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英」恩仇：英特爾和英偉達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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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偉

北京時間9月19日凌晨，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與英特爾首席執行官陳立武共同召開了一場線上發佈會。會上，黃仁勛宣佈了一個爆炸性的消息：英偉達將向老對手英特爾注資50億美元，並與其攜手開發革命性的「Intel　x86　with　RTX」芯片。

雖然黃仁勛本人只是輕描淡寫地用一句「英偉達很高興成為英特爾的股東」來概括這一事件，但只要是對芯片行業有所關注的人都知道，這次芯片界兩大巨擘在歷經三十年恩怨情仇后的驚人握手，絕不會只是一場簡簡單單的交易。它不僅會震動華爾街的股市曲線，更會在全球科技圈掀起巨大的波瀾。

英特爾和英偉達，一個在PC時代鑄就了龐大的帝國，將「Intel　In-side」的印記深深植入億萬用户的內心；另一個則在像素與幀數的洪流中崛起，用精湛的圖形處理技術點亮了虛擬世界。爲了爭奪芯片市場的主導權，它們曾互為敵手二十余年。如今它們放下恩怨，很可能會帶來整個芯片行業的一場重大洗牌。在這個節點上，重新回望雙「英」之間多年的博弈，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看懂芯片行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一、起初的歲月靜好

1992年底，加州聖何塞市丹尼餐廳的服務生發現，有三位年輕工程師三天兩頭來店里。他們點幾杯無限續杯的咖啡和便宜小菜，聊上三四個小時。這樣的客人不算討喜，好在那位華裔總會多給些小費，才免於冷眼。

這三人正是黃仁勛、克里斯·馬拉 科 夫 斯 基 （Chris　Mala-chowsky）和柯蒂斯·普利姆（Cur-tis　Priem）。當時，黃仁勛在LSI　Logic公司擔任CoreWare部門總監（注：CoreWare是LSI　Logic推出的一種模塊化設計框架）。他發現隨着PC普及，人們對圖形處理的需求大幅上升，而當時硬件性能卻不足，因此判斷圖形處理專用硬件將可能擁有巨大市場。與此同時，在太陽計算機公司從事圖形硬件開發的馬拉科夫斯基與普利姆，也看到了這一機會。三人一拍即合，決定共同創業。

1993年4月，他們在丹尼餐廳寫下最初的商業計劃書，並順帶給公司起了一個奇怪的名字：Nividia。之所以選這個名字，原因頗為特別——馬拉科夫斯基和普利姆都很喜歡「嫉妒」（envy），希望自己的產品能讓對手嫉妒。於是，他們從「envy」中取出「NV」的發音，生造出「Nividia」這個詞，即后來的英偉達（NVIDIA）。

創業初期，英偉達資源極為匱乏。黃仁勛拜訪了許多行業巨頭，希望説服他們投資，但幾乎都被拒絕。在當時看來，GPU（圖形處理器）只是可有可無的「遊戲玩具」；PC真正重要的是CPU（中央處理器）。各大企業幾乎押上全部賭注搶佔CPU市場，自然無意分心投入GPU。

在那個時代的CPU市場，英特爾是絕對的王者。憑藉x86架構和與微軟的深度聯盟，英特爾幾乎壟斷PC處理器。就在黃仁勛等人在丹尼餐廳寫下商業計劃書的前一個月，英特爾推出了劃時代的「奔騰」（Pen-tium）處理器，掀起PC性能新革命。統計數據顯示，1993年英特爾年收入約88億美元，利潤超過20億美元，CPU市場份額超80%，一騎絕塵。相比之下，英偉達才湊出500萬美元啟動資金，如同大象身邊的一隻螞蟻。

但正是這種巨大差距，反倒為英偉達創造了生存空間。作為x86生態的掌門人，英特爾並未封殺這家初出茅廬的小公司，反而在平臺兼容性上敞開大門。1995年，英偉達推出NV1芯片，儘管市場反響平平，卻在英特爾奔騰處理器生態中找到了立足之地。黃仁勛后來回憶：「英特爾沒把我們當威脅，這既是僥倖，也是機會。」

二、從和平滑向戰爭

1999年，英偉達推出號稱「全球首款GPU」的GeForce　256。這款芯片不僅震撼了遊戲玩家，也讓PC廠商眼前一亮。其3D渲染能力讓《雷神之錘》這類遊戲從卡頓變得流暢，英偉達由此聲名鵲起。

那麼，面對迅速崛起的英偉達，英特爾有何反應？答案是：完全沒有。在當時的決策層看來，英特爾真正關心的是PC產業的「地基」，即CPU市場。GPU的繁榮只會間接推高對CPU的需求。因此，英偉達崛起之時，英特爾仍大方提供平臺兼容。戴爾、惠普等廠商紛紛將GeForce與英特爾平臺捆綁，推向千家萬戶。

　　新世紀初，英偉達推出Optimus技術，允許筆記本在英特爾集成顯卡（iGPU）與獨立GPU間智能切換，兼顧性能與續航。這一技術成為筆記本市場的殺手鐗，惠及從學生到白領的用户。直到此時，英特爾CEO安迪·格羅夫（AndyGrove）仍對英偉達的崛起保持戰略默許。雖然會議上已有高管提醒他關注GPU市場，但這位因信奉「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著稱的CEO，依舊以一句「GPU是錦上添花，CPU纔是PC的靈魂」否決了建議。

然而，和平的表象下裂痕漸生。隨着PC市場爆炸式增長，芯片分工開始模糊。黃仁勛敏鋭地嗅到GPU的潛力遠不止遊戲。2001年，英偉達推出nForce芯片組，直接挑戰英特爾芯片組業務。英特爾隨即發起專利訴訟，指控其竊取x86總線技術。

與此同時，英特爾也逐漸認識到GPU的重要性。2004年，英特爾啟動Larrabee項目，試圖打造高性能GPU，直接挑戰GeForce。這不僅是技術試探，更是市場覬覦。當時，PC市場增長趨緩，單靠CPU難以支撐長期業績；而移動設備和專業計算需求初現，GPU自然成為英特爾必須爭奪的關鍵賽道。

至此，雙「英」之間互不侵犯的默契終於終結。

三、專利戰場上的初次衝突

相比初出茅廬的英偉達，老牌巨頭英特爾在知識產權法方面的積累要深厚得多。自針對英偉達的法律戰開啟以來，英特爾節節勝利。到2009年，英偉達不得不以和解收場，支付15億美元許可費，幾乎相當於當年營收的五分之一。黃仁勛在和解后苦笑着説：「這不是結束，而是新戰場的開始。」這場官司不僅掏空了英偉達的腰包，更暴露了雙方的戰略分歧，英特爾視x86為自家后花園，任何入侵者都必須付出代價。

這場專利戰，給黃仁勛上了深刻一課：科技競爭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賽跑，而是專利、資本和權謀的綜合角逐。對於在位巨頭而言，知識產權纔是最大的護城河。像英特爾這樣的企業，憑藉先發優勢積累了海量專利；后來者若硬剛，將面臨重重阻力。相比之下，繞開巨頭盤踞的地盤，開拓新領域纔是取勝之道。

此后，英偉達調整策略。一方面有意避開英特爾，轉而與AMD合作；另一方面，加大研發力度和專利掌控。工程師們回憶，那幾年公司氛圍如戰時狀態，黃仁勛也常親自督戰。他激勵團隊的話很直白：「專利是武器，所以我們要造更好的槍。」

四、贏了官司，卻輸了市場

雖然英特爾在法律戰上確實壓了英偉達一頭，但在市場上，卻沒能遏制其進擊。2005年，英偉達憑nForce成功，一舉拿下芯片組市場20%的份額，已對英特爾基本盤造成直接威脅。雖然后來依靠訴訟勝利，英特爾找回一些勢頭，但英偉達羽翼已成，難再驅逐。

反觀英特爾對GPU市場的進攻則不順。Larrabee項目雄心勃勃，定位「萬能芯片」，兼顧消費級圖形、通用計算和高性能計算。為此英特爾試圖以軟件替代部分硬件功能，卻忽視了硬件優化。與此同時，Larrabee由獨立團隊研發，與集顯團隊分離，資源效率甚至不如專為其平臺設計的第三方GPU。2009年原型測試顯示，其遊戲性能僅相當於英偉達中端GPU，遠低於預期。最終，2010年英特爾取消該項目。

同時，英特爾還採取迂迴策略，通過集成顯卡蠶食GPU市場。既然在CPU領域佔據絕對優勢，那就將GPU功能嵌入CPU，讓獨顯失去空間。基於此，英特爾推出IntelHDGraphics。起初進展順利，IntelHD很快成為筆記本標配；更重要的是，用户心中逐漸形成一種定勢：顯卡應當是集成的，而不必是獨立的。

然而，現實偏愛異類。英偉達並未在陰影下窒息，反而牢牢抓住遊戲玩家與高端市場。隨着《魔獸世界》《使命召喚》等3A遊戲大作風靡，玩家發現集成顯卡無法提供流暢體驗，而GeForceGTX系列則性能壓倒性。獨顯不僅是一塊芯片，更逐漸成為玩家的身份標識。

更重要的是，英偉達與開發者和遊戲廠商建立了緊密聯繫。從DirectX優化、PhysX物理引擎，到CUDA的推出，英偉達構建起「軟硬結合」的完整生態。顯卡不再只是硬件，而是通向更沉浸、更逼真數字世界的鑰匙。

2010年前后，格局漸明：英特爾佔據低端集顯市場，高端獨顯則屬於英偉達。這是一種意外卻穩定的分工——英特爾滿足「大多數用户夠用」的需求，英偉達則以「性能極致」收割利潤。根據JonPeddieResearch的數據，在獨顯市場，英偉達份額長期維持在60%以上，而英特爾幾乎可以忽略。

五、從摩爾定律到黃氏定律

衆所周知，在芯片行業有一個著名的「摩爾定律」（Moore'sLaw），其核心觀點是：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大約每隔18到24個月會增加一倍。作為行業龍頭，英特爾長期是摩爾定律的守護者。其內部研發遵循「嘀嗒」戰略——處理器微架構更新與製程升級交錯，一年製程升級，一年架構優化。正是在這樣的節奏下，英特爾的產品迭代幾乎完美契合摩爾定律的預言。

然而，從2005年左右開始，摩爾定律的光芒日漸黯淡。隨着晶體管縮小放緩，製程成本越來越高。在這種背景下，英特爾依舊固守「嘀嗒」戰略，但被困在10納米這一關鍵節點。CPU主頻已難以像過去那樣提升，單核性能也逐漸逼近天花板。

與此同時，在硅谷另一端，黃仁勛意識到：未來計算不再依賴單核線性提速，而是通過成千上萬個「小核心」並行運算完成。這個發現，最終演化為「黃氏定律」（Huang'sLaw）。

2006年，英偉達發佈CUDA（Com－puteUnifiedDeviceArchitecture）架構，支持並行計算。從此GPU不再只是渲染遊戲的工具，而成為全新的通用計算平臺。

對當時的英偉達而言，這是一場豪賭。推出CUDA，意味着它不僅要賣芯片，還要構建完整的軟件生態：編譯器、開發工具、算法庫、開發者社區，樣樣都不能少。對於一家市值尚不足百億美元的公司，這是一次冒險的跨界。但黃仁勛堅信，這是英偉達從「顯卡廠」邁向「計算公司」的唯一道路。

很快，CUDA的潛力開始顯現。科研領域率先嚐到甜頭：斯坦福的分子動力學模擬、NASA的氣候建模、金融高頻交易，都藉助GPU加速實現了數量級提升。一些科研團隊甚至用一塊高端顯卡完成了過去需要超級計算機集羣才能完成的任務。

反觀英特爾，Larrabee項目的受挫使其錯失了GPU計算的關鍵窗口。雖然后來推出XeonPhi協處理器，但與英偉達GPU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自此，雙「英」路徑徹底分叉：英特爾困在CPU這片日漸艱難的高地，而英偉達則在GPU並行計算的荒野上開闢新路。Top500超級計算機榜單的數據印證了這一轉變：2010年之后，GPU加速的超算數量迅速增長，美國的Summit、Sierra等超級計算機均採用英偉達GPU作為核心處理器。

這是關鍵轉折點。摩爾定律的失速，標誌着CPU黃金時代的終結；而CUDA的誕生，則為GPU插上了飛向未來的翅膀。自此，英偉達從長期被英特爾壓制在邊緣的挑戰者，逐漸轉變為引領新計算範式的先鋒。

六、AI時代：為英偉達加冕

2012年，AI的歷史翻開新的一頁。傑弗里·辛頓（GeoffreyHinton）和兩位學生——亞歷克斯·克里澤夫斯基（AlexKrizhevsky）與伊爾亞·蘇茨克維（IlyaSutskever）——使用兩塊英偉達GTX580顯卡訓練出名為AlexNet的深度神經網絡，並在ImageNet圖像識別比賽中奪冠，將準確率從74%提升至85%。這一成績點燃了AI研究的火焰，「深度學習革命」由此拉開序幕。

與此同時，芯片行業走到關鍵路口。CPU已難以滿足深度學習的龐大算力需求，而GPU的並行架構恰好契合大規模矩陣計算。自此，英偉達GPU從遊戲玩家的利器一躍成為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動機。

黃仁勛敏鋭地捕捉到這一變局，迅速調整戰略，將AI置於核心位置。2016年，英偉達推出面向科研和企業的DGX超級計算機，並號稱「一臺DGX相當於一個小型數據中心」。隨后，Volta、Ampere、Hopper等多代GPU架構接連問世。這些創新不僅讓英偉達性能領先，也進一步鞏固了CUDA生態的不可替代性——讓開發者幾乎別無選擇。

資本市場反應迅猛。2015年，英偉達市值僅150億美元；到2020年突破3000億美元；2024年更衝上3萬億美元，超越蘋果與微軟，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華爾街分析師稱英偉達為「AI基礎設施的唯一供應商」，其地位幾乎等同於數字經濟的「新石油公司」。

而此時英特爾卻在AI浪潮前亂了陣腳。2015年，它斥資167億美元收購FPGA廠商Altera，試圖通過可編程邏輯器件切入AI；2016年又收購初創公司Nervana，計劃推出深度學習加速器，但項目胎死腹中，市場無迴響。2020年再收購HabanaLabs，試圖補課，但開發者注意力早已被CUDA鎖死，努力再次失敗。

當OpenAI訓練GPT-3模型時，其算力完全依賴英偉達 V100GPU；GPT-4模型則建立在上萬張A100與H100之上。全球最前沿的AI公司幾乎都將命運綁定在英偉達的芯片體系上。儘管英特爾仍是CPU巨頭，但在AI算力戰場上，已不見這位老英雄的身影。

可以説，AI的崛起就是一場加冕禮。它不僅成就了英偉達的輝煌，也改寫了行業權力的中心。英特爾不再是定義計算的帝國，而英偉達，已成為新算力時代的代名詞。

七、雙「英」背后的另一隻手

如果説AI革命讓英偉達站上舞臺中央，那麼製造環節的變遷，則揭示了英特爾衰落與英偉達崛起的另一面。

過去，英特爾是硅谷無可爭議的製造霸主，不僅自行設計處理器，還掌控晶圓工廠，形成所謂「集成器件製造商」（IntegratedDeviceManufacturer，以下簡稱IDM）模式。其工藝長期領先，使競爭對手在性能與能耗方面難以望其項背。摩爾定律一度幾乎等同於「英特爾定律」。

然而，到了10納米節點，英特爾的光環開始黯淡。原定2015年量產的10nm工藝一再延期，直至2019年才勉強出貨，且良率極低，嚴重打擊市場信心。更讓人唏噓的是，Intel4工藝也接連跳票。工藝迟滯，讓昔日的王者地位蕩然無存。2020年，蘋果果斷棄用英特爾處理器，轉向自研M1芯片——這不僅是產品選擇的轉移，更象徵着英特爾霸權時代的終結。

相比之下，英偉達選擇了完全不同的製造道路。自始至終，它未投入巨資自建晶圓廠，而是專注芯片設計，製造環節完全外包給臺積電。憑藉這種「無廠模式」（Fabless+Foundry），英偉達得以輕裝上陣，將資源集中投入架構創新與生態構建。與此同時，臺積電憑藉對極紫外光刻（EUV）的持續投入，逐步在先進製程上反超英特爾，成為全球無可替代的晶圓製造巨頭。

英偉達與臺積電的合作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共生關係。但這也帶來新的瓶頸：臺積電的產能限制直接影響英偉達芯片出貨。在很大程度上，今天全球頂尖AI公司排隊等待顯卡的場景，正是臺積電與英偉達產能博弈的結果。

由此可見，雙「英」命運背后始終有臺積電的影子。英特爾因失去製程領先而跌落神壇，英偉達則因搭上臺積電的順風車而扶搖直上。可以説，臺積電成了雙「英」之外，牽動它們命運的另一隻手。

八、從對抗走向合作

2023年，芯片行業的天平已徹底傾斜。AI熱潮推動英偉達H200GPU供不應求，市值一路飆升至3萬億美元。作為公司創始人，黃仁勛被冠以「硅谷新教父」的頭銜。反觀英特爾，卻深陷泥沼：2023財年虧損高達70億美元，股價幾近腰斬。儘管CEO帕特·格爾辛格（PatGelsinger）力圖振興公司，並推出頗為亮眼的Intel4製程，但市場份額仍持續流失至AMD與臺積電。

在內部，英特爾裁員潮洶涌；在外部，地緣政治陰霾加劇——中美芯片戰不斷升級。雖然獲得美國《芯片與科學法案》數百億美元補貼，但這位昔日巨頭依然難以應對供應鏈斷裂。在國會聽證會上，格爾辛格無奈表示：「我們需要盟友，而非更多敵人。」

在此背景下，英特爾不得不尋求外部「輸血」。2023年中，它嘗試與三星、高通洽談合作，但均因戰略分歧告吹。英特爾的示弱與主動，讓黃仁勛嗅到機會。雖然英偉達在GPU領域已不可撼動，但在CPU市場始終未能取得實質性突破。收購Arm公司失敗后，它急需一個新錨點，以進一步鞏固在x86生態中的地位。對此黃仁勛並不避諱——在一次內部會議中，他曾説：「既然英特爾有工廠，我們有AI大腦——為什麼不聯手？」

同時，地緣政治變遷也催化了「雙英」合作。中東歐芯片工廠投資潮讓英特爾意識到全球化佈局的必要性；而英偉達也開始擔憂過度依賴臺積電帶來的風險，迫切需要美國本土的替代夥伴。在這種共同需求下，英特爾CEO格爾辛格主動向黃仁勛拋出橄欖枝，雙方在硅谷一家俬人俱樂部會晤，商討細節。

經過半年多磋商，「雙英合璧」終於水到渠成。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曾經互為瑜亮的兩大芯片巨頭，終於走到了一起。

九、聯盟已成，變局仍在

毫無疑問，「雙英」的攜手將為芯片江湖帶來巨大變數。但這個由最強GPU與最強CPU供應商組成的聯盟，是否能主導未來市場？從當前來看，並不確定。

事實上，當英特爾與英偉達激烈廝殺時，整個行業早已悄然生變：這場對局不再只是「雙英之爭」，而是演化為「多強博弈」。

在CPU市場，AMD曾長期被英特爾壓制。但自2017年起，這個「千年老二」強勢反彈。隨着Zen架構橫空出世，AMD重新奪回主動權。鋭龍（Ryzen）在消費級市場表現亮眼，霄龍（EPYC）持續蠶食英特爾高端份額。水星研究（MercuryResearch）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AMD在x86CPU市場的份額已接近35%，創下二十年來新高。在GPU領域，儘管AMD長期處於英偉達陰影之下，但其押注的開源生態ROCm已經在部分應用中對CUDA形成挑戰。雖然開發者遷移成本不低，但在「算力去英偉達化」的呼聲下，AMD贏得了政策傾斜和部分企業客户。只要機會合適，它完全可能成為挑戰「雙英聯盟」的力量。

與此同時，專用芯片的崛起也在改變格局。隨着AI算力需求激增，互聯網巨頭開始放棄對通用GPU的依賴，轉而自研芯片。早在2016年，谷歌推出TPU（TensorProcessingUnit），專為深度學習打造；亞馬遜開發Inferentia和Trainium；特斯拉則構建Dojo超級計算機。這些專用芯片未必能全面替代英偉達，但它們預示着算力版圖可能呈現「碎片化」趨勢。不同任務和企業，可能會選擇最適合自身需求的加速器，而非一味依賴GPU。

更深層的變數來自地緣政治。對於半導體行業而言，地緣政治已成為無法迴避的關鍵變量。從特朗普政府開始，中美圍繞芯片的博弈愈演愈烈。2022年，拜登政府對華實施高性能GPU出口管制，英偉達A100、H100被列入「禁運清單」，並被迫推出性能閹割版A800與H800；英特爾則因《芯片與科學法案》被要求在美國本土擴產。這意味着，競爭已超越企業間的技術與市場博弈，演化為國家間的戰略較量。「雙英」的前路，不僅要面對同行挑戰，也必須在地緣政治的複雜棋局中尋找立足之地。

綜合來看，芯片產業格局愈發複雜。英特爾不再是唯一的CPU霸主，英偉達也未必能永遠壟斷AI算力。這個行業唯一不變的鐵律是：沒有永恆的王者，只有永恆的更替。未來走向何方，仍是一個無法預判的開放命題。

十、結語：顛覆式創新的一個註腳

回望「雙英」三十年恩仇，英特爾與英偉達的此消彼長，恰好印證了克里斯滕森的「顛覆式創新」理論。

GPU最初只是面向遊戲玩家和設計師的配角，英特爾起初並未視其為威脅。然而，真正改變格局的技術往往不是從主流開始，而是從邊緣切入。隨着3D渲染和科學計算的發展，GPU的並行計算優勢凸顯，並在深度學習時代迎來爆發。英偉達正是在這條邊緣路徑上一步步走到產業中心。

而英特爾的迟緩，則是「創新者的窘境」的典型案例。它並非技術落后，甚至早已預見並行計算的趨勢，Larrabee和XeGPU項目也野心勃勃。但它難以主動放棄利潤豐厚的CPU主業，轉身投入一個看似「不成熟」的新市場。克里斯滕森指出，創新失敗往往不是因為落后，而是因為成功帶來的路徑依賴。

「主流曲線與顛覆曲線交叉」的模型，正可以用來解釋CPU與GPU的力量更替。CPU單核性能提升逐步放緩，而GPU在矩陣計算上的表現突飛猛進。2012年的AlexNet就是交叉點之一，從此計算權力由CPU轉向GPU，技術範式完成切換。

這段故事至此還未終結。今天的英偉達已居高位，面對光子計算、量子處理器、類腦芯片等新興技術，是否會重蹈英特爾覆轍？「每個創新者終將成為守成者」，這正是顛覆式創新的內在循環。

因此，這不僅是兩家企業的商業傳奇，更是一種創新規律的現實演繹。它提醒企業，不應輕視邊緣市場；提醒投資者，價值遷移往往始於不被看好的技術；也提醒政策制定者，範式切換窗口期稍縱即逝。

克里斯滕森曾説，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組織能否放下眼前的利潤，轉身去迎接一個不確定的未來。英特爾與英偉達的故事，正為此提供了生動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