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文化的興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音樂廳

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曆史上一個劇烈變革的時期，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均發生深刻化。在這一背景下，音樂廳（Music Hall）作為一種獨特的娛樂形式應運而生，並迅速成為英國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音樂廳不僅滿足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休閒的需求，還成為階級認同、文化和政治交鋒的重要公共空間。

音樂廳的興起

英國音樂廳的起源可追溯至18世紀的酒館和咖啡館，這些地方的顧客在吃喝時可以欣賞音樂表演並參與其中。到維多利亞時代，隨着城市化的發展，非正式的聚會日益流行，並逐漸演變為更具組織性的活動，如「自由自在」的非正式表演。這些演藝活動為音樂廳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最著名的早期音樂廳之一是倫敦的「老鷹」（The Eagle）。「老鷹」是倫敦東區的一家酒館，位於城市路和牧羊女步行街的拐角處，定期舉辦音樂娛樂活動，生意興隆。1852年，查爾斯·莫頓（Charles Morton）在倫敦蘭貝斯開設了第一家音樂廳——坎特伯雷音樂廳，可容納700人，並在表演期間提供餐飲服務。1856年坎特伯雷音樂廳擴建，可容納1500人，配有吊燈、陽臺和藝術展覽，大廳的入場費為6便士，樓座為9便士（相當於今天的2英鎊和3英鎊）。坎特伯雷音樂廳的巨大成功激發了倫敦各地音樂廳的蓬勃發展。「19世紀80年代，據估計倫敦有500座音樂廳，而到19世紀90年代初，僅35座最大的音樂廳，每晚平均就能容納4.5萬名觀眾」。音樂廳被譽為「人民的宮殿」，其出現標誌着大眾娛樂向商業化、專業化轉變，並對社會產生深刻影響。

「坎特伯雷音樂廳」，1856年12月6日的《倫敦新聞畫報》

值得注意的是，1843年《劇院法案》推動了音樂廳的發展。該法案明確禁止在「劇院」內飲酒和吸菸，但音樂廳卻不受限制。這一規定明確區分了音樂廳與傳統劇院的運營模式，並影響到大眾體驗。因為音樂廳允許觀眾在表演期間飲酒和吸菸，所以營造了一種更為輕松、更具互動性的氛圍，從而吸引了更廣泛的觀眾羣體。因此，這一法案不僅為音樂廳發展出獨特的文化，而且為其作為一種與「高雅藝術」劇院並存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大眾娛樂產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礎。   

表演形式與藝術特色

維多利亞時代音樂廳的節目內容極其豐富多彩，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並催生了眾多成為時代標誌的明星藝人。音樂廳的節目通常包括歌曲、舞蹈、喜劇、戲劇、魔術、雜耍、動物表演、雜技、口技、模仿秀以及大力士表演等。表演通常由一位主持人主持，他坐在舞臺上，負責維持秩序並介紹節目。觀眾互動性極強，他們通過歡呼或喝倒彩來表達他們的喜好與厭惡。瑪麗·勞埃德（Marie Lloyd）被譽為「音樂廳女王」，以其對雙關語和暗示的精妙運用而聞名，其代表作包括《我愛的人在畫廊里》（The Boy I Love Is Up in the Gallery）和《哦，波特先生我該怎麼辦》（Oh Mr Porter What Shall I Do）。丹·萊諾（Dan Leno）以其悲傷而滑稽的形象和在聖誕啞劇中扮演「老婦人」聞名。維斯塔·蒂莉（Vesta Tilley）是最成功的女扮男裝表演者之一，她通過男性裝束諷刺和顛覆性別角色。

這些音樂廳明星之所以能獲得巨大成功和民眾的愛戴，不僅因為他們的表演才華，更因為他們被視為工人階級的代表。他們的表演內容和表演風格深刻反映了工人階級日常生活狀況：房客、婆婆、法警、拖欠的房租、酗酒、債務、逆境、不忠的妻子（和丈夫）、怕老婆的丈夫（和妻子）。瑪麗·勞埃德的熱門歌曲《我的老男人説要跟着貨車去流浪，別在路上磨磨蹭蹭》（My Old Man Said Follow the Van，and Don’t Dilly Dally on the Way）講述了爲了逃避房租而「月光下逃亡」的故事，而格斯·埃倫的《如果房子不是那麼擁擠》（If it Wasn’t for the Houses in Between）則講述了倫敦東區擁擠不堪的生活環境。表演者在表演中廣泛使用雙關語和暗示，這是一種巧妙規避審查的方式，同時又能取悦觀眾。例如，被稱為具有「表達人民靈魂能力」的瑪麗·勞埃德就以其各種姿勢賦予看似「正經」的歌曲以暗示性而聞名。這種雙關語和暗示並非簡單的幽默手法，而是表演者在維多利亞時代嚴格的審查制度下的一種「共謀策略」。通過「心照不宣的粗俗語言」，表演者可以傳達挑逗或政治敏感信息，從而迷惑審查者，同時也與觀眾建立一種私密的、心領神會的聯接。因此，這些藝人不僅僅是表演者，也是工人階級文化身份的象徵，他們的成功也為普通民眾提供了社會流動的榜樣和希望。同時，觀眾的互動使得他們不僅是旁觀者，更是音樂廳文化的共同創造者，增強了他們對音樂廳文化的歸屬感和忠誠度，因此，音樂廳被認為是工人階級情感表達的主要場所。

大眾文化的熔爐

維多利亞時代音樂廳不僅僅是娛樂場所，更是社會交融和文化交流的複雜熔爐，深刻地反映並塑造了當時的社會價值觀和階級意識。音樂廳主要吸引的是工人階級，他們通常將音樂廳視為逃避現實的去處和社交的場所。因此，爲了迎合工人階級所需，音樂廳推崇「反文化」價值觀，例如粗俗、放蕩、感官享受、酗酒、嘲弄權威，以及中產階級所推崇的節制、體面和純潔等價值觀。音樂廳為工人階級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非正式空間，讓他們能夠發展自身獨有的階級認同和自信心，並展示他們的幽默，這種幽默感是「民族的自然產物」。他們可以在這里宣泄不滿、並形成共同體意識。這種「反文化」的文化並非旨在顛覆當時的社會秩序，而是在既定社會框架下的一種「表演性抵抗」。因此，音樂廳的意義不僅僅是對不言而喻的既定事實的反映，而且是對現實生活中不滿發泄的一個出口，它讓工人們沉浸在一種「安慰文化」中，這種文化是保守的、愛國主義的，且在政治上具有壓制性。

音樂廳通常是「喧鬧的地方」，主要是男性主導的空間，但查爾斯·莫頓等音樂廳的經營者積極鼓勵女性光顧音樂廳，甚至設立「女士星期四」專場，他們認為女性的在場能夠對男性觀眾產生文明的影響。這一舉措反映了中產階級試圖將音樂廳納入其「理性娛樂」的努力，以提升其「體面性」。然而，這種嘗試與音樂廳固有的「粗俗」和「放蕩」元素存在內在矛盾。一方面，女性觀眾的出入可以帶來更多收入並改善音樂廳的形象；另一方面，音樂廳的吸引力恰恰在於其非正式、甚至有些低俗的氛圍。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音樂廳受到當時社會和道德評論家的嚴厲批評，一些人將其視為「罪惡和腐敗的巢穴」，對酗酒和賣淫的擔憂持續存在。在倫敦，沒有男性陪同進入音樂廳的女性常被認定為妓女。這種矛盾導致了持續的道德批判，揭示了維多利亞社會在推廣大眾文化時，精英階層與工人階級之間價值觀的衝突。   

音樂廳的衰落

維多利亞晚期，音樂廳的物理空間和觀眾體驗發生了顯著改變。音樂廳建築變得更加宏偉，最大的音樂廳可容納多達5000人，被稱為「綜藝宮殿」。早期的桌椅被長凳取代，觀眾席的散步區被移除，這使得觀眾無法在表演期間聊天、飲食和吸菸。音樂廳早期以觀眾的喧鬧、互動和邊吃喝邊觀看錶演為特色，但隨着監管的加強和「體面化」的努力，音樂廳禁止在觀眾席飲酒。這些規則的改變，從根本上改變了觀眾的體驗，使其從積極參與者轉變為被動的觀賞者。這種體驗模式的轉變，使得音樂廳失去了其獨特的魅力和「反文化」的活力。同時，隨着電影和廣播等「新媒體」興起，音樂廳難以保持競爭力。   

1907年爆發的「音樂廳罷工」是娛樂行業內部專業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此次罷工是由於表演者對低薪、福利取消和工作時間增加的不滿引發的。這場為期兩周的罷工得到了瑪麗·勞埃德等著名藝人的支持，最終促成了表演者薪資上漲和工作條件改善。此次事件還促成了「綜藝藝人聯合會」等工會的成立，標誌着行業內部的自律和專業化水平的提升。   

20世紀初，新的劇院（如倫敦的帕拉斯劇院、新劇院）開始出現，它擁有固定的座位和獨立的酒吧區。觀眾在黑暗的禮堂中觀看錶演，互動性降低，音樂廳精神逐漸消退。當然，在維多利亞晚期，隨着工人階級生活條件的改善，國家福利的開啟，社會矛盾也有所緩和。1930年代以后，隨着BBC電視服務的推出導致綜藝劇院的受歡迎程度下降，許多劇院在20世紀30年代關閉或被改建為電影院。此外，爵士樂、搖擺樂和電影的流行也加速了音樂廳的衰落。   

結語

維多利亞時代音樂廳在英國大眾文化發展史上佔據着里程碑式的地位，深刻反映並塑造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價值觀、階級關係和休閒生活。音樂廳不僅是娛樂休閒的場所，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評論和階級表達的平臺。音樂廳表演的歌曲和喜劇揭示了工人階級日常生活的艱辛，嘲諷了社會權威和中產階級價值觀，為工人階級提供了發展自身認同和集體意識的空間。因此，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音樂廳是「唯一可以被稱為獨特的大眾娛樂形式」，他們強調了音樂廳在英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是維多利亞時代社會經濟條件（如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

音樂廳對后來的綜藝節目、歌舞雜耍、音樂劇以及現代的單口喜劇和電視綜藝節目（如《英國達人秀》）產生了深遠影響。其獨特的表演形式和觀眾互動模式為現代娛樂產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今天，儘管音樂廳作為一種娛樂形式已經衰落，但它不僅是一個歷史性存在的娛樂場所，而且是理解英國大眾文化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