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所見中華海洋文明

水下考古所見中華海洋文明

演講人：姜波 演講地點：北大學堂在線講座 演講時間：二○二五年三月

　　古代中華文明不但是農耕文明的傑出代表，同時也有「向海而生」「梯航萬國」的傳統。公元1405—1433年的「鄭和七下西洋」，其航海技術和船隊規模，遠超公元1492年發現美洲新大陸的哥倫布船隊。可以毫不誇張地説，「鄭和下西洋」是人類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揭開了「大航海時代」和「地理大發現」的序幕。

　　作為世界公認的水下文化遺產大國，近年來我國水下考古（海洋考古）成果可謂層見疊出、精彩紛呈：滿載貨物的南宋沉船「南海I號」、沉睡在南海西北陸坡1500米海牀上的明代沉船、入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泉州古港……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珍貴遺產，不斷實證曾經輝煌燦爛的中華海洋文明史。

姜波 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海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CHINA）副理事長、中國海交史研究會副會長等。研究方向為水下考古、漢唐考古與世界遺產研究等。

西沙「華光礁一號」沉船瓷器堆積。資料圖片

「深藍寶藏——南海西北陸坡一二號沉船考古成果特展」上的展品。新華社發

南海西北陸坡沉船出水的貼金琺華器。資料圖片

福建泉州后渚古船。資料圖片

　　面向海洋的中華先民

　　海洋與人類的生存息息相關，海平面上升、海岸線變遷、海洋性氣候事件等都曾對人類文明產生過深遠影響。例如浙江井頭山遺址，該遺址地處古杭州灣濱海地帶，距今約8000年，是一處典型的海洋生態遺址，如今在海平面以下八九米處，可見海平面變化對人類文明的深刻影響。此外，在東海海牀上，發現了古代河流遺蹟；在臺灣海峽的海牀上，發現了古動物化石；在廟島羣島海底，還曾打撈出商周時期的陶鬲……這些考古成果，正是海陸變遷、滄海桑田的真實寫照。國際上類似的水下考古成果也屢見不鮮——埃及地中海海底發現的海底城市，有大型的神廟建築，並出水了巨型的雕像和石碑，讓聞名於世的亞歷山大港，在沉睡海底千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水下考古，正在用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描述海洋塑造人類文明的歷史。

　　在與海洋朝夕相處的數千年中，中華民族對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有了深刻的認知，捕魚、採貝、煮海鹽成為濱海族羣賴以生存的重要生計。山東、江蘇地區的東海海岸線上，至今遺留着史前時期以來的一道道貝丘堤，這是古代海岸線變遷和濱海族羣生業共同演繹出來的文化遺產景觀；遼寧喀左南洞溝遺址出土的一組鰩魚銅飾，栩栩如生地展現了渤海海域常見的鰩魚形象；山東沂水紀王崮M1墓葬，出土魚骨數量達到驚人的一萬多件，甚至還包括大型的深海海魚品種，清晰顯示出春秋時期此地先民掌握海魚洄游規律、捕捉深海魚類的行為。考古學家在遠離海岸線的商代殷墟遺址，發現了來自遙遠海域的珍稀海貝，這是古代「寶貝」一詞的考古學註解；「買櫝還珠」「珠還合浦」等生動有趣的成語，形象地說明了我國採珠業歷史之悠久，而近年來廣西合浦漢墓的考古發現正印證了這一史實。河北、山東、福建、海南等地的濱海地區，先民們「煮海為鹽」，留下了蔚為壯觀的「千畝鹽田」等遺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雄才大略、開疆拓土的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曾東巡海上，在遼寧、河北和山東一帶的濱海之地留下了姜女石、琅琊台、碣石宮等宮殿建築遺蹟，這是古代中國中央王朝經略海洋、開拓海疆的考古實證。

　　探索海洋，是人類一貫的追求。人類早期最主要的航海方式是貼岸航行和跨島鏈航行。前者不言自明，即沿海岸線航行，這對人類早期的遷徙和擴散，起到了重要作用。后者則是沿島鏈航行，這種航海活動，對人類文明板塊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源自中國臺灣海峽兩岸的南島語族，在歷史上沿中國東南沿海和中南半島海岸線南下，以跨島鏈航行的方式，一直向南、向西擴散，最遠抵達南太平洋島國和非洲東海岸的馬達加斯加。2010年曾有南太平洋島國的土著人，全憑傳統的帆船和古老的導航技術，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福建地區，堪稱人類航海記憶的一次生動實踐。

　　真正形成遠洋貿易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則是人類利用季風與洋流開展的遠洋航海活動。在古代，無論是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還是地中海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很早就不約而同發現了季風的規律。以中國東南沿海與東南亞地區為例，每年冬季，盛行東北季風，風從中國東南沿海吹向東南亞；每年夏季，盛行西南季風，風從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馬來亞半島一帶刮向中國東南沿海。這種至信如時的季風，被古代中國航海家稱為「信風」。居住在季風吹拂下土地上的人們，天才地利用季風規律，開展往返於中國東南沿海與東南亞地區之間的海洋貿易，冬去夏回，年復一年。

　　洋流也是影響海上航行的重要因素。例如太平洋西岸的西太平洋暖流，中國古代稱其為「黑潮」，是流速強勁的洋流，對古代福建、臺灣海域航行產生了重要影響，加之這一帶暗礁密佈，使得航程十分兇險，這一海域也就成為古代沉船密集的區域，近年來發掘的福建聖盃嶼元代沉船，即屬其例。利用洋流規律實現遠洋航線的最成功案例當屬橫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貿易」（公元1565—1815年），西班牙人發現了北太平洋洋流規律（即北赤道暖流—黑潮—北太平洋暖流—加利福尼亞寒流的洋流圈），實現了菲律賓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之間的跨太平洋航行。水下考古發現的菲律賓「聖迭戈號沉船」，正是「大帆船貿易」的考古實證。

　　沉船考古實證航海傳統

　　宋元時期，我國海洋貿易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考古發現的福建泉州后渚古船、廣東川島海域的「南海I號」沉船、西沙「華光礁一號」沉船和韓國新安沉船，其沉船地點分別位於海船母港——泉州、「放洋之地」——廣東川島海域和東南亞、東北亞的遠洋航線上，相當於標明瞭中國古代航海的具體線路，古代先民乘坐海船漂洋出海的歷史畫卷徐徐向后世的我們展開。

　　1974年發掘的泉州灣后渚古船，是中國首次進行考古發掘和科學研究的古代沉船。這是一艘從東南亞海域歸航母港的遠洋商船，發現於泉州灣后渚古港，復原長34米、寬11米，排水量近400噸、載重200噸，是一艘方艄、高尾、尖底、水密隔艙設計的福船。考古學家在泉州古船上發現了香料、藥物和胡椒等來自南洋地區的舶來品，並採集到了南洋的海洋貝殼遺骸，確證此船應為一艘從東南亞返航的泉州商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船上貨物標籤的「南家」字樣意即「南外宗正司」（南宋朝廷安置在泉州的皇室宗親機構），這正是南宋皇室參與當時海洋貿易的證據；此外，貨物標籤中還出現了阿拉伯商人的名字「啞哩」（即「阿里」），可見當時船上還有穆斯林商人的貨物……這些重要的考古材料，連同船上發現的香料、胡椒、瓷器、銅錢等，為我們提供了研究中國古代海洋貿易的珍貴實物資料。

　　1987年發現的「南海I號」，是迄今為止有關海上絲綢之路最為重要的考古成果。該沉船於2007年實施了沉箱整體打撈，並移入人稱「水晶宮」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沉船殘長22米（尾部稍殘），寬約10米，共分為15個船艙，也是一艘從泉州港出發的宋代遠洋貿易船。該船所載貨物品類豐富，以瓷器、鐵器為大宗，此外還有漆木器、金銀器、金葉子、金幣、銀錠、銅錢及大量的個人物品，如金腰帶、戒指、手鐲、臂釧、項鍊等，以及人骨殘骸、動植物殘骸、礦石標本等。引人注目的是船體左舷外發現的一個小木盒，這是一個穆斯林商人的「珠寶箱」，里面盛放了70余件金器。「南海I號」沉船考古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它的船體保存完好，是迄今為止保存最好的宋元時期遠洋貿易海船；它幾乎原封不動地保存了滿艙的船貨，出水文物超過18萬件，是研究海洋貿易無與倫比的考古實例；出水文物中不僅有中國貨物，也有東南亞、印度乃至中東地區風格的物品，展示了古典航海時代跨區域遠洋貿易的全景。可以説，「南海I號」的考古發現，使后世的我們得以領略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盛況。

　　在東北亞航海史上，中、日以及朝鮮半島有歷史悠久且關係密切的海上交流，留下了徐福入海求仙、鑑真東渡扶桑、圓仁入唐求法等諸多佳話。水下考古成果非常生動地展示了東北亞地區的海上交流活動，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韓國羣山列島海域發現的新安沉船。1975年，韓國漁民在新安外方海域發現一艘沉船，此后經過連續多年的水下考古發掘，考古隊員從沉船里發掘出了兩萬多件青瓷和白瓷，2000多件金屬製品、石製品和紫檀木，以及800萬枚中國銅錢，新安沉船上出水的「慶元」（寧波）銘銅權表明其始發港應為慶元港，即今天的浙江寧波；而沉船中出水的一枚「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木簡，為考古工作者推斷新安沉船的具體年代提供了依據。目前學術界普遍的看法是，新安船是一艘於公元1323年或稍后從中國的慶元港（寧波)啟航、駛向日本博多港地區的海洋貿易商船，這一水下考古發現可謂東北亞海洋貿易的考古實證。

　　1998年，德國打撈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一塊黑色大礁岩附近發現了一艘唐代沉船，即水下考古領域著名的「黑石號」。因為出水的長沙窯瓷碗上帶有唐代「寶曆二年」（公元826年）字樣，故沉船的年代被確認爲9世紀上半葉。「黑石號」是一艘阿拉伯式的單桅縫合帆船，製作船體時不使用鐵釘而用棕櫚繩縫合船板。「黑石號」出水文物十分精彩，其中的一件八稜胡人伎樂金盃，高10釐米，比著名的何家村窖藏出土品體量還要大。「黑石號」打撈陶瓷器品多達67000多件，其中長沙窯瓷約56500件，器型以碗為主，其次為執壺。這是當時長沙窯大規模生產外銷瓷的生動寫照。「黑石號」出水的3件完好無損的唐代青花瓷盤尤為引人注目，它們應該是在當時洛陽地區的鞏縣窯燒製，經隋唐大運河運抵揚州港，再從揚州轉運廣州出海，最終抵達印尼海域。長沙窯和鞏縣窯處在唐朝腹地，其產品竟能遠至東南亞地區，足證唐代已經出現海陸聯運、訂單式生產的海洋貿易模式。

　　2023年發現的「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堪稱世界級的深海考古發現。相距不遠的兩條中國海船，五百年來一直靜靜地躺在深海海牀上，幾乎原封不動地保存了其滿載船貨的真實狀態；其中一條是明代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年）滿載瓷器出航的商船，另一條則是明代弘治年間（公元1488—1505年）滿載名貴木材從東南亞歸航的商船；二者殊途同歸、共罹海難，正是古代海洋貿易「沉舟側畔千帆過」的真實寫照。沉船深度達1500米，這是使用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載人深潛器「深海勇士號」所取得的深海考古成果。同時，兩條沉船出土文物豐富而精彩，總數遠超10萬件，特別是貼金琺華器一類國寶級文物的出水，震驚了國內外陶瓷考古界。南海西北陸坡沉船考古成果，為后世生動展示了「大航海時代」和「地理大發現」以前南海地區古典航海和風帆貿易的歷史瞬間，彌足珍貴。

　　海港遺址與風帆貿易時代

　　人類航海史上，由不同族羣主導的海上貿易活動形成了各自的貿易線路與網絡，往往以通江達海、水陸兼備的著名港口為支撐點，猶如用遠洋航線串起來的一顆顆明珠。古代中國人的海上貿易線路，以鄭和航海時代為例，其主要的海上航線為：南京—泉州—越南占城—印尼巨港—斯里蘭卡「錫蘭山」（加勒港）—印度古里（卡利卡特）—波斯灣忽魯謨斯（霍爾木茲）。這條航線將歷史上的環南海貿易圈、印度—斯里蘭卡貿易圈和波斯—阿拉伯貿易圈連貫成一條國際性的古代海上貿易網絡，進而延展至東非和地中海世界。

　　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形成了諸如廣州、泉州、馬六甲、古里等著名國際海洋貿易集散港口，而其中尤以入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泉州古港最為引人關注。在全球視野下，泉州古港是一處「對全人類具有突出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航海遺產，她承載了東方古典航海的歷史記憶。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朝廷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泉州港影響后世極為深遠的航海大業由此展開，泉州港經歷蓬勃發展，最終成為世界海港城市的傑出代表，其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堪比尼羅河口的亞歷山大、亞得里亞海的威尼斯和波斯灣口的忽魯謨斯等歷史著名港口。從泉州港絡繹不絕出海的商船，航程遠及暹羅灣、爪哇海、馬六甲海峽乃至印度洋、波斯灣海域，在如今的我們看來似乎遙不可及的遠洋絕域，留下了美麗的中國帆影。

　　以「海港模式」而論，泉州古港可謂古典航海時代的經典代表。其港口選址於河海交匯之處，既得交通之便利又可避颱風之侵擾；城市沿河而建，碼頭、街鋪、市場、倉儲依次分佈；衙門、官舍、民居、番坊相間錯落。不僅如此，泉州城還依託晉江水系和發達的陸路交通體系，形成了支撐港口貿易發展的經濟生態系統：瓷窯、茶園沿河而建，冶鐵、紡織密集發展；城內有能工巧匠開設的手工業作坊，城外則成為胡商雲集、番坊密佈的市場貿易區。這座被刺桐樹掩映的美麗海港，在其發達的航海史上曾接納了來自東南亞、波斯、阿拉伯、印度、錫蘭乃至地中海世界的眾多使臣、商販與香客。媽祖信仰的「天后宮」、佛教的開元寺、伊斯蘭教的清淨寺、印度教的「番佛寺」，還有源出波斯地區的摩尼寺、發端於敍利亞的景教寺以及來自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堂，都曾聳立在這座航海界著名的刺桐城的天際之下。不同膚色、信仰和語言的族羣，在泉州城內和諧共處，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富有文化多樣性的城市遺產景觀。通過考古，今天的我們仍舊可以領略到這座當年世界海上貿易重要港口的動人風采。

　　文物勾勒出的古代海洋貿易盛況

　　從海洋考古實證來看，海上絲綢之路已經使古代世界形成國際性的貿易網絡。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板塊，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鐵器、銅錢等；東南亞板塊有名貴木材、香料等；印度—斯里蘭卡板塊有寶石、棉布等；波斯—阿拉伯板塊有香料、寶石、玻璃器、伊斯蘭陶器等；地中海板塊有金銀器、玻璃等；東非板塊則有象牙、犀牛角等。大航海時代以后，美洲的白銀、歐洲的羊毛製品等也成為重要的海上貿易貨物。

　　爲了探討古代中國輸出的海洋貿易品，我們這里以中國龍泉窯的一種產品——龍泉窯荷葉蓋罐為例，幫助大家理解日本學者三上次男所提出的「陶瓷之路」。在龍泉窯大窯楓洞窯址上發現了荷葉蓋罐的殘件，確證這種產品的主要燒造地點就在浙江龍泉窯；而在寧波港「下番灘」碼頭和温州朔門港均發現了荷葉蓋罐，結合文獻記載，可以證明寧波港、温州港是此類瓷器集散和裝運出海的港口所在；之前提到的韓國新安沉船，它是元「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寧波港始發的一條商船，船上發現的荷葉蓋罐可以看作是此類陶瓷產品裝運出海的考古實證；再通過翻檢海上絲綢之路各沿線港口遺址考古材料，可以看到荷葉蓋罐在東南亞、日本、波斯灣、東非、土耳其等地均有發現。「窺一斑而知全豹」，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外銷瓷從窯址到港口再到海外終端市場的貿易網絡。

　　再比如古代從海外輸入中國的寶石，源自印度、斯里蘭卡等地，卻在中國明代墓葬中大量發現，尤以北京發掘的明定陵（萬曆皇帝朱翊鈞與孝端、孝靖皇后合葬墓，下葬年代為公元1620年）和湖北鍾祥發掘的明梁莊王墓（梁莊王朱瞻垍與夫人魏氏的合葬墓，下葬年代為公元1451年）為著。明墓中發現的寶石，品種主要有紅寶石、藍寶石、貓眼石、祖母綠等（世界五大品類的寶石中唯有鑽石尚未發現，但文獻記載當時存在海外採購）。鄭和航海文獻則詳細記述了鄭和船隊在海外採購寶石的史實，如鞏珍《西洋番國志》所載：「（忽魯謨斯）其處諸番寶物皆有。如紅鴉鶻（紅寶石）、剌石（玫瑰色寶石）、祖把碧（綠寶石）、祖母綠（綠寶石）、貓睛、金剛鑽、大顆珍珠……」特別是書中記述的寶石名字，是按波斯語中的相應稱呼來記載的。與梁莊王墓寶石一同出土的，還有鄭和下西洋帶回的「西洋金錠」，這些考古發現，進一步佐證了這些寶石應該是從印度、斯里蘭卡等原產地或滿剌加、忽魯謨斯等交易市場購入的。

　　以上簡要列舉了一些海洋考古成果，這些成果從不同側面展示了中華民族悠久的航海傳統，也是中華海洋文明史的考古實證，更是中華民族自信、開放、包容之精神面貌的寫照。

　　《光明日報》（2025年10月04日 06版）

[ 責編：王宏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