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不必學江蘇經濟模式，也難以複製｜微觀視界

謝泓／文

2024年，廣東GDP達14.16萬億元，江蘇為13.7萬億元，中國經濟第一省與第二省的GDP差距縮小至4626億元。而且，江蘇5.8%的實際增速顯著高於廣東的3.5%，連續5年以明顯的經濟增速在GDP總量上緊追廣東。

2025年上半年，江蘇省GDP為66967.8億元，廣東為68725.4億元，兩省經濟總量差距進一步縮小至1757.6億元，創近6年同期最小差值。在此背景下，「蘇大強能否超粵老大」的輿論再度升溫。

2019年至今，江蘇基建增速呈明顯上行趨勢，廣東基建投入則呈現下降態勢。2021年以前，廣東基建增速一直高於江蘇，轉折點出現在2022年，此后廣東基建增速開始落后於江蘇。兩者差距在2024年明顯擴大，江蘇當年基建增速為13.3%，廣東僅為0.2%。在中國經濟總體下行的背景下，江蘇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以逆周期調節的方式持續拉動經濟增長。

筆者近期在廣東參加一期關於推動縣域國企債券融資的調研活動時發現，地方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基金的來源包括財政資金、國企融資與銀行貸款。比較分析顯示，廣東與江蘇在資金獲取渠道上，政府專項債差距不大，主要差距體現在縣域政府的融資方面。截至2024年末，江蘇、廣東兩省縣域地方國企融資的企業數量與融資額分別為481家與8.54萬億元、49家與1.54萬億元。

江蘇省縣域國企通過市場化手段融資，規模巨大；而廣東縣域建設資金主要依靠政府專項債券融資。並且，江蘇地方國企融資還有加速趨勢，基礎設施投入持續增加。2024年，江蘇省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增速為98.7%，廣東僅為3.9%。廣東財政專項債投入力有未逮，已引發對未來經濟持續發展的擔憂。

筆者同樣心懷擔憂，不過並非擔憂廣東經濟落后於江蘇，而是擔憂廣東因擔憂被江蘇超越，而簡單模仿江蘇的發展模式。

在當前全球化深度調整與國內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探討廣東與江蘇不同的發展模式，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不同發展路徑的一次梳理，有助於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徵程展開新探索。

江蘇模式：大政府、大園區與大債務的運作邏輯

廣東與江蘇的發展模式差異，本質上反映了兩種不同的經濟治理理念與路徑選擇。江蘇模式的核心在於「政府主導、園區驅動、債務支撐」；廣東模式的精髓則在於「市場主導、民企驅動、全球佈局」。

首先，江蘇模式有其獨特的財政體制安排。江蘇是全國唯一一個13個地級市全部實行二級財政的省份，縣級政府可直接對中央分税。這一制度安排賦予了縣級政府極大的財政自主權和資源調動能力。相比之下，廣東僅有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城市實行二級財政，其余縣（區）需與省、市兩級分成。

在江蘇的財政體制下，土地、資產、特許經營權等優質資源可以一次性注入縣城投公司，土地、園區、水庫、碼頭、海域、廣告位、特許經營權等一次性劃入縣級城投，使資產規模迅速做大。加上省管縣體制的實施，造就了「縣城投即省級平臺」的特殊格局，極大增強了縣級政府的融資能力和投資能力，為江蘇的園區建設、基礎設施投資和產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保障。

其次，江蘇模式有其獨特的融資機制。在江蘇，江南、常熟、張家港等農商行由縣國資控股，財政存款與銀行授信高度綁定，形成了對縣城投「授信無上限」的特殊金融支持機制。這使得江蘇的縣城投能夠以低於3%的成本獲取資金，形成「債—貸—債」的良性閉環，為園區建設和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持續不斷的資金支持。據統計，江蘇的縣城投公司負債率普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與廣東的財政高負債模式形成鮮明對比。

再次，江蘇模式有其獨特的干部激勵機制。在江蘇，重大項目投資額佔干部考覈權重高達35%，這一制度安排使各級干部高度重視招商引資和項目建設。更為關鍵的是，2018年前江蘇對隱性債務實行「一次性鎖定+終身免責」政策，大大降低了干部「借錢搞基建」的政治風險。這種「項目出官+債務免責」的人才激勵機制，使江蘇的干部隊伍能夠大膽決策、積極作為，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最后，江蘇模式有其獨特的產業發展模式。江蘇實行「鏈長制」，由省領導親自擔任各產業鏈「鏈長」，按照「缺什麼引什麼」的原則，一條產業鏈從上游到下游一抓到底。這種產業發展模式使江蘇能夠在短時間內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羣，提高產業競爭力和集聚效應。以LED、新能源、生物醫藥等產業為例，江蘇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生態系統。

江蘇模式如同一個精密鍾錶，發條是政府信用，齒輪是土地財政，動力是中央貨幣寬松，其核心在於通過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和投資拉動，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產業的轉型升級。

當然，這一模式也存在侷限性，如對政府信用的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不可持續性以及債務風險的累積等。不過，江蘇債務「看着高、實則穩」，短期爆雷概率極低；但低風險不等於無風險，一旦宏觀利率反轉或中央收緊貨幣，高槓杆就會帶來風險。此外，企業選址並非僅取決於基建條件，民營大企業更需要自由開放的市場來自我配置資源。

江蘇作業廣東抄不來

對廣東而言，江蘇模式雖成效顯著，但由於兩省在財政體制、文化基因與風險承受力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差異，廣東必須堅持走符合自身特點的發展道路。

一是財政分成差異。廣東與江蘇在財政體制上存在根本性差異，這是廣東無法複製江蘇模式的首要剛性約束。廣東不僅沒有江蘇的二級財政體制，縣級政府財政自主權遠低於江蘇，資源調動能力也相對有限。而且，廣東省的納税大户深圳市財政直接對接中央財政，不由廣東省掌控。廣東作為經濟大省，同時承擔着支持自身粵東西北欠發達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以及對西藏、新疆等扶貧工作的中央任務。

此外，廣東的財政收入結構與江蘇也存在差異。廣東的税收來源更加多元化，涵蓋製造業、服務業、對外貿易等多個領域，江蘇更加依賴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税收貢獻。這種結構性差異也使廣東難以簡單複製江蘇的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

二是商業文化傳統差異。江蘇的「政府公司化」模式有其歷史合法性基礎，源於漕運、鹽政、官商等傳統制度安排；廣東的「市場內生化」模式源遠流長，植根於十三行、僑鄉、家族企業等商業傳統。這種商業文化的差異，使廣東的市場主體對政府干預的接受度和適應性與江蘇存在明顯不同。

在廣東，市場主體更習慣於自主決策和市場競爭，對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和產業政策可能存在抵觸情緒。江蘇對「大政府」有天然依賴，有事找政府，「父母官」觀念根深蒂固。廣東民間始終對「政府有為」與「大政府」保持警惕，認為「政府應少管」，遇事更傾向於找「會館」（協會）、找朋友，相信市場。如果廣東強化政府主導的發展邏輯，不僅會遭遇民間對「政府主導」的合法性質疑，還可能削弱市場信心，影響經濟活力。

三是風險承受能力差異。20世紀90年代，廣東國投等財務違約與破產事件使廣東被中央列為「隱性債務重點監控區」，無法再享受江蘇曾經享受的「老債免責」政策。在當前的政策環境下，廣東若複製高負債與高投資路徑，極易觸碰風險檔位，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

與江蘇相比，廣東的債務結構更加複雜，風險承受能力也相對有限。廣東的地方政府債務、普通企業債務和家庭債務水平均高於江蘇，這使得廣東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擴大投資時面臨更大的風險約束。

此外，廣東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其經濟發展更加依賴於外部市場和國際環境。在當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廣東面臨的外部風險遠高於江蘇。這使得廣東在實施產業政策和投資策略時需要更加謹慎，不能簡單複製江蘇的高槓杆模式。

廣東的優勢在於市場化程度高、開放型經濟發達、創新活力強、對外資源豐富等。廣東應立足這些優勢，構建以市場為導向、以創新為動力、以開放為引領的發展模式，走出一條與江蘇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廣東應大力建設消費大市場

廣東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其龐大的本土市場和完善的產業生態系統。

廣東是全國人口第一大省，擁有1.27億實時人口。2024年，廣東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4.79萬億元，龐大的消費市場為廣東產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在廣東，「有市場就有產業」已成為一種發展常態，跨境電商出口佔全國43%，本土消費直接對接全球需求。這種市場規模優勢是江蘇等省份難以比擬的。

廣東擁有幾乎全部工業門類體系，是國內製造業產業鏈條最為完整的省份，是名副其實的製造業中心。廣東產業集羣優勢明顯，擁有近400個地方產業集羣，其中電子信息、裝備製造、汽車、家俱、家電、生物醫藥等產業集羣不僅規模龐大，而且產業鏈完整，配套能力強。

相對於江蘇省更偏向基礎工業的產業結構，廣東省的產業以電子輕工業為主，偏向消費市場。在全球產業結構重組的背景下，廣東省的產業更容易通過消費市場的打造，實現從廣東製造到廣東品牌的躍升。

一般而言，一個產品從生產到銷售需要經歷設計、製造、物流、銷售渠道、品牌、售后等環節，生產環節所產生的增加值佔比不足30%，而市場銷售環節可以佔到70%以上。消費對國家GDP貢獻高，增加值主要在消費環節上。如果廣東要在GDP增速上繼續走在全國前列，建設廣東消費大市場是當前經濟環境下的不二選擇。

2010年前后，歐美市場掀起新消費運動，其中一個重要理念就是高科技賦能新消費，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新消費品牌。這場新消費運動本質上是技術革命、社會思潮與產業瓶頸共同作用的結果，主要是市場飽和倒逼下的產業突圍，將技術積累所溢出的效應與產業轉型的需求結合，把製造業的技術紅利轉化為市場紅利。其核心驅動力並非單一市場轉移，而是新技術應用、經濟轉型與文化核心三重變革共振的結果。

技術層面，互聯網興起、硬件微型化與新材料創新門檻降低；經濟層面，傳統工業品需要找到新的市場機會；文化層面，后現代化價值崛起，環保、共享、倫理成為消費決策要素。新消費市場的興起通常在一個國家或地區服務消費佔比突破60%，科技消費轉化率加速，技術成本被大量攤薄，社會物質需求日趨飽和，基本生活品支出佔比小於20%的情況下發生。

2023年，廣東人均GDP接近2萬美元，粵港澳大灣區人均GDP達2.35萬美元，雖然不及2010年前后的歐美人均GDP，但就購買力而言，實際大大超過當時歐美國家的購買力。廣東省人口規模相當於一箇中上規模的國家，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連續多年全國第一，並進入消費結構快速升級窗口，對高科技製造、服務、康養、文旅形成持續拉力。

廣東民營經濟發展迅猛，老闆密度全國最高、市場基因最強。2025年上半年登記在冊經營主體突破2000萬戶，每6.4個廣東人就有1個老闆，民營經濟對GDP貢獻超60%。2024年末廣東住户存款余額11.3萬億元，全國第一，比江蘇多出2.4萬億元，資產沉澱在民間。廣東全國居民儲蓄率達43.4%，顯著高於全國平均，人均財產淨收入6500元，高於江蘇。廣東私人汽車保有量2700萬輛，每千人擁有201輛，遠高於江蘇。滬深兩個交易所個人投資者開户數廣東長期第一，達5200萬戶，佔全國的18%，是江蘇的1.68倍。A股現金分紅廣東居民個人股東拿走約420億元/年，是江蘇的1.75倍。

廣東居民財產淨收入更高，資產掌握在老百姓手里，實現了「藏富於民」。廣東資產更民間、更下沉、更市場化，沒有被國企、政府平臺「截留」，也未受土地制度限制無法變現，最終體現為廣東居民賬面上的財產收入優勢。

廣東具有全國最齊全的「電子+家電+服裝+家俱+食品」輕工矩陣，優勢在產業中下游；江蘇的產業優勢在中上游，如化纖、工程機械、船舶、光伏電池等。從產業結構上比較，廣東比江蘇更合適發展新消費市場。

廣東當下的產業背景跟歐美新消費運動之時的經濟、技術、文化有耦合之處。經濟上，廣東需要在市場飽和下實現產業突圍，將製造業技術紅利套現。產業結構上，廣東的第三產業佔比達到57.5%，粵港澳大灣區超過60%，后工業化社會已經來臨，科技化與個性化消費激增。

人均GDP2萬美元僅是現代化的開始，如果能將收入轉化為消費，廣東經濟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廣東製造將獲得新的增長空間，經濟可持續發展纔有望實現，廣東才能從「世界工廠」轉身為「全球大市場」。

廣東應當深度佈局企業國際化

在加大力度建設大消費市場的同時，廣東還需高度重視企業製造業出海。

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后，GDP長期沒有增長，本土消費與投資疲軟，產業面臨日元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生產地必須靠近消費地」成為日本企業的生存邏輯。日本政府開始從「貿易立國」升級為「投資立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2023年，日本的對外投資（ODI）存量佔GDP近50%，連續33年全球第一。

安倍政府時期，日本採取了寬松的貨幣與靈活的財政政策推動經濟的結構化改革，簡稱「安倍三支箭」。期間，日本對友好國家大量輸出低息的日元貸款，主要支持在相關國家的日資企業，並惠及購買日本產品的所在國國民，比如購買日本汽車首期5%，而同時間購買其它國家汽車的首期還是20%。日本的對外日元借款，不但促進了與投資所在國的關係，又通過低利率促進了日本製造業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同時，通過工業資本對衝了美國的金融資本。

日本國際化有一系列的頂層設計：一是產業鏈上下游集體外遷，但核心零部件仍由日企內部交易。如汽車廠在泰國、印尼、菲律賓形成「發動機—變速箱—整車」內部鏈，當地採購率僅40%。二是母工廠制度，如在日本保留1條最小可行產線，海外技術人員必須赴日研修，確保全球工廠同一水準，使日本所有行業基礎技術仍100%留存本土。三是政府與商社護航，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在國外56個國家設立74個辦事處，伊藤忠、三井等商社提供「融資+物流+外交」一站式包乾，企業只需專注產品。四是資本與規則雙輸出，低息日元貸款與出口信貸組合，J-REITs（日本版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與母基金迴流，形成「資金出海—資產迴流」閉環，並通過積極參與CPTPP、日歐EPA，把日本工業標準（JIS）寫入國際協定，實現規則出海。

目前，日本企業海外收入已相當於本土GDP的1.8倍，真正實現「再造一個日本」，並完成「本土—海外—規則」三階段躍遷，海外淨資產約3.1萬億美元。

截至2024年，廣東企業對外投資存量僅為2100億美元，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廣東製造業出海以民企自發為主，缺乏頂層的設計與規劃，缺乏政府系統性政策支持，更缺乏來自行業商協會與商務平臺的服務。

廣東應當借鑑日本海外發展模式，通過粵港澳合作的機制，由香港金管局牽頭，組建人民幣銀團，利率比當地基準利率低50-100BP，專門投向中國海外製造業產業園、港口、物流園，支持中國海外發展的企業。同時，應當建立灣區製造標準，並推動灣區標準與國際標準互認，直接提交國際各種合作組織。

廣東還應當組建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為主的「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裁決結果在150國承認。用港澳被國際認可的普通法與自由港規則，反向嵌入全球供應鏈。

廣東是國家最具海洋文明文化的省份之一，廣東企業的國際化不僅僅是經濟的國際化，還需要在制度上為國家探索提供一套「跨境治理模板」，將港澳普通法+自由港規則「內地化嵌入」，幫助國家掌握國際規則話語權，並通過國際化循環，發展壯大灣區經濟，培育出一個「海外廣東」。如此，廣東經濟的活力將是現在的一倍以上。

廣東需要繼續成為改革開放大省

與其學江蘇跟中央要政策，廣東跟中央要的更多是探索權，就如改革開放初期，廣東跟中央要開放權、辦特區，為中國改革開放探路。

一是探索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是廣東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而立法權下放則是制度型開放的首要內容。廣東應該積極爭取大灣區特別立法權，對審批制度、機構改革、跨境金融等領域有立法權，使廣東成為國家制度型開放的「共同立法者」，而非被動執行者。特別立法權將賦予廣東更大的改革自主權和制度創新空間，能夠更好地適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需要。

二是探索建立更加開放的跨境金融市場，允許更多的境外金融機構在廣東設立機構，開展業務。通過香港創新跨境金融產品和服務，如跨境人民幣貸款、跨境保險等，建立更加便捷的跨境資金流動機制，全方位支持廣東製造業的國際化發展。

三是探索建立更加開放的專業服務市場，允許更多的境外專業服務機構在廣東設立機構，開展業務，推動專業資格互認。推動數據的國際化合理流動，有利於中國數字企業走出去，並獲得新的話語權。

四是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司法權共享。廣東應該推動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商事法院，受理三地民商事案件，當事人可以選擇任一法系，判決在港澳直接承認，打造「中國普通法」試驗田。這種機制有利於將廣東乃至於中國經濟融入國際化，並獲得新的國際話語權。如適用國際商事慣例、國際條約等，反向塑造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格局，為粵港澳三地的經貿合作提供更加穩定和可預期的國際法律環境。

五是探索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特別是技術標準、社會事務管理、審批制度管理，如醫療醫藥管理體制、汽車改裝、高端遊艇、低空及海上新技術應用等等，打造粵港澳新產業的政策高地。聯合香港與澳門，向中央申請「粵港澳大灣區大消費試點」特別政策，包括審批、消費税改革等等，調動地方建設統一大市場的積極性。中央通過讓渡部分消費税，換取地方主動培育消費市場。總體財政不減收，反而因增量做大而增收。

廣東已經進入改革開放深水區，產業也進入發展鏈條頂部的準備階段，廣東新的改革開放需要更多的頂層設計，需要建立新型的發展智庫。廣東必須將智庫從「寫報告」升級為「共同立法者」，用「灣區智庫+中央授權+港澳國際接口」形成新的設計體系，讓懂產業、懂制度、懂國際規則的人坐到決策前排。

相對於江蘇的政府規劃經濟，廣東民營經濟活力是「長」出來的，更是「放」出來的。有能力、能夠自我配置資源的企業更願意到廣東發展，廣東的經營環境與配套環境更適合企業家創新創業精神的發揮。比如希音的供應鏈總部就從南京遷至廣州，看中的是「72小時全球空運+跨境電商綜試區+離岸貿易結算」組合，完成全球收款、境內結算、境外發貨閉環。

廣東發展不能僅靠投資拉動，輕資產反而是優勢，需要的是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做好市場機制，成為全國市場最大、資本最活、配套最全、開放最深、對話最暢的經濟區域，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探路。這纔是改革開放經濟第一大省應有的魄力與魅力。

敢闖、敢冒、敢試、敢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奮發有爲的創業精神，是廣東敍事規模最大、最有激情的故事，也是廣東乃至中國經濟決定性的變量，其余的資金、資源、技術、戰略，都只是附着在這個核心邏輯上的加速器。筆者認為，經濟發展中企業家的羣體出現，並非來自規劃，而是一種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