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評論｜美國藥價改革的轉折：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的再平衡

來源：21財經APP

作者：冉明東  宋麗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湖北省醫療保障改革發展研究院）

總體來看，美國藥價改革反映出全球醫藥治理體系正在進入再平衡階段。

2025年9月30日，輝瑞公司與美國政府達成「最惠國價格」（Most-Favored-Nation Price）協議，計劃參與即將上線的TrumpRx平臺，輝瑞宣稱將為美國患者提供最高可達85%、平均約50%的藥品折扣，並承諾向各州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提供「最惠國價格」。作為回報，公司將在三年內獲得關税豁免和相關政策便利。表面上看，這是一場政府與製藥企業之間的價格談判，但從更廣的制度視角觀察，這一舉措反映出美國藥品定價體系在經歷長期市場化運行后，正試圖向政府更多直接參與的模式轉變。

長期以來，美國藥品定價機制以自由定價和市場調節為主。2003年《醫療保險現代化法案》（Medicare Modernization Act）中的「不干預條款」，禁止聯邦政府直接與製藥企業談判藥價，導致政府對藥價僅有零星直接干預。疊加藥品福利管理機構（Pharmacy Benefit Managers，PBMs）的多層分銷結構和複雜回扣制度，美國藥品價格高企，定價體系複雜。根據蘭德（RAND）2024年的報告顯示，2022年美國藥品的平均價格是其他33個經合組織國家的2.78倍，美國品牌原研藥的價格更是平均高達其他國家的4.22倍，美國因此也有「全球藥價孤島」的稱號。美國高藥價的負作用近年來愈發顯現——醫保支出快速增長、患者經濟負擔加重、社會不平等問題加劇，並已成為跨黨派的焦點政策議題。

政策轉折始於2022年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該法案首次賦予聯邦醫保（Medicare）開展藥價談判的權力，允許衞生與公眾服務部（HHS）就部分高支出藥物設定「最大公平價格」（Maximum Fair Price，MFP），並對拒絕參與談判的企業可能徵收附加税，税率可在65%至95%之間浮動。雖然該制度目前僅覆蓋少量高支出藥物，但它標誌着美國在藥價治理領域從完全市場化向有限政策干預的制度性調整。根據美國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2024年8月發佈的數據，首輪10種談判藥物的新定價較原標價下降38%至79%。輝瑞在此背景下與政府簽署協議，以更大幅度折扣換取政策豁免，顯示企業層面也在主動適應新的監管與市場環境。

在《通脹削減法案》之前，美國藥價治理的制度動因實際上早已顯現。早在2020年，特朗普任總統時期的美國政府便推出「最惠國」價格規則，試圖以國際參考定價方式，將部分聯邦醫保的藥品價格與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掛鉤，旨在迫使製藥企業削減在美國市場的高定價。儘管該規則因司法訴訟而未能實施，但它是美國在政治與制度層面遏制高藥價的嘗試，為美國政府后續在《通脹削減法案》中正式確立藥價談判權提供了現實基礎。

按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説法，TrumpRx平臺的核心理念是通過直接採購與價格透明化，實現政府與市場的「雙軌平衡」：政府不直接定價，但通過集中採購與最惠國原則形成「軟約束」，以提升患者獲得可負擔藥物的能力。與拜登政府的IRA不同，TrumpRx更強調以競爭機制和跨境採購促進價格下降，這體現出美國兩黨在藥價治理理念上的「競合演進」——即從各自路徑出發，最終都試圖讓政府在藥品定價中發揮制度性作用。

TrumpRx平臺計劃於2026年上線，將整合部分基礎治療藥物和專科藥品，探索通過政府主導的直購渠道向患者提供折扣價格。平臺以「最惠國價格」原則作為基準，目標是縮小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藥價差距。雖然具體執行方案尚未公佈，但從設計邏輯看，該平臺試圖通過增強政府議價能力、減少中間環節、提升價格透明度來優化藥品流通體系。這一方向在政策邏輯上與歐洲的「外部參考定價」和中國的「集中帶量採購」存在相似性，即政府通過集中採購和談判，在價格形成中發揮更積極作用。

長期以來，美國的仿製藥市場競爭充分，依靠市場機制已將價格壓至極低水平——以常用藥阿司匹林為例，其在零售藥店的售價低至每片不足3美分。這意味着，美國事實上已在仿製藥領域，通過市場化實現了價格壓降。因此藥價改革的焦點集中在無競爭的創新葯上：通過《通脹削減法案》（IRA）確立聯邦醫保的藥價談判權，針對壟斷性、高支出的創新葯引入政府議價與價格上限機制，以控制醫保支出增長。

由此可見，從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實踐路徑來看：在醫療領域，單純依賴市場力量或行政定價都難以兼顧效率與公平，政府作為「戰略性購買者」的角色正在被重新界定與強化。

美國藥價政策的調整可能對全球藥品價值鏈產生外溢影響。長期以來，美國高藥價市場是跨國藥企的主要利潤來源，也使全球藥價呈現「高低分化」的格局。若美國市場的高價空間被壓縮，跨國藥企可能逐步調整全球定價策略，從地域差異化定價轉向基於臨牀價值和成本效益的「公允定價」模式。這種轉變預計將推動藥品定價更加依託真實世界數據和藥物經濟學證據，而非單純基於市場支付意願。未來，藥企的競爭力將取決於其在研發效率、成本控制和臨牀價值驗證等方面的綜合能力。

對於中國而言，美國藥價改革既帶來挑戰，也帶來機遇。一方面，美國市場高價錨的松動可能使全球創新葯的利潤預期下降，促使中國藥企從「快速跟隨」向「原始創新」加速轉型；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在帶量採購和醫保談判中積累的成本控制、供應管理及價值評估經驗，將在全球「價值導向採購」趨勢下轉化為制度性優勢。近年來，世界衞生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均將中國的「集中帶量採購」制度列為新興經濟體藥價治理的重要參考案例，越南、印尼、沙特阿拉伯和墨西哥等國家也在探索集中採購與醫保談判機制。這表明，中國在藥品價格治理領域的政策經驗正在被納入全球比較與學習框架之中。

總體來看，美國藥價改革反映出全球醫藥治理體系正在進入再平衡階段。不同國家在路徑選擇上各有側重，但普遍目標是一致的——在控制支出、促進創新與保障可及性之間尋求動態平衡。輝瑞與美國政府的協議只是該趨勢的一個實例。隨着公共健康衞生體系與醫藥產業的關係日趨緊密，藥價不僅是市場博弈的結果，更是制度設計與社會價值權衡的體現。展望未來，對於各大經濟體而言，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劃分可能趨於靈活與互補。政府將在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平方面繼續發揮主導作用，而企業則需在創新激勵與成本可承受性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以適應「價值導向」下的醫藥產業競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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