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森特可以託付嗎？

當特朗普提出的標誌性國內立法——《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在國會遇阻時，貝森特為最終掃清道路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先是與參議員們就高生活成本地區實行税收減免問題達成折衷方案，隨后説服眾議院持反對意見的共和黨人接受分階段取消清潔能源税收優惠的計劃。在採訪中，他駁斥了所謂共和黨通過會計手段誇大該法案將帶來的經濟效益、嚴重低估其對聯邦債務影響的指責。他還解決了一個圍繞公司税問題的國際僵局：根據與七國集團(Group of Seven)財長們達成的協議，美國企業將免於繳納針對跨國公司的全球最低企業税。

此外，貝森特在表示無意接替鮑威爾（屢遭特朗普抨擊的「替罪羊」和特朗普第一任期任命的美聯儲主席）職位的同時，正在主持為美聯儲物色新主席的流程。在貝森特掌管其對衝基金期間每天都會跟他通話的德魯肯米勒表示，「他對政治環境的駕馭能力讓我非常欽佩。」在貝森特領導下，擁有10萬名員工的財政部已變成了一個「總管部」，每一天，貿易協議在這里談判、財政政策在這里制定，國家安全通過這里的決策得到加強。貝森特甚至還兼任其下屬的美國國税局的代理局長一職。這一切賦予了他對經濟的巨大影響力，並表明他所擔負的遠不止是給總統提供意見反饋的角色。

貝森特出生於南卡羅來納州康威市一個很有名望的家庭，他們在美國的祖先可追溯至17世紀的法國胡格諾派清教徒。他是家中三個孩子里的老大。他父親霍默(Homer)在該州沿格蘭德斯特蘭海濱創辦了一家房地產公司，是當地社區生活圈的核心人物。貝森特最初希望進美國海軍學院就讀，其所在選區的國會議員也給他出了推薦信。他回顧説后來他回絕了推薦，因為他是名同性戀，如果向學校隱瞞性取向可能會被告上軍事法庭。最后他選擇了耶魯大學，主修政治學。從表面上看，貝森特的家世讓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崇尚貴族氣的耶魯大學校園里如魚得水。然而，此時家里的生意已陷入破產。「我們曾經無比優越，不過我父親后來失去了一切，」他説。在其他同學可以享受豪華汽車和名牌服飾的時候（校友姆努欽的父親當時是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合夥人），貝森特卻不得不靠獎學金和兼職打工維持學業。

貝森特曾希望從事新聞業，但是在競選《耶魯每日新聞》(Yale Daily News)主編一職失敗后，他看到校內一則招聘啟示並報了名，成為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家族理財辦公室的實習生。羅傑斯也是耶魯校友，他於1973年與索羅斯共同創立了量子基金(Quantum Fund)。此時他剛剛退休不久，開始只管理自己的資金並騎摩托環遊世界。他僱用貝森特做暑假實習生，並讓他在紐約辦公室的沙發上過夜。結果，貝森特對這份工作很感興趣，之后又相繼在經紀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沙特家族企業Olayan Group以及由另一位耶魯校友吉姆·查諾斯(Jim Chanos)創立的投資公司Kynikos Associates做過全職工作。1991年8月，他進了紐約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此時，對衝基金行業還處於剛起步階段，索羅斯也尚未成為華爾街傳奇。時年29歲的貝森特給公司首席投資官德魯肯米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德魯肯米勒發現他求知慾很強，尤其欣賞他在為查諾斯工作期間學會了做空股票。

沒過幾個月，德魯肯米勒就把他派到了倫敦。在對英國住房市場進行一番調研之后，貝森特匯報説，有許多借款人幾乎無力償還按揭貸款。德魯肯米勒基於貝森特的報告意識到，英國央行這個時候如果大幅加息，勢必會引發房主貸款違約、造成經濟災難。德魯肯米勒和索羅斯於是決定發起攻擊、做空英鎊。他們出手非常無情，以至於到1992年9月16日，英國別無選擇，不得不讓其貨幣貶值。這一天后來被稱為「黑色星期三」。這筆交易為索羅斯帶來超過10億美元利潤，這在當時是個聞所未聞的數字；還為他贏得了「打垮英國央行的人」的稱號。早在2000年的一件事已經能看出華爾街對貝森特的信心，當時他離開索羅斯基金公司，創立了自己的貝森特資本管理公司(Bessent Capital Management)，當時是歷來發行規模最大的一家對衝基金。它從客户手上籌集到了10億美元初始資金，其中包括索羅斯本人。在那里，貝森特練就了一套迥異於其他「宏觀類」基金經理的投資技能和風格——這些「宏觀類」投資人往往根據他們對全球經濟運行的洞察，制定出在債券、股票、貨幣和商品領域的投資策略。儘管身為其導師的德魯肯米勒本質上也更像一名交易員，貝森特卻沉迷於研究決策機制。「他對各家中央銀行的運作方式及決策過程有着清晰的理解，」戴維德·塞拉(Davide Serra)回顧説，「其他的宏觀類投資人更關注現實世界發生的事件。他則在理論與實踐的衝突中看到機會。」塞拉最早是1998年結識貝森特的，塞拉在當時還叫瑞銀華寶(UBS Warburg)的投行擔任分析師。塞拉后來在倫敦創立了Algebris Investments。他一直與貝森特保持着聯繫，每次去紐約都會設法跟他會面。雖然他們的談話主要圍繞經濟政策和投資，但塞拉記得，有很多次貝森特表達的觀點現在來看跟特朗普的立場很一致。比如他主張將中國逐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他抱怨歐洲在國防開支上投入不足，還擔憂美國在社會流動性上已經喪失了太多潛力，如今的18歲年輕人不會再有他當年擁有的那些機會。到2005年，由於貝森特資本管理公司的部分策略投資出現虧損，他將這家基金公司轉為家族辦公室，並將投資人的出資退還給他們。

他重返耶魯大學兼職教授，同時還兼任對衝基金顧問。如果不是索羅斯再次找到他為自己工作，他可能會繼續留在母校。2011年，他接受了索羅斯基金公司首席投資官一職，負責管理該機構總共250億美元的投資組合。索羅斯基金公司的員工還記得貝森特是一位出色的風險管理者，總能巧妙地避開災難。比如在2014年，他拒絕了一項為做空瑞士法郎的交易提供資金的請求。不久之后，瑞士就取消了與歐元掛鉤的貨幣政策，推動瑞郎大幅升值，當初提出做空的Everest Capital不得不關門大吉。事實證明，在索羅斯基金的工作經歷對貝森特之后在特朗普政府的任職是很好的鍛鍊。「特朗普總統有着驚人的風險承受能力和驚人的生存本能，」貝森特説，「索羅斯先生也是如此。」

與包括索羅斯在內的許多華爾街權勢人物不同，貝森特在金融界從業期間一直保持低調，從不在新聞里出現。他回顧説，在2024年初以特朗普的公開支持者身份現身之前，他一直遵循着一條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的格言：一個紳士一生中名字登在報紙上不應超過三次，即：出生、結婚和去世的時候。也許他曾有過什麼政治抱負，但他一直將它們深藏不露。貝森特給兩黨候選人都捐過款，主要是共和黨人，但也有一部分流向民主黨人。從他的政治捐款模式上，完全看不出他會支持特朗普的主張增加關税、驅逐非法移民和實行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議程。「我感到很意外，」德魯肯米勒回顧説。他和其他跟貝森特關係密切的人都以為他是一位「里根派共和黨人」，在財政政策上偏保守，相信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小政府。

如今貝森特回顧説，其實2016年的時候他曾考慮過參加特朗普的首次總統競選。但當時他剛剛離開索羅斯基金公司創立Key Square Group。貝森特説，他覺得那個時候那麼做很不妥，要拋棄自己的員工（其中有許多人是跟着他從索羅斯基金公司跳槽過來的）和機構客户（比如紐約市警察局養老基金）。最終，他向特朗普首個任期的就職典禮捐了100萬美元，隨后似乎淡出了政治活動。事實上他並沒有真的淡出。他被特朗普圈子里的人所吸引，其中包括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2017年他在香港一個投資論壇上結識了班農。「我很快就認定他屬於那種最有

智慧的人，」班農回憶說，「他想了解特朗普的經濟政策、他對世界的看法，以及這些觀點將如何轉化為實際政策並影響全球資本市場。」當時班農已被特朗普解僱，不再擔任其首席戰略顧問。班農説，第二天他們兩人一起吃了頓4個小時的飯，進一步建立了聯繫，還説那之后他們經常通話或發短信。對一位與索羅斯關係密切的富有的對衝基金經理而言，要贏得「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支持者的信任是一大挑戰。索羅斯是無數右翼陰謀論里的主角，曾被福克斯新聞網(Fox News)稱為「全世界最邪惡的人」。

在2024年大選即將啟動階段，貝森特曾向班農徵求建議，問他如何才能在特朗普第二任政府謀到財政部長或經濟部門其他某個重要職位。班農給出了三點指導意見：瞭解特朗普最關心的經濟問題，尤其是貿易問題；瞭解特朗普身邊的人，包括給右翼以及支持MAGA運動的媒體圈把關的人，還有，以大額捐款人和華爾街代表人物的身份與特朗普本人建立聯繫。這方面貝森特有一個便利條件：他是特朗普已故的弟弟羅伯特(Robert)的朋友，羅伯特的遺孀是他女兒的教母。貝森特認真聽取了這些建議，與特朗普在貿易和經濟方面的主要顧問建立了聯繫，包括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史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等。他僱用班農個人的公關顧問、人脈很廣的亞歷山德拉·普雷特(Alexandra Preate)，為其引見各路關係並幫他打開局面。他還開始參加支持MAGA運動的廣播和播客節目，比如班農主持的《戰情室》(War Room)和媒體聚合平臺Breitbart旗下的Breitbart News Saturday，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並熱烈討論特朗普和他的政策。經濟學家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講述了貝森特如何專程前往納什維爾尋求他的支持。拉弗的供給派學説是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減税政策的理論指南。「他特意來到這里，花了整晚時間瞭解我，」拉弗説，「他真的很希望我推薦他出任財政部長。我覺得他是個非常出色的人：他賺了很多錢，有很好的履歷，還是耶魯校友——順便説一句，這一點確實很重要——而且他具備由這些帶來的所有技能和自信。」

到2023年11月貝森特決定開始行動。他在海湖莊園與特朗普會面，闡述自己為什麼認為特朗普將最終贏得總統競選，並表示希望參與其競選工作。如今貝森特回憶說，特朗普那時表現出了一股勢不可擋的衝勁，就像一隻即使出了壞消息仍能上漲的股票。「他被起訴了，他的支持率卻因此上升，」他説，「他輸了一場官司，他的支持率還在升。」貝森特回憶說，那次拜訪時，特朗普問他是否希望出任美聯儲主席。他沒有含糊：「我説，‘不，我想要另一個職位。’」隨着時間推移，貝森特逐漸獲得了特朗普圈內人士的認可。「我對他越來越瞭解，我覺得他擁有強大的智慧、豐富的市場經驗以及廣博的知識儲備，」曾在特朗普第一個總統任期

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現在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主持一檔電視節目的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表示。在拉弗看來，貝森特的魅力在於他的能力與性格的組合。「他總是能以恰當的方式影響決策，不是通過對抗或在背后搞小動作，而是提出特朗普自己可能沒想到的事，」他説，「這就是為什麼我向特朗普推薦他。」11月22日特朗普打來電話的時候，貝森特正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特朗普邀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一職。通話時在場的還有當選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和特朗普的競選經理蘇西·懷爾斯(Susie Wiles)。據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這兩人均力主這個職位選擇貝森特而不是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盧特尼克是投資銀行Cantor Fitzgerald的首席執行官，也是特朗普過渡團隊的負責人。懷爾斯現在擔任特朗普的白宮幕僚長。這位知情人士説，在白宮橢圓辦公室發生的諸多紛爭中，懷爾斯一直是貝森特的關鍵盟友。貝森特平常不會帶着這樣那樣的問題來找她，而一旦他表示對某事感到擔憂，她就會很重視。特朗普也曾向記者表示，他認為貝森特在內閣里是個「能讓人安心」的角色。前不久，在宣佈貝森特不再是接替鮑威爾的人選時，特朗普説：「他不想擔任那個職位。他喜歡當財政部長。他現在干得非常出色。」

自從從金融界跳到政界之后，貝森特已逐漸習慣於解釋他是如何將個人信念與特朗普的MAGA運動陣營的極端行為協調起來的。「拜登政府時期我對他們的做法感到有些失望，」他説。那時期他認為美國工業被過度監管所窒息，而且他反對政府在社會項目上投入過多資金——在他看來，這些項目對普通美國人找到通向富足之路並無幫助。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政治建制派都已經失敗。「我們已經偏離了關注普通人、小企業和實體經濟的資本主義，」他説，「現在沒有人再信任這些政黨了，對此我深感擔憂。」

在他看來，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這幾十年來的政策，這些政策優先考慮廉價進口商品，讓中國、東南亞國家還有歐洲國家得以利用全球貿易體系獲利。「最早他們賣給我們索尼(Sony)的特麗瓏(Trinitron)電視，我們賣給他們通用(GM)的汽車，」他説，「隨着我們去工業化及金融化的推進，我們賣給他們私募股權、賣給他們谷歌(Google)的股票，或者賣給他們美國國債。所有這些都具有導致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均衡的效應。到最后，東、西海岸地區變得非常闊綽，中部地區的人們就沒那麼富有了。」

在2024年為特朗普競選時，貝森特提出了一項他稱之為「3-3-3」的經濟目標計劃，即：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增長3%、預算赤字相對國內生產總值不超過3%以及國內石油日產量增加300萬桶。之后，身為財政部長，他大力支持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對於該法案，國會幾家預算方面的機構估計，它將導致美國未來10年的赤字總額增加3.4萬億美元。貝森特表示，這樣的預測未充分考慮特朗普的減税、放松監管和貿易政策大幅刺激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果我們控制支出（我們正在這麼做），並實現3%的增幅，那麼債務相對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就會降下來。」

對批評者而言，貝森特這種想法是在沿用拉弗及其他供給派經濟學家多年來一直採用的「減税最終能實現税收增加」的老一套，而不是實施他之前説過他要做的削減赤字。非營利、無黨派機構盡責聯邦預算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負責人瑪雅·麥奎因斯(Maya MacGuineas)認為，「他為這項絕對會破壞預算平衡的調整預算法案辯護，實在有損於他在這一問題上的可信度。」就連姆努欽也承認，這樣一個成本高昂的法案通過之后，要想再恢復財政紀律會更困難。「在特朗普1.0時期，我們通過經濟增長來應對減税政策的影響相對容易些，」他説，「因為當時我們的情況是利率較低、赤字較小、債務較少。

而現在，你面對的是利率更高、赤字更大、債務也更多。」要求貝森特為他在競選時的言論負責當然是公平的。最終，真正要緊的是特朗普政府在預算問題上會不會搞砸。「有時你需要説些什麼，來讓自己處於一個有影響力的地位，」 Renaissance Macro經濟研究部門主管尼爾·杜塔(Neil Dutta)表示，「貝森特在財政方面從來不是一個保守謹慎、嚴於約束的聖徒。但現在，關税新政剛剛為聯邦政府創造了多年來的第一個重要的新收入來源，這個時候你很難説他不在乎赤字。」

貝森特在貿易問題上也展現出觀念上的靈活性。開始的時候他主張採取比較漸進的關税政策，但現在他説特朗普發出的極端威脅對從貿易伙伴那里得到讓步併爲美國吸引到投資至關重要。貝森特認為，總統通過「解放日」策略「製造了巨大的影響，讓人們知道了他是認真的。」許多企業一把手仍在評估特朗普貿易戰的影響，據彭博經濟研究(Bloomberg Economics)的測算，貿易戰已將美國進口商品的實際關税税率提升至接近14%，約為其剛上任時的6倍。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的吉姆·法利(Jim Farley)估計，該公司2025年將因為貿易戰損失20億美元。耐克(Nike)、寶潔(Procter & Gamble)和史丹利百得(Stanley Black & Decker)等公司正在通過提價抵消影響。對通貨膨脹已感到疲憊的美國消費者也持謹慎態度：蓋洛普民調顯示，對特朗普處理經濟問題的做法表示滿意的受訪者比例從2月份的42%降到了37%。

跟其他所有人一樣，貝森特是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才得以瞭解執行特朗普的施政決策是怎麼一回事。在歷屆美國政府里，貿易談判通常由美國貿易代表牽頭。儘管現任美國貿易代表傑米森·格雷爾(Jamieson Greer)也參與了美國與日本、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韓國的談判，但主導談判並促成雙方達成初步協議的是貝森特。他超常規的深度參與一部分原因是他對亞洲尤其是日本有深刻了解。他説自己到訪過日本50次都不止。他促成的許多交易都包含一些新穎的條款，以迎合特朗普喜歡大場面的偏好。比如在對日談判中，日本除了接受對其輸美商品全面徵收15%的關税之外，還同意設立一個千億美元級的基金用於投資美國。在白宮發佈的紀念照里，美日貿易代表團坐在特朗普辦公桌前面，特朗普則面對着桌上的一張大紙板，上面的4000億美元字樣被劃掉了，其上方是手寫的5000億。而最終的數額更高，達到5500億。

格雷爾和貝森特今年5月在日內瓦與中方代表團會面，最終達成了一項脆弱的臨時休戰協議。美國將中國商品的進口關税從145%下調至30%，中國則將美國商品關税從125%降至10%。5月下旬，雙方的緊張局勢再度升級，因為北京表示，在華盛頓放松對尖端半導體出口限制之前，它將拒絕解除對其稀土金屬的出口管制——這類金屬對從iPhone到核磁成像設備再到導彈等產品都至關重要。中國這個貿易伙伴給美國帶來了特殊的挑戰，因為它不僅在經濟上是美國的競爭者，更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對手和安全威脅。正

因如此，國防界鷹派人士當中儘管有許多人與特朗普立場一致，但仍對政府為打破僵局而允許中國恢復採購英偉達公司(Nvidia)H20芯片的決定表示抗議，這些芯片是中國推動先進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所需要的。中美雙方7月底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三輪談判未能得出結論，到8月11日，特朗普宣佈關税過渡期延長90天。「我們正在醖釀一項將惠及我們兩國的協議，」貝森特對記者表示。有前貿易官員指出，鑑於相關問題的廣度和複雜性，距離最終達成協議可能還需要數年時間。

對於投資者而言，他們的要求低得多：他們真正希望的是貝森特能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事實最終可能會證明，外匯市場是貝森特對抗中國及其他與它有同樣想法的、決心削弱美國實力與影響力國家的最有力工具。作為深入瞭解國際事務和市場數十年的專家，他知道美元作為貿易、跨境支付及央行儲備主要貨幣的地位賦予了美國對全球金融體系無與倫比的控制權。

對於貝森特而言，「鞏固美元至上地位」是他任職財政部期間的頭等要務。「為什麼俄羅斯、中國和伊朗都想脱離美元支付體系？因為當他們有不良行為時，我們可以通過制裁讓他們陷入困境，」他説，「美元賦予了我們超越國界的威力。」當然，貝森特在華盛頓的任期也不總是風平浪靜。早期就發生過一次爆發性事件，當時他允許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牽頭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工作人員部分訪問財政部的內部系統，財政部每年要通過該系統處理數萬億美元的聯邦支付事務。民主黨人就此對他大加抨擊，但最初是馬斯克擁躉的貝森特堅持自己的立場，且法院的一項裁決最終也維護了他的決定。但這種善意未能持久。

4月中旬，舉止一向優雅得體的貝森特與行事張狂的馬斯克圍繞應該由誰來擔任國税局局長一事發生激烈衝突。國税局是財政部下屬機構。據報道，雙方爭執激烈，甚至相互吼叫並爆了粗口。班農向《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透露説，兩人曾發生肢體衝突。幾周后，身為特斯拉公司(Tesla)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創始人的億萬富翁馬斯克帶着一隻黑眼圈來到橢圓形辦公室。當貝森特被問及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時，他沒有透露兩人最后是否有過打鬥，而是用略帶冷幽默的口吻説：「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他那個黑眼圈不是我留下的。」

貝森特的另一個挑戰是捍衞特朗普在美聯儲問題上的立場。幾十年來，這家相當於美國中央銀行的機構一直以近乎完全獨立的狀態運作，制定基準利率並履行其他法定職責，不受國會或總統的干預。特朗普經常因為鮑威爾不肯降息而痛斥他，直到最近才停止威脅要解僱他。在參與特朗普競選期間，貝森特曾向他提過一個有爭議的構想：設立一個「美聯儲影子主席」職位，這個可能接替鮑威爾的角色可以傳達總統的意願，並強迫美聯儲理事會成員們服從，即使此人並未正式掌管美聯儲。

這個提議貝森特后來已經放棄。如今他在小心翼翼地兩面試探。一方面他強調美聯儲的利率制定職能是個「珍寶箱」，其獨立性神聖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他認為美聯儲正遭受「職能擴張」之苦，需要對其運作進行毫不妥協的審查。他説「他們在經濟領域的影響變得過大了，」指責美聯儲越權插手銀行業監管，並將其新冠疫情期間購買債券的行為比作病毒的「功能增益性」突變。如今貝森特既已退出美聯儲主席競選，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考慮其他人選，包括其首席經濟顧問哈塞特、前美聯儲理事凱文·沃什(Kevin Warsh)以及另外兩人。特朗普在其首個任期提名的美聯儲現任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也在名單之列。

對於華爾街而言，圍繞貝森特的最大懸念在於，在特朗普政府試圖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並推動國內製造業復興的過程中，金融市場是否會繼續站在他這一邊。若股市持續下跌，投資者信心可能會迅速消散。債券收益率的持續飆升將導致預算被進一步擠爆，因為這會推高聯邦政府的借貸成本。「市場往往很善變，而過去這個十年間，隨着社交媒體的普及，市場往往會出現羣情激奮的局面，」宏觀類對衝基金Tudor Investment的創始人保羅·都鐸·瓊斯(Paul Tudor Jones)表示，「因此，能有這個領域最聰明的人掌舵至關重要。在我認識的人當中，除了他，沒有任何其他人能為這位總統做到這一點。」

Tudor Investment管理着160億美元資金，曾與貝森特的Key Square有過多年的競爭。對篤信自由放任經濟學的貝森特而言，減税和放松行業監管將刺激投資和就業增長，這幾乎是個不言自明的真理。這個讓我們經過「涓滴效應」領域、進入重大的未知領域的想法是：關税將迫使企業將生產轉回美國、增加美國就業崗位，同時為政府帶來穩定的收入流。（今年7月，美國進口關税收入達277億美元，較2024年同期增長近4倍。）

驅逐非法移民將減少低成本勞動力供應，從而推動工資上漲。從理論上講，這一前所未有的政策組合將推動經濟增長大幅提速，使赤字和聯邦債務相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雙雙下降。隨着經濟恢復健康，美元將保持強勢。新一輪黃金時代即將到來。但也有可能不會到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新政策反而會導致物價上漲和需求疲軟。如果關税執行起來像目前這樣不能保持連貫，就會給市場帶來不確定性，進而阻礙投資和招聘。如果特朗普的政策最終使國家陷入經濟滯脹、無法控制的債務和對環境的不可逆損害，21世紀的美國會不會變成上世紀70年代的翻版？除了「解放日」那兩天的突發震盪，貝森特還沒有面臨過多少市場波動，也未遇到任何堪比其幾位前任經歷過的各種危機的艱難局面。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硅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倒閉而苦惱；姆努欽趕上了疫情衝擊。

貝森特也算是幸運的，至少短期如此，他躲過了聯邦政府發生債務違約的風險，這得益於共和黨在已獲得通過的預算法案里提高了債務上限。美國只有少數幾位財政部長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記。漢密爾頓因身為開國元勛和《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合著者而備受尊崇。阿爾伯特·加拉廷(Albert Gallatin)為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購地案籌措了資金，使美國獲得了新奧爾良的控制權，並讓這個年輕國家的領土面積翻了近一倍。薩蒙·蔡斯(Salmon Chase)在內戰期間為美國引入了第一種全國性貨幣——「綠紙」。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參與創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貝森特已經在考慮自己的政治遺產了。

早在1月底參議院確認他的財長任命之前，他就列出了一份任職期間希望完成的事項清單。「這座大樓很容易讓你被它掌控，」他説，「你在這里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管理者，順利完成債券拍賣、讓税收法案得以通過；又或者，你可以設定更大的目標，讓自己留下一個印記。」

在貝森特的清單上，進一步加強美元霸主地位是他的目標之一。此外還有修復美國銀行監管體系，以及確保經濟政策不會在讓金融階層受益的同時卻將美國工薪階層拋在后面。貝森特笑了笑又説：「也許我會買下格陵蘭島。」— Joshua Green和Nancy Cook對本文亦有貢獻 譯/許諾 編輯/宋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