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的研究為什麼重要？

來源:中國企業家俱樂部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公佈：喬爾·莫克爾、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獲獎，以表彰他們「解釋了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一半授予喬爾·莫克爾「通過技術進步確定了持續增長的前提」，另一半共同授予菲利普·阿吉翁與彼得·霍伊特「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本文簡述了他們的研究，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01.

喬爾·莫克爾對創新的思考

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經歷的兩次偉大變革，這兩次變革深刻而全面地改變了人類生產與生活的面貌以及人類自身與自然界的關係。

考慮到目前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口只佔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原始落后的農業生產仍在一些低收入國家佔居主導地位，因此，從全球視角來看，我們現在仍處在工業革命的余波之中。

與農業革命不同，工業革命並非相對獨立地起源於少數幾個不同的地區，而是相對集中地發軔於英國的英格蘭地區，繼而傳播至歐洲大陸和北美殖民地以及其他歐美以外的國家和地區。

從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在這大約一百年的時間里，英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突破了馬爾薩斯陷阱，實現了以人均收入水平持續提高為特徵的現代經濟增長，其本質則是由傳統經濟社會向現代經濟社會的轉型，由此，蔚為壯觀的現代化進程席捲全球，直至世界的各個角落。雖然各國啟動現代化的時間有早晚，具體國情有差異，所處的時代特徵有區別，從而會選擇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英國作為經濟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原型」，始終具有獨一無二的研究意義和參考價值。

正因為如此，英國這段對人類社會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一直都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無數學者從技術、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和軍事等不同視角，不斷提出問題、假説和解釋，進行測度、檢驗和爭論，寄希望於找到成功實現現代化轉型的訣竅和鑰匙。

喬爾·莫克爾的《啓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一書，試圖説明源自啓蒙運動的思想和信念改變了英國的制度和英國人的經濟行為，從而催生了經濟社會的轉型和工業革命。

喬爾·莫克爾

喬爾·莫克爾是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和歷史學教授，主要從事技術和人口等領域的經濟史研究。自2001年起，他還擔任特拉維夫大學埃坦·伯格拉斯經濟學院的薩克勒教授研究員。他在代表作有《啓蒙經濟》《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等書。

從這一視角出發，作者對英國在工業革命及工業革命之前一段時期的知識和技術、產業和貿易、人口和社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全景式描述和解讀。作者在本書中闡發的許多深刻見解，不僅對於理解英國的轉型有重要意義，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國家的發展也有諸多啓發。

工業革命噴薄而出，製造業革命徹底改變了社會和經濟的形態。工業革命的動力究竟是什麼？很多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是技術創新，也有人從政治、社會等層面給出原因解讀喬爾·莫克爾等編著的《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到現代》一書，在回顧英國工業革命時批駁了技術創新是工業革命主要推動力的説法，強調當時製造業儘管出現了許多與完善產品設計有關的漸進式創新，卻缺乏激進式創新。

事實上，蒸汽能一直要等到維多利亞時代（1830-1900）后期才成為主要動力，而電能的普遍使用要晚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

《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一書指出，英國工業革命更有賴於企業家階層的穩步形成，還有這一階層得以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這本書用了多個章節介紹了英國工業、國家的崛起，在這一崛起過程中企業家精神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當企業家精神有所弱化后，英國發生的相對衰落。

02.

菲利普·阿吉翁與「創造性破壞」

菲利普·阿吉翁

阿吉翁是法蘭西學院院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計量經濟學會會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他是「內生增長理論」的主要人物，「熊彼特增長範式」的創建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創造性破壞的力量》。

奧地利裔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首創了「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一詞，它被認為最符合經濟現實，卻無法進入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創造性破壞」建立在悲觀主義基礎之上。無論是卡爾·馬克思還是維爾納·桑巴特都將「創造性破壞」看作一出「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悲劇，是無法克服的「自毀系統」。

約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的悲觀面貌稍微好一點，他覺得創造性破壞最終將「埋葬」資本主義制度，但這個過程是「愉悦」的，其中有一種非常值得尊敬的東西，叫「企業家精神」。

所謂企業家精神，就是用新的技術、新的模式對原來市場上存在的商品、組織和服務進行「衝擊」的那些人的「慾望、智慧和使命」。

他們的勝利意味着別人的失敗，他們是「創造性破壞」的來源，他們是創新的英雄。不過因為最終的命運也是「資本主義系統自毀」，熊彼特認為，「他們是悲劇輪迴的英雄」。

熊彼特給「創造性破壞」提供的這麼一點點「愉悦」，是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現在，菲利普·阿吉翁的思想出場了。

阿吉翁對「創造性破壞」是樂觀的，不是悲觀的。它會帶來改變人類進程的爆炸性增長。

1820年之前人類的經濟增長其實是停滯的，工業革命之后的人類歷史完全是另外一條經濟增長軌跡。人類的物質生產不斷加速，這一切都是因為技術創新帶來的「創造性破壞」。

其次，阿吉翁在1990年與其合作者豪伊特寫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論文，《以創造性破壞為增長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只不過兩年后纔在Econometrica上發表。

這篇論文的核心觀點是，創新是一個與舊事物「搏鬥」的過程。跟前賢的論述不同，創新並不是一出來就是正外部性、大家都喝彩、大家都受惠。而是舊的利益者千方百計或漠視、或打擊、或扼殺。

創新是帶着「傷痕」、帶着「委屈」、帶着「白眼」出場的，它也千方百計來「貶低」、「摧毀」和「拆散」舊的東西。大家是一種「廝殺」與「掙扎」的關係。

請問，阿吉翁的思想是不是更符合我們的實際世界？是不是更符合物種的進化規律？是不是更達爾文或者E.O.威爾遜一些？

所以，阿吉翁的觀點是，「創造性破壞」有創造，也有破壞。但精彩之處在於，創造和破壞在動態過程中是怎樣各自展現的。

創新是一個浪潮式的過程。在基礎創新起來時，應用創新並沒有跟上，用現在的話説，沒有應用場景「託着」，或者沒有「殺手級應用」。

所以，基礎創新代表的浪潮第一階段（「浪潮1」）是創新，但卻是一個被侮辱、被漠視甚至被排斥的階段。

阿吉翁這本《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里面沒有提喬布斯的iPhone，但它是一個我們理解這本書主旨的極佳案例。

2007年iPhone第一代問世，被當時手機霸主諾基亞視為「小眾產品」「奇技淫巧」：打電話加上個上網瀏覽器，順便加入了iPod播放器，是一種小兒科的文藝混搭。

諾基亞對iPhone的漠視和羞辱，當時看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iPhone 4之前，iPhone的確是小眾產品，賣得很吃力。但2011年iPhone 4的出現徹底改變了蘋果的命運。因為4G網絡出現了，人類進入了高速網絡時代，iPhone 4變成了移動互聯網的入口，大量app在iPhone上出現。

從此，以iPhone為代表的智能手機便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生活。這導致iPhone進入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增長，蘋果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個敢於挑戰3萬億美元市值的超級公司。

iPhone漫長而高速的增長，是對諾基亞的無止境壓迫和羞辱，諾基亞這個功能機時代最偉大的巨人很快轟然倒下。

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就寫道：「舊事物的消亡是新事物產生時不可避免的結果。」

但是因為要做基礎創新，很多社會資源要涌向基礎創新。在社會資源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大量資源進入創新行業的生產率反而是低的，整個社會的生產率比過去都低了。於是，在這個階段，「長期停滯」言論就非常流行。

在浪潮2階段，創新開始打擊「舊勢力」的企業和就業崗位，「破壞」越來越觸目驚心，破壞大於創造。像諾基亞這樣的企業紛紛倒下，人們歸罪喬布斯一人毀掉了太多的崗位。

到了浪潮3階段，「創新」創造了更多的崗位，創造大於破壞。

創造幾十萬快遞就業崗位的美團創始人王興，在上市敲鍾的時候還不忘感謝喬布斯和他發明的iphone。毫無疑問，美團王興享受了浪潮3，整個社會也享受了浪潮3的創新紅利。

有意思的是，阿吉翁説，在浪潮1和浪潮2這個階段，不像熊彼特設定的那樣，都是外部者創新，其實舊有企業也會進行前沿創新。這更符合現實。

阿吉翁打了一個比方，就好像一批優秀的學生進入一箇舊班級，這會刺激班級原來的前幾名更加努力，但是也會對原來中下等學生造成壓力，這些人覺得自己再也混不到班級的前列了，他們甚至自暴自棄。

其結果就是擴大了班級的「成績不平等」。因此，創新在浪潮2階段，會顯示出巨大的不平等。

順着阿吉翁的思路，政府應該在浪潮2階段做保障型政府，為那些「失敗者」做必要的紓困。

在浪潮3階段，不平等會得到緩解。因為創新通過3個階段着着實實地將社會生產效率提得更高、社會財富生產更多。創新獲得的收益其實也一定會向全社會擴散。

阿吉翁用了一個新的説法，政府要做投資型政府，對創新負責。

以上就是《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這本書的思想邏輯。

阿吉翁可以説是非常細緻、非常動態地刻畫了「創造性破壞」的運作全景，令人信服地推導出我們應該如何圍繞「創造性破壞」進行社會和經濟制度的改革或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