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 | 巴菲特1990年在斯坦福法學院的傳授：想賺大錢？專心「桶里撈魚」

沃倫·巴菲特執掌伯克希爾最后任期進入倒計時。

回顧他的投資分享，在那些精彩紛呈的股東信、公開演講對話之外，其實有一堂被低估的課程。

1990年3月，巴菲特在斯坦福法學院上過一場客座課，這門課名為《每個律師都應該懂的商業常識》，是來自查理·芒格的構思。芒格還為此捐資在斯坦福設立講席，並協助挑選了自己的哈佛法學院同學威廉·格里克巴格（William Glikbarg）擔任授課教師。

巴菲特開場就告訴學生：商業和投資不是兩件事，而是一件事的兩面。你越懂企業的賺錢方式，就越知道什麼值得投資；你越理解投資原則，就越能看清企業的本質。

他幾十年經驗背后的底層邏輯，表達成一句極簡的話：畫出你的能力圈，然后待在里面。

這堂課的內容涉及話題非常豐富。

比如能力圈。

巴菲特講起95歲仍在為他工作的布盧姆金夫人，500美元起步做起一家年賺1700萬美元的家俱店。她不識字，也不懂會計，卻靠一條原則無往不利：只做自己懂的事。能力圈的邊界，她踩得比絕大多數MBA都準。

比如，為什麼大公司常做糟糕的收購。

巴菲特認為，許多CEO升上高位，是因為在銷售、運營等領域表現出色，但從未真正學過資本配置。一旦離開熟悉領域，只能依賴參謀部門或投行，判斷力自然下降，收購質量也就難以保證。

比如為什麼好的投資機會並不多。

巴菲特説，如果你的人生只有20次投資機會，你反而會做得更好。因為真正重要的，不是做多少決策，而是做少量正確的決策。這種「少做一點」的紀律，與華爾街「多做一點」的文化永遠相反，卻恰恰解釋了伯克希爾幾十年如一日的穩定表現。

三十多年過去，再讀那天的課堂內容，會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這些原則從未被時間磨損，反而顯得比今天的市場更清醒。

好在有當年的《傑出投資者文摘》（Outstanding Investor Digest）的記錄（雖不完整，但保持了關鍵內容原汁原味的表達），我們今天才能重讀這一段幾乎被埋沒的講授。無以倫比的讚美！

以下是聰明投資者（ID: Capital-nature ）的精譯整理，分享給大家。

商業與投資，是一體兩面的事

今天我們聊聊商業與投資。很多人覺得這兩個領域毫不相干。但其實它們之間有很多共同之處，相互影響。

你越懂投資，就越懂如何經營企業；你越瞭解企業運作，就越能做好投資。

我很幸運，這麼多年一直同時站在這兩個領域里。

投資不是量子物理，越簡單越好

投資這事看上去不難。事實上，它真的不難。很多人喜歡把它搞得複雜，其實完全沒必要。

你不需要高深數學知識，甚至連中級數學也用不上，也不需要對技術有多深的洞見。

最終你需要理解的，不過是類似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人們愛喝可口可樂？未來會不會繼續喝？這家公司過去一百年發生了什麼？未來一百個月大概會怎樣？就這麼簡單。

你不需要讀商學院，也能成為優秀的投資者。

如果你身處一個輕松的行業，你看上去就是天才；但如果你身處一個困難的行業，你看起來就像個笨蛋。

我用了二十三、四年才真正明白這個道理，然后我就退出紡織業了。

想賺大錢？專心「桶里撈魚」

美國的管理者里，恐怕有99%的人都以為：我在一件事上很厲害，那我做其他事也一定行。

他們就像雨天在池塘里的鴨子，水面升高，他們也跟着往上浮。結果他們誤以為，是自己在上升。但當他們走到沒下雨的地方，就只能原地癱坐，什麼事也干不成。

然后，他們通常會炒掉副手，或者請個諮詢公司。很少有人能明白，問題的根源是：他們已經走出了自己的能力圈。

我們公司以前有一位女士B夫人（Mrs. Blumkin），95歲的時候還在幫我們打理生意。今年她離開我們，現在96歲了，又自己干起生意來，直接跟我們競爭，而且一點不手軟。她天天開着一輛高爾夫球車在店里轉，從早干到晚，一周七天，非常強悍。

她在一件事情上極其出色。她從俄羅斯移民，落地美國西雅圖時，脖子上掛着名字牌，一句英文都不會。現在在美國生活了77年了，英文還是説得磕磕絆絆。以前她打廣告推銷商品，聽她説話你可能都需要加字幕，但她就是有那股勁兒。

她52年前用500美元創立了內布拉斯加家俱城，如今每年税前利潤達到1700萬美元。她雖不識字，但能看懂數字。她不知道什麼是「應計制」，會計知識基本為零。

但你只要告訴她這個房間的尺寸，哪怕不是規則形狀，她馬上就能估出這里需要多少平方碼的地毯。然后乘上單價$7.98，再加上銷售税，還給你打個折，而且算得一點不差。

她當然很聰明，但更難得的是，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圈。

你要賣她2300張小邊桌，她一分鍾就知道自己能付多少錢、多快能出貨、利潤是多少——然后她就會買。

她還會挑你最狼狽的時候出手，比如奧馬哈下暴風雪，你急着趕飛機、不能誤機的時候……她會壓價壓得非常狠。

她知道她能做什麼，也知道自己要付出什麼樣的價格，而且從不會看錯。不管是房地產還是信用調查，她都不會錯。

但只要超出她的能力圈一寸，比如談股票，她連10美分都不會投進去。她知道自己不懂，也非常清楚哪里是那條界線。

她可以憑眼睛判斷一棟價值500萬美元的樓，拍板買下，現金支付。但絕不碰任何她不瞭解的生意。

這纔是真正聰明的人。這也是為什麼她能把所有對手都打得落花流水。她白手起家，如今把奧馬哈的大多數競爭者都擠出市場。

當年他們因為所謂的「公平交易違規」告她上法庭，四次之多，而她每次都自我辯護。

她走進法庭對法官説：「所有人都7美元一碼賣這個地毯。我的成本只有3美元。我賣4美元也能賺錢。你就告訴我，你希望我從顧客身上多賺多少錢。如果你想讓我多賺98分，我就賣4.98。如果你想讓我多賺1.98美元，我就賣5.98。」

結果那位法官當場買了1400美元的地毯。

「彼得原理」的現實版，后面加了好幾個零

真正能清楚劃定自己能力圈的人，非常非常少。你去看看美國那些大公司的CEO，大多數都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圈在哪，這就是他們老是做蠢收購的原因。

他們能一路爬到公司頂層，是因為他們是優秀的銷售、優秀的運營者，或者其他什麼方面表現出色。

但突然有一天，他們得經營一家幾十億美元的大企業，他們的工作變成了配置資本、收購公司。而他們這一輩子從來沒買過一家公司，他們根本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於是他們通常會干兩件事之一：要麼組建一個內部部門，僱一幫人整天告訴他該干什麼。

當然，這幫人也很清楚，如果他們沒事可做，他們就沒工作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們會忙成什麼樣；要麼就是去找投行，而投行的收費方式是「做一單賺一單」。

我不會的事情多了去了，那又怎麼樣？

我們從不碰自己不理解的生意。我們可能會判斷錯，但我們絕不會因為某家諮詢公司，比如亞瑟·迪安·李特爾、博斯諮詢、麥肯錫來告訴我們某家公司多麼了不起，就去買它。

如果我們自己都不夠懂，那我們根本不會參與。就這麼簡單。

我們從來不參考別人意見，永遠只是查理和我倆人自己判斷。這種方式有點危險，因為我們倆的腦子運轉方式實在太像了。

但我們非常樂意放過世界上90%我們無法評估的東西。那又怎樣？我也沒法去打職業橄欖球。這個世界上我不會的東西多了去。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的能力圈並沒有擴大多少。所以我們願意等。等一年也行，等五年也沒問題。

歸根結底，查理和我能理解的生意始終只是少數幾個。紐約證券交易所大約有1700到1800家公司，我們大多數都看不懂。

就算我花一年時間研究IBM或通用汽車，我可能能瞭解一些表面信息，但仍然不足以讓我做出一個真正明智的投資決策。

畫出你的能力圈，然后待在里面

如果我們自己都不理解一個生意，就不會投資。我連什麼是個人電腦都不知道，也搞不清誰家電腦最好。就算你告訴我現在誰最好，我也沒法判斷三年后誰會贏。

但我知道三年后美國銷量最高的巧克力棒是誰，你也知道。你可能也知道哪款電腦能稱王三年，但無論你怎麼勸我，我對電腦的確定性永遠不會像對巧克力棒那樣高。

關鍵是要畫出自己的能力圈，如果有疑問，那就給它加個「安全邊際」，儘量待在圈子里。

看看汽車行業吧。如果你把1970、1975、1980、1985年全球五大汽車公司CEO都抓來、給他們打上「吐真劑」（巴比妥），問他們：未來五年哪家公司會是第一？——甚至未來兩三年，他們都答不出。沒人知道。

有些事情你就是不可能完全瞭解，也就沒法靠這些判斷去賺錢。我們寧可等一個確定的機會。雖然沒有百分之百的確定，但偶爾市場會把機會擺在你面前，讓你一看就懂。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規模太大了。要是隻有1000萬、1億美元的資金，能遇到的好機會就多得多。但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耐心等。

我在商學院講課時總説：如果每個學生畢業時能拿到一張「20次打孔卡」，每做一個投資決策就打掉一個孔，一生只能做20次，那他們一定能賺很多錢，因為每次決定都會慎之又慎。

但現在股市每天開着，你可以隨時買AT&T、通用汽車、美國鋼鐵，買多、做空、進出任意組合。因為機會太多，人們就覺得「既然能做點什麼，那我就應該做點什麼。」

我們不會那樣干。我們只等那些一看就「很明顯」的機會。

問題是華爾街的機制完全相反，一直在喊：「做點什麼！做點什麼！」因為交易活躍纔是它的奶和蜜。

很多人只是因為屏幕上不斷跳動的小數字，就覺得自己必須乾點什麼。

我覺得吧，如果股市能時不時關上幾天，人們反而會過得更好。

我們更願意把開疆擴土的事兒留給別人干

我們比很多管理者多一個顯著優勢：我們願意只買下企業的一部分。一般的職業經理人只想買下整個公司，或者是自己能管理的生意。所以他只能買別人正好要賣的，或者是能發起敵意收購的標的。

我們現在持有可口可樂公司7%的股份。也就是説，按全球軟飲市場來看，伯克希爾相當於佔了3%的市場份額。沒人會這麼想問題，但事實就是如此，我們現在是全球市佔第三高的「軟飲公司」了。因為可口可樂的市佔率是45%，而我們持有其中的7%。」

絕大多數經理人不會去買可口可樂，即使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意，因為這對他個人沒什麼「好處」。他不會因此多幾個下屬，辦公室不會更大，表面上看一點成就感也沒有，不夠男子漢氣概。所以他就不會去買這個生意，哪怕他心里知道這是最好的。

於是他就開始去看市面上正在出售的，或者是他能發起敵意收購的標的。而敵意收購是什麼？本質上是一場拍賣，全球所有買家都在和你競價。在那種情況下，他最后只能出到最高價，才能拿下那家公司。

這樣一來，他既不會買得便宜，也買不到最好的生意。而我們可以直接買世界上最優秀的公司，只是買不下全部股權罷了。對我來説，這一點都不重要。

我寧可讓別人去干活。想想吧，有哪個男人好意思讓一個95歲的老太太替自己每周干7天？

我非常樂意讓羅伯託·戈伊蘇埃塔（Roberto Goizueta）和唐·基歐（Don Keough）替我們到全世界宣傳可口可樂。他們每天要賣出6億瓶八盎司的軟飲料。我們持股7%，那就等於每天有4200萬瓶是替我們賣的。」

如果這些飲料分佈在全球各地，那就意味着，當我在睡覺時，有1400萬人在喝我們家的產品。

而且這類產品基本上沒有可替代品。在美國，百事和可口可樂有時是可以互換的，搞不好還要打價格戰。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可口可樂沒有對手。它在155個國家都是銷量第一，而且市佔率每年還在增長。消費者不是在找最便宜的飲料，現實不是那樣的。

我們可以持有這家公司的一部分。我們買不下全部，但我寧願用合理價格買一部分優秀的生意，也不願在競爭激烈的拍賣中，用高價買下一個當下能買到的「完整「但平庸的公司。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

伯克希爾偏好的投資方式

在美國，真正願意用自己錢去投資企業的人很少。大多數人都是拿別人的錢去投。

但在伯克希爾，查理和我都是拿自己相當大的一部分身家來投資的。放眼美國，很難找到第二家公司，它的管理者願意用這種比例的自有資金去買其他企業的股份，而且長期持有，不去謀求控制權。

他們等於多了一個真正「把大量自己的錢壓進去」的股東，會真正關心公司的長期成功，而且不會被過去的決策束縛，也不會被原有的思維圈子限制住。

這本身可能很有價值。説得直接一點，如果用對了我們，他們就能獲得我和查理之間那種互相對話的價值。

查理不是天天管事兒，但他始終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評審人」。他自己把錢放在伯克希爾里（不過對他的判斷毫無影響），而他會毫不客氣地告訴我對某個點子的真實看法。大多數點子他都不喜歡。

我們確實能為公司帶來價值，對某些公司尤其如此。

我們喜歡的交易方式，對普通股東最有利

我們手里的這些優先股，税前收益大概9%，稅后差不多不到8%。但如果伯克希爾只能做到稅后8%的資本回報，那説明我們做得不怎麼樣。所以，這些交易必須存在一種可能，即公司的普通股未來會漲。

我們確實有收益率的優勢，也有大約十年左右的強制贖回條款，這意味着到時候我們至少能按成本價退出。

但除此之外，我們其實什麼控制權都沒有。這些協議都有「持股上限」條款，阻止我們繼續買到控股地位。我們不控制這些公司，也不想控制。

如果普通股未來不漲，我們至少還能賺到一些額外收益；如果普通股漲了，我們賺不到像普通股股東那樣多，畢竟可轉優先股永遠不可能比普通股賺得多。如果我們在普通股上賺錢，普通股股東賺得會更多。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我自己持有某家公司1%的股份，而查理沒有跟我一起投資，我會很希望他去持有我們這種優先股頭寸。因為那意味着他會拿出很多自己的錢，而且會擁有不少投票權。

如果我是普通股股東，而查理持有優先股，那上漲的時候我賺得更多；下跌的時候，他的保護更強，而且強得多。

時代真的變了

我想分享一個小插曲，是關於1957年大都會公司（Capital Cities）首次上市時的故事。雖然我沒有百分之百確認，但據我記憶，這可能是大都會唯一一次公開募股。

他們最早確實從洛厄爾·托馬斯（Lowell Thomas）和其他幾位個人那里融過一些錢，后來合併ABC時也從我們這邊拿過一點，但那次IPO是他們首次真正向公眾融資。」

最有趣的是，這筆29.9萬美元的公開發行，居然用了兩家承銷商來促成：一家叫Harold C. Shore，聽着像個街坊名字；另一家是來自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的First Securities。更不可思議的是，兩家公司總共只拿了6500美元的承銷費。

所以啊，每天大家都在罵華爾街貪婪的投行，可至少在1957年大都會上市時，投行還沒那麼狠。

回顧1957年大都會上市時的對比數據：當時CBS的年營收已經接近4億美元，而大都會連100萬美元都不到。CBS銀行賬户里有4600萬美元，大都會只有10萬美元。

CBS擁有全國電視網和一堆電視臺，而大都會的第一家電視臺在奧爾巴尼，原本是供修女養老的地方。那個禱告室被改成了演播室。

這個地方破得厲害，董事會有一次逼着CEO湯姆·墨菲（Tom Murphy）去刷漆。他也聽話，下一次會議前真的刷了漆，但只刷了面向馬路的那一面（笑）。

他們只有一輛新聞車，卻貼着「第六號車」的標誌，感覺就像在演戲。

關於電視、CBS和湯姆·墨菲

電視註定是個好生意。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有三條「電子高速公路」，也就是三大電視網。任何想要向全體美國公眾傳遞信息的人，基本就只能通過這三條渠道。

那是電視行業的黃金時代。現在不再那麼美好了，但當年真的棒極了。

説到底，電視就是個分發渠道。分發渠道的價值，取決於有幾個管道。如果只有一根管子，你能賺大錢；如果有十根、二十根，你就很難賺錢。報紙也是一樣的邏輯。

你看CBS和大都會當年都是在同一個好賽道上，一個擁有全部資源，一個幾乎什麼都沒有。一個像坐着「伊麗莎白女王二號」從倫敦啟航；另一個像划着一艘漏水的小船。但幾年后，兩者都抵達了紐約。而劃小船的人還先到一步，且載貨更多。

你在全世界也很難找到比湯姆·墨菲更好的管理者了。他是頂尖中的頂尖。他在一個優秀行業里，創造了巨大的成就。

價格競爭的極限在哪里？

我們在1972年買下喜詩糖果（See's Candy）的時候，它的售價是每磅2美元。今天已經賣到8美元一磅。」

你能想象情人節回家對太太説：「親愛的，這是給你買的巧克力，我找了最低價，才2.85美元一磅，在小巷子里買的。吃之前你最好擦擦。」這樣你還想保住婚姻嗎？

在禮品場景下，幾乎沒有價格競爭者能打入這個市場。

你願意走進藥店，花便宜幾分錢去買一塊包裝簡單、只寫着巧克力棒的東西嗎？不會的。你想要買的是好時（Hershey）這樣的品牌。如果沒賣好時，我寧願走到街對面。

分銷不是問題。我完全可以推出「巴菲特牌巧克力棒」，但沒人會買。

好時的市場壁壘根本打不破。你去看現在最暢銷的幾款糖果，再對比20年前，幾乎一模一樣。

當然，各家都在努力挑戰彼此。瑪氏（Mars）一直在想辦法擊敗好時，好時也在研究如何對付瑪氏。吉百利（Cadbury）甚至遠渡重洋來到美國，試圖撼動這個市場。不是沒人嘗試，只是都沒法撼動這個格局。

最好的生意，是不需要投入太多資金

大約一年半前，《每日賽馬錶》、《電視指南》和《十七歲》雜誌這三個品牌被以30億美元的價格賣出。它們幾乎沒有什麼有形資產。

但它們各自擁有城堡和護城河：其中《賽馬錶》是一座小城堡，護城河很寬；《電視指南》是一座大城堡，護城河更寬。

企業的價值，取決於這座城堡的規模，以及護城河的寬度和深度。這跟科技無關，跟超級碗也沒關係。

有趣的是，這其實有點反直覺：如果一家公司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能賺到同樣的錢，那資產越少，反而越值錢。你在會計課上是學不到這個的。

真正讓人夢寐以求的生意，是那種根本不需要往里砸錢的生意——因為它已經被證明：即使你花再多錢，也無法在這個行業里爭到一席之地。這樣的生意才叫偉大。

在一個極其出色的生意里，你幾乎不需要投入任何資本……

風險套利：核心是判斷概率與結果

風險套利這件事我已經做了40年，我的老師本傑明·格雷厄姆也做了30年。只要世界上存在兩個市場，套利就存在。

比如以前奧馬哈和芝加哥都有小麥市場，價格出現偏差時就會有套利。這種就是純粹的套利，如今在貨幣、商品領域仍然存在。

風險套利則是針對已經公佈的企業事件進行的套利。我今天來這之前，還接到公司打來的幾個電話，都是在處理我們手上正在做的套利交易，它們都涉及已經公開宣佈的事件。我的工作，就是判斷這些事件真正發生的概率，以及潛在的盈虧比例。

比如説，一項交易有90%的成功概率，預期上漲空間是3點；10%的失敗概率，可能虧損9點。那麼，這筆交易的期望收益是90%×3=$2.70，10%×9=$0.90，淨期望收益就是$1.80。然后我們再考慮持有時間。

數學不復雜，關鍵在於你怎麼判斷概率，以及你對上漲和下跌空間的把握。

這是一種投資行為，但不是傳統意義上「研究未來十年資產價值」那種投資，而是基於短期事件公告，對當前價格進行評估。

我們只在看準的情況下參與。一年中，能符合我們標準的也就十幾宗。早年我資金不多的時候，一年可能能看一百宗。

（編輯注：此后伯克希爾曾提交13-D文件，披露持有Rorer Group（一家醫藥公司，當時正面臨被以換股方式收購，且消息已經公佈）的股份，這被認為是一筆典型套利交易。）

波仙珠寶就像內布拉斯加大學橄欖球隊

我太太蘇珊能給你解釋為什麼波仙珠寶（Borsheim's）是我們最棒的一筆投資。

它幾乎不需要我操心。我花點時間純粹是因為我喜歡，不是它真的需要我。就像內布拉斯加橄欖球隊周六比賽時需要我一樣——完全不需要。

它不會分散我對其他事情的注意力，也不會佔用我給可口可樂的時間或資源。

規模和關注度是投資的敵人

當年我們投資可口可樂，最大的限制是：在股價還對我們有吸引力的時候，我們到底能買進去多少錢。

我們一般會盡量把買入時機安排得更好，在需要公開披露前儘可能多地建倉。

我們買到接近目標持股了。要是能一直按之前的價格買，我會買更多，但也不會誇張到買到特別大。

我們從6月開始買，到次年3月結束，整整花了8、9個月纔買進7%的股份。而在同一時間里，可口可樂公司本身也在回購股票。

所以那段時間內，公司和我們加起來，相當於買了公司12%的股份。想想都覺得驚人。

體量大了，加上市場關注，確實讓事情變難了。但好在這對我個人生活沒什麼影響。

不過確實「搭便車」的現象越來越多。但比起市場關注，規模纔是更大的問題。

你永遠無法比你最蠢的競爭對手更聰明

伯克希爾公司在公務機上的開支按年化算翻了一倍，這不是飛機升值的原因，而是我的品味變了。我們花85萬美元買的那架，后來賣了100萬美元——那是市場行情。而現在這架，只是反映了我變得更願意縱容自己了。

航空業是個糟糕透頂的行業。如果你在25年前問：是航空運輸業會增長得更快，還是愛荷華州Council Bluffs那些小城市的幾家報紙會增長得更快？你一定會説航空業。

結果航空業的確增長得更快，單位銷量漲了很多倍，但從盈利的角度看，它幾乎是你能想象的最爛的生意。

TWA是美國最老的航空公司之一，過去40年沒賺過錢。泛美、東方航空也沒賺過錢。這不是因為他們把錢分掉了，而是根本沒賺到錢，儘管每年載客量都在增加。

航空業是個非常艱難的行業，資本密集、勞動力密集、產品還高度同質化。你很難想出比這更糟糕的行業描述了。你做的就是不停燒錢，沒有喘息的機會。

而且競爭一定是價格戰。只要有人開始送常旅客積分，第二天就會有十家跟上；如果有人送雙倍積分，又會有十家跟進。在這種行業里，你必須跟着競爭對手的動作——無論他有多蠢。

這就像過去街角的四家加油站，有一家降價，其他三家五分鍾內就得跟着降。在商品化的行業里，你永遠無法比你最愚蠢的競爭對手更聰明。

這點我很早在商學院就學到了，那是他們少有教對的事情之一。

我們可不喜歡瞎折騰

當我真的想買點什麼的時候，我的正常反應就是，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壓進去。我們向來就是這麼想的。只有這樣，你才能賺到真正的大錢。能過這種篩子的點子，本來就不多。

如果你把我們過去四十年里「大點子」和「小點子」做個對比，光看組合佔比和最終效果，那差別簡直天壤之別——大點子遠遠更賺錢。

這也是為什麼我常説：你的人生投資卡上最好只有20次打孔機會。

我經常被問到，「這個機會要不要小賭一把？那個要不要試一下？」我從來不回答。答案永遠是：別干這種事。

只做那些你願意投很多錢進去的事。如果你不願意投大錢，那它就不是個好主意，那就別做了——就這麼簡單！

除了某些特定的套利情況之外，我從不買任何我不願意拿自己10%身家押注的東西。如果我不願意押進去，那它就根本不值得我花時間。

為什麼不願意用80美分買1美元？原因在這里

你可能會説：既然你願意50美分買1美元，為什麼不在80美分的時候也買？

因為你知道，未來你大概率還能在5毛錢的時候買到，無論是同樣的1美元，還是別的資產。

你會給自己設定一個非常寬的安全邊際——尤其是在你準備投入新資金的時候。買入必須足夠便宜才行；至於什麼時候賣出，就不是按照這套邏輯判斷了。其他還有一些原因，但這就是最核心的經濟考量。

你不能因為某樣東西值1美元，而你能用5毛錢買到，就想當然地認為：當價格漲到5毛1分時，你必須趕緊賣掉，然后去買另一隻同樣是5毛錢的便宜貨。投資不是那麼精細的遊戲——除非你只是在比較不同期限、不同利率的國債。

資產都會在一個寬區間里波動，而只要你知道自己買入的是低於價值的東西，你又認為價值會繼續上升，那你依然會感到很舒服。只是這個價格，可能已經沒有便宜到讓你願意掏「新錢」去買更多。

便宜的更危險？胡扯

查理和我都不認為現代投資組合理論（MPT）有任何道理，我們覺得那一套邏輯基本都是瞎扯。我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在承擔風險。可MPT卻把「股價波動」當成風險的核心。

1974年我們買下《華盛頓郵報公司》時，給出的估值是8000萬美元。但就在同一個晚上，如果你去找買家，它立刻能賣到4億美元，而且真會有五個買家當場願意拿現金買下。

那時候如果你問100個分析師這家公司值多少錢，沒有一個人會否認它值4億。

但他們賣的理由只有一個：股票下周不會漲、下個月也不會漲，所以乾脆賣了事。

而我們在一兩個月里，以8000萬的估值買下了公司接近10%的股份。

按照現代投資組合理論和beta的邏輯，我們如果用4000萬買股票，反而比用8000萬買更「高風險」。雖然它明明值4億。看到這，我就直接棄療了。

當然，有些情況下風險和回報確實有關聯。可如果你買的東西足夠便宜，那麼就算它繼續下跌，那反而是更安全的。

你用8000萬買下《華盛頓郵報》比用1.2億買要安全；用4000萬買，更是安全得多。

當然，這前提是——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麼。

而現代投資理論的默認前提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麼。所以它纔會告訴你應該怎麼分散投資、怎麼算beta。

我一直很好奇，他們怎麼能把整門課講滿。因為他們假設市場是有效的、一切都定價合理。那后面的課還能講什麼？我真是想不明白。

最糟糕的競爭，來自海外

一般來説，我不喜歡進入那種「全球競爭」的行業，原因跟我之前説的一樣——我連國內競爭都不願碰，更別提全球範圍了。

而且全球競爭只會更難。為什麼有些製造業要搬到臺灣或其他國家？背后往往有長期的結構性優勢。比如，人家那邊律師可能更少。我們這兒一遇到訴訟，成本就飆升，做個小小的零件也變貴。

各種成本差異長遠看都可能對我們不利。

我有一個慘痛的提醒：海外風險有多現實

我個人更偏好在美國註冊的企業。蘇珊和我各自還留着一股我在1955年買的股票。當時看上去無比安全，是一支很棒的股票。

結果就一個問題：公司的資產在哈瓦那，被卡斯特羅沒收了。產權拿不回來了。那些房產現在就在那里，我們也向政府報了鉅額索賠，但永遠都不可能值錢了。

我把這股股票留着，就是提醒自己：在別的國家，規則可能一夜之間就變了。

我們從不搞敵意收購

我們只買那些歡迎我們進入的公司。我經常在買入前就告訴公司管理層：我只會買到你們覺得舒服的程度。

比如當年我們買《華盛頓郵報》的股票，凱瑟琳·格雷厄姆（Kay Graham）在我們持股快到9%時感到不安，我就説：「好，那我們一股都不再買了。」就這麼簡單。

我希望管理層感到安心。否則他們可能會因為緊張，做出很多愚蠢的事，比如以過低價格增發股份。我希望他們能做聰明的決定。

通常我們會買到那個「舒適線」附近，我也都會提前跟他們溝通清楚。

伯克希爾的談判風格

我們談判的方式和別人完全不同。

當年買下喜詩糖果，我只在那兒待了一個小時。我們買的所有生意基本都是一個電話談成的。

買波仙珠寶的時候，我到艾克·弗里德曼（Ike Friedman）家坐了半個小時，他給我看了一些沒審計過、用鉛筆隨手寫在紙上的數據，就這麼定了。

如果一筆交易需要帶上一堆律師和會計師，那它肯定不是什麼好買賣。我們從不和人反覆拉扯談條件，這不是我們的風格。

如果一開始他們就想把談判搞得又長又複雜，我就不想跟這種人打交道。這迟早會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團糟，所以我們乾脆直接走人。

風險提示: 投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可升亦可跌，更可變得毫無價值。投資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投資者須評估本身的財政狀況、投資目標、經驗、承受風險的能力及瞭解有關產品之性質及風險。個別投資產品的性質及風險詳情，請細閲相關銷售文件，以瞭解更多資料。倘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的專業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