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國資一筆8億投資賺1000億：其他國企為什麼學不會？

（來源：智超講財商）

8億，換1000億。

這筆買賣，成都國資等了十年。

2016年1月，成都高投、成都產投兩家國資平臺向一家連產品都沒做出來的芯片公司投資8.13億元。

十年后，這筆投資回報倍數達到125倍。截至2025年9月底，海光信息（股票代碼：688041）市值近6000億元，成都國資仍持有17%股份，市值約998億元。

但對很多國企來説，這更像是一個遙遠的神話。

全國國資系統企業資產總額超過300萬億元，理論上最適合做長期投資，而且國家也多次發文件，要求培養長期資本。

但現實是，大部分國企在股權投資領域要麼不敢投，要麼投不好。

為什麼會這樣？成都國資憑什麼敢投？其他國企能不能複製這個模式？

目 錄

一、海光信息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二、成都國資憑什麼敢投?

三、合肥模式：以投促引的另一個成功案例

四、成都這次的成功，是眼光還是運氣？

五、武漢、南京、淮安的芯片股權投資失敗案例

六、其他國企的兩大困境：不敢投、投不好

七、為什麼會這樣？體制機制的根本矛盾

八、複製難度：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很難

九、其他國企怎麼辦？

01

海光信息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要理解成都這筆投資的價值，得先了解一下海光信息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以及它所處的行業有多難。

海光信息成立於2014年10月，註冊資本6億元，由天津海泰控股集團發起設立。公司的核心使命只有一個：做出中國自己的高性能CPU。這聽起來像是個宏大的夢想，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更像是一場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為什麼這麼説？

因為CPU是信息產業的"皇冠上的明珠"，技術壁壘極高。全球市場被Intel和AMD兩家美國公司牢牢把持，合計市場份額超過95%。Intel的x86架構和AMD的x86-64架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生態系統：操作系統、應用軟件、硬件外設，全都圍繞這兩家的標準構建。國產CPU想要突圍，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生態問題。

中國在這個領域曾經嘗試過多次，但因為生態不兼容或性能不足，國產CPU在服務器市場的份額幾乎為零。

海光信息的突破口，是找到了一條不同的路：與AMD合作，通過技術授權的方式獲得x86架構的使用權。2016年，海光與AMD簽署技術授權協議，獲得了基於Zen架構的芯片設計技術。這個路線的好處是，可以直接兼容x86生態，不用從零開始培育應用環境；但代價是，技術受制於人，而且授權費用高昂。

即便如此，這條路也不好走。海光要做出能和Intel、AMD競爭的產品，需要的不只是技術，還有資金、市場、時間。

2016年1月，當海光信息啟動第一代產品"海光一號"的設計時，公司賬上的錢已經所剩無幾。如果沒有新的資金注入，項目可能隨時中斷。更大的壓力來自市場：Intel當時剛發佈第六代酷睿處理器，AMD也在準備基於Zen架構的鋭龍系列，技術迭代速度極快。國產CPU如果不能儘快追上，差距會越拉越大。

這就是成都國資2016年1月面對的投資標的：技術壁壘極高、市場前景不明、產品還沒做出來、資金即將耗盡。

按照傳統的投資邏輯，這是一個高風險、低確定性的項目，應該審慎評估、暫緩投資。

但成都國資還是投了。

02

成都國資憑什麼敢投?

風險這麼大，按照正常對國企的理解，應該不會投，那麼為什麼成都國資敢在2016年投資海光信息呢？

這里面有三個核心：

第一，以投資促進招商引資的方法

成都國資一開始就不是純粹的財務投資，而是以投促引，通過投資引入重大項目，帶動產業鏈發展。這個定位，給了它更大的操作空間。

2015年左右，成都開始佈局集成電路產業，尋找國產替代項目。海光信息當時正在做國產CPU，符合成都的產業規劃。市委、市政府認為"這是個大機遇"，拍板投資。

投資之后，海光信息的兩家核心子公司，海光集成、海光微電子，很快就落地成都高新區。2025年上半年，海光集成一家就實現營收47.6億元，佔海光信息全部營收的9成，成為成都乃至四川省集成電路設計產業的龍頭企業。

這就是產業邏輯和財務邏輯的區別。

純財務投資，看的是IRR（內部收益率）、回報倍數；產業投資，看的是鏈主企業能帶來多大的產業集羣效應。前者算的是一筆賬，后者算的是一盤棋。

再看退出策略。成都國資不是死拿着不放，而是分批退出：2018年、2019年兩次轉讓，先把本金收回來，降低風險敞口。

剩下的股份，就是純粹的浮盈，可以拿得更從容。這種操作，既保證了資產安全（保值要求），又獲得了超額回報（增值目標），還帶動了產業發展。

第二，海光信息的強大的股東背景

成都國資敢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海光信息的股東結構本身就具備很強的實力和背書。

2016年1月成都國資投資時，海光信息的股東背景是這樣的：

中科曙光（中科院背景）成為控股股東。中科曙光背后是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這是中國計算機科學研究的國家隊。計算所成立於1956年，是中國第一臺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的誕生地，幾十年積累下來的技術實力和人才儲備，在國內首屈一指。更關鍵的是，計算所有成功孵化科技企業的基因：寒武紀（AI芯片獨角獸，2020年科創板上市）、龍芯中科（國產CPU代表企業）、曙光信息（高性能計算龍頭）都出自計算所體系。這種"技術研發+產業孵化"的雙重能力，意味着海光不只是拿到了技術授權，更是站在了中國計算機科學最深厚的技術土壤上。

2016年2月，海光又與AMD成立合資子公司，獲得x86架構授權，解決了技術瓶頸和生態兼容問題。AMD的Zen架構當時正處於研發后期，這個時間點的合作，讓海光能夠基於較新的架構進行開發，而不是拿到一個即將過時的技術。

再加上天津海泰（天津國資，產業資源）、員工持股平臺（利益綁定機制）等。這樣的股東結構，等於把技術（中科院計算所）、市場（中科曙光的渠道）、資金（多方國資）、生態（AMD授權）全都配齊了，給了成都國資足夠的信心。

第三，決策層想作為、敢作為的勇氣

有了以投促引的定位和海光的股東背景，最終讓這筆投資落地的，還是當時決策層的想作為、敢作為。

2016年初，成都市委、市政府面對海光信息這個項目，內部也有不同聲音。但最終，決策層還是拍板了。背后的邏輯是：

成都要在集成電路產業上有所作為，就必須抓住關鍵機會。海光信息雖然風險高，但如果成功了，帶來的不只是一家企業，而是整個產業鏈！

這種決策勇氣，在當時的環境下並不多見。

2016年正是國企改革深化期，各地都在強調防風險、守底線。投資一個產品都沒做出來的芯片公司，按照很多地方的風控標準，根本過不了審批。但成都的決策者選擇了看長遠、冒風險。

投資之后，決策層的支持也沒有停。海光的兩家子公司落地成都高新區，當地政府協調各種資源：

孵化空間、銀行授信、人才引進、政策優惠，能給的都給了。

2018年海光一號量產后，成都又幫助推動產品進入政府採購和國企市場，解決了早期市場培育的難題。

這種持續的支持，在很多地方是做不到的。原因很簡單：

領導換屆！

前任投的項目，后任不一定認可；前任的規劃，后任不一定延續。但成都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連貫性，從2016年投資到2022年上市，歷經多任領導，對海光的支持沒有斷過。

03

合肥模式：以投促引的另一個成功案例

成都的故事在國內有沒有其他城市成功過的？有的。誰？

合肥！

合肥國資在產業投資領域的打法，和成都如出一轍，甚至更為激進。從京東方到蔚來汽車，從長鑫存儲到晶合集成，合肥用一個個大手筆投資，把自己從一個內陸省會，變成了中國最會投資的城市。

先看最經典的案例：蔚來汽車。

2020年，蔚來汽車陷入資金困境，瀕臨破產。當時很多人不看好新能源汽車，認為這是"燒錢的無底洞"。但合肥國資在這個時候出手了：70億元戰略投資蔚來中國，幫蔚來渡過生死關。

一年后，蔚來股價大漲，合肥國資通過三次回購，回收105億元，淨賺35億。更重要的是，蔚來中國總部落户合肥，帶來超120家汽車供應鏈企業。合肥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從此成型。

這筆投資的邏輯和成都投海光一模一樣：不是爲了短期財務回報，而是爲了引入產業龍頭，帶動整個產業集羣。

再往前看，合肥投京東方的故事更早。

2008年金融危機，合肥30億投資京東方第6代液晶面板生產線。之后持續引入8.5代線、10.5代線，合肥成為"世界顯示之都"，新型顯示產業集羣產值超過千億。康寧玻璃、住友化學、三利譜等上下游企業紛紛落户。30億撬動120億產業鏈。

看看合肥的其他案例，會發現這不是偶然，而是一套成熟的打法。

合肥還投了長鑫存儲（中國大陸唯一量產DRAM企業，估值近千億）、晶合集成（科創板上市，市值近400億）、維信諾OLED（投資超400億）等項目。這些項目都有一個共同特徵：

長期戰略視野 + 階段性退出機制 + 產業協同效應！

合肥的GDP，從2008年的1994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超1.2萬億元，增長了6倍。"芯屏汽合"（芯片、顯示屏、汽車、人工智能）產業集羣功不可沒。這四大產業，都是合肥通過"以投促引"策略一個個引進、培育起來的。

04

成都這次的成功，是眼光還是運氣？

説到這兒，必須誠實地問一個問題：成都國資這筆投資的成功，到底有多少是眼光，多少是運氣？

2016年成都投資海光信息的時候，國產CPU市場還是一片荒地。Intel和AMD佔據全球服務器市場97%以上的份額，國產CPU在政府採購中主要以測試驗證為主，規模很小。那時候雖然國家通過"核高基"專項、大基金等支持國產芯片，但市場環境遠沒有今天這麼好。

轉折點在2018年。

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宣佈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通訊出售元器件，為期7年。這一禁令讓中興幾乎停擺，也讓整個中國科技界意識到：核心技術不能受制於人。

2019年5月，華為被列入實體清單，禁止採購美國技術和芯片。此后，中美科技脱鈎加速，國產替代從"可選項"變成了必選項。

這種政策環境的變化，對海光信息來説是巨大的利好。信創工程（信息技術應用創新）在全國推開，政府採購直接指定使用國產CPU，金融、通信等關鍵行業強制推行國產化替代。原本需要慢慢培育的市場，一下子被政策推到了海光面前。

數據很能説明問題。2018年海光一號量產時，海光的服務器CPU市場份額只有3.75%。到了2020-2022年，海光業績爆發式增長，營收從10億級躍升到50億級。這種增速，在正常的市場環境下幾乎不可能實現。

如果沒有貿易戰，海光信息會怎麼樣？

很可能是另一種增長曲線：基於AMD授權的技術和與x86生態的兼容性，海光會沿着穩健的路徑發展，靠政府項目和特定行業需求慢慢積累市場。或許十年后也能上市，也能給成都帶來不錯的回報，但絕不會是125倍這種爆發式的回報。

貿易戰帶來的緊迫性和大規模政策支持，把海光的增長曲線整整抬高了一個量級。這是2016年成都決策時無法預見的"時代紅利"。

當然，我們也不能説成都的成功只是運氣。

第一，成都看到了國產替代的長期趨勢。雖然2016年時市場環境還不成熟，但成都判斷："中國早晚要有自己的CPU產業"。這種戰略眼光，讓成都在正確的賽道上提前佈局。

第二，成都選對了公司。海光有中科院計算所的技術背景，有AMD的授權，有中科曙光的市場渠道，股東結構紮實。即便沒有貿易戰，海光也有能力做出有競爭力的產品，只是增速會慢一些。如果成都投的是那些空殼公司、騙子項目，再大的政策紅利也救不活。

第三，成都提供了持續的支持。2018年海光一號量產后，成都幫助推動產品進入政府採購和國企市場，解決了早期市場培育的難題。這種投后賦能，放大了政策紅利的效果。

所以，如果要給這筆投資的成功做個分析，大概是這樣：

40%眼光 + 60%運氣！

這個比例，其實很符合產業投資的規律。長期來看，大的產業趨勢往往受宏觀環境、政策變化、技術突破等外部因素驅動。

投資者能做的，是判斷方向、選對標的、持續支持，然后等待時代的浪潮把企業推起來。

產業投資不是賭博，不是押中一個項目就能複製奇蹟。它需要的是對產業趨勢的深刻理解，對投資標的的專業篩選，以及長達十年的持續支持。

至於最終回報是10倍還是100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時代給不給這個機會。

05

武漢、南京、淮安的芯片股權投資失敗案例

成都用8個億，掙了1000個億，看着很成功，那麼是不是所有的城市投資都成功了，有沒有失敗的呢？

其實失敗挺多的，特別是股權投資這類項目。我們拿幾個城市投資芯片失敗的案例説一説：

2015-2017年，芯片產業正在風口上，不少地方政府都砸錢進來，但絕大多數都打了水漂。

先看武漢弘芯

2017年11月成立，號稱投資1280億元，武漢市政府實際投入153億元。項目聲勢浩大，甚至從荷蘭ASML買來了價值近6億元的光刻機。

但到了2020年，項目爛尾，這臺光刻機被抵押套現5.8億元。問題出在哪兒？運營方北京光量藍圖是個空殼公司，拿到政府投資后根本沒有實際運營能力，純粹是騙錢。

再看南京德科碼

2015年12月成立，號稱投資30億美元，南京市政府投了近4億元人民幣。項目負責人李睿為打着海外背景旗號，芯片設計依賴日本東芝團隊，耗費3.5億元養着這個團隊，卻始終推不出有競爭力的產品。最后變成"三欠公司"：欠薪、欠款、欠税。

淮安德淮半導體更慘

2016年1月成立，計劃投資450億元，淮安市政府投了46億元——相當於這個城市兩年的全部財政收入。

但管理層承諾的10億元只到位4100萬元。項目爛尾后，抵押物起拍價僅16.66億元，政府血本無歸。調查發現，項目里有官員權錢交易，甚至高管年夜飯一次就花200多萬。

這些項目都發生在2015-2017年，和成都投海光幾乎同一時間。投資規模都不小，聲勢都很大，但為什麼成都成功了，它們全失敗了？

我們通過以圖形的形式對比一下，差異就清楚了。

這些失敗案例，損失的不只是幾十億、上百億資金，更嚴重的是透支了地方政府的信用和投資能力。

淮安投了兩年財政收入，血本無歸之后，還敢再投嗎？武漢弘芯爛尾之后，武漢再推產業項目，誰還信？

06

其他國企的兩大困境：不敢投、投不好

同樣的機會擺在面前,為什麼成都國資敢投,很多其他國企不敢呢?

先看一組數據:

中央企業董事長平均任期只有3.25年。三年多的時間里,要完成任期考覈、年度考覈,還要對資產保值增值負責。投一個十年才見效的項目?等到項目成功,人早就換了好幾茬。

有人也統計過中國的市長，平均在位3年。

更現實的困境是:

投資成功,功勞是企業的;投資失敗,板子打在個人身上。資產流失、決策失誤、瀆職——這些詞隨便哪一個,都夠喝一壺的。

所以很多國企的投資邏輯變成了:能不投就不投,要投就投確定性高的,最好當年就能見效益。海光信息這種產品都沒出來的項目?光是立項報告就過不了內部審批。

對比成都國資的操作:

2016年投的時候,海光一號CPU還在設計階段,產品能不能做出來都是未知數。這種不確定性,在很多國企的風控體系里,早就被打上了"高風險、不可投"的標籤。

但恰恰是這種不確定性,才帶來了超額回報。市場規律就是這樣:風險和收益永遠成正比。想要10倍、100倍的回報,就得承擔相應的不確定性。只想要確定性,那就只能獲得市場平均回報，甚至更低。

不敢投只是第一個困境。更尷尬的是，即便鼓起勇氣投了，很多時候也投不好。

先看投資決策環節。

很多國企缺乏專業判斷能力，不知道該投什麼、怎麼投。什麼熱投什麼、其他城市投什麼，自己就投什麼，成了很多城市的投資方法。什麼光伏啊、新能源啊、醫藥啊、機器人啊、、、、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投資決策往往不是基於專業判斷，而是看風口、看熱度、看關係。某個行業火了，領導説我們也要佈局；某個企業家關係硬，董事長説這個項目可以投；某個賽道政策支持，上級要求要完成招商引資任務。

至於技術路線對不對、團隊靠不靠譜、估值合不合理，反而成了次要問題。

再看投后管理。

很多國企投完就不管了，既不能給企業提供資源，也不能幫助企業成長，純粹當財務投資者。

但又不像專業VC那樣，有完整的投后服務體系、能幫企業對接市場、引入人才、優化治理。

結果就是：錢給了，價值沒創造出來。

還有一種極端是管得太多。

有些國企習慣性地用管國企的方式管創業公司，黨建、審批、匯報層層加碼，直接把企業的手腳綁住了。

成都的做法恰恰相反：投資之后，提供的是產業資源、政策支持、市場對接，而不是行政管控。海光需要孵化空間，政府協調；需要銀行授信，政府牽線；需要市場，政府幫助推動進入政府採購和國企市場。這種賦能而不管控的投后管理，纔是產業投資的正確方式。

最后是退出環節。

有些國企該退的時候不退，錯過最佳窗口。項目上市了，股價漲到高點，但因為內部流程複雜、決策周期長，等審批下來股價已經跌了一半。

還有些國企不該退的時候亂退，爲了完成年度考覈指標，剛融資就急着退出，放棄了長期收益。

成都的退出策略很清晰：

2018年、2019年兩次轉讓，先把本金收回來，鎖定安全邊際；剩下的股份長期持有，享受IPO后的超額收益。這種分批退出、進可攻退可守的策略，既符合考覈要求，又不錯失長期回報。

歸根結底，投不好的本質是：

用管壟斷業務的方式，管不好股權投資！

不懂賽道，就容易跟風；不懂估值，就容易當接盤俠；不懂投后，就創造不了價值；不懂退出，就守不住收益。

07

為什麼會這樣？體制機制的根本矛盾

歸根結底，投不好的本質是：沒有用股權投資的專業邏輯來做股權投資。要理解這一點：

先知道市場化業務股權投資和傳統國企壟斷業務的根本區別！

很多國企習慣的是什麼業務？壟斷業務或準壟斷業務。電力、通信、石油、菸草、、、這些業務有幾個共同特徵：

現金流穩定可預測，風險可控，投入產出比清晰，競爭壓力小。這種業務特性，培養出了一套管理邏輯：求穩、求確定性、零容忍失敗。

但股權投資呢？完全是另一套遊戲規則。

第一，高度不確定性。投一個早期項目，產品能不能做出來、市場認不認、技術路線對不對，全是未知數。

第二，失敗是常態。VC行業有個一九定律：90%的項目可能失敗或平庸，10%的項目創造絕大部分回報，甚至比這還極端。

第三，收益極度不均衡。成都投海光8億，浮盈1000億，這是125倍回報。這種回報曲線，在壟斷業務里根本不存在。

第四，時間周期長。從投資到退出，5-10年是常態，遠超國企的任期考覈周期。

所以，用管壟斷業務的方式管股權投資，必然會出問題：

要求每筆都掙錢，那就只能投成熟期項目，錯過早期高成長機會；要求當年見效，那就只能投Pre-IPO，回報空間有限；要求零失敗，那就只能不投；要求充分論證，窗口期早就過了。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國企有錢、有資源，但在股權投資領域做不出成績。不是錢的問題，不是人的問題，是用錯了管理邏輯。

這些問題，最終都指向更深層的體制機制問題。具體來説,有三個:

第一個,考覈周期和投資周期的錯配。

年度考覈看的是利潤總額、EVA(經濟增加值),任期考覈也不過三五年。但產業投資呢?海光信息2016年拿錢,2018年纔出第一代產品,2022年才上市。這個時間跨度,和國企的考覈周期完全對不上。

第二個,保值第一、增值第二的導向。

國資委考覈體系里,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率是核心指標，聽起來沒毛病,但實際操作中,保值往往排在增值前面。

廣東2024年才首創取消保值增值作為主要考覈指標,但全國大部分地方,還是把資產安全放在第一位。這種導向下,創新投資的高風險、長周期特性,天然就和考覈要求相沖突。

第三個,問責機制嚴厲但容錯機制缺失。

投資失敗了怎麼辦?是市場風險還是決策失誤?是盡職盡責還是瀆職?這些界限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劃清。

無錫有個案例,試點容虧率制度,種子基金最高容虧50%。但這是極少數。大部分地方,投資失敗就要追責,管理者只能選擇保守策略:不做不錯。

這三重束縛疊加起來,形成了一個悖論:

國企有錢、有資源、有政策支持,但恰恰在最需要長期資本的產業投資領域,投不出去、不敢投、不會投。

08

複製難度：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很難

説到這兒，很多人會問：成都、合肥的模式既然這麼成功，為什麼其他國企不復制？

答案是：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很難。看看下面的條件，哪個是你能夠複製的？

第一個難複製的，是城市的財力

成都投海光8億，看起來不算大。但要知道，這是2016年的8億，而且投的是一個產品都沒出來的早期項目。如果算上后續的持續支持（孵化空間、銀行授信、政策優惠），實際投入遠不止8億。

合肥更激進。投蔚來70億，投京東方30億（后續持續加碼），投長鑫存儲上百億。這種投資規模，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這個財力。

2023年，合肥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是770億元，70億投蔚來相當於一年財政收入的9%。成都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是1800億元，8億投海光佔比不到0.5%。但對很多中小城市來説，拿出幾十億投一個不確定的項目，財政根本承受不了。

更關鍵的是，這種投資不是一次性的。海光從2016年投資到2022年上市，中間六年需要持續支持。蔚來從2020年投資到現在，合肥還在持續投入產業鏈配套。這種長期投入，對財政的持續性要求很高。

現在很多城市，地方債務壓力非常大，根本沒有這麼多錢拿來做投資。

第二個難複製的，是產業基礎

成都為什麼敢投海光？因為成都有電子信息產業基礎。Intel、京東方、富士康都在成都有佈局，產業鏈相對完整。海光的子公司落地成都后，能找到配套企業、招到技術人才、對接下游客户。

合肥為什麼能吸引蔚來？因為合肥已經有了京東方、長鑫存儲、晶合集成，"芯屏汽合"產業集羣初步成型。蔚來來了之后，120家供應鏈企業跟着來，產業協同效應明顯。

但如果一個沒有產業基礎的城市，突然砸錢投一個芯片公司或新能源汽車公司，會怎麼樣？

企業落地后，找不到配套企業，招不到技術人才，對接不了下游客户，最后很可能變成孤島項目，無法形成產業集羣效應。

第三個難複製的，是決策者的個人膽量

成都投海光、合肥投蔚來，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決策者敢賭、敢擔責、有長期主義。

成都產投內部人士説：不管以后會怎麼樣，反正都是爲了產業崛起。以后有點啥子，大家一起背嘛。這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不是每個決策者都有的。

合肥也一樣。2020年投蔚來70億的時候，很多人覺得新能源汽車是"燒錢黑洞"，但合肥還是投了。這種在不確定性中下重注的勇氣，需要決策者既有戰略眼光，又敢承擔政治風險。

但現實是，大部分國企的決策者，首先想的是不出事。任期只有三五年，投資要十年才見效，萬一失敗了怎麼辦？

資產流失、決策失誤、瀆職，這些詞哪一個都是自己職業生涯的終結。在這種激勵機制下，保守是理性選擇，冒險是不理性的。

第四個難複製的，是政策的連貫性

成都投海光，從2016年投資到2022年上市，歷經多任領導，但對海光的支持沒有斷過。這種政策連貫性，在很多地方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

因為領導換屆。前任的項目，后任不一定認可；前任的規劃，后任不一定延續。尤其是那些周期長、見效慢、風險高的項目，很容易在換屆時被叫停。

更現實的問題是：如果項目失敗了，責任怎麼算？是前任的決策失誤，還是后任的管理不善？這種責任界定的模糊性，讓很多后任領導寧願把前任的項目砍掉，也不願接着往里投錢。

成都和合肥能做到政策連貫性，背后是上級政府的持續支持和容錯文化。四川省委、省政府把集成電路產業作為全省戰略，給了成都足夠的操作空間。安徽省委、省政府對合肥的產業投資也高度支持，形成了省市聯動的機制。

但這種上下聯動、政策連貫的環境，不是所有地方都有。

第五個難複製的，是容錯文化

成都、合肥敢投，背后有一個隱性支撐：

容錯文化！

合肥的邏輯很清楚："投十個項目，成功兩三個就夠了。這種容忍失敗的心態，給了投資團隊敢冒險的空間。

成都也類似，以后有點啥子，大家一起背嘛，這種集體擔責的機制，降低了個人風險。

但大部分地方呢？不做不錯是主流文化。投資失敗了，板子打在個人身上；投資成功了，功勞是集體的。在這種激勵機制下，管理者的理性選擇就是不投或少投。

無錫試點容虧率制度，種子基金最高容虧50%，是個好嘗試。廣東2024年取消保值增值作為主要考覈指標，也是個信號。但這些探索還是少數，全國大部分地方，還是把資產安全放在第一位。

沒有容錯機制，就不會有冒險精神；沒有冒險精神，就不會有超額回報。

所以，其他國企能不能複製成都、合肥？答案是：模式可以學，但條件很難複製。

09

其他國企怎麼辦？

説實話，大部分國企複製不了成都、合肥。

前面列的哪些條件，每一個都不是輕易能改變的。

沒有省市一把手的支持，建立不了容錯機制；沒有產業基礎，以投促引只會變成孤島項目；沒有決策者的長期主義，任何改革都是空談。

這些問題的根子，在體制機制。

真正的突破，需要的是考覈體系改革、容錯機制建設、任期制度調整——這些都不是一家國企、一個地方能單獨推動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選擇躺平不是，只要干，其實還是有機會的，只不過機會大小而已嘛。

大的做不了，那我們就在自己的條件範圍內嘗試做小的：

第一，從小額、短周期項目開始試錯。

不要一上來就想投"下一個海光"，先投幾千萬、一兩億，找那些已經有收入、兩三年內能上市的Pre-IPO項目。

雖然回報空間有限，但至少能積累經驗、培養團隊，還能在考覈周期內看到效果。等有了成功案例，再逐步嘗試更早期的項目。

第二，嚴格盡職調查，至少避開武漢弘芯式的坑。

成都能賺125倍，很多國企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做到不被騙。武漢弘芯、南京德科碼、淮安德淮，這些失敗案例的共同特徵都很明顯：

空殼公司、技術路線不清晰、股東背景可疑。

第三，藉助專業機構，彌補能力短板。

既然內部缺乏專業判斷能力，那就找專業的GP（普通合夥人）合作，跟投他們篩選出來的項目。

或者乾脆做LP（有限合夥人），把錢交給專業基金管理，自己不做決策。雖然收益會打折扣，但至少比盲目跟風、看關係投資要好。

第四，聯合投資，分散風險、共擔責任。

單獨投風險太大，那就拉上其他國企一起投。項目成功了，收益大家分；項目失敗了，責任也是大家的。

這種抱團取暖的方式，雖然不如成都、合肥那樣獨享收益，但在問責機制嚴厲的環境下，至少能降低個人風險。

第五，設計好退出節點，先保本再求增值。

學成都的分批退出策略：第一輪融資后退一部分，把本金收回來；剩下的份額長期持有，搏IPO的超額收益。這種操作既符合"保值第一"的考覈要求，又不完全錯失長期回報。

這些方法其實都很現實，它們肯定不會讓你複製成都、合肥的奇蹟，但至少能讓你在現有條件下，做得比不敢投、投不好稍微好一點。

國企做股權投資，最大的障礙不是錢，不是人，是體制機制和認知。

在中國的體制下，長期主義是可以成功的，產業投資是可以做好的。剩下的，就看有多少地方願意承擔風險、有多少決策者敢為產業崛起賭一把了。

來源：事實部分來源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