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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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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正和島)
作 者:豆汁兒
最近,關於中國創新葯的好消息一個接一個:「中國創新葯商業化井噴」「創新葯黑馬飆漲600%」「跨國巨頭瘋搶中國創新葯」……媒體報道或許有些誇張,但不可否認,中國創新葯確實開始行了。
回想過去,中國創新葯在國際上幾乎沒什麼聲音,甚至不太被看好。但近幾年,我們不僅在國內站穩了腳跟,還開始走向世界,簽下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國際訂單。
那麼問題來了:這到底是真正的實力爆發,還是一時的運氣?為什麼一定要發展創新葯?它又難在哪里?
做藥,可能是世界上最「煎熬」的生意
為什麼這麼説?
首先,時間太長了。
一款真正的創新葯,從最初的一個想法,到最后擺在藥店里、被患者用上,平均要花10到15年。這段時間,足夠一個孩子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
期間,你得持續不斷地燒錢,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就像往一個無底洞里扔,你還不知道最后聽到的是迴音,還是一聲沉悶的「撲通」——失敗了,錢就打水漂了。
並且更難的是,你面對的是一個複雜到令人絕望的「黑箱」——人體。疾病是怎麼發生的?藥在身體里怎麼起作用?會不會有副作用?每一步都是未知。
據統計,研究人員通常要從5000到10000種化合物開始篩選,經過層層嚴格的實驗和臨牀試驗,最后可能只有一種藥能成功上市。
這個成功率,比創業成功還要低得多。
舉個例子,天津的尚德藥緣研發的一款叫ACT001的藥,花了15年時間,針對晚期肺癌腦轉移患者,能把他們的中位生存期延長53%(從6.2個月提高到9.5個月)。
過去這種病很難治,而他們的藥在臨牀試驗里看到了希望。這背后,是一個個患者多出來的、陪伴家人的寶貴時間。
但在製藥過程中,他們遇到過毒副作用的坎,差點就把項目給卡死;后來又面臨藥物製劑的穩定性難題,簡單説,就是怎麼讓藥在體內穩定地到達該去的地方,而不是半路「掉鏈子」;最后還要控制成本,讓患者用得起。
這三個難題,任何一個沒闖過去,這個項目就沒了,前面所有的投入和努力都歸零。這就是創新葯研發的日常,你看到的每一個成功上市的藥,腳下都踩着無數個「陣亡」的候選藥。
另一個關鍵環節,是國際監管的挑戰。
你想把藥賣到全球,就得通過美國FDA這類國際最嚴格的監管機構的審查。他們對試驗數據的真實性、生產車間的每一個細節,要求近乎潔癖。
高標準審查雖然帶來了挑戰,根本目的卻是確保藥品安全有效,最終讓全球患者受益,且也倒逼企業提升研發與質量管理體系。一次符合國際標準的臨牀試驗,成本動輒數億美元,卻是藥企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所以,錢、技術、標準和體系,難點重重。
不能一直用仿製藥嗎?
既然創新葯這麼難,我們為什麼還要大力發展?一直用仿製藥不行嗎?
原國家藥品審評專家朱迅指出,如果只做仿製藥或小改,我們就只能一直「跟跑」。
人類疾病譜系複雜且持續演變,原有藥物會面臨療效侷限等問題,所以不能總依賴進口或模仿,必須依靠創新葯不斷推陳出新。
比如新冠疫情期間,國內主要用的還是布洛芬、對乙酰氨基酚等傳統退燒藥,真正有效的創新抗病毒藥物非常少。
此外,藥物有自己的更新規律。
一方面,藥品專利到期后,價格會大幅下降,企業很難再靠同一化合物賺錢;另一方面,長期使用某種藥會出現耐藥問題,需要研發新葯。
例如,治療胃酸的藥從第一代西咪替丁,到更安全的雷尼替丁,再到如今更有效的質子泵抑制劑,每一代都在療效和安全性上升級。抗生素領域也是如此。
「價格太低,會斷了創新的路」
説完了難與發展創新葯的必要性,再來看看我們的問題。
中國的創新葯,起點確實不高。
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擅長的是從me-too(模仿性新葯)和Fast-follow(快速跟隨),就是別人發現了一個靶點,證明了這條路能走通,我們跟着做,做出類似的藥,或者做一些改進。
這在早期是難免的,解決了「有沒有藥」的問題,也積累了資金和人才。
但帶來的問題是,大家扎堆做同一類藥,導致「同質化」嚴重。
比如前幾年,幾乎所有藥企都在研發PD-1藥物。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球在研的PD-1藥物中,有55%來自中國企業。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不僅浪費資源,也加劇了內卷。
我們在基礎研究——也就是從0到1發現新機制、新靶點方面,依然是短板。就像蓋樓,地基不夠深、不夠獨特,就很難建出世界級的摩天大樓。
除了科研底子,另一個現實問題是「錢」,或者説商業回報。
中國醫保要覆蓋14億人,壓力很大,均攤到每種藥上,價格就被壓得很低。
這就導致了一個現象:同一款創新葯,在中國的定價可能只有美國的幾十分之一。比如君實生物的PD-1藥物,國內價格只有美國的約1/30。
定價低會帶來什麼后果?
價格低,患者能用得起,是好事。但對藥企來説,如果價格壓得太低,就很難收回巨大的研發成本,更別說盈利了。
朱迅曾指出,創新葯研發周期長、失敗風險高,如果一開始就把價格壓得太低,企業賺不到錢,資本也就不願意再投入,最終會導致整個創新鏈條斷裂。
哈爾濱血液病腫瘤研究所的馬軍教授也呼籲:「不能把創新葯變成白菜價,否則就沒人願意做創新了。商業要有規矩,便宜沒好貨,好貨不便宜。」
現狀是,很多藥企在巨大的資金壓力下,不得不在藥物上市前,低價賣給國外企業,也就是所謂的「青苗賤賣」。企業明知這不是好時機,但爲了生存,只能忍痛割愛。
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國內創新葯產業可能面臨「斷檔」風險,未來的新葯研發將后繼乏力。
不是「突然行」,而是「積累到了」
既然這麼難、底子又薄,為什麼這幾年中國創新葯好像「突然行了」?
首先是政策在發力。
國家層面下定決心支持創新葯。今年7月,在「保基本生存」向「保健康價值」的底層邏輯升級的情況下,國家醫保局和國家衞健委發佈了《支持創新葯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里面提出了十六條非常具體的舉措。
比如,探索用醫保積累的海量數據去分析疾病譜、預測臨牀需求,這能幫藥企更精準地立項;比如,優化審評流程,新葯獲批后,爭取3個月內就能進醫院,解決了過去「上市了也用不上」的痛點;再比如,明確提出要建立商業健康保險的創新葯目錄,和基本醫保打配合,構建一個多元化的支付體系,讓藥企能看到更多的回報預期。
這些政策,確確實實地在疏通堵點,「為創新葯品從實驗室研發到臨牀支付的全鏈條打通‘最后一公里’」。
其次,是技術能力在質變。
中國企業基於國內生命科學和化學工程類人才優勢,通過短周期分子設計與假設驗證的迭代循環,在ADC等領域實現了局部「彎道超車」。
AI等新技術也在發揮作用,比如,中科計算技術西部研究院有個圖靈·達爾文實驗室,他們就在嘗試構建腫瘤患者的「數字孿生」,在電腦里模擬藥物在人體內的作用和反應,據說目標是能把研發周期壓縮90%。
還有一家叫劑泰科技的公司,他們用AI平臺來優化藥物遞送系統,把臨牀前製劑開發的周期從1-2年縮短到了3個月。這種效率的提升,是過去不敢想象的。
再者,是人才在迴歸,資本在轉變。
以前,很多優秀的生物醫藥博士,選擇留在美國波士頓、舊金山這些地方。但現在,隨着國內生物醫藥產業環境改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以及對創新研發投入的持續增加,越來越多的人帶着技術、理念和人脈回來了。
資本也在變。隨着一些藥企現金流穩定,投資邏輯從追逐短期熱點,轉向更有耐心的長期投入。併購整合變得更活躍,幫助企業快速拓展產品線。
據統計,截至2025年8月底,國內醫藥併購交易總額達214.47億元,是去年同期的兩倍以上。
那麼問題來了,頭部藥企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變?我們都知道,錢只會流向會賺錢的地方,所以資金為什麼會大量湧入創新葯領域?
就像前文提到過的,創新葯的高投入、高風險與長周期,讓很多藥企都把資金投入到了穩定性強得多的仿製藥上。
然而,在醫保控費和集中帶量採購政策下,仿製藥利潤被大幅壓縮,平均降幅超53%。比如華東醫藥因阿卡波糖在集採中丟標,公司市場份額大幅下降,直接影響了當年營收和利潤。
所以直接導致企業已經沒太多意願繼續投入仿製藥了,新葯轉型便成了突圍的一個方向。
最后,是「出海」成了氣候。
據央視新聞報道,今年上半年,中國創新葯對外授權的交易總額接近660億美元,已超去年全年。國際大藥企正在用真金白銀為中國創新葯投票——
比如三生製藥,把它的雙抗藥物SSGJ-707的海外權益授權給輝瑞,首付款12.5億美元,總金額超60億美元,創下中國創新葯出海單筆交易紀錄。
普瑞金生物與吉利德旗下Kite公司合作,潛在總金額達16.4億美元。
科倫博泰的ADC藥物注射用博度曲妥珠單抗獲批上市,用於治療HER2陽性乳腺癌,展示了中國在ADC領域的實力。
這些交易説明什麼?説明我們藥企研發出來的東西,不僅在療效上得到了國際認可,而且在知識產權、臨牀數據、生產工藝等全方位,都達到了可以被跨國公司收購的標準。
也就是説,我們現在不再是簡單地「賣青苗」,而是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合作。
形勢一片大好?
看到這里,你可能會覺得形勢一片大好。但其實,任何行業快速發展時都伴隨風險和泡沫,創新葯也不例外。
一是「退貨潮」。
License-out(授權引出)不代表高枕無憂。去年,中國創新葯海外授權項目后期終止率(可理解為「退貨率」)達到20%-40%。例如,石藥集團一款ADC藥物因在美國I期臨牀未達預期,被合作方終止協議。所以光「賣出去」不夠,還得經得起國際臨牀的嚴格檢驗。
二是「內卷」還在。
雖然出海火熱,但國內研發扎堆現象沒根本解決。除了PD-1,現在的ADC、雙抗等賽道也開始擁擠。大家仍在相似靶點上競爭,真正的源頭創新和差異化競爭,還需加強。
三是地緣政治。
據36氪報道,9月10日,有外媒稱,特朗普政府正在籌備一項新的針對中國醫藥行業的行政令草案,主要針對以創新葯BD授權為主的「中美醫藥合作中的關鍵環節」,如限制美國藥企從中國引進新葯、強制藥品授權交易審查、加強對中國臨牀數據的審查等。
受消息影響,次日A股、H股創新葯概念集體走低,百濟神州、榮昌生物等多隻個股走弱;港股多家藥企跌超10%。
如果消息成真,那麼美國將減少對中國藥品的依賴,另外中國藥企也將難以利用國內龐大的患者資源,來進行符合國際標準的臨牀試驗,或需在海外重複開展研究,極大增加全球化成本與時間,並帶來顯著不確定性。
所以,眼前的火熱只是「登山」過程中的一個營地。前面的路更陡,氧氣更稀薄。
未來的路,怎麼走?
接下來該怎麼走?其實可以關注這三個方向:
一是「臨牀價值」。
也就是説你做的藥,到底是不是病人真正需要的,能不能解決那些還沒被滿足的治療需求?
不要爲了創新而創新,要爲了解決問題而創新。
比如正大天晴的CDK2/4/6抑制劑庫莫西利,敢於直接對標國際明星藥物,在海外公佈數據;還有榮昌生物的ADC藥物維迪西妥單抗,因在特定癌症中的突破性療效,登上了國際頂級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其海外授權總金額達26億美元。這就是臨牀價值帶來的商業價值。
二是「全球化能力」。
不能把出海僅僅看作是「賣產品」,而要把它看作是一次全面的能力升級。
百濟神州的澤布替尼是很好的例子。它走的是「中美雙報」路徑,從研發開始就按全球最高標準設計臨牀試驗,實現全球同步開發和註冊。
2024年,該藥全球銷售額突破13億美元,證明了中國藥企有能力運營真正的全球創新葯。
這意味着,我們的藥企需要更早地思考全球市場的佈局,從臨牀試驗方案的設計,到生產質量體系符合國際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標準,都需要前置準備,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三是「支付體系改革」。
這是決定行業能否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朱迅建議,國家應進一步增加對創新葯的醫保投入,甚至考慮劃撥部分國企利潤反哺醫保基金;同時真正把商業健康保險做起來,形成基本醫保、商保、個人自付的合理分擔機制。
只有讓藥企在中國市場看到合理回報,它們纔有動力投入那些高風險、長周期的原創研究。
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創新葯銷售市場中,商保支付佔比僅為7.7%,提升空間巨大。
太平洋人壽原董事長徐敬惠預測,到2035年,商保支付佔比有望達44%,將大大緩解基本醫保壓力並降低個人負擔。
但要注意,目前有一些商保產品過於注重融資,偏離了保障本質。我們需要的是與創新葯同步發展的、真正具備保障功能的商業保險。
沒有終點的長跑
聊了這麼多,你會發現,中國創新葯的故事,可能並不是什麼爽文式的逆襲,更像是一場考驗耐力的馬拉松。
我們可能剛跑完前半程,積累了體能,掌握了節奏,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最考驗意志和實力的后半程,纔剛剛開始。
未來的山頂,是研發出源自中國的「首創」新葯,是掌握全球定價話語權,是為全人類的健康難題提供來自東方的解決方案。
這條路,沒有捷徑可走,它需要政策的持續智慧、資本的長期耐心,更需要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堅守與創新。
比爾·蓋茨曾在2018年表示,其基金會的目標是「讓這些發明惠及所有人,幫助我們實現健康平等的目標」。這其實也是中國創新葯發展的初心。
每當我們看到一款國產新葯讓天價藥變得平民化,看到一個患者因新葯獲得更長的、更有質量的生存期,看到中國研發的藥走向世界……我們就會知道,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攀登者不會止步,因為他們清楚,真正的頂峰,並不在銷售額的數字,而在億萬普通人的健康和希望之中。
這條路很長,但好在,方向越來越清晰,我們也在一步一印,踏踏實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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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詹宇波等:拐點已至 中國創新葯駛向「出海新航道」》,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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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創新葯出海交易爆增,但中國藥企仍未上牌桌 | 馬上評》,鈦媒體
[8].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官網、央視新聞、科技日報、醫藥魔方等公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