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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11 18:59
(來源:泉果視點)
很多真正有智慧的洞察,並不存在於輿論場的風口浪尖之上;而是閃爍於持續深耕產業的燈火闌珊之處。
如果我和您説起Henry Ellenbogen(亨利·埃倫伯根)這個名字,您一定覺得非常陌生;他是Durable Capital Partners的創始人兼CIO,也是在專業投資界很受尊敬的專業思考者。
他擅長投資成長型企業,他的基金既投資二級市場,也佈局一級晚期的成長公司;因此, Henry不但深諳「市場怎麼交易」,也很理解「公司究竟是怎麼長大的」。
圖1. Henry Ellenbogen | Durable Capital Partners創始人兼CIO
有時候,Henry甚至比他投資的企業的CEO,更能敏鋭地感知到企業所面臨的風險。
2011年,一個周六早晨。
奈飛(Netflix)的CEO雷德(Reed Hastings)接到了亨利(Henry)的電話。
彼時的奈飛,正在被市場視作一場「自殺式轉型」的主角:
DVD郵寄與流媒體兩塊業務拆分;因提價60%引發了80萬用户流失;股價從300美元跌到77美元……媒體稱之為「科技史上最糟糕的錯誤之一」。
Henry對Reed説:「嘿,我可能是錯的,但我覺得,你們必須馬上開始融資了。」
那一年,Henry38歲,任職於老牌主動資管巨頭T. Rowe Price(普信集團)。
一年半之前,他剛剛被委任接手了公司的明星產品——New Horizons Fund(新視野基金),這是美國曆史最悠久、規模最大、表現最出色的中小市值成長型基金之一,超過400萬個美國家庭持有該基金。
而Henry,已經將這隻基金中的2億美金,投向了一家幾乎被市場判了死刑的公司——奈飛。
他在電話中進一步解釋説:「我非常欽佩你們正在做的事,但我預測這會是一次艱難的財務轉型——你們正在從可變成本模式,切換到固定成本模式。
這意味着你必須要提前向Discovery和迪士尼支付鉅額費用來獲取內容,同時還要投資拍攝原創節目,如果訂閲用户持續流失,這意味着,你們的現金很快會耗盡。」
奈飛的CEO沉默了幾分鍾,然后他説,「這件事我可能確實想得還不夠深。我們明天再談。你先講講你的判斷,我們再講講我們的。」
幾個月后,奈飛通過私募投資籌集了4億美元,Henry主導了這項投資。
正是靠着這筆融資,奈飛熬過了艱難的轉型期;到了2013年底,奈飛的市值增長了五倍,成爲了新視野基金當年表現最好的股票。
圖2. 奈飛 | 流媒體娛樂服務公司
今天回頭看,奈飛的市值,已經是2011年100 倍了,但更重要的,並不是這筆投資本身,而是Henry在那個周末意識到的事情:
每個卓越的企業,幾乎都經歷過一次看起來與失敗極為相似的窘境。
真正困難的,是如何去分辨,它究竟是在坍塌,還是在重生……
這可能是人類投資者最后的優勢。
本系列【泉果探照燈】將分上下兩期,從Henry近期的深度訪談中匯編梳理出幾個最值得關注的觀察點:
主持
Patrick O’Shaughnessy
Positive Sum的創始人兼CEO
嘉賓
Henry Ellenbogen
Durable Capital Partners創始人兼CIO
圖3. Patrick O’Shaughnessy(左)對話Henry Ellenbogen(右)
計算的邊界:
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變化?
Patrick:
過去幾年,市場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相當一部分邊際成交量,正集中到大型多基金經理、多策略的平臺中——比如Citadel(城堡基金)、Millennium(千禧年對衝基金)、Balyasny、Point72。
它們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量化基金」,而是把基本面團隊、系統化交易、風控與技術整合起來的平臺型機構。在這樣的結構下,交易開始變得越來越快、越來越規則化。從你的角度看,這樣的變化意味着什麼?
Henry:
我大概是兩年前才真正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回頭看,其實三年前就該更早把它放到核心位置,但你知道,投資里很多事情都是這樣——你總是過一段時間才意識到某件事其實早就該思考。
在我職業生涯里,有一個階段,量化基金開始表現得非常好——比如像Two Sigma這樣的機構。
我們一直強調一件事就是:謙遜。我們不會上來就假設「我是對的,你是錯的」,也不會把世界簡化成「我們好,他們壞」。我們會默認對方非常聰明,然后問自己:我能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
所以我后來做了一件事:去深入研究量化機構。
我得到的結論是:短期alpha這場遊戲,大概率會被「機器+人」的組合贏下。
那時候,剛好發生了一件象徵性的事情:計算機系統首次在國際象棋上,擊敗了最強的人類棋手——這一刻你會意識到,在某種類型的對局中,機器就是會更強。
我專門向Two Sigma的負責人去請教。他做得極其出色,我們聊了很多,我也慢慢明白:量化當然很強,但它也有邊界。
那麼,邊界在哪里?
如果這是一個「重複博弈」的問題(repeat actor problem),而且數據是已知的、可結構化的,量化就會非常擅長。
這意味着什麼?如果你的投資邏輯是「如果A,那麼B」,機器大概率比你強。
比如,有些人買一隻工業股,只因爲PMI下降了——他們的邏輯是「歷史上PMI回升時,這類股票的估值會修復,我就能賺錢」。這種純規則式的、基於已知關係的交易,機器一定比你做得更好,因為他們不猶豫、沒情緒,也不會疲勞。
但如果你真正擅長的,是理解人、理解變化,那你反而有優勢。
總有一些公司足夠強
可以在環境變化中完成轉身
Patrick:
你提到了人和變化,聽起來有點抽象,這些優勢如何落實在投資上呢?
Henry:
我在上一家公司時,曾經做過一場內部分享,題目就叫《人vs機器》(Man vs Machine)。我當時的結論是:
如果機器在某些領域天然更強,我們就應該接受這個事實。然后把精力集中在我們真正有優勢的地方。
我們要全力做好兩件事:
第一,把「理解人」做得更深;
第二,把「理解變化」做得更強。
同時,凡是我們不佔優勢,而機器更佔優勢的那部分交易——説實話,本來也不該做——我們就應該少做甚至不做。
所以我們在Durable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少做一些不佔優的事情,才能把剩下的做得更深。
因為如果我們願意承受波動,就必須把公司和人的理解做得足夠深。
那麼這種理解有什麼用呢?最大的作用,就是在市場壓力大的時候,你有沒有底氣做判斷。
舉個例子:Colliers(高力國際)。這是一家全球化的多元專業服務與投資管理公司,業務橫跨商業地產、工程和投資管理。
當Colliers下跌時,市場可能在擔心商業地產經紀業務會因為利率而承壓。大多數時候,市場的判斷往往是合理的,甚至90%的時候都對。
但問題在於,市場判斷的是行業周期,而我們更關心的是組織質量。
如果我們非常理解它的文化、它的資本配置方式;如果我們研究了它旗下Harrison Street 這塊業務20年,而且認識管理層、理解他們怎麼做決策——那我們就更願意在市場悲觀時「頂住」,甚至加大投入。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我們的早期成長組合。
比如外語學習平臺Duolingo(多鄰國)。它在 2021年上市——那是一個資本市場對成長公司極度寬松的階段。零利率環境下,大量成長型公司在IPO時獲得了非常高的估值。
圖4. 多鄰國 | 美國教育技術公司
后來大家也都看到了:2022年利率上行,市場迅速轉向,很多人乾脆把「2021 IPO那批公司」整體打包扔掉。你看數據就知道:2022年Russell 2000 Growth里那些虧損的公司,股價平均跌幅超過了70%。
從組合管理角度看,這種「整體風險迴避」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們的態度是:不是所有公司都一樣。
不是所有公司都會在新環境下失敗。也不是所有公司都無法建立真正的盈利能力。
我們相信,總有一部分公司擁有足夠強的組織紀律、產品優勢和執行力,可以在環境變化中完成轉身。
所以,我們在2022年反而加倉了Duolingo——當市場因為宏觀規則而統一賣出時,我們因為理解公司本身而選擇繼續持有。
而這恰恰是人類投資者可能存在優勢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的決策完全是規則驅動,或者你的投資周期只有1到3個月,那你幾乎不可能持有像Duolingo或Colliers這樣的公司。
你根本扛不住。
AI不是主題
而是一條新的成本曲線
Patrick:
你剛纔反覆提到兩個詞——「人」和「變化」。我們不妨先從「變化」説起——因為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場可能此生最大的技術變革里,你也經歷過互聯網、移動、雲計算這些周期,你認為,哪些規律可能會重複?哪些則必須丟掉、甚至要從第一性原理重新推導?
Henry:
我從2022年開始,就在股東信里討論AI;但我們不是一家「主題投資機構」。我們不會「因為AI很重要,所以去買AI公司」。
我們的做法是:先真正理解變化,然后判斷我們關注或持有的公司,會不會因此變得更強、是否會受益,或者至少不要被顛覆。
當然,AI會影響科技公司——市場已經在反映這一點,但我覺得被低估的一點是:AI其實會影響幾乎所有依賴白領勞動、知識生產與IP創造的公司。
這里有一個我經常用的類比。
在2010年代末,幾乎所有做「產品型業務」的公司,都必須理解一個概念:「中國成本」(China Cost)。
道理很簡單:如果全球供應鏈中存在一個國家,可以憑藉規模、效率和資源優勢,把產品成本壓到極低,那麼你要麼理解它、利用它,要麼就會被它淘汰。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AI很可能會像「新一代的中國成本」那樣成為一條硬約束。
但這一次,它影響的不再是「產品成本」,而是知識工作、流程工作、以及IP生產的成本。
還有一個角度,其實很少被提到。那就是技術將如何改變公司的成本曲線。
當年我第一次真正理解這一點,是在研究Amazon的時候,那時我管理着一隻全球 TMT基金,Amazon是我的最大持倉。
今天的Amazon,市值已經2萬億美元了,但在那個年代,它還只是一家市值約100億的小公司。
那時我每年會去西雅圖兩次,和Amazon創始人Jeff Bezos(傑夫·貝索斯)吃午餐——因為我們那家機構是它最大的外部股東之一,而我負責研究它。
有意思的是,因為西雅圖離我們公司有點遠,沒人願意跟我一起去;Amazon也沒有今天這麼多人關注,很多人覺得我「想得太超前了」。
但從我和貝索斯的這些交流,我學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頂級的公司,會用技術同時做到兩件事:
第一,持續降低成本,
第二,持續擴大份額。
更重要的是:他們能把這種「單位經濟優勢」(unit economics),再投資到一種更持久、更難被追上的優勢里。
這就是我們理解的「護城河」。
不是你今天領先,而是即使競爭對手明天驚醒了,他用同樣的人、同樣的錢、同樣的策略,也追不上你。
Amazon就是這樣。它把「每個包裹降低3%-5%成本」的優勢,不斷地再投資到履約中心(fulfillment centers)的基礎設施建設中,於是接下來的20年里,它都能沿着那條每年降低3%-5%的成本曲線繼續前進。
等到所有人真正意識到Amazon在做什麼的時候,能夠跟上這條曲線的公司,只剩下沃爾瑪和Costco這種仍然擁有規模與信任優勢的企業。
所以當我們今天討論AI時,我們其實是用同樣的框架在思考。
未來很可能會出現很多類似Amazon的故事:
有人率先站上那條新的成本曲線。而一旦跑在新曲線上,他們就會越跑越快。
后來者,即使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也很難趕上。
新舊成本線之間
會涌現出下一批冪律贏家
Patrick:
如果把「實體世界」和「數字世界」的效率提升放在一起看,很多人認為,一個很可能的交匯點,就是機器人。你們是怎麼思考這件事的?
Henry:
這是我們最近一直在認真研究的問題。
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其實很簡單——去學習。
我們主動去見那些在這個領域最領先的創業者,也去和我們投資組合里相關的公司交流。說白了,就是想先把事情弄明白。
而且坦率説,我們也非常清楚,在AI和數字技術這種變化極快的領域,很多判斷可能每6個月就需要重寫一次。
所以接下來我要做的是一件我不太願意干的事,就是分享一些早期的結論,它們甚至很多地方可能是錯的。但至少,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信號是:在某些應用場景里,機器人的成本已經低於傳統的人工流程。也就是説,它已經比「純體力勞動」更便宜了。
而且要注意一點:這還是機器人最早期、最笨的時候。從歷史經驗看,這往往也是技術最差、效率最低的階段。
但這次的不同之處在於:機器正在和AI一起迭代,而且這些系統越來越多的是建立在通用模型(general-purpose models)之上,而不是單一用途的模型。
這意味着,它的發展速度,很可能是一條几何級增長曲線。
如果用我們剛纔討論的Amazon成本曲線來理解,可能更清楚。
Amazon當年做對的一件事是:在整整20年里,他們把「寄出一個包裹」的成本,每年降低3%到5%。與此同時,那些沒有建立物流基礎設施、沒有投資自動化倉儲、沒有使用機器學習優化庫存和供應鏈的公司,則是處於另一條成本軌道上,有些甚至是每年上漲3%到5%,最好的情況也只是持平。
在一個低利潤行業里,3%-5%差距,只要重複五年,就足以拉開巨大的差距。
説實話,這就是全部的故事。
而在機器人領域,我們也開始看到一種類似的模式。
在很多應用場景里,機器人成本已經接近人工。有些場景甚至已經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如果未來機器人技術進入規模化階段,它的成本下降速度,可能不止3%到5%,而是15%到20%,甚至遵循「冪律」曲線。
這意味着什麼?
五年以后,世界可能會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公司:
一類公司站在舊成本曲線上,而另一類公司站在新成本曲線上。
當這兩種公司開始競爭時,就會出現冪律級別的贏家。
所以我們真正花很多時間思考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哪些公司能站在這條新曲線上?
因為一旦領先者進入這條曲線,后來者即使明天醒來、投入同樣的錢、僱到同樣的人,也很難追上。
原因很簡單:他們沒有提前建設好必要的基礎設施——包括分銷網絡、技術架構、運營體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往往至少落后兩到三年。而且每拖一天,差距都會更大。
但我覺得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
如果你理解了這種變化,你就會開始在經濟中尋找另外一類機會。
那些今天看起來很普通,甚至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行業,其實佔整個經濟的70%以上。而其中很多領域,幾乎還沒有被技術深度改造。
這纔是未來可能出現大量新公司的地方。
下期預告
很多投資行為,本質上都是一種世界觀的投射。
下一期,我們會繼續深入Henry Ellenbogen 的投資哲學:
他如何讀人,為什麼格外看重處於「第二幕」的企業家?
為什麼他理解公司的方式,並不來自經濟學,而更接近生物學?
以及,在接手New Horizons基金后,他讀完了過去50年的股東信,從中頓悟的一件事,幾乎重塑了他此后的投資邏輯。
參考資料:
The Last Human Edge,Dom Cooke, Dec 2025
Henry Ellenbogen - Man Versus Machine,Dec 2025
泉果博物館
「當算法學會做夢」
《機器幻覺》樣本數據可視化(2022)
Refik Anadol(土耳其)
Refik Anadol是國際知名的媒體藝術家、導演和機器智能美學的先驅。他的作品探討的並非技術本身,而是算法給人類帶來的挑戰和可能性,以及在人工智能時代作為人類的意義。
他以「后數字建築」為錨點,邀請觀眾跳脱傳統媒介的邊界,將新媒體邏輯轉化為藝術語言——讓海量數據中那些曾被忽略的規律與結構,以可見的形態浮現,為世界提供全新的感知視角。
這件由AI驅動的沉浸式數據藝術裝置,正是他對這一思考的具象表達:算法學習了MoMA館藏數十萬件藝術作品的視覺與風格數據,以「機器幻覺」實時生成抽象畫面——細密的絲線、流動的色塊、幾何化的形態,都是算法對藝術史的拆解、重組與夢境式重構。
在技術與人文的交織中,屬於這個時代的「冪律答案」,也許不是人類被技術替代,而是將借技術之力擊穿舊範式,抵達更遼闊的認知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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