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是如何決策加息降息的？

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宏觀fans哲，作者：蘆哲、張佳煒、韋禕

核心觀點

核心觀點：特定的歷史時期賦予美聯儲特定的使命，對美聯儲加息降息決策起決定性作用。美聯儲從最初的金融系統穩定者、沒有獨立性的二戰「印鈔機」逐步演變為以就業最大化與物價穩定為雙重使命、以泰勒規則為定量參考決策加息降息的高度獨立央行。但很快，美聯儲將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特朗普對低利率的強烈政治訴求料再度挑戰美聯儲獨立性。泰勒規則基於當前經濟展望僅指引2026年1次降息，而交易員已定價2.7次，我們預期新任美聯儲主席在2026年5月上任后將給出遠超經濟所需的降息力度。假定2025全年降息3次的一致預期能落地，我們預測2026年美聯儲料至少降息3次，將政策利率至少下調至[2.75, 3.0]%。

策略啟示：更低的美元利率，更差的美元信用。若美聯儲落地超經濟所需、泰勒規則所指引的降息力度，則更寬松的貨幣政策將讓美國經濟從軟着陸走向擴張。對市場而言，更低的美元利率將壓低短期美債利率，但更差的美元信用將推高長端美債期限溢價，最終導致長債利率高位震盪。而更低的美元利率、更差的美元信用將給美元施加更多貶值壓力，並助力黃金繼續創新高。最后，重回擴張的美國經濟將拉動經濟總需求，推高美股與美銅等大宗商品。

美聯儲如何決策加息降息？特定的歷史時期賦予美聯儲特定的使命，對美聯儲加息降息決策起決定性作用。美聯儲從最初的金融系統穩定者、沒有獨立性的二戰「印鈔機」逐步演變為以就業最大化與物價穩定為雙重使命、以泰勒規則為定量參考決策加息降息的高度獨立央行。1951年的《財政-聯儲協議》讓美聯儲重獲獨立性，1977年的《聯邦儲備改革法案》確立了美聯儲「就業最大化、物價穩定和適度長期利率」的三重目標，為其加息降息決策定性，其中就業和通脹的雙重使命延續至今；1993年的泰勒規則給美聯儲加息降息提供重要的公式化參考，為其加息降息決策定量。實踐中，美聯儲同時關注資本市場波動與金融系統穩定，其在美股大跌時及時釋放鴿派信號安撫市場的行為被稱作Fed Put。

美聯儲的決策是否總是正確？1961年以來的歷史數據顯示，美聯儲政策利率與泰勒規則開出的「處方」在趨勢上大體一致，但在大滯脹、2021年「通脹暫時論」等時期存在近10%的顯著偏離。我們認為美聯儲政策決策的風險主要存在於：①學術層面。如當前的中性利率是多少、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傳導的時效與力度應如何評估等。前者影響泰勒規則的參數與結果，后者決定美聯儲是否加息過猛引爆金融危機，或是降息過猛導致經濟過熱；②預判層面。2021年的「通脹暫時論」告誡市場，美聯儲的政策決策仍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可很大程度偏離泰勒規則的建議；③政治層面。無論是1970s的伯恩斯、米勒還是將在2026年5月上任的新主席，都是讓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變得更加「政治正確」而非「數據依賴」的存在。

如何展望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泰勒規則基於當前經濟展望指引美聯儲2026年1次降息，而交易員已定價2.7次。我們認為，交易員對美聯儲更多的降息並非來自經濟預測的分歧，而是對美聯儲獨立性的擔憂——特朗普對低利率的強烈政治訴求料再度挑戰美聯儲獨立性。我們預期新任美聯儲主席在2026年5月上任后將給出遠超經濟所需的降息力度。假定2025全年降息3次的一致預期能落地，我們預測2026年美聯儲料至少降息3次，將政策利率至少下調至[2.75, 3.0]%。

風險提示：美聯儲政策決策規則與其公佈的泰勒規則存在偏差；美聯儲對於美國增長和通脹的預期存在偏差；特朗普對美聯儲獨立性的干預進一步加強。 

正文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一直是影響全球經濟與大類資產的核心變量。2021年以來，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快速變化一度主導市場交易，也讓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分析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市場研究領域。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拐點、節奏等往往成為影響大類資產走勢的關鍵變量。而近年來，美聯儲加息降息的決策與過往周期又有不少區別。例如，為何2022年的加息步伐如此之快？美聯儲為何在2024年9月以50bps的超預期幅度開啟降息周期？又為何在2024年降息100bps后，暫緩了一年纔在2025年9月重啟降息？

本報告將就三個問題展開分析：①美聯儲是如何決策加息降息的？②美聯儲的利率決策是否與其貨幣政策目標相匹配？③我們應如何展望美聯儲未來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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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聯儲是如何決策加息降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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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今天我們已對美聯儲的加息降息的決策習以為常，但是這一政策工具並非美聯儲與生俱來的。美聯儲雖早在1914年便成立，但其貨幣政策框架卻經歷了漫長的歲月打磨。在歷史上的很多時期，美聯儲沒有所謂的政策利率，更談不上通過加息降息的政策工具來調節利率。因此，在分析美聯儲是如何決策加息降息之前，我們需要首先捋清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的框架範式是如何變化的。自1914年成立以來，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範式可大致分為七個時期：

①1914-1935年，最后貸款人。早期的美聯儲依據1913年《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設立，作為最后貸款人，主要負責金融穩定、匯率穩定等工作。

②1935-1942年，理事會設立，權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1935年銀行法》(Banking  Act of 1935)重組聯儲結構，設立理事會，增強了聯儲作為全國性央行的職能。

③1942-1951年，因二戰被剝奪獨立性。二戰時期財政部要求美聯儲分別以0.375%、2.5%利率購買短、長期國債，並將貼現率降至1%，以為二戰融資。

④1951-1977年，重獲獨立性。1951年簽署的《財政部-美聯儲協議》(Treasury-Fed  Accord)讓美聯儲恢復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美聯儲開始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調控短期利率。1954年，美聯儲開始每日在內部統計發佈聯邦基金有效利率。1961年，FOMC會議首次討論「使用聯邦基金市場引導貨幣條件」，聯邦基金利率開始被視作「指標」。

⑤1977-1994年，明確三重目標與雙重使命。1977年簽署的《聯邦儲備改革法案》(Federal Reserve Reform Act of 1977)修訂了《聯邦儲備法》第2A條，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了美聯儲「促進最大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長期利率」的三重目標，前二項即美聯儲沿用至今的雙重使命。

⑥1994-2012年，官宣利率目標。1982年10月，在馴服通脹后，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在內部重新使用聯邦基金利率作為操作目標。1994年，美聯儲首次向公眾正式宣佈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標誌着美聯儲正式開啟現代公開市場政策框架。

⑦2012年至今，宣佈貨幣政策戰略聲明。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於2012年1月正式發佈《長期目標與貨幣政策戰略聲明》(Statement on Longer-Run Goals and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明確以PCE年率2%作為長期通脹目標，這使得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變得更加透明清晰。

1.1.  定性決策：雙重使命

從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演變史中可看出，特定的歷史時期賦予美聯儲特定的使命，對美聯儲加息降息決策起決定性作用。例如1914-1935年間，美聯儲主要使命是金融穩定。1931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出於對美國也會放棄金本位的擔憂，大量資金開始拋售美元購買黃金，美元貶值壓力激增。儘管當時美國處於大蕭條之中，但美聯儲依然選擇將貼現率從1.5%提升至3.5%以穩定美元匯率。再例如1942年，國會通過修改《聯邦儲備法》授權美聯儲從財政部直接購買國債，同時美聯儲將短、長端國債利率錨定在0.375%、2.5%，這將美聯儲從獨立的政府機構改造為戰爭印鈔機。直到1977年11月《聯邦儲備改革法案》的落地，美聯儲「促進最大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長期利率」的三重目標纔得到正式確認，其中「促進最大就業、物價穩定」的雙重使命也由此延續至今。

實踐中，美聯儲同時關注資本市場波動與金融系統穩定，其在美股大跌時及時釋放鴿派信號安撫市場的行為被稱作Fed Put。例如，2018年底標普500陷入技術性熊市（最大回撤20%）、美國ISM製造業PMI跌破榮枯線、10年與3個月期限美債利率倒掛預警衰退時，便觸發了Fed Put。2019年1月，美聯儲主席鮑威爾180度轉鴿，表示金融條件已經顯著收緊，「將保持耐心、傾聽市場信號」，同時在FOMC會議聲明刪除了「預計進一步漸進加息」的措辭。當然對高度獨立的美聯儲而言，Fed Put是存在前置條件的，即通脹不同時存在失控風險。例如2022年通脹飆升、2025年4月對等關税時期，雖然美股跌幅顯著，但對通脹上行風險更大的忌憚讓Fed Put蕩然無存。

為何美聯儲的雙重使命是「促進最大就業、物價穩定」？本質上，這二者分別反映了美國的就業與通脹，而就業對應經濟增長。換言之，美聯儲加息降息的決策本質上是確保增長、通脹處在合意的均衡水平——經濟不宜過熱亦不能衰退。經濟衰退時，增長與通脹均處在較低水平，美聯儲降息以刺激需求，需求曲線右移推高增長與通脹；經濟過熱時，增長與通脹均處在較高水平，美聯儲加息以抑制需求，需求曲線左移壓低增長與通脹。如圖2-3所示，為修復在疫情期間受損的總需求，2020-2021年間，美聯儲降息至零利率，使得需求曲線從AD1右移至AD2。而由於需求被過度刺激，2022-2023年美聯儲又通過快速加息抑制需求，將需求曲線從AD2左移至AD3。

1.2  定量決策：泰勒規則

雖然美聯儲的雙重使命賦予美聯儲通過加息降息調整貨幣政策與經濟總需求的權力，但其並未明確美聯儲應在何時調整多少政策利率，才能確保就業最大化與物價穩定。在早期的政策實踐中，美聯儲逐步發現，若貨幣政策具有可預測性並遵循一定的規則，相較於「相機抉擇」方式更有利於實現其經濟目標。基於此，Taylor(1993)最早根據「簡單規則」和1987–1992年的歷史數據擬合出泰勒規則，為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決策提供了一個定量指引。

美聯儲通過政策利率調節經濟總需求，確保增長與通脹不過度偏離均衡水平。因此，政策利率的缺口R - R*應由產出缺口r - r*與通脹缺口π-π*決定，即：

R – R* = 0.5(π-π*) + 0.5(r – r*)

這里，R為建議政策利率，R*為名義中性利率，有時也叫做長期政策利率，即當貨幣政策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經濟總需求時的政策利率水平。π為通脹，π*為通脹目標，即PCE年率2%。

根據奧肯定律，失業率缺口與產出缺口存在如下關係：

u* - u = 0.5(r – r*)

上述公式中，u為失業率，u*為自然失業率。同時，由於R*可展開為r* +π，因此最初的公式可重新寫作：

R –( r* +π)= 0.5(π-π*) + (u*- u)

重新整理我們便得到了1993年經典版的泰勒規則：

R = r* +π+ 0.5(π-π*) + (u*- u)

雖然泰勒規則通過量化的公式為美聯儲提供了將通脹率、失業率這些重要經濟指標與政策利率聯立的途徑，但其仍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例如為何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是等權重的、在失業率低於自然失業率時是否應加息、面臨零利率的有效下界(Effective Lower Bound, ELB)約束時應如何處理泰勒規則指引的負利率問題等。針對以上問題，學術界在漫長的研究中也逐一給出過答案。

例如，平衡規則(balanced-approach rule)賦予產出缺口/失業率缺口更大的權重，即：

R = r* +π+ 0.5(π-π*) + 2(u*- u)

而短缺版平衡規則允許美聯儲在失業率低於自然失業率時無需加息，僅需對通脹缺口保持警惕。2020年8月，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后長期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困境，美聯儲對政策框架進行了重要修訂，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平均通脹目標制(AIT)」外，另一重要修正就是將對就業目標的關注由「偏離(deviation)」變為「短缺(shortfall)」，即貨幣政策應主要關注就業不足，若就業低於目標應降息，但就業高於目標則不一定加息，即所謂的短缺版平衡規則(balanced-approach (shortfall) rule)：

R = r* +π+ 0.5(π-π*) + 2min{(u*- u), 0}

而為應對2008年次貸危機后持續低迷的經濟與零利率環境，美聯儲也開始借鑑調整后的泰勒規則(adjusted Taylor (1993) rule)。該規則解決了有效下界(ELB=0.25%)問題。

公式中，R_t^{T93adj}為經典版泰勒規則，Z_t表示當泰勒規則指引的政策利率低於0.25%時，這段時期經典版泰勒規則指引的政策利率與0.25%偏差的累積值。其原理是，由於政策利率未能在零利率時期突破下限達到泰勒規則所指引的負利率，因此當經濟進入復甦周期時，政策利率的上調應更慢，以彌補經濟衰退時期政策寬松力度的不足。

除此之外，美聯儲在歷年的貨幣政策報告中還列舉過一階差分規則(first-difference rule)、變化規則(change rule)、價格規則(price-level rule)等多版泰勒規則。美聯儲最早在2017年7月的貨幣政策報告中向公眾展示了其參考的泰勒規則，但隨着時間推移，其所參考的規則也在不斷迭代，每次僅保留5版。例如，變化規則(change rule)僅存在於2017年7月的美聯儲貨幣政策報告中，在2018年便被價格規則(price-level rule)所取代，后者在2021年7月被短缺版平衡規則(balanced-approach (shortfall) rule)所取代。

另外，即使是同一規則，其在不同貨幣政策報告中所展示的數據也可能有細微差別。圖5中，我們對比了2018年以來美聯儲貨幣政策報告中所展示的1993年版泰勒規則，發現泰勒規則開出的「處方(prescriptions)」存在細微差異。正如美聯儲2017年7月在貨幣政策報告中首次公開泰勒規則時所述：「美聯儲沒有明顯的衡量標準來支持或反對某一條貨幣政策規則。雖然貨幣政策規則通常能就政策利率調整方向達成一致，但經常在調整幅度上出現分歧。」在最新2025年6月的貨幣政策報告中也有這麼一句話：「作為貨幣政策審議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者定期查閲各種簡單的利率規則，而不是機械地遵循任何特定規則」。換言之，雖然一攬子的泰勒規則為美聯儲量化貨幣政策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但其終究只是重要參考，美聯儲也不會僅根據泰勒規則機械地執行指令。

圖5中所展示的泰勒規則一定程度上也回答了最開始的幾個問題。例如，在美聯儲2023年7月完成最后一次25bps加息、聯邦基金有效利率隨之提升至5.33%時，泰勒規則指引利率已從23Q2的6.89%回落至23Q3的5.71%，到23Q4美聯儲停止加息時，泰勒規則指引的23Q4利率已回落至4.8%，即通脹的回落與失業率的上升使得泰勒規則已不再給美聯儲開出加息的「處方」。再例如，美聯儲在2024年9月以50bps為降息周期開場、將當月聯邦基金有效利率降低至5.26%時，泰勒規則指引24Q2、24Q3的政策利率已分別降至4.16%、4.01%。此時美聯儲的降息周期已一定程度落后於泰勒規則。

美聯儲的決策是否總是正確？

雖然泰勒規則只為美聯儲貨幣政策決策提供定量參考，但也能反過來用於衡量美聯儲貨幣政策與宏觀環境的偏離程度。2022年5月6日，前任聖路易斯聯儲主席Bullard在名為《美聯儲是否落后於曲線》(<Is the Fed 「Behind the Curve」>)的演講中表示，當前美聯儲貨幣政策嚴重落后於曲線，應儘快通過加息來「亡羊補牢」。事后來看，雖然美聯儲在2022年迅速反應、快速加息，成功將飆升的通脹遏制了下來，但是美聯儲在2021年對通脹「只是暫時性的」經典錯判，仍一度削弱了美聯儲的公信力，市場也因此對美聯儲「落后於曲線」產生了廣泛批評。

如圖6，2021年的「通脹暫時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受到了調整規則(adjusted Taylor (1993) rule)的影響。2020年疫情給美國經濟帶來較大沖擊，部分泰勒規則指引的政策利率甚至低至-18%，因此為彌補政策利率未能突破零利率有效下界以刺激經濟的不足，調整規則指引的加息路徑遠遠迟於其他規則，其指引21Q4、22Q1的政策利率分別是0.12%、7.04%。

截至25Q1，聯邦基金有效利率為4.33%，此時經典規則、調整規則、平衡規則、短缺版平衡、一階差分規則指引的政策利率分別是4.37%、4.37%、4.47%、4.27%、4.98%。美聯儲在2025年6月的貨幣政策報告中表示：「2023年以來的一段時間中，大多數規則開出的‘處方’略低於政策利率，而如今除了一階差分規則略高以外，其他規則開出的‘處方’都落在4.25-4.5%的政策目標區間中」。換言之，當前的美聯儲貨幣政策與美國宏觀經濟的增長、通脹環境非常匹配，這也是美國經濟延續軟着陸周期的重要因素。

當然，美聯儲貨幣政策並非始終能與泰勒規則的「處方」一致。如圖7，將最新2025年6月美聯儲貨幣政策報告展示的五個泰勒規則復刻至1961年以來的歷史中可見，政策利率雖與泰勒規則「處方」在大趨勢上一致，但在幾個特定時期存在顯著偏差。

例如，在1961-1977年間，泰勒規則指引的利率一度較政策利率高出近10%。雖然彼時聯邦基金市場已經成熟，但聯邦基金利率仍只是美聯儲的參考/引導利率而非政策目標。1961年2月，美聯儲首次在美聯儲中討論使用聯邦基金市場以引導貨幣條件。1965年11月，美聯儲在<Record of Policy Actions>中提出希望引導銀行間借貸利率。1969年12月，FOMC首次有記錄地嘗試約束聯邦基金利率區間，但並未公開宣佈。1974年4月，美聯儲在通脹衝擊期間加強使用聯邦基金利率作為操作指標，但官方目標仍為非借款準備金。除了對聯邦基金利率的認知與掌控的不足外，彼時白宮政治壓力對美聯儲獨立性的影響也一定程度導致貨幣緊縮力度不足，為70年代的大滯脹埋下伏筆。

1979年10月6日，彼時新任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宣佈不再盯住聯邦基金利率，改為控制非借款準備金，以求馴服失控的通脹。這使得聯邦基金利率較泰勒規則出現了反向偏離。到1982年6月，聯邦基金利率較一些泰勒規則一度高出8.82%，此時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可以説是僅以通脹缺口為反應函數。1982年大滯脹時期結束后，美聯儲在內部正式採用聯邦基金利率為主要操作目標。此后一直到2021年前，除2008年金融危機與2020年疫情衝擊導致美聯儲因無法突破有效下界而與泰勒規則出現較大偏離外，聯邦基金利率與泰勒規則開出的「處方」在大部分時間都保持基本一致。

2021年，美聯儲「通脹暫時論」誤判導致貨幣政策再度落后泰勒規則近10%，好在其通過快速加息亡羊補牢，最終使得政策利率與泰勒規則的指引利率之間的偏差重新收窄至毫釐之間。

從1961年以來聯邦基金利率與泰勒規則之間的偏差中不難看出，美聯儲的貨幣決策並非總是正確。雖然美聯儲政策利率與泰勒規則開出的「處方」在趨勢上大體一致，但是在大滯脹時期、2021年「通脹暫時論」等時期都出現過近10%的顯著偏離。總結來説，美聯儲政策決策的風險主要存在於：①學術層面。如中性利率與自然失業率分別是多少（當前美聯儲所用的r*、u*來自紐約聯儲對市場參與者的調查問卷）、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傳導的時效與力度應如何評估等。前者影響泰勒規則的參數與結果，后者決定美聯儲是否加息過猛引爆金融危機，或是降息過猛導致經濟過熱；②預判層面。2021年的「通脹暫時論」告誡市場，美聯儲的政策決策仍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可很大程度偏離泰勒規則的建議；③政治層面。無論是1970s的伯恩斯、米勒還是將在2026年5月上任的新主席，都是讓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變得更加「政治正確」而非「數據依賴」的存在。隨着特朗普提名的新任美聯儲主席在2026年5月上臺，美聯儲貨幣政策或再度面臨偏離泰勒規則與宏觀經濟環境的風險。

如何展望美聯儲的貨幣政策

考慮到特朗普提名的美聯儲主席可能是更「政治正確」而非「數據依賴」的，我們需要從兩個維度來展望美聯儲的貨幣政策：①基於美國的宏觀經濟數據與泰勒規則指引；②基於特朗普希望降低利率的政治訴求。

3.1. 基於經濟數據

泰勒規則不僅可以用於檢驗美聯儲過去的政策利率與宏觀經濟環境的偏離度，也可用於預測美聯儲未來的政策利率。唯一的區別是，預測未來美聯儲政策利率的路徑時，輸入泰勒規則的經濟變量不是實際值，而是預測值。事實上，美聯儲的點陣圖在指引未來的政策利率時，也應用了泰勒規則。9月FOMC上，美聯儲發佈了最新的經濟預測總結(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SEP)並給出了對2025-28年四季度的失業率、核心PCE與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測。10月24日，彭博發佈10月美國經濟問卷調查結果，更新了分析師對主要美國宏觀指標的預期。由此，我們可將SEP與分析師問卷對失業率、通脹率的預測輸入泰勒規則，得出相應的政策利率建議。

圖9展示了美聯儲SEP與彭博調查分析師問卷對未來4年第四季度美國失業率、通脹率(核心PCE)、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測。在此基礎上，我們新增聯邦基金期貨(Fed Fund Future, FFF)交易員對政策利率的定價作為參考。由於經典規則與調整規則、平衡規則與單缺口平衡規則在這一時期沒有差異，一階差分規則過於依賴前值預測，因此我們僅展示經典規則、平衡規則對政策利率的指引。

圖9可見，美聯儲SEP(即點陣圖)對26Q4-28Q4的聯邦基金利率預測與經典規則基本一致，而平衡規則由於賦予了失業率缺口更大的權重，使得其在26Q4、27Q4指引了更低的利率。當然，兩個泰勒規則均較點陣圖、分析師、交易員在25Q4指引了更高的利率，主要因為SEP與分析師均預測25Q4的美國核心PCE將反彈至3.1%。當然，我們也可將預測由年度改為季度/月度（圖10）。

總結來説，基於美國通脹回落、失業率仍存上行壓力的宏觀經濟背景，泰勒規則仍然指引美聯儲在2025-26年延續降息周期。若對經濟數據的預測大致準確，則美聯儲將在今年再降息50bps至[3.5, 3.75]%、明年再降息25bps至[3.25, 3.5]%。

3.2.  基於政治訴求

圖9-10中可見，點陣圖指引到26Q4的政策利率在3.375%、經典規則與平衡規則指引則分別為3.83%與3.63%，均明顯高於分析師預測的3.13%與交易員定價的2.90%，而這都是基於同一套經濟數據預測。換言之，分析師與交易員預測2026年美聯儲的降息幅度是大於宏觀經濟所需要、泰勒規則所指引的。而這大概率與美聯儲主席的人選更換有關。2026年5月，特朗普提名的新任美聯儲主席將接替鮑威爾。考慮到特朗普在中期選舉前對降息更大的訴求，屆時美聯儲可能會落地更多降息。

3.3.  策略啟示：更低的美元利率，更差的美元信用

若美聯儲落地超經濟所需、泰勒規則所指引的降息力度，則更寬松的貨幣政策將讓美國經濟從軟着陸走向擴張。對市場而言，更低的美元利率將壓低短期美債利率，但更差的美元信用將推高長端美債期限溢價，最終導致長債利率高位震盪。而更低的美元利率，更差的美元信用將給美元施加更多貶值壓力，並助力黃金繼續創新高。最后，重回擴張的美國經濟將拉動經濟總需求，推高美股與美銅等大宗商品。

4. 風險提示

美聯儲政策決策規則與其公佈的泰勒規則存在偏差，使得市場根據泰勒規則推演的政策利率路徑存在偏誤；

美聯儲對於美國增長和通脹的預期存在偏差，使得泰勒規則指引的政策利率與美國宏觀經濟環境存在偏離；

特朗普對美聯儲獨立性的干預進一步加強，令美聯儲貨幣政策決策大大偏離泰勒規則的指引，政策不確定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