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業勞動生產率，中美孰高孰低？

作者 | 單偉建　編輯 | 馬克 

幾乎所有的學術研究報告都稱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遠低於美國，這與中國製造業強勁的全球競爭力顯然形成悖論

位於江蘇省泰興市的江蘇揚子鑫福造船有限公司船塢內建造的大型船舶。圖/新華

中國製造業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增加值在全球佔比超過30%，在造船、電動汽車、鋰電池、商用無人機和太陽能電池板等領域，中國的實物產出在全球佔比高達三分之二。在尖端技術應用方面，2024年中國安裝的工業機器人佔全球半數以上，其密度（勞動力人均機器人擁有量）比美國高50%。中國有超過3萬家包括「黑燈工廠」在內的智能工廠。特斯拉上海工廠人均產量是其加州工廠的2倍。

然而，幾乎所有的學術研究報告都稱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遠低於美國，有的甚至估計不足美國的10%。中國製造業具有全球競爭力，而其勞動生產效率卻如此之低，這顯然是一個悖論。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筆者採用了與衆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顯著優於美國，而其他的研究之所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源自方法的謬誤。

從理論上講，用實物計算投入產出是衡量勞動生產率最直截了當的方法。但是用實物計算產出，無法解決不同產品不可比或類似產品質量不可比的問題。比如電腦和家俱無法用件數相比，豪華轎車和經濟型轎車無法用輛數相比。因此，經濟學家計算勞動生產率通常採用的方法是衡量人均或每工作小時創造的增加值，即在計算投入產出時，用實物產出乘以價格，再減去投入的價值，從而得到增加值。但問題是，由此所得的增加值中可能混雜了非生產性因素，如產品設計、品牌、與產品相關的知識產權（而非已嵌入生產過程的知識產權）以及營銷能力等。如果未將非生產性因素剝離出來，就可能產生錯誤的結論。比如，奢侈品的售價中包含品牌價值和生產增加的價值，兩者混為一談，就無法計算出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價值，更得不出與之相關的勞動生產率。

方法謬誤：蘋果與橘子的對比

一般學術研究並未注意到中美兩國的統計部門對於製造企業的分類和定義不同。美國的統計部門將原始設計製造商（ODM）和原始設備製造商（OEM）都歸類為製造商，但ODM並不製造任何產品。而中國的統計部門只將實際從事生產的企業歸類為製造商。當然，很多企業既做設計，也做製造，中美的統計部門都將此類企業定義為製造商。在美國被定義為製造商的企業當中，其相當比例的「增加值」來自外包部分；而中國的製造企業數據中並不包括中國企業來自外包的產出。因此，中美的兩組數據是不可同比的，就好像建築商與設計師的生產效率無法用同一尺度來衡量。

比如蘋果公司和英偉達都是設計商，所有的價值創造來自產品設計和採購管理，而將生產全部外包。富士康和臺積電是製造商，專事生產。蘋果公司研發和設計手機等產品，其人均增加值遠高於生產其手機的富士康。英偉達設計半導體芯片，人均增加值遠高於製造其芯片的臺積電。其間的差異並非意味着富士康和臺積電的勞動生產率低，恰恰相反，這兩家的生產效率屬於全球同類企業中頂級水平。然而，如果將生產商與設計商混為一談，則最有生產效率的製造商反而顯示生產效率偏低這一矛盾的結論。

再者，雖然學界在計算和比較增加值時，一般考慮不同國家之間的結構性價格差別，但所使用的購買力平價指數未必準確反映製成品的價差，因此計算出的增加值也就變得不可比。而且，兩國之間的價差會因為關税、通脹、本地市場的供需波動而變化。如果價差處於靜態，找到適當的購買力平價指數已經很困難，因為成千上萬的產品價差可能各異；而價差是動態的，隨着供求關係、通脹和關税的變化而波動，排除價差影響，幾乎不可能。比如，企業因行業過度競爭而不斷降價，導致價格長期低迷，產品的增加值下滑，但這並不代表該企業或該行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表1：中美製造業勞動生產率比較（中國/美國，2024年）

綜上所述，用增加值來計算產出，從而衡量勞動生產率，並以此比較國際之間的差別，難免會產生很大的誤差。

這種誤差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在某些可直接以實物產出來衡量勞動生產率的行業是可以避免的。

筆者的研究聚焦於五大重要行業，比較中美兩國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包括造船、綜合鍊鋼、電動汽車、太陽能光伏組件和水泥。在這些行業中，太陽能光伏使用的是行業數據；對於造船、鍊鋼和水泥行業，我們採用兩國主要上市公司披露的數據；而電動車數據來自特斯拉的披露，該公司在上海和美國加州生產相同的車型，因此數據可比。

對於每個行業，筆者的研究將勞動生產率以人均實物產出和人均名義增加值為衡量基準。本文也提供每個行業的平均名義工資，因為工資往往被視為勞動力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值。本文的研究分析了2023年和2024年兩年的數據，因為年度之間勞動生產率可能因產能利用率和價格波動而變化，單一年度的數據可能存在偶然性。

筆者研究結果表明，在這些行業中，中國工人的人均實物產出是美國工人的2倍-3倍；在名義美元增加值方面，由於價格差異，中國相對美國的優勢縮窄至高約20%。

表1總結了根據2024年數據得出的分析結果。附錄根據2023年及2024年的數據對這幾個行業提供了更詳細的分析結果。

水泥行業是個例外：中國的人均實物產出略高於美國（1.09倍），但人均名義增加值僅為美國工人的28%。其主因在於兩國水泥價差巨大：美國均價為每噸148美元，而中國為55美元。

雖然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顯著高於美國，但按照名義美元計，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是中國工人的5倍-6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美元在中國的購買力是在美國的2倍。此點中國香港居民有切身體會。港幣與美元掛鉤，中國香港又是自由貿易港，所以物價水平與美國相似，而深圳的物價水平大概只有香港的一半，甚至更低，吸引大量港人周末過境消費。即便使用購買力平價，中美製造業工資水平也有3倍之差。這説明一個行業的工資水平取決於國家整體國民收入水平，而非某一企業或某一行業自身的勞動生產率。國民收入水平則由整體經濟的生產效率和平均物價水平所決定，並不取決於諸如製造業等特定行業。

按照現在的匯率，中國以美元計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只有美國的65%，而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則超過美國30%。人民幣兑美元的匯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購買力平價指數相差超過2倍，説明人民幣被嚴重低估。

關税降低生產效率

貿易壁壘將國內價格抬高至國際市場水平以上，從而提升受保護行業的人均名義增加值。但這並不意味着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諸多研究表明，保護主義會降低對創新的激勵和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導致生產效率下降。

例如，201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研究發現，關税上調五年后勞動生產率下降約0.9%；而1999年弗蘭克爾（Jeffrey Frankel）和羅默（David Romer）的分析表明，自由貿易通過提高生產效率而促進增長和收入，但保護主義則產生相反效果。本文分析的行業有一個共同特徵，即美國政府實際上禁止這些行業的中國產品進入其市場，因而導致美國價格顯著高於中國。

在鋼鐵行業，以實物產出衡量與名義增加值衡量而得出的勞動生產率在中美兩國差異巨大。中美鋼鐵行業結構不同：中國90%以上的粗鋼產量為綜合鋼廠生產，綜合鋼廠的流程是從礦石到粗鋼生產一條龍；而美國三分之二的粗鋼產量來自以廢鋼為原料的電弧爐迷你型鋼廠。我們僅將兩國的綜合鋼廠相比，中國人均粗鋼產量是美國同行的3.2倍；但人均名義增加值僅高1.2倍。這個差別主要源自美國鋼鐵價格因關税保護比國際市場價格高約75%。而關税保護使美國鋼鐵行業生產效率逐步下降：自2017年以來，美國每勞動小時鋼產量下降32%。

關税並非推高美國價格的唯一因素

中美兩國結構性的價差在電動汽車行業可見一斑。特斯拉上海和加州超級工廠生產相同的Model 3和Model Y車型。2024年全年，上海工廠以2萬名工人生產100萬輛車，而加州工廠以2.2萬名工人生產46.4萬輛。因為中國電動汽車被禁止進入美國市場，特斯拉Model 3在美國售價比在中國高32%-47%，但即使以名義增加值計算，特斯拉上海人均勞動生產率也是美國同行的兩倍。

在太陽能組件領域，2024年中國工人人均產量是美國的2倍，而2023年約為3倍。但中國人均名義增加值在2023年僅比美國同行高約1.8倍，到2024年接近持平。這個變化反映了中國自2020年以來因內卷和生產成本降低使得產品價格下跌60%，而美國的價格因關税和《通脹削減法案》的補貼而上漲。

中國高端製造業的規模已超越美國

除了關税，其他結構性價格差異進一步放大了美國製造業按名義增加值計算的產出。兩國製成品價差遠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平均購買力平價調整的指數（2024年為2.04，即1美元在中國的購買力是在美國的2.04倍）。例如，美國同類藥品價格通常是其他國家的3倍-10倍。上海君實生物開發的癌症藥物特瑞普利單抗（Loqtorzi），在中國價格為每劑280美元，在美國則為8892美元，即加價30倍，在美國銷售收入（扣除20%許可費）80%歸於美國分銷商Coherus，而Coherus雖不生產任何產品，在美國也被歸類為製造商。

無工廠商品生產商

蘋果公司和英偉達等許多美國公司為「無工廠商品生產商」（Factoryless Goods Producer），因為它們不參與產品的製造。在2013年之前，美國統計部門將無廠生產商歸類為「批發貿易」或「服務」部門。但大約從2013年開始，美國將它們統統歸類為「製造商」。據估算，2023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中約30%-40%（即2.9萬億美元中的7000億至1萬億美元）來自國外外包商所創造的價值，而無廠生產商佔總增加值的12%-15%，即3480億-4350億美元。實際上，外包的增加值並非美企所創造。

相比之下，2023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中只有不到5%（4.7萬億美元中的2000億-3000億美元）外包到海外。

如果美國像中國一樣，僅以國內實物生產來定義製造商，美國製造業增加值將縮水30%-40%。這就是為什麼簡單使用兩國數據對比人均製造業增加值或勞動生產率，就好似將一籃子蘋果與一籃子蘋果和橘子的混合物相比，必定得出錯誤結論。

中國製造業的優勢主要基於其勞動生產效率。中國工人的平均名義工資比美國低80%，這不是因為勞動生產率低，而是因為中國整體工資水平過低，這也與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有關。混淆製造與非製造，且未充分考慮價格差異的影響，應是之前的研究得出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遠低於美國的原因。

附錄:2023年和2024年中美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對比（基於名義價值和實物產出）

由於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較高，且工資水平遠遜於美國，吸引許多美企將生產對華外包，而自己專注於設計、產品知識產權的開發、品牌的推廣以及營銷。專注產品設計和創造知識產權，而將生產外包給生產效率最優的海外生產商，是美國的優勢，而非劣勢。美國目前考慮的「再工業化」政策，如迫使蘋果公司在美國境內組裝手機，則是倒行逆施，揚短避長，不大可能成功。如付諸實施，美國勞工就業機會將從高增加值轉移到低增加值，結果只能降低國民收入。

中國製造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主要基於其不斷提升的生產效率，且正在向價值鏈的高端攀升，而將低端製造逐步轉移到工資更低的國家。這看似步美國和日本等先進經濟體的后塵，但不同的是，中國製造業不斷改善的生產效率，包括採用自動化和人工智能賦能，可以保持甚至擴大其全球競爭優勢，使國外的競爭者難以逾越，從而長期將高端製造能力保留在國內。表2顯示，中國在高端製造中的產量已超越美國，這正是其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的體現。

製造業是中美競爭的關鍵領域。中國后來居上，不斷地向高端製造攀升，在全球取得優勢，且以日益提高的勞動生產率保持優勢。而美國要再工業化，也應着眼於擴大其在尖端領域的優勢。試圖重拾在很多一般製造領域失去的優勢，結果只能適得其反。

（作者為太盟投資集團（PAG）執行董事長及聯合創始人；編輯：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