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説如何思考》：小説如何促進了個人主義？

在AI迅速發展的當下，我們熱切地討論着寫作的限度與獨特性。

小説作為一種古老的藝術形式，仍然被認為其中保存着人類的「靈光」。它可能被模仿，卻難以創造出同樣的光暈。即使在視覺信息爆炸的當下，小説仍然構成了基礎的文學腳本。

在細膩、感性、富有創造力的標籤之下，小説對現代世界還有着更廣泛的影響力。伴隨着現代教育體系的建立，催生了一批「能夠閲讀的公眾」，自那時開始至今，小説一直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在最近出版的《小説如何思考》一書中，學者阿姆斯特朗分析了現代小説與現代個體的誕生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她指出，要不是「小説」把個人主義這一哲學概念轉化為敍事形式，它是否會在西方快速且徹底地形成和傳播將成為一個問題。小説如何影響了現代個體概念的誕生？它們之間又是如何彼此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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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小説的興起

在美國著名文學史家伊恩·瓦特（Ian Watt）看來，小説（novel）是一種誕生自18世紀英國的新興且特殊的文學類型，它與西方文學傳統中的神話、史詩與悲劇之間存在着鮮明的差異。在其出版於20世紀50年代的代表作《小説的興起》中，瓦特通過研究三位18世紀的英國小説家——笛福、理查遜與菲爾丁——指出「小説」這一文類得以誕生的內部與外部原因。前者主要涉及對傳統「現實主義」概念的重新詮釋與理解，后者則與18世紀的啓蒙運動以及受教育階層的出現息息相關。

在康德的《何為啓蒙？》一文中，我們能清晰看到這一特殊的歷史時刻：圍繞着如何運用人的理性而建構起的現代教育體系，催生了一批「能夠閲讀的公眾」，而這些能閲讀者所閲讀的書籍不僅有洛克、休謨與盧梭這些啓蒙哲學家，還有在這一歷史時期所誕生的新興文類，即小説。

就如瓦特所指出的，讀者羣的產生及其需求使得「小説」獲得了屬於自己的受眾，而恰恰也是通過這一互動，使得18世紀的啓蒙思想開始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進入與塑造着現代個體、社會與國家對自身的想象與形象。而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的小説研究工作也正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中展開。

《小説的興起》

作者: [美] 伊恩·瓦特

譯者: 李樹春

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年10月

在阿姆斯特朗出版於1987年並使其一鳴驚人的專著《慾望與家庭小説：小説的政治史》中，她一方面延續着瓦特對於小説之誕生及其發展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她通過關注家庭小説以及女性這一特定對象，而超越了瓦特的研究範式與範圍。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瓦特的研究對象主要是18世紀的主流且經典的男性作家及其作品，因此對於作為「支流」的通俗、商業或大眾小説並未給予過多的關注，而阿姆斯特朗在其代表作中關注的恰恰是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其后的正典文學史建構中都地位可疑的家庭小説。

在經典的小説史論述中，家庭小説往往被置於通俗領域，且因其讀者羣往往被預設為家庭女性，而使它難登大雅之堂。但在阿姆斯特朗看來，恰恰是在這類圍繞着家庭生活所展開的小説中，隱藏着18世紀啓蒙思想以及資產階級誕生的歷史祕密，因此發掘其中被遮蔽的政治內涵就成為阿姆斯特朗小説研究中最重要且一以貫之的主題。

除此之外，由於阿姆斯特朗的成長與思想誕生自西方20世紀七八十年代，因此我們能在她的研究中看到其時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在《慾望與家庭小説》中，「家中天使」成為破解家庭小説之政治內涵的主要形象，即在這些圍繞着「家庭-女性」而建構起的虛構作品中，對於女性及其所呵護的家庭生活與形式的孜孜不倦的關注背后涉及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認識論、道德哲學以及政治鬥爭，即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向傳統的舊貴族體制展開批判，從他們的道德觀念、政治與社會結構到經濟模式，都遭到資產階級的批判，而其切入口便是區別於傳統舊貴族式大家庭的「核心家庭」。

2

現代個體的誕生

在《慾望與家庭小説》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到阿姆斯特朗的研究主題以及她所關注的問題，即現代小説與現代個體、家庭和社會形式的建構是同步且不斷共振的。或者更準確地説，恰恰是通過「小説」這一新興文類，使得誕生自18世紀的啓蒙思想以及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模式獲得了快速傳播、鞏固與再生產的機會。而這些主題我們在阿姆斯特朗出版於2005年的《小説如何思考》中會再一次看到。區別於前作圍繞着家庭小説中隱藏的政治意涵所展開的討論，在《小説如何思考》中，阿姆斯特朗所關注的問題則是現代啓蒙思想——甚至是整個現代性——中最核心的問題，即現代個體性。本書的副標題為「個人主義的限度」，一方面是爲了強調現代「小説的歷史和現代主體的歷史實際上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則同時指出，在被給予了厚望的小説中所塑造和想象的現代「主體/個體」自始至終都是有限且存在隱患的，即它所依賴的自我建構的模式最終在現代個體性內部留下了難以解決的矛盾與衝突，而正是這一遺留的問題可能會摧毀現代個體性的自我想象與塑造。

《慾望與家庭小説》

作者: [美] 南希·阿姆斯特朗

譯者: 顧路昱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8月

在《慾望與家庭小説》中，阿姆斯特朗就已經指出，家庭小説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描寫「家中天使」，實則關注的是現代個體性問題，即「女性」形象成為構建現代——或準確地説是資產階級所渴望與想象的——個體/主體的重要模板。我們會發現，那些被安置在家庭這一特定現代空間中的女性角色逐漸從一種由外部設定的模式轉向了對其內在道德、品質與情感的強調。由此開始，一個完美的「家中天使」所注重的不再是她的階級和社會地位，而是其對於特定美德的遵守與實踐。在《小説如何思考》中，阿姆斯特朗通過討論理查遜的兩部以女性為主人公的小説，以另一種方式重新詮釋了現代小説中所塑造與想象的現代主體形象，即「個人」。

康德在其《純粹理性批判》中對於「理性」的討論可以看作是18世紀啓蒙思想的核心教義，阿姆斯特朗對其概括如下：

……現代主體的形成依靠從外部世界獲取感覺，並首先用這種感覺材料構成觀念，然后形成了判斷力和道德感，從而賦予主體一種自我封閉、內在一致的身份認同。

對於現代主體而言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把從外部世界獲取的感覺材料「構成」觀念，康德的理性依賴於先天範疇，但小説卻另闢蹊徑，它依靠不斷變化與發展的故事情節與主人公的互動展開，即恰恰是作為「外部」的風景、情節與他人的出現，使得現代小説中的角色獲得了一種看似自我封閉且具有深度的「內部」。而這一「內部」也正是阿姆斯特朗所謂的「個人」。「爲了生產一個‘個人’，小説必須設想已經存在一個‘個人’，這一個人不僅是敍事主體和寫作源泉，也是敍事客體和寫作指涉的對象。」而這一「個人」的特殊性正在於其自我封閉與內在一致，它雖然依舊依賴於「外部」的存在（為其設定界限），但如今更重要的是個人的自我意識以及他對於特定道德倫理與情感模式的實踐。后者不是前者的規定，而是它的產物。

因此，就如阿姆斯特朗所指出的，「小説將一種慾望具象化，這種慾望讓身體同舊社會為個人自我實現選擇設下的限制之間發生衝突，讓身體從社會等級的標識轉化為獨特主體性的容器。」曾經被外部等級制度所規定和標記的身體，如今成為一種獨特主體性的外化形象，「個人」由此誕生。

因此，我們在18世紀的小説中常常看到一類典型的形象，即「不合時宜者」（misfit）。他/她們對於自身所處的位置、所被要求扮演的角色和遵守的道德都充滿了一種格格不入感，由此導致其與社會之間形成強烈的張力。而爲了能夠解決這一岌岌可危的不安感，18世紀的小説開始為「傳統賦予構成18世紀英國社會各階層的屬性增添了新的特質」，而這一修辭學附加物（rhetorical additive）的目的則是爲了將「主人公驅逐出特定位置，將他/她拋進一個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場域」，而也恰恰是在這一「可能性的場域」中，主人公將得以超越不斷束縛他的外部規範，並通過自身的實踐來重塑一個屬於自己的內在道德與情感領域。這一在傳統等級制社會中被禁止的流動性，讓這些主人公成為一種例外，而也正是「這一點令這些主人公個性化了，與此同時又讓他們成為一般人的典範。」

《小説如何思考》

作者: [美] 南希·阿姆斯特朗

譯者: 羅萌版本: 大方｜中信出版社

2025年9月

對於這些「不合時宜者」而言，正是一種來自個體內部的不滿足感使得他與自身被規定的社會地位之間產生了距離，而爲了彌補這一溝壑，一股被洛克稱作「慾望」的動力就會產生，在這股動力的催動下，不合時宜者一方面逐漸偏離與超越了自身出生所屬的階層，另一方面他最終將會發現真正的道德價值並不來自於外部的社會規範與教條，而是存在於個體之內，而不合時宜者在其慾望下的不斷流動恰恰是爲了發現那些早已經存在於自身內部的「純真」價值。

在18世紀的小説中所展現出的正是這一不斷「成為」與「執行」的過程，即現代主體不再僅僅只是一種存在狀態或一個位置，而是一種通過與外部不斷地偏離與對抗而逐漸創造出的新位置，它「與其慾望和能力相稱」。最終，這些不合時宜者不僅未被社會所拋棄或禁止，反而成了新的道德典範。在這一時期，「不合時宜者」與壞主體被賦予了強烈的活力，它所暴露出的恰恰是資產階級對於舊貴族制度的批判與攻擊——不是個人錯了，而是封建社會出了問題，因此如何依賴個體的理性與道德建立起一個真正現代的平等的社會，成了現代個人自我想象與塑造中所獲得與創造出的最大合法性動力。

然而——正如我們上面所指出的——現代主體性建構本身內含着它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在阿姆斯特朗看來，它主要表現在現代世俗國家的教育制度所強調的主體性自由——「個人」即意味着「一個主動權的中心，能發起行動並對其負責」——與社會服從之間。尤其伴隨着19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全面勝利，使得傳統的「不合時宜者」式的積極主體以及其對於社會規範的威脅開始成為新的問題，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便成了19世紀小説不得不面對的困境。

3

個體性與共同體的衝突

在阿姆斯特朗看來，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小説主要被一對辯證關係所塑造，即主體性與服從。由此現代個人也不得不要在這兩種存在狀態之間進行協商，而最終的結果顯然區別於18世紀的模式，它主要是「通過拒絕安於一個不能提供滿足感的位置，18世紀的主體要求社會秩序放松邊界，把一些被體面社會排除在外的元素包容進來」，但如今，伴隨着對於「自由」的重新詮釋，在自由主體性與更高權威的服從之間，小説「爲了社會穩定極不情願地放棄個人主義」，而家庭情感和社會責任成為這個世紀的主流價值觀。

因此，19世紀的主體不得不經歷一場內部革命（internal revolution），即將在18世紀的小説中那些被賦予了積極意義的「社會性野心重新導向社會接受的目標」，而這一新的主體也開始「使自己適應一個較其主體性而言更為受限的位置，構成了隔絕的內心世界，在社會層面上僅得到局部表達。」

《想象的共同體》

作者: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譯者: 吳叡人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

區別於曾經獨異的「不合時宜者」形象，在19世紀的小説中，曾經為其提供對抗社會的過度個人主義，一方面開始被約束與節制，由此形成了複雜的自我管理與治理術；另一方面則需要把它引導到一個更大的目標上，即通過自我節制而塑造出的同質化主體最終將構成一個「一致性的整體」，而它恰恰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最基本單位。如今，「自由主體性是關乎公民資格並和它一起發展的東西，而非起源於其外部且先在於它」，因此自由主體性開始被置於社會之內，而非如18世紀啓蒙思想所理解的外在於社會，從而為一個「整體」的塑造提供基礎的框架。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體》中，他便意識到現代小説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自我想象與塑造的功能，或如阿姆斯特朗所指出的，「那些住在大不列顛島上的英國人開始根據是否遵循以維繫穩定的社會秩序為目標的自我控制形式，來斟酌他們的同胞在多大程度上算得上一個英國人。」

個體性與共同體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而就如瑪麗·雪萊在《弗蘭肯斯坦》中對於過度的個人主義的批判：一旦超過了「個人」的界限，個體就會成為怪物，從而失去他在人類共同體內的成員資格。至此，曾經在18世紀風靡一時的「不合時宜者」——他們作為典範、作為新世界的英雄——逐漸退場，表達型個人主義也隨之喪失，取而代之的是自我約束與節制，它成為每一個普通人/現代公民的資格與責任，從而創造出一個十分有限的共同體形象。

而在19世紀這一有限的共同體中，相比於男性，女性不得不遭遇二次規訓。在維多利亞時期，伴隨着資產階級家庭秩序的制度化而塑造出的男女兩性形象與氣質決定了任何過度行為都會遭到懲罰。對於19世紀的女性而言，她們被鼓勵以一種區別於傳統——「通過過度行為讓自己有資格講出如何成為個人的故事」——的形式存在，即如簡·愛那樣「把過度特質內化」，而非張揚。在阿姆斯特朗看來，如摩爾或伊麗莎白·班內特這些18世紀的女主人公們「拓展了自我表達的限度」，但維多利亞時期的女主人公們則收縮了這些界限，從而把「個人主義能量轉化為自我管理和控制的形式。」在對這一轉變原因的討論中，阿姆斯特朗指出它實則是我們自身所處環境的投射產物。

《書店》劇照。

歸根到底，男性氣質的不穩定與個人主義的內在矛盾息息相關，即它們都以一種排斥性的包含模式構建自身，由此導致它們難以在幻覺（即自身的獨立與完整性）與事實（即依賴於其排斥又包含的「外部」）之間達成平衡。在維多利亞時期小説中所塑造出的男女兩性氣質及其關係的困境或許也就是現代個人主義的限度，即它不得不以一種排斥性的包含模式進行自我想象和塑造。

例如維多利亞時期小説的特點就在於「利用性別——性差異的幻象——來維持包容性的幻象」，而一旦小説將男性氣質中不能同化的特徵重塑為女性，「那麼它就可以在不犧牲‘普遍性的人’的幻想、也不違背‘某些人類特質明顯超出西方文化的限度、因此夠不上人性’這一信念的前提下，着手驅逐這些特徵」。只是這些驅逐總是難以窮盡且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因為被壓抑的東西自始至終都存在於這一結構之中，並在移置的作用下不斷地以某種鬼魅的形象折返，這也就是哥特小説的焦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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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説與個人主義的傳播

阿姆斯特朗認為維多利亞時期的主流小説關注的是「如何利用個人能量服務社會目標」，而另一類小説——通俗且大眾的羅曼司與哥特類型——則探索了另一種備選的可能性，在這些虛構作品看來，「我們不過是慾望的強化點（point of intensification），這些慾望通過我們循環流動，形成一個無所不包、盲目失察的人類羣體」。

為此小説開始——在阿姆斯特朗看來，是「不得不」——去想象那些非自然和異常的事物，以此來維繫規範性主體，且讓讀者渴望化身這樣的主體，因此它必須把某些「個人主義的過度行為」判定為不可想象之物。在羅曼司與哥特小説中，現實主義原則被推翻，而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會發現「現實主義就是個人主義本身的限度」，然而作為「另一種備選的可能性」，在這些充滿想象和破壞性的創造力中，它們又把「逃離個人主義的限制的快感與人性的喪失等同起來」，因此也就導致我們最終不得不再次去捍衞個人主義……

為此，這些突破了現實主義原則的小説從另一個方向與那些「賦予現代個人以形式並持續保衞它、更新它的文類達成了一致」。

《書店》劇照。

這或許既是現實主義與現代個人主義的限度，也是小説的限度，尤其當它以排斥/包含模式來想象與塑造現代主體性時。因此，阿姆斯特朗建議我們，如果想要制定出更恰當的「人類」觀念，就必須找到一種方式，「以肯定性而非否定性的措辭來闡明我們所缺乏的東西：我們因始終且必然無法達到文化規範的標準——這種文化規範為現代個人所藴含，並由核心家庭提供再生產——而獲得共同性」。

作為「現代（性）」中最重要的文學形式，小説不斷地以自己特殊的形式思考着現代個體的存在與它的在世生活。或許就如阿姆斯特朗所認為的，要不是這一新興的「小説」把個人主義這一哲學概念轉化為敍事形式，它是否可能在西方快速且徹底地形成和傳播將成為一個問題。

撰文/重木

編輯/劉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