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的生命主義轉向｜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

「現代職業教育從工業效率主義向生命主義流動，其實是對教育生命本質的迴歸。」

——徐平利：《從世界到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移植與生長》，《復旦教育論壇》2025年第2期，頁121-128。

文本摘選：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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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兩篇，此為第14期。作者作者徐平利通過回顧職業教育在現代社會的誕生、轉變，反思了其處境和方向。近年來職校和職校生受到了越來越多關注，過去有關職校生「不愛學習」「愛打架」的單一印象也在漸漸改變。而以教育者的內部視角觀之，職業教育還有諸多認識和方法上的困境。作者對職業教育發展歷程的闡述，讓一種不同於工業效率主義的教育方法浮現，這就是職業教育的生命主義，而中國的傳統哲學又提供了較為獨特的資源。能否從效率追逐轉向生命之道，考驗着職業教育的師者和管理者。

以下內容由《復旦教育論壇》授權轉載。摘要、參考文獻及註釋等詳見原刊。

作者｜徐平利

一、引言

在數智技術狂飆突進、產業格局深度調整的當下，現代職業教育作為「人」與「工作」的技術技能轉化中樞，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本體性追問：工業革命催生的效率主義範式在推動職業教育規模化發展的同時，是否也在解構其作為「生命現象」的本質屬性？中國職業教育如何在突破「移植困境」的基礎上，構建既符合生命智慧流動法則又能迴應數字文明需求的新型發展範式？本研究試圖突破傳統制度分析框架，從歷史社會學視角重新審視現代職業教育的演變邏輯，為新時代中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理論探索。

（一）現代職業教育是對勞動着的人實施教育影響的「生命現象」

紀錄片《米歇爾·福柯：超越善與惡》（Michel Foucault: Beyond Good and Evil，1993）劇照。

「勞動着的人」即社會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在勞動實踐中「言説的、勞作的和生活的主體」。這一定義把勞動者作為生命主體看待，他們有思想、可表達、善生活，與亞里士多德所謂「勞動着的奴隸」區分開來。

作者：[法]米歇爾·福柯

編者：汪民安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月

「對勞動着的人實施教育影響」指的是為勞動者提供職業學校教育，這是一次關於教育權利的革命，表明底層勞力大眾從被學校教育排斥到獲得學校教育權利，從卑賤的「勞動奴隸」變成神聖的勞動公民，也意味着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所謂「生成」，是將現代職業教育視為「生命現象」的一種隱喻，其基本前提是對勞動者的公民人權、自由精神、工作意義和勞動尊嚴的承認。正如「現代職業教育之父」裴斯泰洛齊所説，他舉辦工業學校的目的是「尋找教育未來公民的適當手段」，「為的是教會乞丐像人一樣生活」。

作者：徐平利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6月

本文通過「生成—移植—生長」的隱喻鏈，表達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生命流動性、文化適應性與生態依存性，核心觀點是：

（1）作為生命現象的現代職業教育有一個生成、移植和生長的過程，這一過程從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歐洲逐漸向全世界蔓延開來，其中經歷了工業效率主義的異化；（2）現代職業教育的國際經驗可被引入異質文化土壤，但是必須與產業根系、政策之光、文化養分深度耦合，避免忽視文化基因差異的「粗暴嫁接」；（3）一百多年來，現代職業教育從世界向中國的移植和生長儘管有諸多困境，卻終歸生機勃勃，現已形成與普通教育同等規模的龐大體系，在滿足中國傳統工業經濟對人力資源的需求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4）數智時代來臨的歷史新挑戰迫切需要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各領域及時迴應，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使職業教育回到勞動者作為人的生命本質，即迴歸到職業教育作為生命現象的生命主義職業教育狀態，對於技術技能人才在數智時代的職業生涯發展具有根基性意義；（5）迴歸生命主義職業教育，能夠使我國當下關於「職教本科」「職普融通」等諸問題的討論回到邏輯起點。本研究對於新時代中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二）歷史社會學對於本研究的方法論意義

如今，現代職業教育發展正處於人類歷史長河的大時代轉折點上，特別需要從長距離和大視野中打開新的思考空間，在問題研究中把「時間敍事」和「結構/機制敍事」結合起來進行歷史社會學考察。歷史社會學是社會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論，其核心議題是現代性問題，與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移植和生長具有內在一致性。歷史社會學的時空結構分析框架，能夠更清晰地看到職業教育作為一種生命現象的內在演化邏輯和外部共生關係。

作者：[法]埃米爾·涂爾干

譯者：李康

版本：商務印書館2020年6月

關於什麼造成了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移植和生長，歷史社會學通常有功能論、融合論和衝突論三大觀點。最常見的觀點是功能論，強調工業革命帶來技術和技能人才的社會需求。例如，功能論奠基人涂爾干（émile Durkheim）認為勞動分工越深入，專業化教育的要求就越多，他預言高校在未來必然會舉辦職業教育[3]335；職業教育功能論代表人物普洛瑟（C. A. Prosser）提倡職業教育的假設是，發明和發現不斷創造新設備和新工藝，工人適應這些新設備新工藝，就要受培訓95。第二種觀點是融合論，認為「職業教育的興起是不斷擴大民主社會，致力於融合和社會化新公民的自然結果」。例如，約翰·杜威認為「最合理的選擇是建立混合教育體系」。第三種觀點是衝突論，認為職業學校的興起是資本家和工業管理者發明的一種相對便宜的階級解決方案，以鞏固他們的經濟權力，同時也消解了行會組織對工人知識的裁定權。例如，柯林斯（R. Collins）在名著《文憑社會》中圍繞財富、權力、聲譽等身份衝突概念對職業學校教育進行了深入解讀。

作者：周予同

版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當我們把觀察現代職業教育的歷史社會學視野從世界轉向中國的時候，會發現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是外爍的而不是內發的，是被動的而不是自主的」。因此，本文按照從世界到中國的觀察邏輯建立分析框架，從世界角度觀察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及其流動邏輯，而把流動過程中的移植和生長聚焦於中國，並以此作為分析重點。從歷史社會學視野總體來看，現代職業教育在一個半世紀的生成、移植和生長中，遵循生命智慧的「流動法則」；從世界到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發展受到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和政治的結構性影響，其歷史趨勢是必然迴歸「勞動的人」的教育生命本質。

二、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和流動：世界視角

在歷史社會學視野中，現代職業教育作為生命現象的生成和流動的特殊性在於，它不能被簡單理解為工業經濟對技能勞動者需求的教育生成物和教育發展史事件，而應當理解為人類工業技術革命引發的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和政治的綜合效應，它與民族國家建立和工業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一）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源自勞工權利解放

現代職業教育起源於歐洲工業革命，但是它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有漫長的生命孕育過程，這個過程包括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思想啓蒙運動、科學與技術革命等，由此產生的工業革命也不可避免地引發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和政治競爭的綜合效應，而現代職業教育正是這種綜合效應的結果之一。

作者：[德]馬克斯·韋伯

譯者：康樂 簡惠美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

現代職業教育作為一種生命現象的生成，前提是「職業」和「教育」兩項權利對勞工的解放，這種解放在歐洲社會關乎宗教信仰，具有根基性意義。歐洲中世紀，「職業」專指脱離生產勞動並且將一生奉獻給祈禱和沉思的神職人員，以表明他們擁有來自上帝呼召的「天職」；「教育」也是一樣，專門為培養神職人員服務。但是宗教改革后，「職業」和「教育」開始向勞力大眾開放。韋伯認為，「職業」語義的轉變是從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對拉丁文聖經的德語翻譯開始的，路德把古典拉丁文「vocatio」（神職）翻譯為德文「beruf」（職業），擴大了「職業」概念的外延。現代德語「beruf」這個詞涵義豐富，不僅表明社會分工，也表明社會角色、工作地位、基本人權等。路德宣稱「每個人都應該以他的職責或工作對別人有益」，這一觀念成為新教倫理的核心原則，被加爾文等新教神學家和其他清教徒廣泛傳播，加速了城市化、技術創新和政治改革。與職業解放緊密相連的是教育解放。路德進一步指出，統治者應當對孩子進行工作世界的某種職業的教育，「這些職業將因為勤奮勞動而結出豐碩果實」。彼時是16世紀的歐洲社會，如涂爾干所説，「已經需要產生一種新型教育了」。這種新型教育正是孕育現代職業教育的源頭。

作者：林純潔

版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

可見，現代職業教育作為一種生命現象的生成，在根基上是勞工羣體作為人是否擁有國家認可的學校教育權利的問題。無論是職業教育的功能論、融合論還是衝突論，都認為舉辦職業教育是實施公民教育和推進社會民主化的重要內容。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職業教育出現於18世紀末，即裴斯泰洛齊所開創的審美啓蒙主義職業教育，它指向人的生存救助、思想啓蒙以及手腦心和諧發展，體現了以工作技能促工業生存的理性精神，既與啓蒙運動的價值變遷（例如狂飆突進運動）緊密聯繫在一起，也與資產階級對於大眾教育的國家需要緊密聯繫在一起。總之，現代職業教育作為生命現象在工業革命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工人的職業生命及其教育權利獲得了國家認可，它意味着對等級社會貴族式「自由教育」思想牢籠的突破，當時有「工業教育」「勞作教育」「國民教育」「生產教育」「公民教育」等不同稱呼。這説明，學校教育的生命之門在工業時代為勞工打開了，現代職業教育從歐洲迅速向全世界「流動」。

（二）現代職業教育的流動：遵循生命流動法則

在歷史社會學視野中，分析以國民學校為載體的現代職業教育得以生成的影響因素，包括公民意識覺醒、工業生產需要、民族國家建立以及與之相應的軍事衝擊。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職業教育能夠得以流動（生成、移植和生長），並非簡單的市場需求或就業導向邏輯，而是遵循生命智慧的流動法則或創造衝動。所謂「生命流動法則」，用道家思想解釋即「物壯則老」「方死方生」；用柏格森生命哲學解釋即「創造衝動」，如柏格森所説：「生命作為一個整體，從最初將其擠進這個世界的衝動開始，就表現爲一種高漲的，而且與物質運動的遞減相對的波浪。」

《摩登時代》（Modern Times，1936）劇照。

將時間敍事與結構敍事相結合來判斷，現代職業教育作為生命現象的「流動」呈現三個階段和三種特徵：第一階段是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現代職業教育最早生成時特別強調心靈、動手和動腦的和諧統一，其特徵可概括為「審美啓蒙主義職業教育」；第二階段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因民族政治建構和國家經濟效率的需要，審美啓蒙主義職業教育向「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流動，這種流動在整個20世紀成為一種趨勢，促進了各個民族國家的工業發展，也造成了現代職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異化；第三階段是21世紀的今天，隨着人工智能技術開始接管傳統工業經濟運行模式，傳統技能工人已無法與智能機器比拼效率，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必然向「生命主義職業教育」流動。

現代職業教育在第二階段的生命流動，即審美啓蒙主義職業教育向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的流動，它是怎樣發生的呢？當歷史進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工業化國家對效率經濟競相追逐，職業教育被作為工業效率主義工具而受到各國政府高度重視。隨着德國的職業教育學校制度率先確立，歐洲其他各國以及美國、日本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迅速建立起來。

世界職業教育在20世紀初形成了三種發展模式：一是「學校模式」，實施國家主要有法國、意大利等；二是「雙元制模式」，實施國家主要有德國、瑞士、奧地利等；三是「市場模式」，實施國家主要有美國、英國、日本等。這些模式的共性是圍繞工業效率主義發展職業教育，其中美國的職業教育流動更有典型意義。美國職業教育主要是在南北戰爭之后，因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迫切需要而生成。20世紀初，美國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最大贏家，工業社會效率問題此時在美國凸顯為國家亟待解決的民主政治，「工業社會效率運動」由此在全國聲勢浩大地擴散開來。正是在這場運動中，審美啓蒙主義的職業教育流向了工業效率主義。

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誕生的標誌之一是美國第一部職業教育國家法案《史密斯-休斯法案》（The Smith-Hughes Act）的出臺。圖為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 發佈后，一所職業學校的畜牧專業培訓。

當然，這個流動過程並非一蹴而就：以斯奈登（D. Snedden）為代表的「功能派」極力推動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實現國家立法，而杜威代表的「融合派」則表示強烈反對，仍然呼籲建立美國的審美啓蒙主義職業教育。杜威強調，民主教育是指向生活本身的「做中學」教育，教育目的應大於「獲得機器管理方面的專門技能」，無需建立「獨立的職業準備體系」。斯奈登認為，「高效的職業教育體系和徹底的民主精神」完全一致，因此國家應當建立「確保最大效率」的「獨立的職業教育體系」。這場20世紀初關於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範式的大辯論，最終以工業效率主義的獲勝而宣告結束。

當時，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在美國能夠獲勝的主要原因：一是電氣技術的發明和福特汽車的成功給美國人帶來「效率信仰」，獨立的職業學校教育體系有利於高效率訓練技能工人，故而得到了經濟界的普遍支持；二是泰勒（F. Taylor）的標準化科學管理實驗和桑代克（E. Thorndike）的「刺激-反應」心理學實驗，為「職業學校工廠化」訴求提供了理論基礎，在工具理性狂熱時代迎合了大眾意識形態；三是美國決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政府迫切需要增加軍工生產，也迫切需要對士兵和勞工進行專門培訓，因而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贏得了軍事政治的支持。

「二戰」后，工業化后發國家迫切需要建立工業效率主義的現代職業教育制度，認為這種制度能夠「有效地將工人階級的孩子融入公立學校體系，因此被視為一種合理而權宜之計的政治策略」。進入20世紀60年代，現代職業教育的效率邏輯得到了人力資本理論的支持，因而進一步推動了各國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的規模擴張。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據此修訂教育政策和重構教育目標，大力促進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的生長。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中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但是，對於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的批判聲音也一直沒有消失，這些聲音大多數來自職業教育「融合派」，他們呼籲彌合自由教育和職業教育兩者之間鴻溝。有批評者指出，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把社會正義簡化成「充分就業」，掩蓋了其他問題；也有批評者指出，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的「工作分析方法」讓人依附於機器，「喪失了人的工作價值」219。20世紀80年代之后，職業教育「融合派」的聲音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各國教育體系的建構當中，美國用「生涯與技術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取代了職業教育概念，「軟技能（soft skills）和關鍵能力在課程設計中得到了重視和加強」。進入21世紀，世界職業教育發展呈現「融通」與「上移」兩大特徵，即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不斷融通，並且不斷向高等教育上移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人類歷史正在進入多樣化、非平衡、非線性和非確定性的數字智能時代，現代職業教育不可避免地進入「方死方生」的新場景革命當中，必然發生新的生命流動，表現爲從工業效率主義流向「生命主義職業教育」。可見的事實是，當下許多職校畢業生拿到專業技能證書之后很難就業，一個重要原因是專業所對應的行業往往已經日薄西山，相關企業紛紛裁員或倒閉，但是職校開設新專業時又無所適從，因為新的行業還沒有出現，相關企業還在創造和孕育之中。在這種劇烈變化的市場環境中，工業效率主義的職業教育還要去哪里「拼效率」呢？職業教育只有迴歸生命本質，迴歸勞動者作為「言説的、勞作的和生活的主體」，才能走出工業效率主義困局。因此，現代職業教育在發展範式上應當從工業效率主義流向生命主義，這種流動意味着人與工作的關係需要根據技術、商品、消費和幸福的生態聯結而重新定義，意味着職業教育和就業技能的關係需要根據人的天賦才能、職業志趣和職場生活的統一性而重新定義。

三、現代職業教育的移植和生長：中國道路

隨着西方社會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向其他國家移植，「符合西方模式的職業教育現代化也被視為這些國家教育結構變革的必然」。不過，現代職業教育具有其生命智慧的流動法則和生長性特徵，並不必然隨同工業化和現代化而搖擺。下面我們把分析的重點聚焦於中國，嘗試從現代職業教育移植和生長的中國道路中，解釋其移植特徵與生長困境。

（一）現代職業教育向中國移植的結構特徵

現代職業教育向中國社會的移植過程，外顯為各種教育關係的話語建構、知識建構、制度建構，內植於本土文化傳統與身份建構，是顯性結構改造與隱性文化調適的雙向互動過程。從歷史社會學的時間與結構相結合的視野來考察，一百多年來，現代職業教育的中國化移植可分三大階段，並呈現三大結構特徵：第一階段是20世紀初，主要特徵是移植美國職業教育模式和建構實用主義話語體系；第二階段是20世紀中葉，主要特徵是移植蘇聯職業教育模式和建構階級鬥爭話語體系；第三階段是20世紀后期，主要特徵是移植德國職業教育模式和建構效率主義話語體系。

20世紀初期，中國現代職業教育是在「新教育」的移植過程中，一步步被「揀選」出來的。舒新城先生把中國新教育分作「西藝教育」「實利教育」「實業教育」「職業教育」四個探索時期。他在解釋職業教育之所以最后「出場」時説，因為中國對新教育的多年探索發現，「非提倡治生之職業教育不能濟其窮，此時又值歐美職業教育的思想傳到中國，於是數因相併，而職業教育自民國六年以后，便一日千里地發展」。中國職業教育「盛裝出場」的標誌是1917年5月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值得注意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比美國1917年職業教育法案出臺僅僅晚3個月，與黃炎培先生所講其職業教育思想主要是「從美國得來」在時間上恰好應合。

作者：黃炎培

編者：中華職業教育社

版本：中國文史出版社2023年1月

總體來看，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站在以杜威為代表的「融合派」一邊，認為在中國社會「同校設置有大利存焉」，而分校設置「實伏將來種種隱患之根」。黃炎培強調職業教育應該有生命一樣的活力，他也像杜威一樣尋找「自裴斯泰洛齊氏出」的生活教育良方。但是，黃炎培身上有儒家士大夫的「實用理性」基因，其目的是以職業教育而救國，因此他的職業教育話語實踐隨着國家需要而不斷修正。黃炎培推崇杜威的實用主義和啓蒙主義職業教育思想，卻並未排斥斯奈登的工業效率主義。

事實上他的著作和演講中從未指出美國職業教育有兩派衝突，他把「振作民心」作為職業教育重任，這是他在抗戰爆發后將職業教育轉向「參與抗戰建國的努力」的大職業教育主義的根源。這種轉向在客觀上使啓蒙主義職業教育流向了工業效率主義，也為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奠定了獨立的職業學校體系的實踐基石。黃炎培給職業教育下了一個符合中國人安居樂業文化的功能主義社會學定義，即職業教育「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這個定義兼顧了效率與公平、現實和理想。由此可以看出，黃炎培將現代職業教育內植於中國文化土壤的衝突與抉擇。

20世紀中葉，中國職業教育主要移植蘇聯做法，在職業教育話語體系上轉向階級性和生產性。這一階段幾乎不再使用「職業教育」這個概念，而使用「綜合技術教育」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等概念，因為「職業教育」被認為是馬克思曾經批判的造成工人片面化發展的資產階級異化教育。蘇聯這個階段一直都在普及綜合技術教育，中小學「除了在普通學科里根據必要和可能加強綜合技術教育的內容以外，還另設專門學科來完成綜合技術教育的任務」，「2/3的中學畢業生要直接參加工作」。50年代初，與蘇聯綜合技術教育相呼應，中國各地創造出「車間學校」「坑口學習小組」「地頭學習小組」等各種方式，大力培養專門人才和掃除文盲。1958年，隨着「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方針的提出，中小學全部實施一種比較極端的綜合技術教育。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全國實施「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和「開門辦學」制度，突出工人、學生、教師「三結合」的激進效率主義辦學模式。

《大學生軼事》（1987）劇照。

20世紀后期，中國教育政策轉向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職業教育」概念被重新提及並作為教育類型寫入1982年憲法，以中師、中專和技校為載體的職業學校制度建立起來。1985年，標誌着中國教育改革大幕拉開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職業技術教育恰恰是當前我國整個教育事業最薄弱的環節。一定要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改變這種狀況，力爭職業技術教育有一個大的發展。」自此，奠基於黃炎培職教思想的中國現代職業教育話語體系再次傳播，西方現代職業教育的典型模式在不同程度上被重新移植，這些模式主要由工業效率主義主導。德國「雙元制」模式作為德國製造業經濟后來居上和繁榮發展的「祕密武器」，在中國化移植中最受歡迎，因為它正符合奮起直追的中國製造業經濟的迫切需要。

進入21世紀，隨着高等教育大眾化持續推進和「示範性高職院校評估」深入開展，中國建立起世界最大規模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這一體系有四大特點：一是由政府強力推動的國家主義，二是服務於經濟目標的效率主義，三是立足於工學結合的校本主義，四是獨立於普通教育的職業主義。概言之，中國職業教育自20世紀后期始，移植和建構了與中國製造業經濟相適應的工業效率主義制度及其實踐體系，這一體系對於中國經濟騰飛產生了技能支持作用。但是，中國職業教育的生命困境仍然是職業院校招生吸引力不足，或者説職業教育並沒有表現出公眾期待的旺盛生命力。

（二）現代職業教育的中國化生長困境

作者：郭秉文

版本：商務印書館2014年3月

回顧現代職業教育作為生命現象的中國化移植歷程，政治、經濟、戰爭、意識形態等多重因素在其中產生了機制性和結構性作用。例如，「中國現代學校可以説起源於1842年」，這是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的結果，也是被迫「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結果，其中一個標誌性事件是1866年由清政府設立福建船政學堂，其意識形態是「中體西用」。事實上，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的移植和生長始終伴隨着民間及官方的疑懼排斥，甚至在「1949年之后，在一些人看來，私塾仍有相當價值」。由此可知，當職業教育話語體系進入中國，並且主張「低層次」「純技藝」和「授以直接謀生之術」的時候，與傳統的「君子不器」文化衝突之大可想而知。

作者：左松濤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月

19世紀末20世紀初，儘管現代漢語的「職業」被賦予「以求新事業」的時代新意，然而古漢語圍繞「官職」建立「身份」的意義並未褪去，這種意義不可避免地影響中國人的就業心理。黃炎培看到，「許多教育家不敢辦職業教育；本來辦職業學校的偏偏‘開倒車’，改辦普通學校」。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辦學實踐不僅遇到不少上層精英的譏諷，也有來自底層大眾的抵制。不僅職業教育被譏諷為「啖飯教育」和「從菲島得來」，而且黃炎培本人也被譏諷為「啖飯老師」「琺琅博士」。黃炎培不禁感嘆：「謀事真難。」

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移植和生長，是一個涉及身份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複雜社會現象，身份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本土化重塑非常重要。例如，1956年「八級工」制度實施后，「學徒制的職業教育」很有吸引力；「文革」時期實施「開門辦學」后，所有學校都對「促生產的職業教育」趨之若鶩；20世紀80—90年代，入讀職業學校可以「吃商品糧」，那時的職業教育對農村孩子特別有吸引力。

儘管這幾個時期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我們很難對彼時語境的所謂「職業教育」給予現時的定義，不過我們可以由此得出結論：西方現代職業教育進入中國遇到的諸多困境，不一定是移植本身造成的，很重要的原因是職業教育涉及的身份政治和意識形態缺乏吸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職業教育規模迅速擴大，研究者用國際與比較視野來觀察本國、本地和本校的職業教育實踐已成「慣習」，然而職業教育的移植和生長問題始終未能認真對待。當研究者提供實踐方案的時候，免不了要把幾個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模式羅列出來，其邏輯假設是別人做得很好而我們在移植中出了問題。比如「職業教育吸引力不強」這個「痼疾」，不少觀察者仍然囿於「觀念」和「待遇」兩個方面，前者講「學而優則仕」觀念影響太深，后者講技能收入和發達國家相比實在太低。這種比較研究，一是刻舟求劍，二是浮於表層，沒有認識到職業教育作為生命現象是一種「綜合效應」，它不僅關乎就業文化和經濟待遇，而且關乎教育公平、政治賦權和社會地位。

數智技術革命給現代職業教育的流動增加了更多變量，適應於傳統工業經濟的效率主義職業教育的人力資本邏輯已經在根基上出現動搖，數智時代的新質生產力給中國職業教育調適、變革和超越帶來絕佳契機。如果我們的職業教育理論與實踐還滯留於傳統的「崗位需求+訂單供給」等技能規訓模式，一百多年來始終存在的西方現代職業教育的中國化困境問題仍然無法解決，當然也無法實質性地解決數智時代的新問題。簡言之，如果新時代職業教育不在超越於「生存」的「生命」意義上謀劃，就不可能走出困境而綻放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續的生長性。

四、結語：迴歸生命主義職業教育

在歷史社會學視野中，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移植和生長有其方死方生的生命流動法則。應當承認，濃墨重彩的工業效率主義職業教育之所以成為20世紀各國學制體系的敍事重點，正因為它迎合了傳統工業時代「金字塔型」生產模式和人才結構特徵，對經濟騰飛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因而在國家學制建設層面得到了積極迴應。然而，當龐大的社會底層向中間移動而使社會結構慢慢變成「甕形」的時候，當數智時代的生態化需求越來越對傳統工業化邏輯構成挑戰的時候，通過增加人工技能數量和提升人工技能效率而為工作世界做好人力資源準備的效率主義職業教育，正在失去其曾經行之有效的致勝法寶。

編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譯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中文科

校譯：熊建輝

版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7年6月

人工「技能效率」正在被人工「智能效率」所取代，傳統工業時代效率主義職業教育培養「就業崗位技能」的速度趕不上數智時代「去技能化」的速度，「去技能化」不斷降低傳統技能工人的生命尊嚴，因此傳統技能工人無論多麼不在乎尊嚴都無法擺脫被淘汰的命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最新報告中指出：「當前的就業趨勢讓人們對於正規教育與就業之間長久以來的關聯產生了懷疑，而國際發展的話語和實踐長期以來正是根據這種關聯來解釋人力資本投資的合理性。」基於上述反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擴大了職業教育的功能，指出職業教育「不僅關係到獲取技能，還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的價值觀，而這是在多樣化世界中實現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事實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提出了職業教育從效率主義到生命主義的話語轉向。

作者：[美]托馬斯·庫恩

譯者：張卜天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7月

現代職業教育從工業效率主義向生命主義流動，其實是對教育生命本質的迴歸。然而，這種迴歸並不容易，也需經歷範式理論創建者庫恩（T. Kuhn）所説的「一個內在的革命過程」。首先，在觀念上，生命主義職業教育強調，技能人才培養不僅要重視專業技術性，更要重視工作意義性；不僅要重視就業謀生的客觀世界，更要重視樂業人生的情感體驗，因為人是技術和思想的綜合體，技術性和意義性不能分開。其次，在實踐中，生命主義職業教育從教育實施的人本邏輯出發，提供生態化和生長性的治理土壤，強調學生在工學結合和校企合作的學習中的主動探究而非被動適應。

電視劇《孔子》（1991）劇照。

就生命主義職業教育的哲學思想而言，中西方各有其不同內涵，西方重在「生命之理」和向外尋求，中國重在「生命之道」和向內尋求。可見，生命主義職業教育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更有優勢，無論是儒家講「生生之謂易」和「天地之大德曰生」，還是道家講「道生萬物」和「技進乎道」，都把生命之道作為決定性力量。就此而言，在數智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職業教育迴歸生命本質具有其本土優勢。

生命主義職業教育對當代中國職業教育改革的啟示是：第一，在觀念層面的話語體系建構中，從技能規訓的工具性話語轉向美好生活的生命性話語，實現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第二，在宏觀層面的治理體系建構中，從「雙軌制」治理向「生態化」治理轉變，建設「開源互動、職普融通、迭代遞升」的職業教育生態，協調職業教育利益相關者在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深度融合中扮演新型能動角色；第三，在微觀層面的課程體系建構中，從模塊化課程向生長型課程轉變，強調課程體系的開放性、全納性、選擇性和體驗性，職業教育課程開發者帶着「多重技藝」「愛心奉獻」和「教育救助」，像「善利萬物」的流水一樣，到平民世界去，到鄉村世界去，到田野世界去，到小人物世界去，到中小微企業的困境世界去，到「眾人之所惡」的真實場景中去。總之，在數智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職業教育發展的底層邏輯發生了根本變化，迴歸生命主義職業教育正逢其時。

【文獻出處】徐平利：《從世界到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的生成、移植與生長》，《復旦教育論壇》2025年第2期，頁121-128。

作者/徐平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