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劇透警告｜鄭藝：企業界對中美短期走向相對樂觀，長期走向有待觀察

【編者按】

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很快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重新舉起了「關税大棒」。經歷了數輪交鋒后，如今中美關係處於新的起點之上。10月中美元首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特朗普將之稱為「G2會議」；在11月中美元首通話后，中美雙方又基本敲定了對對方元首明年訪問的邀請，明年雙方各自舉辦的多邊主場外交也將為元首交往提供更多契機；近日，美國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美關係定義為「同一量級」（near-peer）……上述一切不禁讓人對中美關係下一階段的發展充滿期待和好奇。

在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前，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佈的一篇文章中，有專家借用「劇透警告」（Spoiler Alert）這一概念，指出對此次會晤最好事先設定界限和切合實際的預期。事先「劇透」的預期有助於校準和穩定中美關係。

借用這一思路，在去年推出「尋找‘基辛格’」系列報道的基礎上，今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國際新聞中心在年終時刻繼續推出「2026中美關係劇透警告」系列報道，與多位不同代際、對中美關係發揮着一定影響的美方各界人士深度對話，請他們為我們「劇透」下階段或者説2026年中美關係，並通過他們的視角去回顧、盤點、發現那些能在中美間發揮橋樑作用，推動兩國交流交往的力量。

當地時間12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聯邦政府將為美國農民提供規模為120億美元的救助，以應對美關税政策對美農業的「反噬」。據美國農業部披露，這項計劃的資金將流向玉米、棉花、高粱、大豆、水稻、小麥等農作物種植者，付款將在明年2月底前完成。

「與特朗普政府補貼相比，美國農民更希望直接將大豆賣出。而不是讓大豆放在糧倉里儲存起來，這不是他們想要看到的。」近日，上海美國商會會長鄭藝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美國農户迫切希望恢復對華大豆出口。」

1915年，45位美國商人在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成立上海美國商會，被譽為在華「美國商業之聲」。而在這百年發展中，現任會長鄭藝（Eric Zheng）是商會歷史上首位華人會長。

今年5月，鄭藝（左一）在上海美國商會成立110周年的慶祝活動上。

在擔任商會會長前，鄭藝是美資企業美亞保險總裁暨首席執行官，其母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於1919年在上海成立。如今，美亞保險已成為規模最大的在華外商獨資財產保險公司之一，總部依舊選在上海。

除了企業高管的職業履歷，鄭藝曾代表美國商務部在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擔任首席商務官。政企複合的工作經歷與中美雙重文化背景，讓鄭藝在代表美國企業發聲、同中國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更得心應手一些。

鄭藝直言不諱地指出，自兩國元首釜山會晤后，企業界對當前雙邊關係的判斷短期積極，但中美關係的長期發展仍存在不確定性。「這也是多數企業至今仍持審慎態度的原因。」

但是，他相信，明年兩國元首的潛在會晤機會是穩定雙邊關係的重要契機，通過高層溝通，以經貿為切入口，挖掘更廣闊的合作空間。

而談及特朗普口中的「G2」格局，鄭藝則從企業界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看法：「無論是G2、G4還是G8，本質上都會增加企業的溝通成本，加劇貿易與投資壁壘。我期待未來能以區域的自由貿易化為突破口，通過強化區域內國家間的貿易投資往來，創造更多便利，而不是以地緣政治概念對世界進行劃分。」

鄭藝

企業界對中美關係短期走向相對樂觀

澎湃新聞：今年10月中美元首會晤，此前中美雙方也舉行了多輪經貿談判。站在企業第一線，您認為這些溝通的實質意義是什麼？它是否改變了美企對中國的風險評估？

鄭藝：兩國元首釜山會晤的成果令人鼓舞，也為明年兩國關係的走向提供了確定的可預測性。過去一段時間，尤其是今年4月以來，兩國經貿關係確實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例如關税和出口管制等。而對企業來説，「不可預測性」是最讓人擔憂的，因為企業需要的是「可預測性」，無論是在供應鏈還是其他環節，都是長期的規劃。

釜山會晤后，未來12個月兩國關係的走向也逐漸清晰。明年兩國元首可能實現多次會晤，這為企業經營提供了相對明確的可預測性。兩國最高層的直接互動，對中美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至關重要。因此，企業普遍期待兩國高層能夠保持頻繁交往，並在此基礎上，推動至少在經貿領域維持相對穩定的合作態勢。

不過，當前對雙邊關係的判斷，更多是基於未來一年時間的短期觀察，中美關係的長期發展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這也是多數企業至今仍持審慎觀望態度的原因。整體而言，企業界對中美關係短期走向相對樂觀，但長期走向則有待進一步觀察。

澎湃新聞：鑑於美方暫停對等關税一年，並調整對華出口管制等措施，這對美企在中國的投資會產生怎樣的短期與中期影響？您是否觀察到會員企業對在華增加投資或深化供應鏈佈局的意願有所變化？

鄭藝：中美近期達成的經貿共識，對於在華美資企業而言無疑是積極利好。衆所周知，今年4月實施的高額關税對雙邊進出口貿易造成顯著衝擊。關税成本會傳導至出口價值鏈的各個環節，覆蓋製造商、出口商、批發零售商直至終端消費者，其中消費者羣體承擔的成本佔比最高。

此次雙方達成的協議，能夠在未來 12 個月內暫停相關高額關税。這一舉措為企業提供了明確的政策預期，企業可基於當前關税水平開展經營籌備，對企業發展形成實質性利好。

出口管制領域的相關共識同樣如此。此前，中國針對稀土出口出臺了限制新規，美國也推行了基於50%股權的穿透式政策。目前雙方同意將上述政策暫緩執行12個月，大幅提升了企業的經營便利性。

不過，上述政策調整均為短期暫緩，相關政策能否延續，仍然需要中美雙方進一步磋商確定。商會觀察到，短期內，企業根據目前的經貿政策在進行明年的業務佈局與規劃。但從中長期分析，仍存在不確定性。這導致企業在供應鏈佈局、增加投資等長期規劃方面，暫不具備穩定的決策條件。多數企業現階段仍以制定短期經營策略為主，長期規劃則處於觀望狀態。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未來一至兩年，為中美經貿關係「注入正能量」的最大機遇和最可能出現的「負能量」分別會是什麼？「經貿」是否仍然可以繼續充當中美間的穩定器？

鄭藝：元首外交是美中關係走向最關鍵的決定因素。過去數月，兩國關係每一次取得突破性進展，都源於元首層面的溝通。而明年密集的高層會晤也將成為重要契機，推動兩國政府採取務實舉措，為穩定雙邊關係發揮作用。同樣的，若能充分把握這些外交層面的契機，也將為兩國經貿關係創造更多機遇。

經貿關係一向是美中關係的「穩定器」。儘管兩國在意識形態等領域存在分歧，但經貿領域仍能找到廣闊的合作空間。我始終堅信，美中兩國經濟呈現顯著的互補性，若能妥善處理雙邊經貿關係，一定能合作共贏。

以大豆貿易為例，美國是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國之一，而中國是全球主要大豆進口國，中國對優質大豆的市場需求與美國的優質大豆供給形成天然的互補格局。遺憾的是，受此前雙邊關係波動影響，中方曾暫停採購美國大豆，截至9月底，中國自美大豆進口量近乎為零。不過釜山會晤后，中美雙方達成協議，為恢復進口美國大豆創造了有利條件。

美國商會明年將繼續參與進博會，主辦美國館，將以農產品為核心。美國農户迫切希望恢復對華大豆出口，與特朗普政府補貼相比，他們更希望直接將大豆賣出。因此，期待未來幾年，兩國在大豆貿易上能夠取得突破，推動這一互補性產業合作重回正軌。

總體而言，我們企業界希望兩國能從經貿入手，挖掘合作空間，為雙邊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營造良好氛圍。我對2026年兩國經貿領域的突破與發展，持比較樂觀的預期。

我們現在可預判未來12個月相對穩定的發展態勢。但外交向來存在難以預判的變量，比如兩年前的「氣球事件」在短期內就對雙邊關係造成了顯著影響。因此，突發性事件的發生無法完全排除。

從企業視角來看，只要兩國元首外交能夠持續推進，政府層面保持暢通的溝通渠道，即便出現局部波折，也具備妥善處置的基礎。若意外事件發生，也期待兩國政府能夠及時溝通，避免局部事件升級影響雙邊關係的整體穩定態勢。

企業更期待一個互聯互通的多極化世界

澎湃新聞：在兩國元首會晤后，特朗普就用「G2」來形容這次會晤。中美如果確實進入某種意義上的G2格局，您認為這一結構性變化將對兩國經貿關係帶來哪些最直接、深遠的影響？

鄭藝：「G2」不是一個全新概念，曾被多次提及，這背后確實反映了中美兩國作為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的實力地位。儘管「G2」提法有一定吸引力，但在我看來，這並不能準確契合當今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美國、中國、歐盟以及全球南方國家等都擁有各自的影響力，共同推動世界向多元方向發展。中國政府也贊成一個更加多元的架構。

對企業而言，若將世界簡單劃分爲兩大陣營，勢必阻礙資本、技術、人才的自由流動。企業更期待看到一個互聯互通的多極化世界，各國能夠不斷降低貿易與投資壁壘，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這才符合企業根本利益的理想環境。

不可否認，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顯而易見。我們一直説中美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站在企業角度，尤其是在華美資企業的視角，我們期待兩國政府能夠以理性態度看待彼此間的競爭關係，在正視競爭的基礎上，探尋和平共存、合作共贏的空間。

澎湃新聞：由此來看，「G2」這一概念對於企業或者中美企業而言，帶來的更多是不確定性，而非發展機遇。

鄭藝：「G2」是地緣政治概念，而從企業經營的邏輯來看，全球化纔是基本訴求，無論是G2、G4還是G8，本質上都會增加企業的溝通成本，加劇貿易與投資壁壘。但需要面對的是，全球化進程正遭遇挑戰，以往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框架也較難在當前的國際貿易格局下推行。

因此，我們看到地區性合作機制逐漸興起，成為推動貿易便利化的一種探索思路。以中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為例，該機制涵蓋東南亞10國及中、日、韓、澳大利亞、新西蘭5國。從區域合作切入，逐步消除成員國之間的壁壘。

歐盟國家也有類似機制。我期待未來能以區域的自由貿易化為突破口，通過強化區域內國家間的貿易投資往來，創造更多便利，而不是以地緣政治概念對世界進行劃分。否則，將催生負面思維，最終損害企業經營與全球化經濟發展。

在華美企關鍵在於做到本土化

澎湃新聞：接下來想聊聊您的個人經歷。您在中國生活和工作多年。您觀察到的中國商業環境發生了哪些最顯著的變化？哪些變化是美國企業容易低估的？

鄭藝：距離我第一次來到上海工作，今年正好是20年。我個人觀察到中國商業環境最大的變化就是國內企業的迅速成長和發展壯大。跨國企業的到來為中國本土產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如今在很多領域，本土企業也已經領先於跨國企業。

中國是很特殊的市場，跨國企業如何適應中國市場、怎樣具體運作，這是我們一直在摸索的重要課題。關鍵在於如何做到本土化，若缺乏深度的本土化運作，跨國企業很難在中國取得成功。

我來自保險行業，是AIG（美國國際集團）原中國區CEO，當年AIG進入中國時，堅持採用獨資模式，對合資合作持排斥態度。而如今，像AIG、星巴克等跨國企業清晰看到了向本土企業學習的必要性。這也是星巴克近期決定將部分股權出售給中方投資公司的原因，藉助中方力量，在營銷體系、產品設計等方面吸納本土經驗。

因此，美企絕不能低估中國市場的快速迭代發展，以及本土消費者習慣的深刻變化。現在中國消費者對本土品牌的認可度持續提升，即便是以前很受歡迎的好萊塢、迪士尼影片也面臨着激烈的本土市場競爭，並非每一部進口大片都能在中國成功。這正是國內消費習慣不斷改變的直觀體現。如何精準適配中國消費市場的變化，始終是在華美企需要破解的重要課題。

鄭藝與美國前國務卿布林肯

澎湃新聞：作為上海美國商會歷史上首位華人會長，您的雙重文化背景和工作經歷，是否讓您具有獨特優勢？

鄭藝：無論是經營企業，還是負責外國商會，深入瞭解中國文化都至關重要；與此同時，對美國文化的認知同樣不可或缺。這樣才能精準解讀中國市場的相關政策，並貼切傳遞美資企業的核心關切。

除了具備跨文化認知的優勢外，政企雙軌的工作經歷也讓我更得心應手一些。我回到中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擔任美國商務部首席商務官。這段任職經歷讓我對美國政府的運作模式有較為全面的瞭解。而我職業生涯的主體階段，都在私營企業擔任高管職務。

政企複合疊加跨文化認知背景，使我能夠更好地理解企業訴求，也能與中美雙邊政府開展高效溝通。

未來將會涌現出更多的「格林伯格」

澎湃新聞：您曾與莫里斯·格林伯格共事，他是中美交流的先行者（編注：莫里斯·格林伯格是美國企業家，長期關注中國慈善公益事業，致力於推動中美關係友好發展，被上海、北京、廣州、重慶和武漢五座中國主要城市授予「榮譽市民」金鑰匙）。您也説過，格林伯格先生是帶着「歷史傳承的責任感」來看待中美關係。那麼，在當今地緣政治現實下，您認為跨國企業可以如何延續這份「責任擔當」？

鄭藝：今年5月，格林伯格先生度過了百歲生日，他是在中美關係發展進程中具有獨特影響力的美國人士，有深厚的中國情結。自20世紀70年代末，格林伯格先生便開啟了與中國的往來。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他是貢獻最為突出的美國企業家之一。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國政府曾向10位國際友人頒發表彰獎項，獲獎的美國籍人士僅有兩人，格林伯格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格林伯格先生為跨國企業CEO做了很好的榜樣——跨國企業如何延伸這種「責任感」。在中美交流領域，始終活躍着一批像格林伯格先生一樣的企業家。每年春季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都會吸引包括蘋果公司在內的眾多跨國企業CEO參加。上海市政府每年10月都會主辦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目前該會議的成員單位已達四十余家。

確實近年來地緣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美中關係也步入微妙的發展階段。但越是在這樣的階段，美中兩國的民間交往，尤其是企業界的互動就變得更加重要。這種民間層面的往來是兩國關係發展的堅實基礎，也被視為雙邊關係的「壓艙石」。只要民間來往的紐帶不中斷，兩國關係的改善發展便擁有穩固的根基。

格林伯格先生難以再到訪中國，但跨國企業的高管們完全可以傳承他的精神，包括格林伯格先生的幼子艾文·格林伯格也在繼續推動兩國企業交流，這讓我對下一代國際商界領袖抱有信心，相信他們能持續與中國市場保持密切的關係。

中國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市場之一，發展潛力依舊被廣泛看好。未來將會涌現出更多的「格林伯格」，這是毫無疑問的。

澎湃新聞：在您長期穿梭於中美兩國的職業生涯中，有沒有遇到過在中美政府部門或企業之間，對彼此產生誤讀的案例？

鄭藝：近年來，中國的快速崛起促使美國政界及決策層經歷着一個心態調適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我去美國的時候，中國尚處於相對落后的發展階段。彼時美國看待中國，是基於經濟差距的幫扶心態，樂於幫助中國發展。我在普華永道任職期間參與多個世界銀行援助項目，很多都離不開美方的支持。

中國在加入WTO后駛入經濟發展快車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華盛頓對中國的快速發展產生了新的擔憂，將中國視為潛在威脅。這構成了當下美中關係的一大挑戰——美國需要完成從以往的俯視心態轉向平視的調整，同時，在平視的時候也能以理性態度與中國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蘇聯解體后美國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而如今世界朝着多極化發展，「怎樣適應這一格局轉變」是美國需要時間去破解的重要課題。同樣，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也面臨着角色的調整。中國已躋身全球主要經濟體行列，如何承擔起相應的全球責任，展現大國擔當，需要不斷探索和學習。

歸根結底，中美兩國目前都處於相互適應與自我調整的過程中。雙方唯有做好自身，最終才能找到關係發展的平衡點。兩國的共存是既定事實，中國的發展勢頭不會停歇，也不排除未來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的可能性。但這不是「世界末日」，而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各方都應該用積極的態度看待中國的崛起與發展。

澎湃新聞記者 楊文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