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多場官司到中國監管新規：全球都在圍剿「奪命門把手」

作為逃生關鍵裝置的門把手，成爲了全球性的產品安全問題。

近期的一起訴訟，再次將隱藏式門把手推向爭議的漩渦。作為逃生關鍵裝置的門把手，在經歷了一系列技術創新后，成爲了全球性的產品安全問題。

2025年11月21日，特斯拉（TSLA.O）在美國華盛頓州聯邦法院被起訴，起因是一輛Model 3在事故中突然失控加速，撞上電線杆起火，而「獨特且有缺陷的門把手設計」導致車門無法打開，造成一死一傷。這已是近期針對特斯拉車門系統的多起訴訟之一。針對隱藏式門把手可能存在的安全缺陷，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已開啟對特斯拉的調查，涉及車輛約17.4萬輛。

而在中國，在自燃事件中因為門把手拉不開而導致生命消逝的悲劇，使得門把手早已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今年9月，工業和信息化部就《汽車車門把手安全技術要求》強制性國家標準公開徵求意見，明確要求車門把手必須預留機械冗余裝置，徵求意見截止日期是剛剛過去的11月22日。

一邊是訴訟與監管雙軌驅動的美國模式，一邊是標準先行、前置規避風險的中國路徑——圍繞同一場安全危機，全球都在共同推動技術創新帶來的新風險。

特斯拉再因門把手被提起訴訟

據報道，特斯拉因在華盛頓州發生的一起火災事故被起訴，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傷，主要原因據救援人員稱難以打開車輛車門，這是針對特斯拉公司電動把手日益增多訴訟中的最新一起案件。

這些指控源於2023年1月的一起事故，當時傑弗里·丹尼斯（Dennis）和他的妻子温迪（Wendy）在周六下午駕駛他們的Model 3轎車辦事。根據周五在華盛頓州聯邦法院提起的訴訟，這輛電動車「突然且迅速失控加速」，撞上了一根電線杆並起火燃燒。

據訴狀，特斯拉「獨特且有缺陷的車門把手設計」使車門無法操作，阻礙了救援過程，温迪當場死亡，丹尼斯受傷。

此前有報道稱，一起發生在去年11月針對特斯拉汽車的致命交通事故訴訟，已經於今年10月31日在美國威斯康星州地方法院正式立案。

在該起事故中，一輛Model S在碰撞后車門無法打開，車內五名乘客全部被困於迅速蔓延的火海中不幸遇難。遇難者親屬向法院提起的訴狀稱，涉事車輛撞樹起火后，車內人員原本在初始撞擊中倖存，卻因車門鎖止系統困於車內無法逃生，最終釀成悲劇。

該訴訟指控特斯拉存在過失行為，指出企業明知其門把手設計存在安全隱患，且電動車鋰電池在碰撞后有着火風險，卻未採取任何改進措施。

針對隱藏式門把手可能存在的安全缺陷，NHTSA也已開啟對特斯拉的調查，涉及車輛約17.4萬輛。

截至10月27日，NHTSA已收到16起關於2021款特斯拉Model Y車型的投訴報告，原因是車輛低壓蓄電池故障導致車外門把手失靈。

對此，NHTSA要求特斯拉在12月10日前向其提交所有年款「在美國製造並用於銷售或租賃的2021款特斯拉Model Y車型」以及「同系車型」（包括2017至2022年款的特斯拉Model 3與Model Y車輛）的相關記錄，範圍涵蓋車門系統的設計、故障情況及客户問題解決方案。

特斯拉可申請延期提交相關記錄，但若未能或拒絕「完整、準確或及時地」迴應監管機構的信息要求，特斯拉或將面臨「每日每項27874美元，最高近1.4億美元」的罰款。

特斯拉設計負責人在此前的採訪中表示，公司將改變門把手的設計。

律師詳解中美路徑差異

萬商天勤（上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崔帥帥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表示，特斯拉隱藏式門把手在美國所面臨的法律挑戰，主要體現在行政監管與司法訴訟兩個層面，二者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強大的外部壓力。

崔帥帥認為，NHTSA在此扮演了核心角色。其於2025年9月針對特斯拉部分車型車門缺陷啟動的調查，具有明確的預防性和系統性特徵。

「調查範圍覆蓋門把手、門閂、12V電池系統及控制軟件等關鍵組件，並要求特斯拉提交設計方案與故障記錄。此舉本質上是迫使企業公開其核心設計與故障數據，以評估系統性風險。NHTSA所設定的每日2.78萬美元、累計可達1.4億美元的罰款機制，構成了強有力的經濟威懾，體現了其通過強制性信息索取權倒逼企業合規與整改的監管邏輯。」崔帥帥説道。

在司法層面，美國產品責任法為消費者提供了多重訴訟路徑。崔帥帥表示，因門把手失靈受損的消費者，可基於以下至少三種歸責原則提起訴訟，其中包括過失責任、擔保責任和嚴格責任。其中，嚴格責任是對美國消費者最為有利的原則。原告僅需證明產品存在缺陷、該缺陷在出廠時即已存在、且該缺陷直接造成了損害結果，而無需證明被告存在任何過錯。這極大地降低了消費者的舉證負擔和維權門檻。

崔帥帥告訴記者，美國的這一套「監管+訴訟」雙軌制，在消費者權益保護和產品安全治理方面，提供了重要借鑑。其中，NHTSA的模式展示了事中監管的效果，有利於前置化地識別和化解系統性風險。過失、擔保與嚴格責任構成的歸責體系，為不同案件情形的消費者提供了靈活的訴訟策略。此外，在被告行為具有明顯惡意或魯莽漠視公共安全時，懲罰性賠償制度能夠施以遠超實際損失的鉅額罰款。這不僅是對受害者的補償，更是對企業及其決策者的嚴厲懲戒，旨在形成強大的行為糾正和普遍預防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在兩國不同的機制下，企業的賠償責任存在一定差異。

崔帥帥表示，美國採用「全面賠償 + 懲罰性賠償」的模式：全面賠償覆蓋人身損害（包括醫療費、身體殘廢補償金、精神痛苦撫慰金、收入損失等）、財產損害（如修復受損車輛的費用）、商業損失（如車輛因缺陷導致的貶值、無法使用期間的租車費用等）；若企業主觀惡意大（如明知門把手有缺陷仍繼續銷售，且未告知消費者），法院可判決高額懲罰性賠償，賠償金額往往遠超實際損失，以起到震懾作用。

而中國則以「法定賠償」為核心，懲罰性賠償按領域差異化設定：人身損害賠償包括醫療費、護理費、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等，財產損害按實際損失賠償；懲罰性賠償方面，雖然《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等引入了懲罰性賠償，但通常是價款的三倍、十倍或損失的兩倍、三倍，「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計算上限」。

「這種差異使得在美國，一個產品責任案件可能讓企業傷筋動骨；而在中國，對企業來説，更直接的威懾可能來自於監管部門的行政處罰和強制召回，以及品牌聲譽的損失。」崔帥帥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