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中窺豹：沉船所見唐宋珠江口灣區的航海貿易與外向型陶瓷業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從東亞沉船考古看唐宋時期珠江口灣區外向型陶瓷業的轉型與升級」。先來「解題」。「珠江口灣區」作為一個自然地理單元，是一個海洋地理空間概念，它涵蓋的範圍包括灣區的海域和涉海的周邊陸域，海域包括海面、水中與海底部分，陸域包括與海洋發展密切關聯的陸地，就是通常所説的「珠江三角洲」，以及灣區內不屬於三角洲的陸地、離岸的島嶼等。今天我講的話題將珠三角置於珠江口灣區這一海洋空間進行考察，是對以往陸地史視野的轉換，希望能啓發對「灣區史」研究的更廣泛思考。其次關於外向型經濟，顧名思義，是指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而本次我所談的唐宋時期外向型陶瓷業，就是指與貿易相關、或直接生產出口產品的手工生產。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服務於海外貿易的商品化生產，二是外銷瓷的專業化生產。面向海外貿易，這兩類陶瓷業都具有外向型屬性，但在貿易體系的生產鏈-供應鏈中有層級區分，產品質量與技術水平也有高低差別。明白這一點很重要，有利於深化認識唐宋時期廣州貿易與灣區陶瓷業發展的若干微觀軌跡，從更多角度瞭解珠江口灣區、海洋中國與世界歷史的某些宏大敍事。

李慶新教授

從這個角度看珠江口灣區歷史會有一種新的感受。一千多年前珠江口灣區的水域遠比今日深廣，汪洋大海中島洲星星點點，現代西村窯遺址所在地當時也是廣州西部外海中一個島洲，后因珠江三角洲成陸，才逐漸形成現今的地貌。然而就是這樣一片灣區環繞的瀕海之地，由唐及宋不僅發生了滄海桑田的巨大變化，還有經濟社會內部的深刻變遷。透過沉船考古發現的唐宋遺物「廣東罐」，「罐」中窺豹，見微知著，我們既可以體察到珠江口灣區與海洋發展的微觀動態，也能感知到人類文明與時代進步的宏觀趨勢。

一、沉船中的「廣東罐」

先來看看東亞海域發現的唐宋時期中外沉船考古成果。目前所見，這一時期在中國南海及周邊海域發現的沉船約有十余艘，分佈範圍北起珠江口（如南宋時期的「南海一號」沉船），沿着中南半島沿海、暹羅灣至馬六甲海峽，南至印度尼西亞北部海域。這些沉船為研究當時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海洋貿易、航運交通與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

帕儂-蘇琳沉船

泰國灣（舊稱暹羅灣）帕儂-蘇琳沉船（Phanom-Surin Shipwreck）發現於2013年，是迄今為止亞洲海域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古代貿易商船，年代約在8世紀下半葉，經研判應屬波斯商船，在從中國貿易返航途經泰國灣海域沉沒。船載貨物中發現了13件產自廣東窯口的青釉罐及其殘片，其中2件刻有「陳」「吉」字樣，推測為窯工或商人為識別貨物而留下的標記，此類做法在古代商貨生產與儲運中較為常見。此外，船上還出土了用於茶葉加工的石磨、古暹羅孟族土陶罐、波斯雙耳儲物罐及尖足儲物陶罐殘片等。沉船發現類似珠江三角洲民窯生產的青釉罐，説明該船曾在珠江口灣區經停，或從廣州港出發，這些「廣東罐」就是商船在經停期間被搬運到船上，作為儲物或盛裝物料之容器。

黑石號沉船

黑石號沉船（Batu Hitam Wreck）於1998年在印度尼西亞勿里洞海域發現，故亦名勿里洞沉船，受到國際學界廣泛關注。沉船發現一件長沙窯碗，寫有「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字樣，「寶曆」（825-827）為唐敬宗的年號，寶曆二年即公元826年，説明該沉船年代不迟於9世紀20年代。該船為一艘阿拉伯三桅商船，當爲完成中國貿易、滿載貨物返回西亞的航程中沉沒。沉船出水器物總數高達6.7萬件，以陶瓷器為多，其中中國陶瓷佔98%，包括湖南長沙窯、浙江越窯、河北邢窯及河南鞏縣窯等名窯產品。由此可見，唐代因國內交通狀況改善，特別是大運河開通與海外交通的發展，內陸地區與海外市場建立起直接的經濟聯繫，成為外銷瓷的主要產區。值得注意的是廣東民窯產青釉罐有700余件。與上述專門為外銷訂製的長沙窯、邢窯等精緻瓷器不同，這些「廣東罐」製造工藝簡陋，胎體較粗糙，形制有大有小。有些大罐內套裝小件器物。可以認為，這類廣東罐大多不是為外銷生產，而更可能是用以港口運輸與航海的日常用具或包裝容器，日用性與實用性大於商品性。

巴地沉船

巴地沉船（Ba Ria Wreck）發現于越南湄公河三角洲下游、靠近胡志明市的巴地海域。這一海域為唐代廣州「通海夷道」必經之地。據北京大學秦大樹教授研究，該沉船所處年代約在大和至會昌年間（827–847年），晚於「黑石號」，船上發現的中國陶瓷可能屬於河北窯口產品。目前該沉船考古資料不全，是否也裝載有廣東陶瓷，有待進一步考證。據介紹，越南海域還發現「珠新號」沉船，年代可能在唐末，乾符六年（879年）前后，出水了不少廣東地區生產的青瓷器，還有越窯青瓷、長沙窯瓷器、北方白瓷等。廣東青瓷以罐、盤為主，工藝相對粗糙，與新會官衝窯、曾邊窯或高明大崗山窯等廣東窯口的產品風格相近。

印坦沉船

印坦沉船（Intan Shipwreck）發現於1990年代。該沉船船長約30米，寬10米，採用V型龍骨。出水文物1.1萬件，包括金飾、青銅器、錫塊、鐵器、南漢銀錠（97枚，每枚重約50兩，上刻銘文）、「乾亨通寶」鉛錢（145枚）、爪哇金幣、玻璃珠及人類骨骸等。該船出水瓷器7309件，其中產自廣東窯口的青黃釉罐達4855件，佔據絕大多數，其余以越窯青瓷為主，兼有少量安徽繁昌窯白瓷、青白瓷及東南亞、中東地區陶器。值得注意的是，沉船發現南漢國的銀錠有些刻有「桂陽監」「鹽税銀」或「鹽務銀」及「專知官」等銘文。五代時期桂陽監地處湖南南部，與粵北接壤，原屬楚王馬殷轄地，為楚地重要礦冶基地。南漢中宗劉晟時佔領該地，這些銀錠可能來源於桂陽監，或南漢鹽税收入，經鑄造成銀錠后進入對外貿易領域。南漢官銀出現在沉船中，暗示該船可能關涉南漢朝廷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官方貿易。相信該船為一艘在五代南漢中宗時期自興王府（廣州）貿易歸航的東南亞商船，貿易有較強的官方背景。

井里汶沉船

井里汶沉船（Cirebon Shipwreck）發現於2003—2005年，沉船遺址位於印度尼西亞爪哇井里汶外海，出水文物數量驚人，包括15.5萬余件完整器物、7.8萬余件可修復器物及26萬余片殘片。船貨種類極為豐富，涵蓋五代末或宋初的越窯祕色瓷與青瓷、邢窯或定窯白瓷、7000余枚南漢「乾亨重寶」鉛錢、晚唐風格青銅鏡、三佛齊風格的青銅鏡與金首飾，以及來自泰國、馬來西亞的陶器、錫料和多種原料及奢侈品。一件越窯刻花蓮瓣碗上發現有「戊辰」墨書紀年，應為南漢后主大寶十一年（968），宋太祖開寶元年，北宋建立不久。結合沉船出水大量南漢「乾亨重寶」鉛錢與廣東產青釉瓷器，推斷是一艘前往南漢興王府貿易返航的東南亞商船，與印坦沉船一樣，具有較強的官方貿易屬性，反映了南漢朝廷對海洋貿易的深度參與，官方貿易在中外經貿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

南海Ⅰ號沉船

宋代以后東南亞海域沉船考古出現了重大變化，此前沉船多為波斯、阿拉伯或東南亞商船，而到宋代，出現了中國商船。「南海Ⅰ號」沉船1987年在珠江口西部廣海灣的上川島海域被發現，屬於南宋時期商船，出水器物超過18萬件（套），包括金器、陶瓷器、漆器、鐵器、錢幣及各類日用物品。陶瓷器以景德鎮窯、德化窯及龍泉窯產品為主，還有一部分產自南海奇石窯與文頭嶺窯的青釉、或醬油陶瓷器。由此確認，「南海Ⅰ號」在航向海外的航程中曾在珠江口的海港停靠，採購商品，補給船上所需用品，上述廣東陶瓷器作為存儲容器被搬到船上，在離開珠江口繼續遠航的航程中，商船在上川島海域沉沒。

其他沉船

華光礁Ⅰ號沉船年代與「南海Ⅰ號」沉船相近，亦屬南宋時期商船，發現於西沙羣島華光礁海域，船上發現有陶瓷罐類產品。此外，在印度尼西亞海域發現的宋代林加沉船（Lingga Wreck）、鱷魚島沉船（Pulau Buaya Wreck）及飛魚沉船（Flying Fish Wreck），亦出水大量中國瓷器，以福建及廣東窯口產品為大宗，其中包括廣州西村窯的瓷器。

上述沉船，有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就是基本上均發現來自珠江口灣區及粵東梅縣民窯生產的陶瓷器物，這些廣東民窯產品，學界統稱為「廣東罐」，反映出唐宋時期東西方海洋貿易及外向型經濟的繁榮，也進一步證實了廣東地區外向型陶瓷業在海上陶瓷貿易中持續佔有一席地位。

二、航海貿易中的廣州

如上所述，唐宋時期東亞海域發現的中外沉船，如波斯船、阿拉伯船、東南亞商船和中國商船，都發現有數量不等的廣東民窯生產的陶瓷器，説明上述沉船無論是前來中國做生意的外國商船，還是前往海外做生意的中國商船，在中國沿海的航程中都曾經過珠江口灣區，在廣州港口經停，包括灣區本地所產的各類青釉罐或醬油罐，因為航海貿易存儲裝運需要被搬到船上。可以這麼説，廣州港是南來北往的中外商船必經的或首選停靠的港口。

航海貿易對廣州的「路徑依賴」

秦漢已降，廣州作為珠江口灣區中心城市，憑靠海洋地理區位和區域中心優勢，成為中國面向南海的主要門户，不僅是國內著名的商業都會，更是南海北岸最大的國際商品集散地與貿易中心。中外商客漂洋過海，追逐財富，每一次航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儘量減低貿易成本與航海風險，獲取高額利潤，這是市場規律與經濟理性的抉擇。商人南來北往，穿越於沿海港口與內地通都大邑，遵循經濟理性的抉擇，在航海貿易中形成對廣州的另類「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

航海貿易對廣州的「路徑依賴」，還可以從制度史視角來觀察。衆所周知，唐朝至迟在開元初年就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形成一套系統的市舶制度，確立起其成為對外貿易中心和管理中心的地位。宋代以后，這套制度進一步完善，並推廣至國內其他港口。正常情況下，貿易是遵循官方制度、在規範管理下進行的，但是不排除不按照制度規定，在官府管制不到或疏於防控的海域空間，違規停泊，違禁走私販私，形成體制外的非法交易。如果説按照官方制度進行的貿易為常態，則違禁走私可視為非常態，這種非常態貿易是整體海洋貿易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此點不可不知。上面講到南海I號沉船，考古學者認為該船從浙江、福建港口出發后經停廣州，再從廣州出發，航向海外目的港，大概就屬於上面提到的非常態貿易。南海I號沉船出水了大量宋代禁止出口的銅錢、鐵器之類物品，屬夾帶違禁私貨和走私行為，顯然是有違於宋代的市舶制度，但是受利益驅動特別是路徑依賴影響，商船在離開中國沿海最后一個航程中還是停靠廣州，裝載了一批違禁物品后再次啟航。可惜剛駛出珠江口，就沉沒在上川島海域。這一事例表明，「路徑依賴」既有制度規範長期遵循形成的慣性，也有故意規避制度所形成的積習。需要指出，「路徑依賴」現象也存在於其他重要貿易中心，對考察唐宋時期市舶制度運作實態與變遷，理解常態化或非常態的海上貿易及相關經濟活動，具有重要價值。

珠江口灣區西岸服務於貿易的外向型陶瓷生產

唐宋時期，珠江口灣區周邊地區的陶瓷業總體上屬於傳統手工業範疇，主體為民間窯口，其產品也主要以生產本地市場所需的日用陶瓷。然而這一時期灣區對外貿易繁榮，中心城市廣州不僅是國內主要港口，也是太平洋-印度洋航運樞紐和貿易中心，國內外商品經過廣州港口網絡銷往國內和世界各地。這一國際商品集散地的功能定位，催生出各種服務於貿易與運輸的廣泛的產品需求，而這些產品一般由本地手工行業提供。由唐至宋，廣州港航業與貿易發展的巨大需求為珠江口灣區包括外向型陶瓷業在內的手工生產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內驅動力與持久的增長空間，這就是「路徑依賴」帶來的經濟效應。

唐宋時期服務於貿易的外向型陶瓷生產始終存在。這類陶瓷產於民間窯場，為廣州等港口的海洋運輸與國際貿易提供日用器具，以及用以包裝儲存其他貨物的容器，在區域經濟和貿易供應鏈中居低端環節，產品質量不高，但是該類產品與海上生活息息相關，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作用，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古代海上航程漫長而充滿艱辛，無論去程還是返程，每一次航程均需要進行周密的謀劃，配備足夠的船上生活資源和設施，保障船上餐飲、消遣娛樂、疾病救治、祈神祭祀等，很自然，船上需要配置足夠的容器，以存儲資源。若缺乏此類服務性商品供應，港航業與對外貿易將難以正常運轉。

船舶所載貨物不乏貴重商品，若無合適的存儲容器或包裝物料，其在運輸過程中極易受損，運輸交易成本相應增加。為充分利用船上空間，增加船載貨物運量，船貨裝運經常採取「大小相套」、捆綁裝運方法，以提升貿易收益。黑石號沉船出水的大體型「廣東罐」，內裝長沙窯的產品，這種「大罐裝小罐」的方法，是「大小相套」裝運方法的變通升級。在菲律賓發現的潘達南島沉船（15世紀），也可看到類似的以佔婆風格大陶罐裝運其他小件商貨的現象。若將視野延伸至明清時期，茶葉貿易興起后，茶葉本身固然重要，但茶葉箱同樣不可或缺。

在港口貿易體系中，服務性行業很重要。無論從國際貿易本身，從商品生產鏈-供應鏈，從海洋經濟史和海舶日常生活史看，看似不起眼的尋常之物「廣東罐」其實有非常之用，服務性陶瓷生產絕非可有可無。所以，秦大樹教授強調，此類器物是「海上貿易的關鍵性器具」。

必須指出，服務於港航貿易系統與海舶生活的外向型手工業並非珠江口灣區所獨有，而是海上貿易運輸與海上生活的共有現象。地中海考古經常發現古希臘人、古羅馬人用於盛裝橄欖油、酒或水的「安佛拉罐（amphora）」，功用其實類同。這就提示我們，在海洋貿易歷史研究中，除了要關注船上的高檔珍貴商品，看似普通尋常的日用存儲包裝器物亦值得重視。

珠江口灣區西部外向型陶瓷業的分化轉型

考古發現顯示，唐代廣東外向型服務型陶瓷生產集中在珠江口灣區西部沿海，如新會官衝窯、三水窯、鶴山窯、高明窯、南海奇石窯等，此外粵北梅縣水車窯也是代表性窯口。宋至元代，珠江口灣區除南海奇石窯外，廣州西村窯、石灣窯興起，成為后起之秀；粵東地區潮州北郊筆架山、南郊洪厝埠、竹園墩、西郊鳳山，粵西雷州海康、廉江、遂溪，都興起外向型陶瓷生產區域。就珠江口灣區而言，西部地區分佈比較密集，可名之為「珠江口灣區西部窯羣」。

前面説過，唐宋時期珠江口灣區陶瓷業總體上屬於傳統手工生產，民窯為主，具有外向型特徵，但是還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服務於貿易，主要生產船上日常生活所需器具，或用以存儲裝運船貨的器具，其隨船往返運輸，反覆使用，當然也可作為商品出售，其基本功用並非外銷，這與長沙窯、邢窯等產品的外銷商品屬性存在性質上的區別。另一類則屬於專門為外銷而生產的，唐代粵東水車窯、宋代廣州西村窯就屬於此類。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思鑑（Janice Stargardt）教授在討論印坦沉船時提出，沉船所載的貨品證明了一個大規模國際貿易網絡的存在，宋中晚期及元代存在一個組織完善且規模更大、支持南部中國製造和外銷產品的產業經濟的海上貿易網絡。確實，在唐宋之間，五代十國時期值得重視，對於嶺南地區而言，南漢是關鍵時期。南漢是帶有倚海立國傾向的瀕海國家，對海洋經略、南海貿易有實質性作為。廣州大學城南漢德陵發現一批製作相當精緻的青釉罐，可能是廣州地區官窯的產品。這批器物的燒製工藝水平已相當精湛，代表了南漢本地陶瓷生產的最高水平，足以滿足宮廷消費需求，而類似器物在東南亞曾經發現，説明陶瓷業與海外市場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從社會經濟史角度看，唐宋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深刻變革，有全國經濟重心南移、唐宋變革等重大歷史趨勢，必然帶動人口、資金和技術的流動，為南方經濟開發與海洋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資源。在我看來，灣區西部經濟開發，外向型陶瓷業向專業化生產轉型升級，也體現了這一趨勢。

三、城市擴張、經濟轉型與西村窯的異軍突起

秦漢已降，廣州作為嶺南首位性中心城市，以商業貿易著稱。唐宋時期珠江三角洲成陸加快，灣區經濟較大改觀。從上述沉船考古發現的「廣東罐」等「廣貨」可以看出，珠江口灣區不僅連接者國內和國外兩大市場的「生產鏈-供應鏈」，而且本地某些經濟部門也被捲了進去，出現面向海外市場的商品性農業與外向型手工業生產。唐人所謂「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徵薄多牟利於市」，「百粵之地，其俗剽輕，獵浮淫之利，民罕著本」，並非虛言。阿拉伯人宣稱廣州是「屍羅夫商人聚集之地」，「阿拉伯商人的薈萃之地」。義淨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介紹天竺「支那寺」時説：「支那即廣州也。莫訶支那即京師也。」王邦維先生解釋説，支那，梵文Cīna；莫訶支那，梵文Mahācīna，意譯大支那，或偉大的支那。古印度稱廣州為「支那」（中國），亦見於宋代典籍，可見廣州在中古世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由唐及宋，廣州的城區不斷擴大。城外西郊，不僅有居民密集的商業區，蕃坊就在其間，還有通江達海的碼頭區、適宜航運的湖泊水道，是廣州主要的商業區與航運樞紐區。北宋熙寧四年廣州修築西城，周十三里，將蕃坊在內的西部商業區、居民區囊括其中，開七城門，面向珠江的城門有「航海」「素波」「朝宗」「善利」「阜財」，充分體現了臨江區域商業旺盛、財富聚集的大都會氣息。宋代廣州從國際商品的集散中心和轉口貿易中心，轉型提升爲商業發達、具備較強生產能力的製造業中心。

西村窯位於廣州西城外郊區，今荔灣區西村一帶，鄰近西城珠江邊的碼頭區；窯址周邊江海匯流，水域廣闊，便於交通運輸。此外，西村窯緊鄰富庶的老三角洲南海地區，與奇石窯、文頭村窯、石灣窯等相呼應，構成了珠江口灣區西部以民窯為主的陶瓷產業區。

1957年，考古學者對西村窯遺址進行發掘清理，出土陶瓷器物40余種，以青釉、青白釉、黑瓷為主。青瓷與青白瓷的燒製工藝深受景德鎮窯系影響，黑瓷則主要借鑑陝西耀州窯技術，表明宋代廣州地區的制瓷業重視吸收國內先進技術，並加以改良，生產出適應海外市場需求的優質外銷瓷器。西村窯產品銷往東南亞等海外市場，印度尼西亞海域出水數艘沉船中都發現西村窯產品，其器物造型大氣，工藝水準頗高，其技術也對海外也有影響，例如柬埔寨荔枝山窯產品就帶有西村窯風格。

從中國古代陶瓷史看，唐代外銷瓷產地多分佈在中原內陸及江南地區，通過長江水系、大運河等水陸聯運，運往沿海港口，再運銷海外。宋代因北方戰亂，疆域不斷萎縮，國家財政對南方經濟與海外貿易越來越倚重，外銷瓷生產重心不斷南移，浙江龍泉窯、江西景德鎮窯、福建德化窯、廣東西村窯、潮州窯等成為主要外銷瓷產區。因此，新興的西村窯不僅是廣東陶瓷史上的里程碑，而且是中國外銷瓷的后起之秀，產品在亞洲陶瓷貿易史上佔有一席地位。

四、幾點思考

貿易改變世界

從8至14世紀世界歷史可感知海洋貿易的影響力，正如彭慕蘭、史蒂文·託皮克著《貿易打造的世界》、伯恩斯坦著《貿易改變世界》所揭示出來的歷史事實，即「貿易改變世界」。海外貿易成為塑造8至14世紀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海上貿易所覆蓋的國家與區域，通過貿易紐帶與海洋世界進行物質、文化、技術等方面的互動交流。在15世紀西方人推動的大航海時代之前，實際上已經存在一個由東方主導的、覆蓋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乃至地中海世界的東方大航海時代。這個大航海時代，中國港口廣州、泉州、明州等都是海洋貿易的重要節點和航運樞紐，在東西方擁有很高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唐宋中國參與了這一海洋時代的歷史進程，不僅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社會經濟出現深刻的結構性變遷，中外學者敏鋭地捕捉到中國歷史經歷了「唐宋變革」「城市革命」「中古社會變遷」等重大變動。歷時數百年的社會經濟變遷與經濟重心南移，既有來自唐宋中國內部力量的推動，也有來自外部世界海洋力量的牽連，海陸互動，內外關聯，海洋因素成為影響中國歷史發展不可忽視的要素之一。此為唐宋以前所未見。

「看不見的手」、民間力量與外向型經濟發展

魏晉以后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成為一種趨勢，至唐宋時期，這種趨勢基本完成，與此同時，一種新趨勢開始出現，就是海洋經濟地位越來越重要。在市場「無形之手」刺激引領下，海路、水陸-運河交通網絡，帶動沿海與內陸地區商品經濟「向海洋轉向」，形成了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與海外市場相聯動的新經濟發展方式。湖南、河北、河南、江南等地陶瓷業出現按照海外市場需求，採用訂製、加工等方式，承接燒製專供出口的陶瓷。傳統地域社會與經濟結構隨之改變，體現出「港口-腹地」「生產鏈-供應鏈」之間地域協作的「默契」與行業分工，體現了市場導向下區域發展的經濟理性。

唐宋時期中國手工業分為官方和民間兩種形式。內地與沿海的外向型陶瓷業基本上為民間經營，屬於民間手工業。因應海外市場需求，部分手工業生產服務於貿易或專供出口的商品，成為面向海外、高度商品化的涉海經濟行業，代表着唐宋時期經濟「向南」「向海」的進步趨勢，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力量。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口灣區外向瓷業發展體現了這種變遷趨勢。

外向型經濟發展與城市擴張、功能擴展

外向型經濟對區域海洋經濟及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貿易改變世界，也在改變廣州。如前所述，唐宋時期在國內經濟與世界海洋貿易推動下，珠江口灣區外向型手工業，不僅改變了灣區經濟的結構與佈局，出現珠江口灣區西部外向型窯羣，也改變了廣州城市的格局與功能，從貿易為主導的商業城市向農工貿綜合經濟中心城市發展。西城及西郊經濟處在上升趨勢。明中葉以后廣州「東村西俏」「南富北貧」的城市格局，在唐宋時期已見端倪。

（本文由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會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雲山首席專家李慶新研究員於8月30日在粵劇藝術博物館「荔泮芳華」系列活動中所做的演講整理而成。「荔泮芳華」系列活動由中共荔灣區委宣傳部、荔灣區國家檔案館、荔灣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荔灣區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主辦，廣東財經大學華南商業史研究中心、詹天佑故居紀念館承辦、粵劇藝術博物館協辦。講座原題為《從東亞沉船考古看唐宋時期珠江口灣區外向型陶瓷業的轉型與升級》，現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由廣東財經大學2022級社會工作系杜冰冰、温倩珏、2024級公共管理專業碩士黃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