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企業反腐記

《法治周末》記者 仇飛

因認為前CEO陳磊及其核心團隊侵害公司利益，迅雷於近日對其提起標的額達2億元的民事訴訟。消息一出，這起跨越5年的互聯網企業反腐事件再度進入公眾視野。

在業內人士看來，該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互聯網企業反腐的難度，也成為行業反腐從「內部處理」走向「司法追責」的鮮明註腳。

取證難度大

此前，據媒體報道，2014年，陳磊以CTO（首席技術官）身份加入迅雷，並於2017年升任CEO（首席執行官）。2020年4月，迅雷罷免陳磊。2020年10月8日，迅雷發佈公告稱，廣東省深圳市公安局對涉嫌職務侵佔罪的陳磊等人進行立案偵查。2022年底，公安機關因證據不足撤案。

業內人士認為，時隔5年后，迅雷向法院提起訴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企業內部反腐的過程中，針對高層管理者的違法行為進行維權取證是困難的事情，且陳磊人在境外，該案件的程序將更為複雜。

「高級管理人員熟悉企業內部的運作機制，又掌握相應的權力，違法行為極具迷惑性和隱蔽性，且有較高的反偵查意識。比如，使用‘抽屜協議’、使用親信人員掌握要害崗位或代持皮包公司、不留書面代持協議等證據、提前對好説辭、幕后遙控，將不當套取資金行為用表面合法的合同和交易形式偽裝。另一方面，如果嫌疑人外逃，將使案件的調查難度更大，串供、毀滅證據更為容易，執法部門的調查能力也會受限。」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表示。

事實上，核心業務環節的權力尋租，因手法的隱祕性已成為相關案件取證的一大難點。

去年5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發佈《反商業腐敗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2024）》，在該院披露的某短視頻平臺馮某貪腐案中，作為負責服務商入駐審批、獎勵政策制定的核心人員，馮某利用政策設計、解釋、執行的全程掌控權，故意在補貼規則中預留漏洞，還將高度保密的內部運營數據泄露給外部人員。

雙方通過虛假申請材料將他人成果「嫁接」到合作商户名下，非法侵吞1.4億元平臺獎勵金，整個過程無明顯資金直接往來痕跡，所有操作均依託平臺數據和審批流程完成，且涉案人員提前統一口徑，企業在初期自查中僅發現獎勵發放異常，卻難以鎖定數據泄露、材料造假的直接證據。最終，耗時許久才通過技術溯源還原了整個貪腐鏈條。

「小官鉅貪」頻發

互聯網企業高管手握資源調配、戰略決策的核心權力，其貪腐行為不僅會直接造成企業鉅額資產流失，更會破壞公司治理體系，挫傷員工與投資者信心。

而從行業整體來看，互聯網企業的腐敗風險早已突破傳統領域，呈現出與行業特性深度綁定的新特徵，且從高管層向中層、基層蔓延，從核心業務向配套環節滲透。

2025年5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聯合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白皮書》顯示，2020年至2024年，在其審理的127件涉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中，涉業務部門貪腐案件共104件，佔比81.89%。從人員身份來看，被告人年齡呈現中青年化、職級中層化特點。年齡在18歲至45歲的被告人185人，佔比91.13%。此外，存在「小官鉅貪」現象，127件案件中，基層普通職員貪腐犯罪金額共計5567萬余元，個案平均犯罪金額達126萬余元。

《法治周末》記者注意到，有的案件中，行為人系網絡平臺安全運營崗普通職員，利用能夠解除平臺賬户封禁的職務便利，幫助他人解封賬號並收取「好處費」；有的案件中，行為人系互聯網公司商務專員，利用管理品牌運營的職務便利，為相關網店增設「滿減活動」爭取補貼，提升網店的平臺交易額，並收受他人給予的錢款。

此外，外包環節的利益輸送問題，也是互聯網企業反腐打擊的重點。例如，1月23日，騰訊發佈《騰訊集團反舞弊通報》，90余人因觸犯「騰訊高壓線」被解聘，其中，20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機關處理，30余名涉案的外部人員也被公安機關一併抓捕。

據記者粗略統計，在騰訊通報的19起案件中，提及「為外部人員/公司謀取利益，收取外部人員/公司好處費」的有10起。

反腐思路轉變

面對日益複雜的腐敗態勢，互聯網企業的反腐思路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從「諱疾忌醫」的內部消化，轉向「零容忍」的司法介入與常態化治理。

在企業反腐的相關案例中，商業賄賂、職務侵佔成為互聯網公司打擊舞弊貪腐行為的重點，多家頭部企業已建立常態化反腐通報與制度化治理。如阿里巴巴的廉政合規部、百度的職業道德建設部、京東的監察部、騰訊的反舞弊調查部等，專門負責調查和處理內部貪腐問題，並會定期公開通報公司觸犯「高壓線」的名單以及永不合作企業名單，通過公開透明以及從嚴問責的方式，提升企業治理效率。

互聯網企業的反腐也不止是企業內部的事，在內部查處相關行為后，企業對涉及刑事犯罪的涉案人員應移交司法機關處理。例如，去年12月，在字節跳動披露的2025年三季度內部違規案例的處理情況中，三季度共有120名員工因觸犯公司紅線被辭退，14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司法機關也在以強舉措，積極查辦互聯網商業腐敗案件。比如，北京市檢察機關開展打擊治理互聯網企業商業腐敗犯罪專項工作，通過技術輔助審查、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等手段破解取證難題，同時，制發檢察建議，引導企業完善廉潔風險防控體系。

無論是迅雷起訴前高管，還是互聯網大廠的常態化反腐通報，這些反腐實踐，勾勒出互聯網行業反腐的新趨勢：互聯網企業既要通過常態化的內部監督、制度化的流程管控，從源頭壓縮腐敗空間；更要敢於拿起法律武器，推動反腐工作法治化，讓貪腐行為無處遁形。

責編：王京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