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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05 23:59
「我們現在走到一個階段,(美國內部)分歧已經到了沒法調和的程度。你怎麼讓這羣烏合之衆一樣的人重新形成秩序?你需要一個很強硬的領導者,逼他們去做困難但必須做的事,逼他們別再互相打,把注意力放回生產上。」
「一個國家要成功,有三件事必須做對:教育與文明、一個有秩序的競爭環境、遠離戰爭。而美國現在這三件事都出現了問題。」
「黃金這輪上漲,你可以理解為,黃金從‘極低配置’提高到了‘沒那麼低的配置’。」
「黃金不是一塊貴金屬,更像是人類歷史上最成熟、最被認可的貨幣。」
「大家之所以追白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它最近很熱,而熱本身就會吸引更多熱錢。」
「比特幣會更像風險資產,而不是避險資產。」
「技術的演進和公司股票的表現,是兩回事,中間差得非常遠。」
橋水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在「All-In」播客上又做了一場深度對話。
去年2月他上這檔節目,堪稱全年最精彩、最有影響力的一場(點擊閲讀:達利歐攜新書《國家如何破產》最新對話,談及DeepSeek以及黃金、AI、美國債務危機等)。
對話人仍然是大衞·弗里德伯格(David Friedberg),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投資人,以對科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深刻理解而聞名。
於是這次對話更像一張對照表,同一種追問方式,讓你清楚看到達利歐一年前后的語氣和心態的微妙變化。
那套「大周期」背景是不變的框架,只是他談「3%方案」時,那種推動者的勁頭少了。解決方案的比重明顯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強的結構性無力感。
他仍然用那套「五股力量」解釋美國:債務與貨幣、貧富與價值觀裂縫、國際權力衝突、技術變遷、以及自然衝擊。但你會感覺他更確信,當分歧變成「不可調和」,當人們把立場看得比制度更重要,系統就會被拖進持續內耗。
達利歐很無奈地呼籲,「別再打了」。
資產配置上,大家最關心的依舊是黃金。
邏輯沒有變化,達利歐再次強調了黃金組合中的配置作用並建議,「即使你對黃金沒有觀點,也應該考慮把5%到15%放在黃金上。」
當然,過去兩年黃金價格飆升和各國央行配置增加,達利歐也在密切關注:誰持有什麼資產,包括央行、機構、個人,他們的資產結構是怎樣的;財富相對貨幣的比例,或者財富相對黃金的比例到了什麼程度。同時承認,「黃金從‘極低’提高到了‘沒那麼低’的配置」。
在黃金、白銀和比特幣之外,達利歐還談到AI,他強調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技術會繼續贏,但公司未必能贏。買股票不是押技術,更多是在押商業模式與盈利兑現。
更復雜的是,中美兩套體系對AI的目標函數不同:美國必須用利潤回收資本,中國可能更重視普及與使用帶來的生產率外溢,甚至把AI當成類似電力的基礎設施。
在他看來,兩套邏輯在同一個市場里競爭,會把風險從「公司層面」推到「系統層面」。很多人低估的,正是這一層。
一年后再聽達利歐,有句話讓人印象深刻,他説「幾乎所有問題,最后都歸結為平衡」,不單單是在説社會運作、政策權衡,也包技術發展等等,以及我們在構建組合時如何去衡量風險與回報,尤其是自我承受力之間的平衡。
聰明投資者(ID: Capital-nature)精譯整理分享給大家。
現在赤字狀態非常不健康
弗里德伯格
我們上一次的對話時點也很巧,是在特朗普總統就職后沒幾天。你當時對新一屆政府給出了一些挺「先見」的判斷,我們都覺得很有必要把那些觀點記錄下來。你那次重點講了你研究了很久的「大債務周期」,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怎麼把這個債務周期推着往前走的。你還説過,如果我們能把「赤字佔GDP的比例」壓到大概 3%,也許就有機會讓接下來的過渡更平穩一些。
但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2026年赤字佔GDP的比例大約是6%。
那我第一個問題是:回過頭看過去一年政府的運作、國會的動作、以及經濟表現——我們走在一條更好的路上嗎?還是説和一年前沒什麼區別?我們是不是行動得太慢了?
達利歐 我研究這些歷史上的大周期,是往回看大概500年。要回答你這個問題,有五股關鍵力量是交織在一起的。
第一是債務與貨幣;第二是國內的裂縫:財富差距、價值觀差距,這些差距讓左右兩派出現了幾乎無法調和的分歧,進而影響税收、民主制度,以及很多制度如何運轉;第三是國際權力衝突;第四是技術,在所有這些周期里,技術一直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五是自然的力量,包括乾旱、洪水、疫情這類事情。
當我們談秩序時,背后有幾個層面的秩序:
總有貨幣秩序,而所有貨幣秩序的崩潰原因其實都很相似;也有政治秩序,國內政治秩序總會變化,美國相對算少,我們才 250年曆史,但也經歷過一次內戰;而國際層面的變化更頻繁。
現在國際地緣政治秩序正在變化,從更偏多邊的秩序,轉向更偏單邊的秩序;同時技術也在變化。
好,那把這些背景放在這兒。我往下講政府的財政情況,來回答你的問題。
一個國家的經濟本質上和一家公司、或者一個個人的經濟很像,唯一的差別是:政府有印錢的能力。你就把它當成一家企業,或者當成你自己來理解。
現在的情況大概是,政府預計要花7萬億美元,收入大概5萬億美元。也就是説,它的支出里有40%是靠赤字在撐着。赤字已經持續很久了,所以它背了一大堆債。
它的債務規模,大概是它年度收入的6倍。這個數字我們還能進一步往前推算。
債務周期的問題,你會看到它是怎麼一步步發生的。它有點像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資本市場把信用輸送到經濟的不同部位。如果這些信用被用來提升生產力,帶來足夠的收入,能覆蓋利息和償債,那是健康的。
但如果債務服務(利息和到期償還)增長得比收入更快,也就是新增債務並沒有帶來足夠的還款能力,那就像血管里開始堆積斑塊。斑塊越長越大,就會一點點擠壓掉原本該用於其他用途的支出。
我們現在大概有2萬億美元的赤字,其中一半左右是利息支出;除此之外,還有9萬億美元的債務需要再融資,因為這些債陸續到期了。
如果你把這放到一家企業、或者一個人身上看,這就是很明顯的問題。
所以我常用一個順手的數字,即赤字佔GDP 3%左右才能讓局面大體穩定下來。但現在這種狀態非常不健康。
不只是因為利息在擠壓其他支出,還因為這里有供需問題:你要滾動那9萬億美元到期債,還要再發大概2萬億美元的新債。
好,那再看買方。買家是誰?有一些國內買家,也有一部分外國買家,大概三分之一來自海外。但從他們視角看,現在風險更高了。
第一,規模太大了,吸收這麼多美元計價的債,本身就是個負擔。
第二,美元計價資產在他們組合里已經佔了很大比例,可能已經超過穩健配置下原本願意放的比例。
第三,還有政治與地緣政治風險: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可能發生衝突。你可以想象中美之間,和歐洲之間都可能出現類似問題。歐洲人會擔心自己會不會被制裁,換句話説,他們會擔心債務服務的支付可能被當作制裁工具而中斷;而美國也會擔心這些錢能不能按時順利地流入。
我講的這些,不是我憑空想象。歷史上反覆發生過。尤其是1929到1945年那段時期,你就能看到類似的動態,此前也出現過。
所以單就財政金融這一塊來説,這本身對美國政府就不健康,而且它還會被其他幾股力量疊加放大,變得更棘手。
對美國政府亂象一點不驚訝
弗里德伯格
你給過一個診斷,如果能把赤字佔GDP壓到3%,衝擊就能緩和一些。但現實並沒有發生。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其實都挺期待的,埃隆·馬斯克決定牽頭DOGE(政府效率部)。大家以為他會帶來那種「大刀闊斧」的改革,削減開支、查出欺詐浪費之類的。那DOGE是失敗了嗎?是因為動作做錯了?
達利歐 你説的是把一個低效的政府變得高效,而且還得很快完成(因為有選舉)。如果大家不喜歡,你就丟掉執政授權。
而在一個社會里,不管你做什麼都會被批評、被撕扯、被否定。於是問題就變成了:我們的民主制度,能不能產生那種既能提升效率、又能被大多數人接受的「執行型領導力」?
你看,確實做了不少削減,比如學校午餐項目這類事情;而且大家還想「手術式」地精準下刀。
但問題是:你怎麼在短時間內有效地做到這一點,同時又不引發巨大爭議,大到把政府本身都拖垮?
所以我纔會把政治這一層放進來。
你不管看歷史還是看常識,都得問一句:我們到底有沒有那樣的行政領導力,能夠讓這件事既做得成,又能讓大多數人覺得「可以接受」?
弗里德伯格
嗯,你得在很短時間里把這件事做成。我覺得這……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難的事。最近還有一條挺大的新聞,明尼蘇達州可能存在大規模用公共資金做假賬的情況,據說有些根本不存在的託兒所,卻能拿到大量撥款,錢像流水一樣流向某些個人,規模甚至到「數十億美元」。你覺得這是不是這個周期階段的一種症狀?你怎麼看它和我們剛纔談的這個大問題之間的關係?
達利歐 我覺得兩方面都有。
一方面,這是周期走到這個階段的表現;另一方面,這也回到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如果你想把事情管理好,政府到底能不能把它管理好?
你想想看,政府部門那麼大、那麼複雜,很多地方確實就是一團亂。
你去車管所辦過事就知道了。規模那麼大,流程那麼多,系統那麼複雜,出現低效、出錯、被鑽空子——這有多意外嗎?
弗里德伯格
所以這些亂象你一點也不驚訝?
達利歐 不驚訝。
要從根本上理解黃金的獨特之處
弗里德伯格
我們上一次聊的時候,你提到你組合里有一部分配置在黃金上,你買了不少黃金。我們聊完之后,金價好像從每盎司2900美元漲到了5200美元。
你怎麼看這一年黃金的變化?它和市場對「我們處在什麼階段」的認知之間,是什麼關係?
達利歐 這是「大周期」的結果。
你得先把一個核心概念搞清楚,黃金不是大家以為的那種「普通貴金屬」,不是那種主要靠投機交易來定價的東西。
黃金更像是人類歷史上最成熟、最被認可的「貨幣」。從央行的角度看,它甚至可以説是僅次於美元的、規模第二大的儲備貨幣資產。
所以你看到的變化,本質上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幾類因素疊加:經濟上的供需邏輯、政治因素、地緣政治風險。因為這些原因,央行自己在買黃金,把黃金的比重往上提。
同時,個人和其他資金也在找一種「替代貨幣」。然后問題就來了:到底什麼是錢?
如果你用更機械、更底層的方式來理解,「錢」其實就是「債」。
我的意思是,你手里拿着的所謂「錢」,本質上是一種債務工具。你持有債務工具,你拿到的是一種承諾,別人承諾將來會給你購買力、會給你支付。
而當債務堆得太多,中央銀行最核心的能力是什麼?就是印錢。用印出來的錢去應對債務壓力。
你把這個邏輯抓住,就能理解現在發生的事。
所以問題變成了,你覺得什麼樣的「錢」才安全?
弗里德伯格
那就得是有資產支撐的。我想要一種資產,它有明確的物理限制,供給不是想增發就能增發的。最好還能在不同地方之間轉移,因為錢既是交易媒介,也是財富儲藏手段。
達利歐 沒錯。這就是黃金的獨特之處。
黃金幾乎是唯一一種長期歷史檢驗過的資產,它可以轉移,供給沒法隨意印出來,而且它不依賴任何人對你的承諾。
你想想看,你持有的大多數東西,不管是債券、股票還是別的資產,本質上你都在持有一種承諾,某個人、某家公司、某個政府承諾未來給你購買力。
這里還要區分「財富」和「貨幣」。
財富是股票,是房子,是公司,是各種資產。但你不能直接拿財富去花。你要花錢,必須先把財富賣掉,換成貨幣,再去支付。
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擁有的財富相對於貨幣太多了。於是另一個問題就變得非常尖鋭,你要把財富換成貨幣時,你換到手的「貨幣」究竟是什麼?
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選擇印錢——這正是法幣體系歷史上一再發生的事,那你的購買力就會被稀釋。
黃金從「極低」已提高到 「沒那麼低」的配置
弗里德伯格
那從你跟各路市場參與者的交流來看,現在大家把財富換成黃金、把貨幣換成黃金的進度到哪了?
達利歐 我腦子里會有兩件事同時在跑。
我會去看誰持有什麼資產,包括央行、機構、個人,他們的資產結構是怎樣的;然后再看財富相對貨幣的比例,或者財富相對黃金的比例。
我們看到的是,全球總財富規模非常龐大,而央行體系里持有的「其他貨幣資產」相對於「硬通貨」黃金,過去比例極度失衡。
所以黃金這輪上漲,你可以理解為,黃金從「極低配置」提高到了「沒那麼低的配置」。價格上去、結構上發生變化之后,現在的黃金佔比已經接近(還沒完全到,但已經接近)歷史長期平均水平。
也就是説,之前的失衡確實在修復。
但問題是,總財富的體量仍然非常大,相對於貨幣、相對於黃金都還是「太大」。所以這個矛盾並沒有消失,它依然是一個很現實、很棘手的問題。
我給你一個更現實的例子,讓你理解為什麼財富本身也會變成風險——比如財富税。
大家常問我們是不是在泡沫里?比如AI股票以及類似資產是不是在泡沫里?這個我們當然可以展開聊。
但泡沫有一個非常典型的特徵,市場會出現一種「對現金的剛性需求」,逼得人們必須賣資產,才能拿到錢去滿足那個需求。
這個需求很多時候來自於你借錢去買資產。資產漲了,你覺得很好;但這套東西不可持續,因為你最終得付利息、得還債。
如果資產本身又吐不出足夠現金流去覆蓋債務,你就只能賣掉它。賣的人一多,價格就崩。
現在再加一個變量,即財富税。
只要出現任何會讓人們「需要現金」的機制——尤其是財富税這種東西,它就會推動財富向現金遷移。
而財富要變成現金,只有兩條路:要麼賣掉資產,要麼拿資產去抵押借錢。但抵押借錢又會帶來新的現金流壓力,等於把問題換了個形式繼續堆起來。
而且這里還有一層社會面的動力在起作用,貧富差距這麼大,這件事在政治上一定會變得非常敏感、非常尖鋭。
所以我想説的是,人們該擔心,公司該擔心,國家也該擔心——你手里有沒有足夠的硬通貨?有沒有足夠的黃金?
如果你對黃金完全沒有觀點,你也不知道金價未來會怎麼走,那我仍然覺得,一個人的投資組合里,黃金的合理比例應該在5%到15%之間。原因不是押金價上漲,而是黃金跟其他資產的聯動方式決定了它的角色。
說白了,真出事的時候,黃金是分散風險的工具。局面失控、市場出大事的時候,黃金往往表現更好,而其他東西通常不太行。
正因為這種相關性,如果你把組合扔進優化器里,在不同資產配置假設下,最后大概率也會落到類似的區間。
我不是要勸大家去買黃金,我只是想問一句,什麼纔算安全?安全到底是什麼?在我看來,「安全」的一部分答案,應該在黃金這里。
比特幣更像風險資產而不是避險資產
弗里德伯格
那如果你説「沒觀點也該配5%到15%黃金」,為什麼比特幣在這段時間沒有扮演同樣的角色?
我們上次聊完之后,黃金漲了大概 80%。但比特幣反而跌了25%。這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它沒能成為大家當初以為的那種避險資產?
達利歐 比特幣有幾個關鍵的差異點。
一個是它本身的屬性差異;另一個是誰在持有它、為什麼買、為什麼賣。
比特幣沒有隱私性。它的交易是可被追蹤、可被監控的,進一步講,甚至可能在某些層面被間接控制。央行不會願意持有這種資產,所以它很難進入央行儲備那條主賽道。它主要還是在個人和部分機構層面流轉。
另外還有一些技術層面的擔憂,比如量子計算這類新技術的發展,會不會在某種程度上帶來潛在風險?這些問題雖然未必立刻發生,但會影響認知和預期。
再往下説,就是持有人結構和他們在組合里的其他暴露。
比特幣和科技股的相關性其實很高。所以從供需角度看,一旦有人在別的資產上被擠壓、需要補保證金、需要現金,他就會賣掉他能賣的東西——而比特幣往往就是其中之一。
於是它會更像風險資產,而不是避險資產。
還有一個現實因素,比特幣市場相對小,也更容易被資金影響。大家關注它很多,但作為貨幣來説,它的體量跟黃金完全不在一個級別上。
所以這些動力疊加起來,你就看到它沒有像黃金那樣表現。
歸根結底,黃金只有一個。
弗里德伯格
那白銀呢?過去一年白銀也漲了不少。它算是黃金的跟風玩法嗎?大家是在跟着黃金的走勢去交易白銀?
達利歐 某種程度上是的。
而且白銀的供給有個特點,它在生產上更像一種「副產品型商品」,也就是説,它往往不是爲了白銀本身去增產的,所以它的供應並不容易快速擴大。
歷史上,白銀也曾被當作貨幣的一部分,比如英鎊體系早期對「銀」的貨幣屬性認知。但白銀同時又會有很強的投機屬性,它會在某些階段自己走出一條投機行情。
所以你會看到,大家之所以追白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它最近很熱,而熱本身就會吸引更多熱錢。
利率面臨兩難的局面
弗里德伯格
你今天怎麼看當前利率的位置?以及過去一年美聯儲的行為。
達利歐 我們債務這麼多,尤其是聯邦債務這麼多,利率是三大關鍵變量之一。
但你不能把利率硬壓得特別低,因為一個人的債務,是另一個人的資產。你如果把利率壓得對債權人太不划算,就會製造我們都熟悉的那套連鎖反應,更多借貸、更多槓桿、更多資金被推到某些資產里,然后泡沫被吹起來。
但反過來,你也不能把利率抬得太高,否則債務人會被擠壓到撐不住。
所以這里有個非常難的平衡,利率要高到足以補償債權人,但又不能高到把債務人壓垮。
更難的是,現在還有所謂的「K型經濟」。
也就是説,經濟的一部分在泡沫化,大家在討論誰會成為下一個「萬億富豪」,頂層1% 的財富增長、資產上漲都很顯著。
與此同時,經濟的另一部分卻在下沉:比如有60%的美國人閲讀水平低於六年級。你要讓這部分人變得更有生產力,本來就難;再疊加 AI 可能替代他們的工作,這件事就更難了。
所以當你同時面對巨量的債務資產與負債、以及如此巨大的社會分層差異,這個平衡難度會再上一個臺階。
從貨幣政策角度看,美聯儲的傳統做法是設定一個利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面向整體經濟。但當經濟內部差異這麼大,這種「一把尺子量全體」的方式本身就更難奏效。
弗里德伯格
在這個周期階段,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再擴張是不是不可避免?
達利歐 我覺得從更長的時間往前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眼下你看到的一個應對方式,是縮短債務期限結構——少發長債,多發短債。這樣做當然會提高再融資風險,因為短債到期快、滾動壓力更大。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長端利率的壓力。
同時,他們也會嘗試把短端利率壓在相對可控的位置,因為長端利率往往會掛靠短端。短端穩住了,長端更容易被牽住。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是用勸説與協調的手段,通過政府層面的影響力,讓其他國家繼續買、繼續持有,或者用其他形式把資本引入美國,來支撐對美元資產的需求。
弗里德伯格
那如果凱文·沃什(Kevin Warsh)將出任美聯儲主席,你怎麼看他未來會怎麼引導利率政策?他上任后會怎麼做?
達利歐 這會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的工作。
我對他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務實的人,能理解兩邊的利弊權衡。但説到底,這是一份很難做的工作。
關税問題要放到「大周期」的背景去看
弗里德伯格
回頭看關税對經濟的實際影響,你覺得經濟學家在預測關税對經濟、消費、通脹的影響時,哪些説對了,哪些説錯了?
達利歐 我覺得第一點,大家忽略了關税的税收屬性。很多人只把它當成一種政策工具,但從最直接的角度看,它也是一種收入來源。
而且我一直覺得,很多經濟學家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他們在討論通脹時,把「税」排除在通脹之外。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税負上升,那對你來説就是通脹。它為什麼就不算通脹?住房成本漲了算通脹,税負漲了為什麼不算?它一樣是在把錢從你口袋里拿走。對很多人來説,税可能還是最大的支出之一。
所以當大家説「通脹是一件事、税是另一件事」,我覺得這其實是在換一種形式討論通脹。
從歷史上看,關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甚至曾經是大多數國家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所以把關税當成一種「有效、合理的籌資方式」,我認為完全站得住腳,至少應該被納入同一個框架里來評估。
當然關税還有個特點,你能讓外國人承擔其中一部分成本。
但更關鍵的是,它要放到「大周期」的背景里看。
我們現在的問題之一,是我們並不獨立。美國製造業被掏空,中產階層被掏空,這是個大問題。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重建它?重建的計劃是什麼?還是説我們就繼續維持鉅額貿易逆差?
美國現在的貿易逆差是不可持續的。而貿易逆差的另一面,其實就是資本順差,也就是對外國資本的依賴。你越依賴外國資本,你的平衡就越脆弱,這同樣不可持續。
你能看到,政府正在更主動地做這件事,建基礎設施、把產業引進來、推動本土供應鏈的形成。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衝突更強的世界,從多邊秩序走向以力量為主導、對抗性更強的全球經濟。在這種環境里,大家隨時都在威脅要切斷對方的東西——商品、資本,甚至更多層面的「戰爭」都在升溫。
你必須建立獨立性,而關税是這個「獨立性計劃」的一部分。
所以我不認為「關税本身」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它是不是被放進了正確的整體框架里。很多人其實是在誤讀這一點。
最重要的是,我們得把其他關鍵事情做對。比如把赤字壓到 3%。
順便説一句,現在有一個跨黨派的法案就是圍繞這個方向推進的。那個「3%法案」,斯科特·佩亞(Scott Pea)公開表態支持,我也支持。很多人都支持。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種「三段式方案」:把赤字做到GDP的3%,分別從税收、支出、以及希望還能包括利率這三塊,各出一點力。
國家成功要做對三件事,美國現在都有問題
弗里德伯格
特朗普總統提出了一個願景,關税可以完全取代美國的所得税。你覺得這條路可行嗎?
達利歐 不,我不認為這近乎可行。
原因有兩個層面,一是規模根本不夠,二是如果規模真做到那個程度,它的副作用會非常大。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點,關税是累退性的。它對低收入羣體更不友好,而我們又必須正視貧富差距。
對我來説,貧富差距最大的社會問題,本質上來自生產率差距。你得讓大多數人變得有生產力。而這需要基礎設施、需要教育、需要系統性的投入。我認為這個纔是必須被解決的核心問題。
弗里德伯格
我的分析顯示,接近一半的美國人要麼直接在政府機構工作,要麼在政府的服務提供商、承包商體系里工作。過去一年數據顯示,聯邦政府僱員減少了31.7萬人,大約是聯邦勞動力的14%。
在這一屆政府縮減機構、縮減人員的過程中,那些人會去哪?他們會去私營部門、變得更有生產力嗎?還是會被其他政府部門吸收,比如州或地方政府,或者仍然進入政府服務承包體系,繼續做那些對經濟增長並不真正「生產性」的工作?
達利歐 我沒有細看這些具體數據,所以我沒法給你一個足夠嚴謹的回答。
但我會説,政府整體確實非常低效。它有作用,也有重要作用,但即便是它該做的那些事,它現在做得也很低效。有些國家在處理教育、公共服務這些事情上,做得更好。
我們需要的是根本性的改進。最好的投資其實是教育。
但回到你問的:這些人離開政府后去哪、做什麼,以及政府體系里那些低效如何處理——這確實是個問題。
資本主義體系有一點是好的,一個東西如果沒人願意下注、或者不能盈利,它就活不下去。所以無論這些人最后去哪,我覺得最終都會被迫回到「能不能創造價值」的約束之下。
但現實是,系統里低效的人太多,低效的機制也太多。
弗里德伯格
那問題是不是變成了,現在這個國家由生產率驅動的經濟增長是不夠的,所以給不了更多人改善收入、改善財富、改善生活的機會?這是不是我們此刻的根本難題?
還是説,更多是因為很多人根本沒有準備好、沒有受過足夠教育去變得有生產力,所以系統在某種程度上辜負了他們?
達利歐 一個國家要成功,基本上有三件事必須做對。
第一,把孩子教育好,讓他們有能力成為有生產力的人;同時要教他們禮儀與文明,讓他們彼此之間能保持基本的尊重與合作。
第二,讓他們走進一個有秩序、文明的環境。人們既能競爭,也能合作;既能一起工作,也能在規則下彼此較量。這個環境要儘可能讓大多數人都能參與、都能受益。
第三,遠離戰爭。要保持內部團結,不發生內戰;也儘量避免捲入國際戰爭。
歷史一再證明:把這三件事做對,一個國家就會成功。
而我們現在這三件事都出現了問題。
弗里德伯格
那這三件事——教育與文明、營造有秩序的社會環境、遠離戰爭,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社會運動的解藥?
只要把這三件事做對,就能讓整個系統重新走向成功嗎?
達利歐 就是這個!我們需要的就是別再打了,別再互相掐了。
我們現在走到一個階段,分歧已經到了沒法調和的程度。
什麼意思?就是當一個人支持的立場,在他心里已經比這個系統本身更重要時,這個系統就危險了。
我們的系統現在就是處在危險里。因為人們既不接受現有制度,也不接受對方提出的替代方案,於是只能靠鬥。
你看,接下來還有中期選舉。選完之后,很可能民主黨會拿回眾議院——也許吧,我也不確定。但不管怎樣,局面會很難。
而且在這種氛圍里,誰都干不成事,因為大家會一直打,一直打。
那你想想,這對生產力會是什麼影響?你再往下想:這種狀態下,你怎麼做出一個好的教育體系?很多事情會變成一種接近羣體失序的狀態。
羣體失序疊加效率低下,然后誰也沒法真正站出來把事管起來。
你回頭看歷史,柏拉圖大概在公元前350年就寫過民主制度的循環,以及民主制度面臨的威脅。今天發生的事情,和很多歷史片段是相似的,像羅馬、像凱撒,像元老院里那種撕裂,最后甚至到了刀子見血。
所以你需要的是跨黨派的共識。你需要國家出現一種強的、近乎強硬的領導力。我們確實需要一個強勢領導者,才能把改革推下去,讓這個國家重新運轉得更好。
但問題又回來了,你怎麼讓這羣像「烏合之衆」一樣撕扯的人重新形成秩序?你需要一個很強硬的領導者,逼他們去做困難但必須做的事,逼他們別再互相打,把注意力放回生產上。這纔是你需要的。
技術演進和公司股票表現是兩回事
弗里德伯格
事情會往哪個方向走呢?
達利歐 我覺得我們正在往那種戰爭靠近。甚至可以説,我們已經在那場戰爭里了。
我們處在我説的「第五階段」。我在書里講過,這種模式一遍遍重複:當財政金融變得糟糕,同時貧富差距和價值觀差距越來越大,分歧變得不可調和;再疊加外部威脅和內部威脅,你就會進入這種動力結構。
我認為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位置上。
但我自己不是搞意識形態的。我更像一個修車工,我的目標很簡單:在市場里掙錢,同時把機制講清楚。我只是把我看到的東西描述出來——從機制上看,它就是這個樣子。
説到AI泡沫這個問題,我覺得很多人對泡沫有一個典型誤解,在每一輪技術浪潮里,人們都以為自己買股票是在押技術。其實不是。
技術的演進和公司股票的表現,是兩回事,中間差得非常遠。
最常見的情況是,技術會一路發展,最后非常偉大。但早期那一堆公司里,大多數都活不下來。
只有極少數能成為真正的贏家,剩下的會在競爭中被打垮。
所以我想強調這個差異。你當然可以拿2000年互聯網泡沫做參照,技術確實改變了一切,但當年的很多公司並沒有活下來。
你再往前看,二十年代末那一輪狂熱也很誇張,很多東西當時看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但最終也是,技術留下來,企業未必留下來。
這對今天有非常現實的啟示。
現在在我看來,AI正在吞噬一切,甚至是自己。我的意思是,它可能無法產生足夠的利潤,支撐今天這個估值和投入。
而且我們不能只從美國國內看,我們還得看中國在發生什麼。這里有一個很關鍵的區別:兩套哲學,會一路貫穿到經濟運行方式里。
美國基本上是一個以利潤為核心的系統。你投進去,最終要靠利潤把錢賺回來。
而中國那套系統里,利潤可能是第二位的。他們未必認為「必須盈利」才能得到最好的結果。
舉個例子,在中國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思路:AI 的使用本身很重要,那它就應該像電力一樣,最好讓每個人都能用,最好是免費的,最好開源。這樣它的普及度會非常高,生產力提升會通過使用來實現。
但我們這邊需要利潤去回收資本、去兑現現金流。
問題是,現在大家在同一個世界里競爭。你怎麼在這樣的競爭里應對?
如果他們的技術幾乎跟我們一樣好,而事實上,他們確實離我們不遠,而且你還能免費拿到開源版本,那你這邊投進去的錢要怎麼賺回來?你怎麼定價?怎麼競爭?
所以我想強調,這也是AI風險的一部分,是系統性的風險。這里面有很多未知數。
幾乎所有問題最后都歸結為如何平衡
弗里德伯格
回顧美國的歷史,我經常會問自己,我們怎麼走到了今天?
你説這些模式會反覆出現。但如果你能回到建國之初,你是「開國元勛」,由你來寫憲法——你會寫進一到三條什麼東西,來儘量避免我們走到今天這一步?
達利歐 這個問題有點像「棉花糖實驗」。
你知道那個實驗:給小孩一個選擇,現在立刻吃一顆棉花糖,或者等20分鍾吃兩顆。能等的那個孩子,往往在生活里會做出更好的選擇,人生表現也會更好。
我們的核心問題就在這里,人類天然追求即時滿足,同時你在當下也很難判斷,一件事到底會不會有生產力,到底會不會帶來長期回報。
不過,美國這個系統也確實非常有適應性。我們經歷過危機,清理過債務,也一次次走出來。系統不是沒有自我修復能力。
只是,怎麼在「財務穩健」與「創新試錯」之間找到平衡,這真的很難。
尤其像今天的AI,沒有人能確定它最終會變成什麼,會以什麼方式改變世界,投入到底能不能回本。
這種情況下,你要寫什麼規則進法律,既能保證財務紀律,又不扼殺試驗、創業、創新?你一旦寫得太死,很可能反而削弱了探索的空間。
所以這件事很難靠規則解決。
如果一定要説一個最重要的東西,我可能會説:讀歷史。
去讀歷史、理解這些循環,知道問題會怎麼出現,然后在每一次決策里努力把那個「平衡」拿捏好。因為幾乎所有問題,最后都歸結為平衡。
比如你要在兩種痛之間平衡:一種痛是讓事情失敗;另一種痛是把錢投進一個最終失敗的東西里。
你永遠得在這兩種痛之間做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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