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之聲｜翻譯南洋：《梭羅河》在中國的流行史

1940年的印度尼西亞，一位名叫葛桑的年輕人懷揣着對家鄉的熱愛，以當地的母親河梭羅河為對象，寫下了一首民謠作品。葛桑並非專業的音樂創作者，也不是著名的歌星，但出乎意料的是，這首名為《梭羅河》（Bengawan Solo）的印尼歌謠竟一炮而紅，不僅在印尼本地取得了巨大成功，還傳播到世界各地，與《星星索》等歌曲一道成為印尼民謠在世界音樂舞臺上的代表。在中國，《梭羅河》的影響力也不可小覷，尤其在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梭羅河》稱得上是街知巷聞的歌曲。2000年，王家衞導演的《花樣年華》選取這首《梭羅河》作為插曲；2019年的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則以《梭羅河》作為片尾曲，可見這首歌曲的熱度始終不減。

不過，在內地與港臺的音樂界，《梭羅河》卻被填上了不一樣的詞，甚至改頭換面，以《梭羅河畔》《梭羅河頌》《梭羅河之戀》《美麗的梭羅河》等名字發行。同樣的一條梭羅河被賦予不同的文化意涵，箇中原因既有歌曲傳播路徑的差異、音樂文化的不同，也有社會環境的差別。尤其是作為異域歌謠的《梭羅河》，對它的改編還涉及到在地音樂界對「他者」的想象與建構。我們不妨聽着《梭羅河》，想象着自己溯梭羅河而上，沿途探尋這首歌在中國的傳播歷史。

《梭羅河》與南洋社會

儘管《梭羅河》在創作出來后，經由多次傳播和建構，其內涵已經遠超出作者原本的立意，但我們仍需首先回到作者本身的概念中。葛桑所寫的《梭羅河》歌詞大意如此：

梭羅河，你的歷史就在此方；

有史以來，你便流於人們心上；

旱季來臨之時，河水少有流量；

雨季來臨之后，河水猛漲，流向遠方；

你源自於梭羅，跨越萬山，奔向海洋；

你的歷史好比一艘船，商人來往，正坐在船上。

關於這首歌如何寫成，在上世紀80年代的訪問中，原作者葛桑曾提到，「我記得當年荷蘭人還統治着印尼，我家住在梭羅河附近，一天，我坐在梭羅河畔一棵榕樹下，望着這條河，想起了她的歷史，於是靈感源源而至，回家后，我花了一個半月，作曲填詞，寫出了這首歌曲」。而關於他人給這首歌賦予的其他意義乃至傳説，葛桑則一概否認，直言這首歌純粹是一首抒情歌曲。葛桑這番話可謂有感而發，作為印尼人自己創作的歌謠，誕生於印尼民族解放運動前夜的《梭羅河》不免被捲入政治之中。首任總統蘇加諾在任期間，印度尼西亞大力推動這首歌的流行，《梭羅河》被賦予了民族性、國家性的意義。

不過，被蘇加諾視為民族音樂代表的《梭羅河》，其所代表的格朗章音樂風格，其實也融入不同地區的音樂元素。格朗章音樂是葡萄牙殖民者帶到印尼的，而在此后的發展中又融入了夏威夷音樂的風格，尤克里里成為格朗章音樂的重要伴奏樂器。當然，不管政治上的紛擾和音樂上的源頭如何，《梭羅河》這首簡單、質朴的民歌得到了聽眾的歡迎，不僅在印尼本地傳唱，更在四五十年代的南洋社會廣泛流傳。旅居新加坡的作家劉以鬯曾經寫下一篇小説《梭羅河畔》，開頭幾句便寫：

阿爸喜歡吹口哨。

阿爸喜歡吹《梭羅河畔》。

阿爸簡直隨時隨地都在吹口哨，吹的是《梭羅河畔》，悠揚飄逸，迴腸蕩氣，十分動聽。

他會吹高音；也會吹低調。

他會在興高采烈時吹；也會在憂郁沮喪時吹。

當我們患麻疹時，他吹《梭羅河畔》排遣愁懷。

當日本兵南侵時，他吹着《梭羅河畔》度過如年的日子。

當他失業時，他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靜靜地吹《梭羅河畔》。

短短几句，劉以鬯便用《梭羅河》這首曲子勾勒出一個父親的形象，也描繪出一個家庭的起起落落。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劉以鬯選擇用這首《梭羅河》作為全文的線索，也反映出當時這首歌在南洋華人社會的流行。而隨着南洋本地音樂市場的發展，這首《梭羅河》也從南洋一路唱到了當年華語流行音樂的中心香港，並被改名為《梭羅河之戀》。這其中的機緣，不得不提到潘秀瓊這位在香港樂壇代表南洋風情的歌后。

《梭羅河》的香港之旅

潘秀瓊祖籍廣東順德，生於澳門，但真正生長的地方則是吉隆坡。她從12歲開始登臺，16歲開始在新加坡發行唱片，年少時已名動南洋華社。當年給她在新加坡出版唱片的巴樂風公司，在唱片宣傳單上寫下「全馬首席低音歌后」，足見其名氣之大。1950年代香港唱片公司的競爭相對激烈，先有大長城唱片與百代的對決，大長城倒閉后，李厚襄等人再辦飛利浦唱片挑戰百代的地位，為求新求變，以香港百代為代表的唱片公司不僅在香港本地尋找人才，還會遠赴東南亞、臺灣等地區發掘歌星。隨着潘秀瓊在南洋的聲名鵲起，香港的音樂公司也向她伸出了橄欖枝。1956年，21歲的潘秀瓊在主理人汪淑衞的親自邀請下，與香港百代唱片簽約，轉赴香港發展。

回憶起自己初到百代公司的經歷，潘秀瓊曾説，「在香港唱的時候，我去一段時間，他們準備很多的歌給我」。不過，潘秀瓊也在自傳中寫到，姚敏最早並沒有專門為她作曲，而是安排一些「翻譯歌曲」給她演唱。所謂「翻譯歌曲」，就是取來外國歌曲的曲子，填入中文。不少人認為，姚敏譜出一首曲子成本不小，百代公司擔心潘秀瓊的歌路在香港市場的接受度，故而採取比較保守的經營方式，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與潘秀瓊身上的「南洋」標籤有關。

潘秀瓊在百代錄制的第一批歌曲，除了《梭羅河之戀》，還有《白紗巾》《姬娜》《峇里島》等一批曲調源自印度尼西亞的歌曲。百代將這些歌曲選為潘秀瓊在香港出道之初的作品，顯有突出她南洋風情的用意。而市場的反響也證實了這種模式的成功，《白紗巾》《梭羅河之戀》《峇里島》街知巷聞，均成爲了潘秀瓊在香港樂壇上的早期代表作品。

回到這首《梭羅河之戀》，當時給這首歌填詞的詞家署名「方忭「，這是陳蝶衣的筆名。陳蝶衣是香港百代公司的主要填詞人，填詞既多且快，更常有上乘之作。在給這類「翻譯歌曲」填詞時，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是：要忠實於原有詞作的意境，還是將歌詞加以改編，甚至拋開原有詞作，創作全新的故事？且看陳蝶衣的手筆：

我愛梭羅河 美麗像畫一樣

風帆一片片 在水上不斷地來又往

我愛梭羅河 彷彿是在夢鄉

椰樹一行行 在風中不停地搖又晃

一陣陣晚風吹送吹送 河面上吹起綠潮浪

一雙雙情侶徘徊徘徊 徘徊在長堤上

我愛梭羅河 永遠不改模樣

只有舊情郎他不再偎依在我身旁

這首《梭羅河之戀》在陳蝶衣的作品中稱不上上乘之作，但也頗能體現出陳蝶衣填詞的風格。香港時代的陳蝶衣與早年相比可謂鉛華洗盡，用詞趨向平實清新，少有辭藻堆砌。整首歌的主體部分描繪梭羅河的風景，其中用「風帆」「椰樹」「晚風」「長堤」等一系列意象，營造出浪漫的氛圍感。惟有最后一句，陳蝶衣不落俗套，筆鋒一轉，點出歌者心中所想着的「舊情郎」，樂景襯出哀情，留給人無限的愁思。整體來看，陳蝶衣所填的詞與原曲相比，儘管在風景上的描繪尚有幾分相似性，但兩者的意境已經相去不少。

而在1957年，顧媚所演唱的另一版《梭羅河》則被命名為《梭羅河畔》，填詞人是與陳蝶衣為結拜兄弟的馮鳳三。馮鳳三所填的《梭羅河畔》，不僅與陳蝶衣的《梭羅河之戀》相比差距不小，更已和原曲相去甚遠。整首歌給出了一個河畔之夜的時空背景，在多重感官的描寫與烘托下，展現出夢幻的情景，這也是馮鳳三的填詞風格。但不約而同的，陳蝶衣和馮鳳三均刻意將梭羅河與浪漫聯結起來，從情歌的寫法去改編這首歌。

曼卡灣梭羅，月色正朦朧

無論離你多遠，總叫人顛倒魂夢

盪漾如眼波，如少女把情鍾

愛在那河畔流連，吹來陣陣薰風

星光照遍那棕林，六絃琴聲林中琤琮

愛侶雙雙在河畔，情焰更熊熊

曼卡灣梭羅，我心絃在震動

爲着悠悠流水歌頌，我那曼卡灣梭羅

從時代曲的發展脈絡而言，陳蝶衣和馮鳳三的改編風格並不是他們個人的獨創，而是延續了上海時代以來時代曲對南洋的描寫。在上海時代曲中，「南洋」是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地點。如由李厚襄作詞曲，「鼻音歌后」吳鶯音演唱的名曲《岷江夜曲》，説的便是菲律賓馬尼拉（舊譯岷里拉）的巴石河（帕西格河），開篇一句「椰林模糊月朦朧，漁火零落映江中」，描寫出一副浪漫景緻；而高潮部分的「岷江夜，恍似夢，紅男綠女互訴情衷」則將這些景緻與男女之愛聯結，創造出一類典型的意象。不僅是《岷江夜曲》，姚莉獨唱的《南海之晨》及與兄長合唱的《馬來風光》都有這種類似的寫作手法。

時代曲將南洋與浪漫，與情愛劃上等號，自然與整個時代曲的市場氛圍脱不開干係，因時代曲的題材本就以情情愛愛為絕對的主導；同時，南洋也是時代曲的重要市場，詞曲作者自然也會將「南洋」這一歌曲中的背景描寫得更美麗、更浪漫。但這些看似合理的解釋，都只從市場的角度道出了時代曲與南洋關係的一面。

傳統時代的中國對於南洋有着自己的認識，其中絕無多少「浪漫」可言；而近代華僑下南洋的歷史，更是充滿了汗水與淚水。胡漢民曾經轉述孫中山的一番話，「所謂南洋的物質文明，都是我們中國工人的骷髏所砌成的」，這便頗能代表近代民族主義者對「南洋」的看法。反倒是西方勢力進入東亞、東南亞，與在地社會交融碰撞時，西方人基於自身的現代性視角和知識體系，將東南亞視作蠻荒而落后的地區。進而，基於這種開化/未開化的二元認知，西方人對東南亞的「原始」生活產生出浪漫的想象，這也正是薩義德所批判的那種西方中心的「異國想象」。正如邁克爾·瓦提裘提斯所提到的，「西方人一向對亞洲懷抱着浪漫憧憬，而這樣的想象源自早期的旅人……這種觀感帶來廣泛的影響，從‘東方’宗教與文化對歐洲18世紀啓蒙運動的影響，到現代曼谷或華麗或花哨的惹眼之處對觀光客的直覺刺激」。

不過，這種源自於西方的「想象」流佈於流行文化中，卻又反過來影響着世界各地對彼此的認知。尤其是近代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讓中國人在觀察異域時也有意無意地戴上了「現代性」的有色眼鏡。有研究者曾指出，現代南洋遊記出現於中國對於現代性追求的歷史語境，「化外」的、感性浪漫的南洋想象則是這一特定語境下的另類書寫和心理反映，其實在流行文化上也有着類似的邏輯。簡言之，西方對東南亞的這種浪漫想象被上海灘的時尚界所接受，從而構成了時代曲南洋印象的文化背景。《梭羅河之戀》所代表的這種南洋印象，在潘迪華演唱的英文版《bengawan solo》中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

Bengawan Solo, River of love behold

美麗的梭羅河，那是愛之河

Where the palms are swaying low, and lovers get so enthralled

看棕櫚低垂，情人為它着迷

Bengawan Solo, river of love we know

美麗的梭羅河，我們的愛之河

Where my heart was set aglow, when we loved not long ago

我們不久前相愛，我的心從此悸動

Nightingales softly singing, to a guitar is gently playing

夜鶯緩歌，吉他輕奏

Moon and stars brightly shining, shining for you and I

月明星燦，為你我閃耀

In that moment divine, you whispered you were mine

在那神聖的一刻，你輕聲説，你屬於我

And you vowed we’d never part, down by the river of love

你在愛河邊起誓，我們永不分離

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樂壇中，潘迪華不僅懂得多門語言，還能夠善舞，因此她不僅能夠在華人市場中走本地路線，還能在歐美市場打開一片天地。這首由潘迪華自己作詞的《bengawan solo》收錄在她的專輯《Oriental Pearls》中，這張專輯所收錄的歌曲來自世界各地，演唱的語言也是五花八門，可見她在音樂追求方面的前衞與多元。但這種國際化、前衞和多元，卻又不免帶有一些「東方主義」的片面視角，比如對《梭羅河》的改編，就幾乎拋棄了原曲中對梭羅河的真摯熱愛，只抓住了愛情這一個點展開。這固然滿足了聽眾對東南亞的浪漫想象與期待，但不僅抹煞了東南亞音樂和社會本身所具有的特色，在歌詞的意境上也多少落於俗套了。

《梭羅河》與中印的歌曲外交

建國前三十年中，《梭羅河》在香港和內地的歷史是兩條几無交集的脈絡。香港樂壇對《梭羅河》的改編涉及市場考慮，而內地音樂工作者對《梭羅河》的演繹則與中印兩國的外交問題相關。印度尼西亞獨立后，蘇加諾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尤其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次年，印度尼西亞便積極與中國建交。1955年，藉由印尼的支援，中國在萬隆會議上突破西方世界的外交封鎖，擴大了在世界上的影響。因此，此后數年間，中印兩國不僅在政治關係上進入蜜月期，文化交流也漸次展開。

上文曾提及，蘇加諾將《梭羅河》當作是印度尼西亞對外交往的一張名片，而中國政府也因應着這種民族主義的音樂立場，與印尼開展文化外交。1955年7月，萬隆會議甫閉幕不久，由鄭振鐸率領的中國文化代表團在印尼首都雅加達演出。根據當時隨團的周而復回憶，在訪問印度和緬甸時，團里的舞蹈家都學習了當地的舞蹈並上台表演，獲得了當地人的好評；來到出訪最后一站的印尼時，帶隊者對錶演者的要求則提高到「不但要表演印尼舞蹈，還要演唱印尼歌曲，演奏印尼樂曲」。因此，這場演唱的第一個節目便是合唱團的合唱，「用明朗有力的歌聲歌頌印度尼西亞的獨立」；接着所表演的節目包括京劇、中國民歌、印尼民歌、印度舞蹈等，其中便有女高音周碧珍所演唱的《梭羅河頌》。

這場演出似乎沒有留下現場錄音，而《梭羅河頌》這一名字也沒有在內地音樂界中繼續沿用，周碧珍究竟是用印尼語演唱還是用國語演唱，她演唱的歌詞是否與之后各版本一樣，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但基本可以確定，這首《梭羅河頌》就是后來的《梭羅河》，而且從現存的各類文獻來看，這是內地音樂界第一次公開演唱《梭羅河》。在中國文化代表團回國前，蘇加諾邀請代表團到他的別墅演出。鄭振鐸記述，在演出開始前的介紹環節，蘇加諾還特意提到，他要在演員中找出來演唱《梭羅河》的周碧珍，可見蘇加諾對此印象深刻。而在1956年蘇加諾訪華時，周恩來總理舉辦晚宴歡迎。在這場宴會上，中方同樣安排中央樂團的蔡煥貞演唱《梭羅河》。

除了外交層面的你來我往，《梭羅河》也在民間社會傳唱開來。許利平曾經提到過，「早在20世紀50~60年代，中國和印尼關係經歷着‘蜜月期’《美麗的梭羅河》《星星索》《哎喲媽媽》等印尼歌曲成為當時中國家喻户曉的流行歌曲」。在1958年到1959年音樂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歌曲集，如《交誼舞曲集》《印度尼西亞歌曲集》《外國名歌200首》等，都可以看到這首《梭羅河》。1965年，音樂出版社還為《梭羅河》出版單行本的曲譜。爲了便於演唱，內地音樂界還為《梭羅河》填上了新一版的中文歌詞。這份歌詞所描繪的意境與原版相去無多，只是裝飾了一些詞藻。

美麗的梭羅河，我為你歌唱！

你的光榮歷史，我永遠記在心上，

旱季來臨，你輕輕流淌，

雨季時波濤滾滾，你流向遠方。

你的源泉是來自梭羅，萬重山送你一路前往，

滾滾的波濤流向遠方，一直流入海洋。

你的歷史就是一隻船，

商人們乘船遠航，在美麗的河面上。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音樂氛圍中，以《梭羅河》為代表的這一系列印度尼西亞民謠有着獨特的地位。從政治的角度考量，這些歌曲來自於與中國友好的第三世界國家，在中國人的眼中又洋溢着印度尼西亞的民族性，自然是值得作為象徵友誼的歌曲而演唱的。廣州的文學家華嘉曾訪問梭羅，在他的筆下，《梭羅河》便帶上了民族主義的象徵色彩：

梭羅朋友們告訴我們：「雨季的時候，河水好象奔流。那時候，聽着梭羅河的聲音，是會想到自然力量的偉大的。」他們還説：「總有一天，我們會利用這天然富源，把我們的國家建設起來的。」

同樣的理想，在詩一樣美的「梭羅河之歌」的歌聲里，我們也同樣地感受到。這首美麗的抒情曲，不僅在曲調上有着豐富的民族色彩，也不僅旋律十分優美，唱來十分動聽，同時，它的確是歌唱了這樣一個偉大的理想，所以更增加了它的感動人的力量。

上文提到，《梭羅河》的作者葛桑並不承認自己的歌曲帶有什麼民族主義的政治意圖；更何況，這首歌所描繪的僅僅是梭羅河的自然風光與歷史。但在華嘉的描述中，《梭羅河》的主旨被轉換成了歌唱民族渴望富強、國家興旺發達的偉大理想。

儘管《梭羅河》在中印外交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但從聽眾的角度看，《梭羅河》為代表的這些外國民歌多屬抒情歌曲，本就是非政治化的。在前三十年的中國音樂界，表達革命激情的「高快響」的音調居於絕對主導的地位，反而是以《梭羅河》為代表的，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抒情歌曲給一元化的音樂環境帶來一絲新風。

1963年，《梭羅河》的原作者葛桑作為印度尼西亞人民文化協會代表團的成員到中國訪問，《人民音樂》的記者專門訪問了他。在這次訪問中，葛桑是這麼表述《梭羅河》的創作過程的：

當時印度尼西亞的歌曲創作，大多采用抒情的逗趣的對唱形式，而且主要是愛情歌曲，這時，我就想着怎樣能擴大印度尼西亞歌曲的題材，使歌曲這種音樂形式能有所發展。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我創作了《梭羅河》這首歌，試圖從詞曲創作上都能不同於當時的一般歌曲。

作為一個業余歌手的葛桑，給《梭羅河》的創作賦予了革新音樂潮流的高尚意義，這是無疑帶上了「后見之明」的敍述。更重要的是，在民族主義的浪潮政治中，這種改造音樂的表述還是一種隱晦的政治正確。政治與音樂間的曖昧，讓《梭羅河》得以來到中國，當年的中國聽眾由此打開了一道認識印度尼西亞歌曲的大門，這不得不説是一種「時勢造英雄」。

同樣的一段旋律、一首歌曲，在相近的時間點來到香港和內地兩個音樂場域，卻結出了大相徑庭的兩顆音樂果實，其中機緣自然曲折迂迴，或是由於音樂市場的影響，或是由於外交關係的考慮；但推根究原，兩邊廂的差別所體現出的，仍然是中國人對南洋社會的兩種印象或者説想象。對於1950年代的香港人，他們繼承了來自西方、來自上海的南洋印象，將南洋的景緻和情愛之事聯繫，描繪出一派浪漫的異國情調；而對於1950年代的內地人，基於民族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政治立場，對南洋各國的印象則側重於講述其同爲亞洲弱小民族，同爲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而努力。兩種想象都難免帶有一些時代的、社會的烙印，但也恰恰是這些帶有烙印的想象，讓《梭羅河》這首簡單、質朴的民謠走遍華人世界，書寫出一段頗為傳奇的文化傳播史。

不能否認的是，當音樂作品脱離了作家之手時，作家便已無法決定歌曲本身如何被解讀。更何況，基於不同的時空背景，翻譯者將歌曲在地化，也是歌曲得以流行的重要因素。但與在地化相伴相生的，則往往是對歌曲本身的「誤讀」乃至「曲解」。進言之，「誤讀」「曲解」都反映出一個集體對另一個集體的「想象」——甚至是「偏見」。對流行文化來説，「想象」是難以避免的，甚至它本來就是流行文化的重要部分，但在全球化的時代，當流行文化從一個社會跳躍至另一個社會時，應該如何在在地化的同時避免誤讀，在想象的同時擯棄偏見，則是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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