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移動董事長楊傑謝幕：那年的車禍已經註定他后來的成功

來源：VTT通信科技研究室

　　1980年，楊傑考入了北京郵電學院無線電工程系。讀書階段，老師們對他們這一屆學生説的最多的話就是：「你們看看人家77、78級，多麼成熟……「

這番話，不是別人傳説，而是楊傑2001年的時候，在巨大壓力下，自己發出的感慨。

10月28日，當楊傑卸任中國移動董事長、黨組書記，陳忠岳接任的新聞出來之后，如果要寫一些媒體、其他自媒體所寫不出來的東西，我所想到的，不只是楊傑，而是他們那一批傑出者，之所以崛起的原因。考慮來考慮去，最后的結論仍然普通尋常：個人能力（努力也是能力的一個細分）、時代機遇、得遇貴人——三者缺一不可。

青春也曾有迷茫（1984~1992）

1984年，楊傑畢業后，分配至太原市電信局。

無線電工程系畢業，顯然意味着「技術出身」，22歲的楊傑主要的工作場所，自然就是交換機房了。誰讓后來，在當上山西省電信總經理后，楊傑在講話時説：實踐經驗是非常寶貴和值得珍惜的事情，大學畢業后到最基層鍛鍊一下很重要。

但這也是楊傑接近不惑之年時，纔有的認知。至少在當時，正經的北郵本科大學畢業生，在太原市電信局做基層人員，還是個「三班倒」的技術人員，可能在普通人看來是值得羨慕的鐵飯碗，但在這些人自己看來，或許並不是多美好的事。

1980年我國的大學錄取，本科生專科生加起來，才20多萬人，要比恢復高考后的前三次人數都低——這是因為隨着高等教育規範化，錄取更加嚴格了，1980年甚至首次使用預選制，也就是提前考一次，先刷掉了60%的人，只有40%的高中生有資格參加高考。這意味着，楊傑實打實是那個時代的精英教育模式的接受者之一。

因此，從客觀事實看，可以説，楊傑在30歲之前，至少是沒有怎麼太多考慮仕途發展或者政治抱負——因為，他入黨的時間，已經是31周歲，工作9年了。不管是大學時期，還是工作初期，以北郵在電信行業的知名度、正經本科大學生的優先度，楊傑其實都具備了早早入黨的條件。

　　楊傑當時最大的愛好，如今的年輕人已經很少聽聞：橋牌。

打橋牌，其實是那個時代，高級活動的一種。因為那個時候，我國藍圖的總設計師愛打橋牌，便是公開宣傳的事情。在黨的宣傳稿件中，總設計師明確説，「能打橋牌證明頭腦還好」、「唯獨打橋牌的時候，我才什麼都不想，專注在牌上，頭腦能充分地休息。」

楊傑對橋牌的喜歡，確切説是達到了專業比賽水準的。用他自己的回憶來説，年輕時候，爲了鍛鍊牌技，他騎着自行車去和牌友打牌，已經到了「風雨無阻」的熱愛。在高智商的加持下，這個熱愛當然也有個不錯的結果：楊傑其實是山西省第一個「橋牌大師」。這不是一種戲稱，而是中國橋牌協會正而八經的認證體系的核心稱號。選手需通過參加全國性、區域性的官方賽事獲得積分，達到規定分數后方可申請和授予。

　　楊傑是代表山西省，到北京參戰后，達到了積分累積要求，進而獲得該稱號的。也可以説，楊傑最先展現出來的天賦、努力乃至成績，不是在電信或者通信領域，而是在橋牌上。

這應該是楊傑年輕時候，也很自得其樂的一部分。他和人説，「戰本命求天命命在已求，行小運行大運運在已行」。這既可以説橋牌，也可以説個人發展。只不過，越是到更重要的領導崗位上之后，楊傑越是不再和人談及橋牌，而是用這句話來説個人事業和企業發展了。

對了，在接近40歲的時候，楊傑還説，他剛工作那會兒也覺得工作和生活很平淡，甚至想過，找機會調到電視臺去做記者，他覺得那樣很風光。用他自己的話説，「我也經歷過迷茫期。」

　　話說回來，對絕大部分人而言，因為青春而迷茫，纔是更普遍、更真實的情況。

福禍相隨的五年（1992~1997）

　　對大部分公務員而言，「入黨」和「提干」，是兩個緊密關聯的詞；這不是時代特徵，而是建國以后的持久規則，楊傑也不可能例外。

通信行業的主流觀點是，我國郵電系統政企分離的時間點，是1998年信息產業部的掛牌成立，和1999年2月國務院的《中國電信改革方案》，鮮有人再提及1994年2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的《關於印發郵電部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方案的通知》——其實這份文件，纔是對一大批后來的電信運營商領導們，至關重要的文件。

這份文件中有兩個重要要求，都事關楊傑的個人發展。第一個是要求各省郵電管理局啟動機構改革（為未來的電信業政企分離做準備），其中就包括了設立負責電信業務管理的電信處；第二個則是要求省級管理機構「吸納懂技術、會管理的複合型人才」。

而在這之前，郵電部已經在「技術干部年輕化」，專業對口大學生儘快走上領導崗位，不僅成為政策導向，甚至成為當時的政策傾斜。

1992年，31周歲的楊傑入黨，隨后開始被重用和提拔。1994年2月，山西省郵電管理局啟動機構改革，設立電信處。不久，楊傑從大同電信局調任至省局，升任電信處副處長。

這就是所謂的「時代機遇」。沒有電信處，就沒有這個崗位，沒有人才政策傾斜，32歲的楊傑就不會升得這麼快。

從后來的發展看，這隻能説是「時代機遇」對這個努力的年輕人的第一次眷顧和垂青。后續，楊傑自身的轉變，將使他在向着中國通信產業舉足輕重之人的征途前行時，擁有「足夠能接下未來的強大能力「。

僅過了一年，1995年，楊傑再次升職，從副處長調任晉中地區郵電局局長，如此年輕就擔任了一個地區（相當於地級市）郵電局的一把手，顯然是具備了「春風得意馬蹄疾」的特徵了。此時的楊傑還不到33歲用他自己的話説：第一次開會，滿屋子的中層以上管理干部，基本都比自己歲數大。

（注：1999年9月，晉中地區撤銷，設立晉中地級市，這個變化導致了我在查詢資料的時候，困難重重——因為甚至有些我詢問的當地朋友，甚至都感覺晉中地區是個很遙遠的詞）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楊傑逐漸形成了工作中面帶微笑的風格。

　　《老子》有云：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這句話用在楊傑身上，不説是貼切，簡直如同定製。

就在這位年僅33歲的局長到崗后不久，楊傑前往郊縣調研發生車禍。后來楊傑回憶這次車禍時説，具體怎麼回事他不知道，因為他醒來的時候，已經是躺在醫院里了。醫生告訴他家人，他是從死亡線上晃盪回來了。而開車司機的解釋是，爲了躲避突然轉向的農用三蹦子，車輛失控了。

　　儘管楊傑從來沒有跟外界説過，他躺在病牀上想了些什麼。但從他出院后的轉變來看，那時候的他，或許認真觸及了「人應該如何度過一生」的思考。

　　就在他剛出院、傷口還沒有癒合好的時候，又出了一件大事：農民工集體跑到晉中地區郵電局門口靜坐討要工錢了。

　　農民工、集體靜坐、討要工資，這三個詞加在一起，足以毀掉任何一個地方上處級領導的所有前程。

事情的原委其實並不複雜：1．負責基建項目的兩個下屬收受承建商賄賂被查出來了；2．項目承建商拖延工期的同時，還拖欠了農民工的工錢。

　　農民工不理解也不懂這當中的商業邏輯，他們只是知道，這是給你郵電局蓋的樓，工錢我就找你要。

　　楊傑后來説：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感受到「深深的無助」，甚至比走鬼門關一趟還無助。

　　當然，這也激發了他的鬥志，也讓他在工作上第一次顯得決絕與雷霆，硬生生和承建商吵了十四個小時，解除了和承建商的合同，並且迅速第二天就找到了新的承建商進場干活兒。

絕大多數昂首挺胸面帶微笑的成功者，背后其實有着各自的艱難時光。多年后，楊傑回憶此事時説：我當時是拍着胸脯給省局保證，第二年國慶節前這個通信樞紐樓能交工使用的。

八九不離十（1998~2002）

　　也就是擔任晉中地區郵電局局長的這三年不到的時間里，經歷了生死關和大事件的錘鍊，讓楊傑有了破繭成蝶的實質性的轉變。

1998年，楊傑已經以山西省郵電管理局副局長的身份出現在媒體報道中，由此，他應該是1997年底~1998年初，獲得了提升。做為新晉，楊傑的排名在局長劉作師、劉永斌、張天九、李雲等人之后。而后，前文提到的信息產業部成立，以及次年的2月《中國電信改革方案》出爐。在1997年郵政和電信系統分家之后，電信管理局和電信業務政企分離的時代，也緊跟着到來了。

　　楊傑作為排名靠后的郵電管理局副局長，能夠在政企分離時，成為山西省電信公司的總經理、也就是俗稱一把手，也有着當時的「時代機遇」背景，以及不同人在電信業變革面前的各自視角甚至個人評估。

　　在郵政和電信分離，中國移動從電信剝離（尋呼業務也剝離了，原來是準備單獨成立集團的，后來一看這業務現在雖然還在掙錢，但很快估計就要成為雞肋業務，就轉手給了中國聯通）的大背景下。當時有句順口溜戲虐這種情形：郵政在拼命、拼命也不行；移動在革命，革聯通的命；固話是電信，只能是看命。

　　尤其山西地處西部省份，對於身處時代變化中的人們來説，公務員或者説政府職能部門領導，比電信公司工作人員或者電信公司領導，終究有更大的吸引力。

后來的歷史雖然證明了：對那些不肯去移動公司的電信員工而言，「腸子都悔青了」是真的；但對那些不肯去電信公司的郵電管理局人員而言，「幸虧當時沒去」也是真的——因為很快，不僅中國移動、中國聯通拿走了蓬勃發展的移動通信業務，而且中國電信在面對中國吉通、中國網通（小網通）、中國鐵通等小運營商時，還要遵守我國政府主管部門安排的「非對稱管制」——要求中國電信以不得高於成本價的價格，向這些小運營商提供網絡資源；說白了就是我們普通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那句話：誰讓你是大哥呢？既然是大哥，吃點虧怎麼了？

更要命的是，兩年之后，中國電信還要再次被拆分——在2000年的時候，當然還沒有人想到此事的發生。

楊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走上山西電信崗位的，掛牌的具體時間是：2000年7月26日。

　　楊傑在山西電信的業績，如果要往豐富了寫，可以寫一本書，但如果要簡要寫，也可以如下：

1．上任后，三人一車輕裝出發，一個半月跑遍了山西所有分公司。

2．發起了「大干一百天、衝刺百萬號」的內部競賽活動。年初總公司給的年度任務是電話放號（固定電話）量28户，山西電信自己內部定的目標是45萬戶。楊傑調研后提出的目標是100萬戶。對比下就知道是什麼概念了：1999年，山西省自建國以來的50年總裝機量，不到200萬戶。

　　當時內部是有人明確給楊傑反饋説，這個目標「往好了説是異想天開，往難聽説是痴人説夢」。

楊傑的化解之策則是，一邊繼續給全身電信員工打氣鼓舞，説「目標不一定完不成，就看我們當不當真」「電信人不能待命、不要看命，要有革命的熱情」，一方面則緩和壓力，提出「八九不離十」理論，也就是保80萬、努力90萬，爭取100萬戶。（當然還有其他各種方法，什麼三大戰役、六個百分百之類，這里就不贅述了）

最后的結果，是放號實現了108萬。從全國橫向比較，也是亮眼的成績：完成年度計劃比例名列全國第一；業務收入增幅名列全國第六。楊傑由此也正式進入中國電信集團高層的視野。

　　這個事情，相關的報道，互聯網上是能夠查到不少資料的，就不贅述了。

2001年，楊傑領導的山西電信，再次實現了業務上的狂飆。簡單來説，他當總經理一年半，山西電信的電話客户數增長，比建國后的前50年都多。

　　這當中自然有信息化發展加速的時代因素，但放眼全國，這種兩年干翻五十年的成績，只有山西電信獨一份。

這也給了楊傑底氣，在談及業務發展和山西電信的工作風格時，說出了那句他在后來的工作中，堅持踐行的那句名言：「少來些評論家，多來些實干家」。

師兄，你好（2002以后）

2002年電信南北拆分宣佈后，當時的我還工作不到兩年，被領導逼着，寫了一篇大稿，那是我首次知道楊傑這個人。

　　因為在這次大調整中，他的變動分外不同，相當扎眼。

在中國電信已經傳聞中必然拆分、具體如何拆分文件還沒有下達之前，楊傑被中國電信直接從山西電信總經理的位置上，調任中國電信北京研究院，掛名是副院長——雖然帶北京兩個字，其實是集團的直屬部門，當時研究院的院長是集團總工韋樂平兼任，整個研究院當時也就300多號人，而山西電信可是實打實有1.7萬名員工的。

當然，集團不會讓楊傑在這個虛職上呆多久的，很快，在拆分完成，新的中國電信集團掛牌后，楊傑履新，成了中國電信北方事業部總經理，負責中國電信北方九省公司的業務重塑，以及適時落實北方九省的省公司重建工作（北京因為位置特殊性，則是直接單獨成立了省級公司，總經理是殷一平）。

　　這也是媒體后來説，楊傑是被中國電信「搶了」的原因。其實也算屬實：因為根據拆分方案，山西電信作為北方十省市之一，拆分后就成了中國網通的一個主要省級公司；如果楊傑不被調任北京，按照屬地原則，他大概率身份就是山西網通總經理了。

在2002年中國電信集團公司掛牌后的首次新聞發佈會上，楊傑也坐在主席臺上，這是他首次以集團身份面對媒體（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楊傑——那時候，我還是個剛工作不到兩年的稚嫩記者）。

　　當時的楊傑剛好過了四十周歲的生日沒幾天，而他的表現，在如今再看，確實「遇事不惑、低調沉穩」，當媒體特意問到北方公司、北京公司時，時任電信集團總經理的周德強讓楊傑和殷一平回答。而楊傑則謙遜示意殷一平，讓殷一平回答。

（另一個插曲和對比是，同樣在這個新聞媒體見面會上：有人問了一個問題，沒有針對特定的部門，時任副總經理的常小兵在主席臺上舉手要麥克風，周德強説，既然常小兵自告奮勇，那就請他來回答。——在寫本稿時，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再看這些通信行業的風雲人物的命運，真的有一種后知后覺的感受）

2004年，周德強退休，中國移動副總經理王曉初調任中國電信，擔任總經理、黨組書記，開始其執掌中國電信11年的時代。

還記得在文章開頭寫到的，2001年的楊傑在38歲的年紀感慨大學時候老師説的「你們看看人家77、78級，多麼成熟……「的話嗎？

王曉初，1977年入讀北京郵電大學，同樣是無線電工程系專業，1980年畢業（專科），正是老師口中的那些師兄中的一人。沒有上帝視角，楊傑在感慨命運時候，怎麼也不可能想到，只是3年后，他的師兄將成為他的上級，並將和他並肩同行十幾個年頭？

2006年，楊傑被提升爲中國電信副總經理。

2011年，王曉初有意在中國電信集團內部遴選優秀者擔任集團總經理，上級主管單位不同意，最終面向社會（其實是運營商體系內）公開競聘，楊傑在六名候選者（三大運營商均有兩名副總裁報名）中勝出，擔任中國電信集團總經理。

2015年，王曉初履新中國聯通；而常小兵則調任中國電信擔任董事長——等於兩人崗位呼喚。

（注：王曉初離開電信大樓時，有不少普通員工淚如雨下——這個不是裝的，是真情實感；而且領導離去，也沒有裝的必要。只要和王曉初有過較多接觸的人，就能感受到，他對中國電信、對電信員工的感情之真摯，反之亦然。）

　　很快，楊傑又迎來了一次機遇，這次不是時代的機遇，而是個人命運的跌宕——常小兵調任中國電信僅四個月后落馬，楊傑並沒有第一時間被任命為繼任者，而是作為集團總經理，「中國電信集團公司董事，代行董事長以及首席執行官職權」。

　　然而，組織上又花了四個月時間，最終還是認為，楊傑就是那個最適合的繼任者（也可以説，沒有找到比楊傑還合適的繼任者）。因此，楊傑意外、至少是提前，成爲了中國三大運營商之一的中國電信執掌者。

至於后來，2016年04月調任中國移動、並在今年的10月28日退休，其實並沒有什麼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寫了——新聞媒體的正常刊發新聞而已。

儘管王曉初和楊傑早就在內部系統的其他會議中見過，但在2004年王曉初初次到中國電信就任，還是中國電信北方事業部總經理的楊傑，見到王曉初時，腦袋里是否有閃現上課時老師的話，就不得而知了。

但我想，那時候的他，在和王曉初首次目光交錯的時候，或許心里會有一句話浮現：師兄，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