開支(預計2026年將達到22億至25億歐元)正像黑洞一樣吞噬着現金。
儘管公司賬上仍持有172億歐元現金,但唯一的商業化產品Comirnaty銷售額持續下滑,公司將未來押注於腫瘤管線,計劃在2026年底前推進15項腫瘤學三期臨牀試驗,目標是在2030年成為多產品公司。
然而,這種規劃無法消除華爾街的疑慮。海外分析師甚至在電話會上不斷追問,在這個全面向腫瘤商業化衝刺的關鍵節點,創始人選擇在2026年底前完成過渡並離開,是否意味着內部對管線數據的信心動搖?這是否是一次「跳船」?
薩欣本人親自迴應,這絕對不是套現離場或信心喪失,相反,正是因為BNT327等后期管線已經成熟到了即將推向市場的階段,BioNTech現在需要的是擁有幾十年大型跨國藥企全球商業化、銷售網絡搭建經驗的CEO來操盤,而不是一個沉迷於實驗室的極客。
他坦言,2026年公司將有大量臨牀試驗數據讀出,過程「枯燥且漫長」,更適合職業經理人。而他創辦新公司是爲了繼續探索更早期、更具顛覆性的mRNA技術,並且BioNTech將向新公司授權部分技術權利,換取少數股權及未來的里程碑付款與特許權使用費,雙方將保持戰略協同,形成「老公司深耕商業化、新公司探索前沿技術」的格局。
創始人的正面迴應,同樣未能撫平市場的擔憂情緒。甚至聯合投資的基金經理認為,「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消息。在目前的臨牀狀態下,我看不出兩位創始人離開有任何正面的邏輯。」
情緒宣泄之外,市場的劇烈反應,本質是短期利空與長期隱憂疊加的結果。
業績層面的疲軟,最先衝擊市場信心。BioNTech給出的2026年營收指引為20-23億歐元,低於市場預期,加劇了市場對后新冠時代增長乏力的擔憂。
與此同時,公司計劃將研發支出提升至22-25億歐元,在無新增商業化營收支撐的情況下,虧損壓力持續加劇。即便公司稱現金儲備足以支撐研發投入,資金使用效率依舊被市場質疑。
管理層交接的空白,進一步放大不確定性。公司已啟動新任CEO遴選,目標是具備后期研發與商業化經驗的人選,但關鍵節點的管理層更迭,可能導致研發節奏放緩、戰略方向調整,甚至核心研發團隊流失。職業經理人與創始團隊的理念能否契合,直接決定公司轉型效率。
管線推進的挫折,更是給負面情緒火上澆油。公司近期宣佈終止個體化mRNA癌症疫苗BNT122在尿路上皮癌的二期臨牀,削弱了市場對其核心mRNA腫瘤平臺短期變現能力的信心。
比短期動盪更讓市場恐懼的,是「創新靈魂」的永久流失。
市場核心的焦慮在於,BioNTech可能錯失「mRNA 2.0」的時代機遇。薩欣夫婦的另起爐灶意味着,更具前瞻性的技術探索將發生在BioNTech體外。
儘管通過股權和授權協議,BioNTech可能分享部分未來收益,但最根本的知識產權源頭和顛覆性發現的主導權已然轉移。投資者擔心,未來的BioNTech或將淪為一家基於第一代mRNA技術的「製藥工廠」,而非持續定義行業的技術領導者。
此外,海外媒體還提出了另一種猜測:創始人的集體出走可能是公司被併購的前兆。一位曾在BioNTech擔任顧問的匿名專家向《世界報》透露,目前的BioNTech技術底藴深厚,且已經完成了工業化佈局,對於那些面臨「專利懸崖」的美國醫藥巨頭來説,是一個完美的「獵物」。別忘了,大股東的背景是基金。
如果這一猜測成真,BioNTech的未來可能充滿變數。多重擔憂交織,最終釀成 3月10日的暴跌慘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單日暴跌后,BioNTech的股價在第二個交易日迎來反彈,漲幅達8%。
這一走勢也説明,市場的情緒正在消化之中。從創始人領導的研發型企業向職業經理人管理的工業化藥企轉型,幾乎是所有創新生物製藥企業實現規模化發展的必然選擇。關鍵在於公司能否實現管理層的平穩交接。
BioNTech的長期價值,仍取決於管線研發進度與商業化能力。其搭建的成熟mRNA技術平臺、豐富的后期管線佈局,以及充足的現金儲備,這些並不會因創始人的卸任而消失。今年多項3期臨牀數據的發佈,纔是重塑公司估值模型、讓市場重新定價的根本錨點。
對於這場由創始人離職消息所引發的行業巨震,我們需要理性看待短期的市場波動,更需要從這一事件中反思mRNA行業、或者創新的本質,以及生物製藥企業在轉型過程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首先,薩欣夫婦的離職與再創業,反映出創新葯企在發展過程中,技術創新與商業變現的天然張力。
按照薩欣夫婦的説法,之所以選擇離開,核心原因在於成熟企業的商業化導向,與科學家的顛覆性創新追求存在衝突:工業化製藥企業需要聚焦管線商業化、成本控制、業績增長,而顛覆性的技術創新需要長期的研發投入、寬松的研發環境,以及不受業績壓力束縛的研發節奏。
這種矛盾並非個例。「科學家情懷」與「商業帝國運營」之間存在着永恆的張力,並隨着企業的壯大而凸顯。
顛覆性技術往往誕生於科學家主導的、靈活專注的Biotech;而將其大規模商業化、實現「患者可及」,則可能需要更標準化、更重運營的Pharma能力。兩者如何平滑過渡與傳承,是無數明星Biotech成長進階路上最難解的題。這或許也是中國創新葯企下一階段需要回答的問題。
其次,「平臺技術紅利期」結束后,mRNA企業如何尋找第二增長曲線。
Moderna和BioNTech的路徑分化,已經為行業提供了兩個參照。Moderna堅信mRNA平臺本身就是一個廣闊的宇宙,選擇All in,並隨之遭遇了無數挑戰;BioNTech則選擇向外擴張,用資金換取時間和確定性,通過併購快速獲得成熟資產和新技術,邁向綜合性藥企。
薩欣夫婦的離開,似乎為BioNTech的路徑加了一個註腳,即公司戰略重心可能進一步向「運營」和「整合」傾斜,而非「前沿探索」。這或許能帶來更穩健的下限,但也可能稀釋最初那種勇於押注顛覆性技術的創新鋭氣。
對於整個mRNA行業來説,當技術驗證的「從0到1」已經完成,如何實現「從1到N」的可持續增長,並應對更新技術的潛在挑戰,是擺在所有玩家面前的共同課題。
最后,則是對中國創新葯企的深刻啟示。
BioNTech的發展史,尤其是其兩次關鍵融資(2008年斯特倫曼家族的天使投和2018年輝瑞的戰略投資)帶來的命運轉折,以及近兩年其對中國創新資產的大規模整合,為創新葯企的發展帶來珍貴鏡鑑。它表明,原創技術的突破需要科學家與長期資本的堅定結合,而全球化成功某種程度上也離不開與巨頭的戰略協同。
同時,薩欣夫婦的案例也提醒市場:當公司發展到一定階段,是堅守技術探索的初心,還是順應商業擴張的浪潮?如何構建一個不依賴於個別靈魂人物、卻能持續創新的組織體系?這要求中國Biotech需要在技術創新之外,補齊公司治理與戰略定力的功課。
薩欣與圖雷奇的轉身,彷彿一個時代的隱喻:最頂尖的探險家,總是渴望前往地圖上還未標註的疆域。這無關對錯,只是選擇。
對於整個行業,這場離職則是一記清醒的提示:技術的浪潮永遠向前,沒有永遠的巨頭,唯有永恆的創新。而所有站在十字路口的創新者,終究要回答:
我們因何出發,又該向何處前行。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氨基觀察」(ID:anjiguancha),作者:氨基君,36氪經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