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泰海通證券：沙特深度洞察——中東經濟引擎，迎接轉型紅利

　　來源：GTHT 國別觀察

　　沙特深度洞察：

　　中東經濟引擎，迎接轉型紅利

　　——中東國別研究專題系列一

　　國泰海通證券政策和產業研究院 國別研究負責人 陳熙淼

　　國泰海通證券政策和產業研究院 院長助理 汪立亭

　　本篇報告作為中東國別研究系列第一篇，聚焦沙特宏觀經濟發展、地緣政治及「2030願景」下的產業結構轉型，通過分析經濟結構與貿易格局、國際政治關係、中東區域發展與沙特區位輻射、產業發展趨勢等，構建沙特與中東地區國別研究的基礎框架，挖掘沙特經濟轉型中的投資機會。

　　宏觀經濟與調控：近年，沙特經濟活力提升，非油經濟貢獻穩步提升至70%以上。非油經濟增長主要源於私營部門擴張、重點領域升級及新興產業增長動能加速。沙特逐步由出口拉動向內需驅動轉變，投資和消費貢獻提升。收入結構上，營業盈余維持高位，資本密集型部門仍佔主導。宏觀經濟指標持續改善，人口紅利藴含強發展動能。近年得益於非油經濟帶來的「緩衝效應」，沙特通脹對於原油價格波動的敏感度下降。失業率降至歷史新低，沙特勞動力市場結構藴含強發展動能：人口年齡年輕化、女性就業崛起、教育程度高、外來人口擴張而勞動參與率較高，使得沙特具備較高人口發展紅利。宏觀調控機制穩健逆周期調節，助力中期經濟結構轉型。沙特石油貢獻60%財政收入，非油貢獻度有所提升。外匯儲備相對穩定，資本市場具備較強的流動性與開放性。同時，沙特主權財富基金（PIF）職能持續躍遷，成為引導經濟結構轉型與撬動資本市場擴容的重要抓手。

　　中東國別與區位輻射：中東地區處於亞非歐交匯要衝，憑藉優勢區位和資源稟賦素來以石油為支柱產業，而沙特在中東地區長期扮演經濟引擎與穩固地區發展的雙重角色，在穩定國際油價、應對突發供需波動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並進一步促進生產要素流動與地區協同發展。自「2030願景」提出后，沙特憑藉大國多邊地緣平衡戰略、資源佈局與政策引導，集聚資本、技術和高端人才，持續增強對中東地區的輻射影響力。此外，沙特具備潛力的勞動力市場結構和逐步提高的基建水平、數字化覆蓋率、改革性的社會制度等，均為中長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提供堅實基礎。

　　政治格局與地緣走勢：世界多極化格局利好中沙關係與合作深化。近年，沙特推行「温和化伊斯蘭」改革，內外部政治敵意與分歧緩和，全球能源競爭壓力與區域戰亂頻發，為中東地區從對抗走向互利合作提供歷史機遇。美沙關係曾長期是沙特外交的主軸，以「石油換安全」的傳統模式構建雙邊合作基石。但當前美沙關係演化為圍繞發展戰略與國家間利益的複雜博弈。「2030願景」已上升爲沙特國家戰略的絕對核心，並逐步超越對傳統地緣安全庇護的依賴。中期維度，沙特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仍有可能在利益互惠與衝突間尋求平衡，但其穩定性或更多取決於雙方在「2030願景」與「MAGA」理念上的目標一致性，及沙特在全球多極競爭格局中的戰略定力和地緣政治間的調和能力。中沙關係則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升溫，中沙以基建能源為互利合作先導，並拓展至新能源、製造、通信、金融等戰略領域，中沙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有望全面深化與融合發展。

　　沙特產業結構轉型：「2030願景」推動下，近年沙特製造業、消費及中高新技術產業加速發展。經濟呈現出新舊動能切換加快、市場與營商環境穩步修復的趨勢，此外，在包括數字經濟、綠色能源、高端製造、文化旅遊等領域均取得實質性突破與進展。憑藉較好的營商環境和開放程度，沙特近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集聚效應日益凸顯。製造業、建築業、批發零售、交通運輸與倉儲、金融與保險等領域的外商投資存量基礎持續增厚，且近年製造業投資佔比顯著提升，未來具備較高的投資潛力與空間。

　　風險提示：國際油價高波動引發財政收縮；沙特國家內部宗教與政權變化；中東地區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蔓延；全球大國與沙特地緣關係超預期惡化。

　　正文

　　1．  沙特經濟形勢與宏觀調控

　　近年，沙特經濟活力提升，非油經濟貢獻穩步提升至70%以上，主要來源於私營部門擴張、重點領域升級及新興產業動能的加速增長。近年沙特經濟增長模式逐步由出口拉動向內需驅動轉變，投資和消費貢獻提升。收入結構上，營業盈余維持高位，資本密集型部門仍佔主導，人力資本對價值創造貢獻尚有提升空間。

　　宏觀經濟指標持續改善，人口紅利藴含強發展動能。近年得益於非油經濟帶來的「緩衝效應」，沙特通脹對於原油價格波動的敏感度下降。失業率降至歷史新低，沙特勞動力市場具備強動能：人口年齡年輕化、女性就業崛起、教育程度較高、外來人口擴張而勞動參與率較高，使得沙特后續發展具備較強的人口紅利支持。國際收支結構整體保持穩定，近年來，沙特貿易順差高企，仍以能源出口為主要貢獻，同時非油出口佔比提升。對外貿易關係上，近年中國持續為沙特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國，而亞洲為沙特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地區，國別上，近年沙特降低與日本、印度、韓國、馬來西亞對外貿易比例，同時提升海灣國家的貿易份額。

　　宏觀調控機制穩健逆周期調節，助力中期經濟結構轉型。財政收入中石油收入貢獻佔比60%，近年非油收入貢獻增強；財政支出剛性提升趨勢顯現，持續發揮逆周期調節功能，且財政支出重點正從傳統產業向經濟轉型、軍事強國與社會保障與發展項目轉移。財政平衡、績效評估與治理現代化改革穩步推進，緩解財政赤字壓力。配合財政政策，貨幣環境温和寬松，同時外匯儲備維持在相對穩定水平，資本市場表現出較強的流動性與開放性。此外，沙特主權財富基金（PIF）職能持續躍遷，並日益成為引導經濟結構轉型與撬動資本市場擴容的重要抓手。

　　1.1．  宏觀經濟總量修復，增長動能結構加速切換

　　2024年，沙特阿拉伯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約1.2萬億美元，較2023年同比增長1.81%。從歷史趨勢來看，沙特GDP增長與油價相關性較大，且2022年后原油價格高位下滑，拖累沙特2022-2023年GDP增長，但近年非油部門的擴張，為沙特貢獻經濟活力。

　　2010年至2019年，沙特名義GDP規模維持在7000億至8500億美元區間；2020年，受全球疫情與油價崩盤影響，GDP出現-3.8%負增長；2021年后，油價上漲與產能恢復推動下，沙特經濟迎來強勁反彈，2022年增長高達12.0%，為本輪周期峰值；2023年起增速再度放緩至0.54%，2024年GDP增速小幅修復至1.81%。

　　1、按產業部門拆分，非油經濟已逐步取代原油部門，成為拉動沙特GDP增長的重要引擎。當前沙特名義GDP中原油部門佔比約為四分之一。

　　2025年Q1，非油部門在GDP佔比升至72%，原油部門則降至23%，而2022年以前，原油部門佔比基本在30%以上，標誌沙特「去石油化」戰略取得階段性成果。根據沙特統計局數據，2021年至2022年非油部門實際GDP增速分別高達10.2%和12.4%，2023年在整體GDP幾近停滯的背景下，依然實現7%的穩健擴張。

　　與非油經濟的穩健表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原油部門高度依賴國際能源價格周期，表現出強烈的波動性。從2018年至2025年Q1，其增速多次大幅震盪：2020年與2023年分別出現-6.9%和-9.1%的深度收縮，對整體GDP形成明顯拖累。

　　在這些波動周期中，政府部門與非油部門共同構成了經濟的「雙穩定器」。前者在財政紀律強化與效率提升的推動下，始終保持1%–2.6%的温和增速；后者在原油經濟深度下滑的年份持續擔當增長主力。兩者合力託底整體經濟運行，正顯著提升整體經濟的結構韌性與內生增長動力。

　　2、近年沙特非油經濟的擴張，主要源於私營部門的升溫及新興產業增長。

　　近年沙特持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為私營資本釋放更多發展空間。在政策驅動下，沙特私營部門自2016年來以1.94%的年複合增速穩步擴張。2024年，沙特非油私營部門對GDP貢獻率達到51%，不僅超額完成2024年的階段性目標46%，也向2030年65%的戰略目標進一步推進。

　　此外，政府通過沙特主權財富基金（PIF）牽頭，積極吸引私人資本投資於國家重點項目和關鍵產業，並出台激勵舉措，以擴大PIF資金來源，進一步支持市場化深化。2021年至2024年Q3，私營資本在PIF主導項目中的累計投資額已達373.3億美元，充分體現出私營力量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的日益活躍與關鍵支持作用。

　　3、行業角度，近年沙特製造業GDP佔比顯著提升，中下游部門活躍度增強，其他非油部門如基礎服務和新興服務業等增長擴容。

　　1）2017-2023年，採礦業（包括原油和天然氣）GDP佔比由24%升至25.4%，仍為關鍵支柱產業，但實際GDP佔比有明顯下滑。同期，製造業名義GDP佔比顯著提升，由13.3%增至14.8%。沙特經濟結構已從資源開採逐步向下游加工與製造環節延伸，產業多元化趨勢日益顯現。

　　2）近年沙特服務業全面增長。從實際GDP佔比來看，2023年政府服務、金融房產租賃及商務服務業、批零貿易和飯店餐飲業、進口關税、社區和個人服務業等均較2017年明顯提升。沙特新興產業與服務業不斷擴容，為經濟增長注入活力。

　　從支出法拆分來看，沙特經濟增長正逐步由外需拉動轉向內需驅動。一方面出口動能放緩，此外，消費和投資作為內需支柱逐步壯大，成為託舉經濟的關鍵力量。

　　過去，出口在沙特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2022年，受益於油價上行，出口錄得19.5%的強勁增速，成為當年GDP反彈的重要推手，但同樣受到油價波動影響。2023年，國際油價回落、全球經濟走弱，沙特出口轉為同比負增（-7%）。

　　相較之下，內需方面的消費、投資、政府支出項則展現更強韌性。其中，居民消費穩步上行，2021–2023年間增速始終維持5%以上，2023年更達到7.7%的近年峰值，成為非油經濟增長的穩定支柱。投資則在「2030願景」政策推動下呈現出階段性躍升，2022年大幅增長19.7%，雖於2023年回落至9.4%，但依然維持高景氣度，反映出基建、製造業和文旅等新興領域的加速擴張，以及私營部門信心的持續修復。與此同時，政府支出在推動經濟恢復的過程中保持適度擴張。2022年其增速達到9.6%，在關鍵時點發揮逆周期作用；2023年則有所回落至5.5%，體現出政策在穩增長與控赤字之間尋求新的平衡。

　　進口的變化也印證了這一趨勢。2020年大幅萎縮之后，2022–2023年進口維持10%左右高位，顯示疫情后國內消費與生產活動的全面恢復，內需動能顯著增強。

　　從收入法拆分來看，勞動者報酬與營業盈余是GDP的兩大主要構成，佔比合計通常超過80%。在美國等國際主流發達經濟體中，勞動者報酬通常佔GDP的50%-55%，營業盈余穩定在35%–45%之間。

　　相比之下，沙特經濟收入結構明顯偏向資本項目驅動。2023年，營業盈余佔GDP比重為60.1%，雖較2022年63.5%略有回落，但整體仍維持高位，反映出能源、重工業等資本回報率較高部門的支配性地位。與此同時，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在2020年短暫衝高至31.9%后逐步回落至2022年的23.1%，2023年略有修復至25%，但仍低於國際主流經濟體水平，説明沙特的人力資本仍有望提高，而勞動密集型部門和高附加值服務業尚處發展初期。

　　其余兩項要素佔比相對穩定。固定資產折舊佔比大致穩定在8%–11%區間，2023年為8.5%，與固定資本形成節奏基本匹配。生產税淨額則在稅制改革推動下穩步上升，從2018年的4.5%增長至2023年的6.3%，反映出沙特財政體系正逐步擺脫對資源租金的高度依賴，邁向更加制度化、常態化、產業化的税收結構。

　　1.2． 周期性指標邊際改善，宏觀運行穩中有進

　　1.2.1 通脹温和運行，結構緩釋能源價格衝擊

　　近年來，沙特的價格運行呈現出「整體穩定、結構分化」的特徵，整體通脹維持在温和區間，為宏觀政策調控和「2030願景」實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空間。

　　首先，從整體價格水平來看，2020年以前，CPI與國際油價走勢呈現高度同步，二者波動方向基本一致，體現出能源價格對通脹水平的顯著影響。然而，這一聯動性自2020年起明顯減弱。儘管2021–2023年間國際油價維持高位，布倫特原油價格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但沙特CPI卻穩定在2.3%–3.0%的温和區間，通脹敏感性顯著下降，反映出非油經濟增長給沙特提供了對能源價格變化的「緩衝帶」。

　　從細項價格來看，自2020年以來各類消費價格走勢有所分化。液體燃油價格經歷了數次階梯式抬升；食品和交通物價整體温和膨脹，趨勢上食品價格緩慢上行，交通費用自2023年后出現温和下行；服裝價格自2018年以來大幅下行，累計降幅近15%；醫療、教育及電、煤氣和其他燃料等基礎服務價格整體價格較為穩定，僅出現小幅波動。

　　從結構變化可以看出，原油價格變動對於其他消費項目的外溢效應，以及對整體物價水平的影響都已顯著減弱。根據沙特CPI權重，當前住房與食品、交通運輸三項合計佔比近60%，較為均衡的消費體系，以及低敏感度的價格結構，正是非油經濟發展與穩定資源政策支持的共同結果，也為中長期通脹穩定奠定了基礎。

　　1.2.2 沙特失業率降至近年新低，女性與外來人口貢獻就業活力

　　25Q1沙特失業率降至近年最低，沙特就業市場持續改善，勞動力結構不斷優化，女性就業崛起與外來人口提升成為主要亮點，且對比其他中東國家仍有提升空間。

　　2020年以來沙特失業率持續下滑，2025年沙特就業率持續改善。在新冠疫情衝擊下，失業率於2020年曾升至8.98%，創下近十年高點；但此后趨勢回落，至2025Q1已降至2.8%，創出十余年來新低，反映當前沙特經濟復甦、非油產業擴張與就業吸納能力的同步修復。此外，沙特外來人口的增長也為勞動力市場貢獻就業活力。近年沙特外來人口占比持續提升，2024年達到44%，且外來人口失業率相對較低、勞動力參與率較高。

　　從人口結構來看，沙特高等教育勞動力的失業率顯著下降。2020年以來，該羣體失業率從2016年的12.01%大幅降至2023年的5.87%，反映出信息技術、金融服務、文旅等高附加值產業的快速發展，逐步釋放出優質崗位空間，並帶就業率的提升。相比之下，基礎教育勞動力失業率在疫情初期曾一度上升，但2021年后逐步回落，顯示中低技能就業市場正經歷周期性修復。

　　而女性就業參與率的快速上升成為沙特勞動力增長的另一關鍵驅動趨勢，目前從事部門仍基本以服務業為主，工業、農業領域女性就業佔比仍相對較低。

　　近年來，沙特推動一系列社會世俗化的制度變革，為女性就業創造了更加開放的社會環境。其中，削弱宗教警察執法權、放寬男性監護制度、合法化女性駕車、鼓勵女性參與文化與公共事務等改革舉措有效拓展了女性的行動半徑。沙特在「2030願景」中也明確提出了將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至30%的戰略目標。圍繞這一目標，沙特人力資源和社會發展部（HRSD）出臺一系列女性賦能政策，從立法層面保障性別平等權利，同工同酬，加強女性職業培訓，並通過延長全薪產假、提供托兒支持、通勤補貼等配套服務，有效地降低了女性進入職場的門檻。

　　2016年以來，沙特15歲以上女性就業率持續攀升，從17%提升至2024年的30%。其中，服務業仍為女性就業的主要承載領域，截至2025年Q1沙特資本市場機構女性員工佔比已達到24%，反映出沙特在推動性別平等與擴大女性經濟參與方面的努力已初具成效。而工業製造、農業等領域女性勞動力參與水平仍相對較低，伴隨沙特經濟結構轉型和變革，預計未來有效吸納的就業人口空間將較大。

　　1.2.3 能源出口主導貿易順差，近年非油產品出口提升

　　近年來，沙特國際收支結構穩定，貿易順差高企，經常賬户持續為正，仍以能源出口為主，但非油出口佔比顯著提升。對外貿易關係上，近年中國持續為沙特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國，而亞洲為沙特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地區，結構上近年沙特降低與日本、印度、韓國、馬來西亞貿易比例，同時提升海灣國家貿易份額。

　　總量來看，近年沙特出口表現受國際油價擾動，波動性遠高於進口。2022年受益於能源價格飆升，沙特出口總額大幅上行，創下階段高點，隨后伴隨油價回落而逐步下降。相比之下，進口總額則表現平穩，呈現出緩慢但持續的增長趨勢，反映出內需修復與生產資料進口節奏逐步推進。

　　進口端，2020–2025年期間，機械和運輸設備進口規模持續快速上升，成為增長最顯著的子項，反映出沙特仍處於工業化早期階段，大量資本投入仍用於設備、基礎設施和中長期產能建設。但分商品類別來看，近年沙特對成品進口占比穩定保持在36%-38%水平，而半成品、成品進口合計達到48%-49%，反映沙特消費品與工業製造的產能對外依賴依然較高。

　　出口端，沙特仍以石油出口為主，2023年佔比達到77.3%，但近年已逐步降低對石油出口依賴，2011年該比例為87.1%。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機械和運輸設備出口雖有波動但整體呈緩步上行趨勢，製成品出口規模相對穩定，尚未體現出明顯的工業出口放量。目前沙特製造產能供應能力與國際市場需求的對接尚處於初期。

　　從進口地區結構來看，2017年后，沙特從新興和發展中亞洲國家與中國的進口增速顯著加快，體現出沙特與亞洲新興市場之間經貿聯繫日益緊密。2021年后，中東地區進口增速也明顯提升，顯示中東區域內部的貿易活躍度提升，或與GCC一體化進程推進、物流基礎設施改善等有關。相較之下，沙特從歐洲、美國與日本等傳統經濟體的進口額，在2015年前后經歷一輪下滑，近年來整體趨於平穩，但佔比降低，反映沙特進口結構在逐步「去歐美化」，並重點向新興經濟體傾斜。

　　在出口地區結構方面，2010年以來亞洲地區始終是沙特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出口規模顯著領先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值得注意的是，從出口走勢來看，各地區之間具有較強的同步性，顯示出沙特出口高度依賴石油相關產品，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與能源市場周期影響顯著。整體來看，沙特出口的地區份額格局相對穩定。

　　從國際收支角度來看，貿易順差仍是沙特經常賬户余額的最主要來源，二者變化趨勢保持高度同步。沙特經常賬户長期維持順差，表明其外部收支結構高度依賴商品出口，尤其是能源出口所帶來的大量外匯收入。同時也反映出其服務收支、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等項目的逆差壓力相對可控，尚未顯著侵蝕其外部收支空間。

　　1.3． 在約束中謀求平衡，宏觀調控體系持續演進

　　1.3.1． 財政政策：財政改革深入推進，支出重心聚焦轉型

　　2011年至2023年，財政收入總體呈「V」形波動，主因油價變化。2011–2014年，得益於高油價帶來的外部收益，財政收入維持在11000–12500億沙特里亞爾的高位區間；2015年起，伴隨油價回落與全球能源需求收縮，財政收入連續下滑，2016年降至最低點5190億。此后，隨着油價恢復與經濟重啟，財政收入逐步回升，2023年達到12120億，基本恢復至歷史高位。

　　從宏觀層面看，沙特財政收入與GDP增長高度相關，呈現顯著的周期性。分項來看，儘管近年來非油收入佔比有所提升，但石油收入仍佔據財政預算收入較高水平（60%左右），財政對油價波動的敏感性依然較強，石油財政特徵依舊突出。

　　在支出端，沙特財政支出近年剛性上升，軍事支出、衞生與社會發展支出以及一般項目支出持續擴張，是財政支出的主要增長項。2019年前后，經濟資源支出階段性提升，或與OPEC限產計劃暫時性變動有關，隨后逐步迴歸常態水平。而與民生更加相關的教育、基礎設施與交通、安全與地區管理等支出項目保持平穩增長。這一變化反映「2030願景」的全方位推進正在重塑財政資源配置結構，財政支出重點正從傳統優勢項目向產業轉型、軍事強國與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向傾斜。

　　從時間維度來看，沙特財政政策在宏觀層面具備逆周期穩增長的調控功能。例如，在2016–2019年通縮或低通脹背景下，沙特政府選擇擴大財政支出，通過維持高赤字水平，對衝內需疲軟對經濟增長的拖累。在2020年疫情衝擊下，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至2940億沙特里亞爾，政府通過持續支出以穩定就業，拉動失業率由7.66%高點回落至4.01%，有效避免了更深層次的經濟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財政收入已自低位顯著修復，但財政平衡仍面臨較大壓力。自2016年以來，沙特多數年份持續財政赤字，僅在2022年依靠油價高企實現小幅盈余。據IMF預測，沙特未來五年仍將維持財政赤字格局，但赤字佔GDP的比重有望逐步收窄，財政平衡狀況或有所改善。

　　在此背景下，提升財政支出的效率與乘數效應，將成沙特為緩解資源約束、增強財政韌性、推動經濟結構性轉型的關鍵抓手。

　　為實現這一目標，沙特在「2030願景」框架下系統部署了一系列圍繞財政平衡、績效提升與治理現代化的改革計劃。其中，財政平衡計劃（Fiscal Balance Program）作為核心支柱，致力於通過削減非優先支出、擴大非石油收入、改革補貼制度等手段，控制財政赤字水平，提升財政韌性。配合財政平衡目標，沙特亦着力構建財政支出的績效評估機制與項目執行體系，設立統一的績效指標與項目管理辦公室（PMO），明確公共支出目標責任，推動財政資源精準投放，推動財政政策在逆周期調控中更有針對性地發揮效力。

　　此外，沙特也通過主權財富基金重組計劃（PIF重組）與私有化計劃推動財政資源配置方式由「政府直接支出」向「資本運作引導」轉變。公共投資基金的戰略重構，使其從傳統財政體系中的輔助角色，轉型為主動投資與引導產業的核心平臺。而私有化計劃則明確了政府資產的市場化路徑，有利於提升資產的使用效率和財政收入的可持續性。

　　1.3.2． 貨幣政策：錨定美元穩定預期，流動性調節更趨靈活

　　自1986年以來，沙特阿拉伯實施固定匯率制度，將本國貨幣沙特里亞爾（SAR）錨定於美元，匯率中間價穩定維持在1美元兑3.75里亞爾。受此制度約束，沙特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有限，政策利率必須與美聯儲保持高度同步，以維持資本流動平衡和匯率穩定。這一制度也使沙特加倍依賴財政支出和主權基金調節來對抗經濟周期性波動。

　　在貨幣供應層面，整體貨幣環境保持温和寬松態勢。近年來M2同比增速大體圍繞10%上下波動。2020–2021年初，M1增速高於M2與M3，成為廣義貨幣擴張的主要動力，反映出疫情后企業現金流狀況改善，資金迴流生產端，帶動內需修復。而自2022年至2024年上半年，M1增速持續低於M2與M3，表明貨幣擴張主要通過定期存款或儲蓄工具進行，反映出貨幣乘數較低、貨幣政策傳導效力受限的潛在問題。2024年8月之后，M1、M2、M3增速逐步趨同，可能預示貨幣政策邊際改善、信貸活躍度温和回升。

　　從金融深化的角度來看，貿易差額與資本賬户差額呈現出一定的同步變動趨勢：當出口強勁、貿易順差擴大時，資本賬户亦表現爲更高水平的流出；而貿易順差收窄階段，資本流出規模亦隨之縮減，外匯儲備維持在相對穩定水平。這一聯動變化也從側面說明了資金未出現明顯滯留，跨境資金管理相對成熟，資本市場表現出較強的流動性與開放性。

　　1.3.3． 沙特主權財富基金（PIF）：拓展資本邊界，助力結構轉型

　　沙特主權財富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 PIF）成立於1971年，最初隸屬於沙特財政部，曾長期作為國家財政體系的一部分，承擔基本投資職能。隨着「2030願景」的提出與加速推進，PIF逐步走向國家戰略前臺，成為該願景下最核心的經濟轉型支柱之一。通過股權投資、產業引導與金融工具創新，PIF已成為近年來沙特資本市場擴容和經濟結構重塑的直接推動力量。

　　自2017年起，PIF陸續發佈多輪中長期發展計劃，聚焦基礎設施建設與本土產業振興，強調全球化配置、前瞻性主題投資與可持續收益回報，系統規劃其資本佈局方向與產業培育路徑。2019年，PIF獲得獨立法律授權，擁有更強的機構地位與執行能力。2022年起，PIF獲得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與惠譽授予的「A1/A」及「A」信用評級，進一步拓展其全球融資渠道與資本運作能力。

　　從資產管理規模（AUM）來看，PIF在過去七年間實現了高速增長：自2016年的1600億美元躍升至2024年的9413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超過25%。這一擴張態勢不僅體現了其資本運作效率，也凸顯出PIF在資源整合與融資動員方面的強大能力。

　　資金來源主要可歸納為四大類：一是沙特央行（SAMA）的外匯儲備注資與資金劃撥；二是通過國有資產劃轉獲得底層資源支持，例如，2024年PIF接收沙特阿美公司8%股份，國家對阿美的直接持股比例降至82.186%；三是多元化的國際融資安排，包括2024年與23家國際金融機構簽署總額150億美元的銀團循環貸款；四是投資收益再投入，構建可持續的資本內循環體系。此外，2023年PIF還發行第二批國際綠色債券，籌資55億美元，用於支持符合其綠色金融框架和「沙特綠色倡議」的相關項目，進一步拓展了基金的融資渠道與責任投資能力。

　　從資產配置流向來看，PIF的投資重心呈現出明顯的本土傾斜趨勢。2021至2023年，沙特本地產業相關的資產權重持續上升，「產業發展投資」與「本土股權投資」合計佔比從40%躍升至60%，其中」產業發展投資」一項在三年內實現了近三倍增長。同時，「千億級重點項目」板塊權重穩步上升，PIF持續為NEOM、紅海、Qiddiya等國家級新城建設與大型基礎設施工程項目提供長期資本支撐。

　　相較之下，國際投資配置則呈現階段性回落。「國際戰略投資」佔比從2021年的20%下降至2023年的9%；其中，「國際資本市場投資項目」佔比相對穩定，維持在7–8%區間，充當全球多元化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幫助分散風險、對衝外部不確定性。

　　從行業維度來看，PIF投資佈局分佈廣泛，其中能源和房地產行業2023年合計佔比超過四成，充分體現對傳統優勢產業與本土基建板塊的持續傾斜。新興產業方面，信息技術（9.4%）、金融（7.3%）、通信服務（6.9%）位居前列，反映出近年PIF在數字經濟、金融科技與智能互聯等方向上的前瞻性產業結構轉型佈局。

　　此外，PIF在佈局產業戰略發展的同時，也充分發揮着 「資本引導者」的角色。其產業投資不僅強化了本土企業的融資能力與現金流支持，也提升了上市公司質量與行業結構多樣性，為金融市場注入了長期資金來源與估值支撐，有效帶動了資本市場的擴容與結構革新。

　　在貨幣流向實體經濟並與金融市場共振的格局下，同時伴隨新興產業快速發展，沙特近年證券市場擴容，一二級同步為實現經濟轉型領航、為企業成長賦能。沙特上市公司市值自2018年的4963億美元快速躍升至2019年的2.4萬億美元，市值佔GDP比重突破2.7倍，此后持續維持在2–3倍之間。金融資產規模的大幅擴張反映出資本市場深度與廣度的同步提升，沙特正由「銀行主導型體系」向更具市場化與開放度的「多層次金融結構」轉型。

　　2． 中東國別比較與沙特區位輻射

　　中東地處亞非歐交匯要衝，而沙特在中東地區長期扮演着經濟引擎與穩定地區發展的雙重角色。在以石油為支柱產業的中東國家中，沙特始終處於龍頭地位，在穩定國際油價、應對突發地緣波動中發揮着關鍵作用。「2030願景」提出后，沙特憑藉獨特區位、資源優勢與政策引導，集聚資本、技術與高端人才，持續增強對中東地區的輻射與影響力。此外，偏年輕化的人口結構和后發優勢顯著的勞動力供應，領先的人才教育程度和逐步提高的基建水平與數字化覆蓋率，均將為沙特實現中長期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提供堅實基礎。

　　2.1． 中東與沙特地理區位：連接三洲五海，貫通全球南北

　　中東地理位置位於亞洲西南部和非洲東北部，囊括了地中海東南部到波斯灣沿岸地區。地理邊界上看，中東西起埃及，東至伊朗，北抵土耳其，南界阿拉伯半島。由於地處地中海、紅海、波斯灣等重要海洋交通要道的中心地帶，坐擁「三洲五海之地」，中東地區長期在全球貿易、能源資源與地緣政治博弈中承擔重要角色。

　　沙特阿拉伯位於阿拉伯半島中部，是中東地區的核心國家之一，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戰略樞紐價值。沙特東瀕波斯灣、西臨紅海，位於連接亞、歐、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輸出通道之一，也是海上貿易航線的咽喉要地。尤其西側毗鄰的紅海—蘇伊士運河—地中海航線，長期以來作為全球最繁忙的航運通道之一，是亞歐之間海運聯通的主干道。沙特擁有廣闊海岸線，其港口如吉達（Jeddah）等節點城市在集裝箱中轉與能源運輸中扮演重要角色，使其具備牽動全球航運動向的能力。

　　在陸地邊界上，沙特與約旦、伊拉克、科威特、阿聯酋、卡塔爾、阿曼和也門等國接壤，聯通中東北非（MENA）與海灣地區（GCC），並通過法赫德國王大橋連接巴林。這一地理區位使得沙特成為周邊國家政治通道與經濟走廊的必經之地。例如，從伊拉克或約旦通向紅海、從科威特或巴林通向麥加麥地那、從阿曼通向北非，都需部分依賴沙特的過境路徑。配合「2030願景」下的基礎設施投資與跨境交通網絡建設，沙特正日益強化其作為中東「連接者」和「輻射源」的地位。

　　2.2． 沙特與中東人口結構與消費對比：享人口紅利，具消費市場潛力

　　國別比較角度，沙特具備較好的勞動力人口結構，與人口紅利發展優勢，對應后續較好的經濟增長與消費市場潛力。

　　1）勞動力人口占比高，勞動率參與率達66%：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沙特總人口達3370萬，勞動力人口占比近五成，顯著高於以色列、阿聯酋等中東地區主要經濟體。

　　2）人口平均年齡低，老齡化率較低：從年齡結構來看，沙特人口年齡中位數為29.25歲，處於中東地區中游水平，且顯著低於東亞主要國家，與南亞印度相近。從65歲以上人口占比來看，沙特2024年僅3.0%，此外，中東地區卡塔爾、阿聯酋、阿曼三國該比例低於3%。

　　3）人口受教育程度較高：中東地區卡塔爾、以色列、沙特、阿聯酋四國勞動力受高等教育水平最高，均在78%以上，且高於西方主要發達國家。

　　4）上文提到，沙特外來人口占比較高，且勞動力參與率較本地人更高，進一步優化了沙特勞動力市場結構，激發經濟活力：根據聯合國數據，2020年沙特國際移民佔比已接近40%；根據沙特官方數據，2024年外來人口占比達到44%。

　　5）上文提到，沙特在世俗化改革推動下，近年女性勞動參與率快速提升，同時也帶動女性消費需求的增長。

　　總體而言，在近年提倡世俗化改革的政策指導下，沙特偏年輕化、受教育程度較高、勞動參與率較高、外來人口較高的人口結構特徵，為其推進產業轉型發展和擴大內需市場提供了基礎。

　　在消費能力方面，沙特人均收入處於中東地區中上水平，但內部結構仍存在顯著的優化空間。2023年，沙特人均國民總收入達6.1萬美元，位列中東主要國家第三，僅次於阿聯酋與卡塔爾，顯著高於埃及與伊拉克等傳統人口大國。然而，沙特的基尼係數高達86.4，區域內處於最高水平，説明其收入分佈存在不均衡現象，未來沙特消費潛力的釋放，將有賴於中低收入羣體的財富增長、女性消費力量的崛起以及經濟結構轉型帶來的增量。

　　從消費模式來看，沙特已具備新興消費業態轉型的必要基礎與現實趨勢。一方面，沙特互聯網普及率為100%，基本實現全面數字化覆蓋，遠高於埃及、伊拉克等國；城市化率達85.17%，基本持平於以色列、阿聯酋等高收入經濟體水平。高度城鎮化與全民聯網的雙重支撐，推動居民消費場景與線上渠道加速融合，為平臺經濟、數字支付等新型消費生態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人羣基礎。

　　綜合來看，沙特正處在人口紅利釋放與消費結構升級的交匯階段，既具備穩定的勞動力支撐，也孕育着向中高端消費躍遷的潛能。對比其他中東國家，沙特在人口結構、收入水平與數字基礎設施等方面具備更強的內生動力與轉型基礎，有望在未來區域消費市場中率先完成由「量」向「質」的突破。

　　2.3． 沙特在中東經濟輻射與國別比較：資源優勢與產業動能交匯

　　沙特在中東地區長期扮演着經濟引擎與與穩固地區發展的雙重角色，其影響力不僅在於自身資源稟賦，更在影響區域能源格局、生產要素流動與地區發展輻射上。

　　從經濟體量來看，沙特擁有廣闊的經濟腹地與穩固的居民財富基礎。2024年，沙特GDP位居中東北非地區首位，經濟總量超過以色列、阿聯酋等區域主要經濟體兩倍以上；人均GDP達30746美元，穩居世界銀行界定的高收入國家行列。

　　在以石油為支柱產業的中東國家中，沙特始終處於龍頭地位。沙特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約佔世界儲量的17.85%，據國際能源署（IEA）統計，沙特掌握着OPEC+國家中近一半的備用產能，具備在短時間內快速釋放或削減產量的能力，在穩定國際油價、應對突發供需波動中發揮着關鍵作用。IEA指出，沙特的這部分備用產能將在未來幾年內保持相對穩定，繼續發揮其「壓艙石」作用，是整個OPEC+能否有效實施產量調控的核心支撐。另一方面，從全球新增產能的角度看，沙特也在持續擴大其產油能力，尤其是在非原油類別。據IEA《2025全球能源展望》報告，2024年至2030年，全球石油供應能力預計將增加約510萬桶/日，增量主要來源於凝析液（NGL）和其他非傳統石油資源，其中沙特與美國作為兩大核心主力將合計貢獻約40%的增長量。未來沙特有望持續引領方向，不斷鞏固其在區域乃至全球能源格局中的主導地位與話語權。

　　沙特經濟憑藉資源稟賦優勢，長期高度依賴石油出口，固然有一些發展「舊疾」：1）其產業結構資源導向明顯，製造業與高技術產業基礎相對薄弱，進而制約了出口的多元化進程。2）與此同時，歷史上較為保守的市場制度與投資政策抑制了技術與資本的自由流動，資本市場發展滯后，外商投資環境一度不夠成熟。3）全球創新指數得分較低。

　　從當前中東地區投資、出口與創新能力等維度對比，沙特尚未全面佔優。但其基礎條件雄厚、政策導向清晰、發展潛力較大，中長期仍有望縮小與區域領先國家差距、實現創新能力與經濟增長躍升。

　　近年來，隨着「2030願景」的正式提出及持續深化，沙特加快推進經濟多元化轉型，着力優化營商環境，持續吸引國際資本、先進技術與高端人才。在不斷完善制度基礎的同時，沙特也憑藉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積極構建區域互聯互通體系，打造中東地區的科技與產業新樞紐，以實現從「資源出口國」向「技術樞紐國」的躍遷。

　　以政府重點打造的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示範城市——NEOM未來新城為例，該項目位於紅海沿岸，是「2030願景」下的旗艦工程，聚焦綠色氫能、人工智能、機器人、生物科技、可持續旅遊等高附加值產業，旨在建設全球領先的零碳城市樣板。城市地處約旦與埃及邊境，天然具備跨境協同潛力。根據早期規劃，GCC六國聯合推進的海灣鐵路（Gulf Railway）曾提出將線路延伸至NEOM，並通過紅海跨海大橋連接埃及西奈半島，構成「泛阿拉伯經濟走廊」的關鍵節點。憑藉NEOM新城對全球創新資源、ESG投資、國際資本與高端人才的強大集聚效應，沙特正持續強化其在中東地區的網絡影響力，併爲周邊國家的產業升級與區域協同發展提供重要外溢動力，並加速實現對阿聯酋、以色列等區域創新強國的趕超。

　　3． 中東政治格局與沙特地緣走向

　　沙特在中東的地緣衝突主要體現在與伊朗之間的長期博弈，以「遜尼—什葉」宗派矛盾為核心，沙特與伊朗的關係歷經友好、對立、破裂與友好和解等多個階段。近年來，沙特推行「温和化伊斯蘭」改革，緩解內外部政治敵意，疊加外部能源市場競爭壓力與區域戰亂頻發，中東地區正迎來從對抗走向合作的歷史機遇。

　　從國際關係格局看，美沙關係曾長期作為沙特外交的主軸，以「石油換安全」作為雙邊合作基石。然而，近年來美國頁岩油氣革命重塑能源格局，兩國直接利益摩擦加劇，傳統盟友關係出現結構性裂縫。總體而言，當前的美沙關係已由「石油換安全」的傳統模式演化為圍繞發展戰略與國家利益的複雜博弈。過去，沙特領導人往往在維護國家財政安全與對美戰略間謹慎權衡，但「2030願景」的提出，已上升爲國家戰略的絕對核心，並逐步超越對傳統地緣安全庇護的依賴。中期維度，沙特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仍有可能在利益互惠與衝突間尋求平衡，其穩定性或更多取決於雙方在「2030願景」與「MAGA」理念上的目標一致性，以及沙特在全球多極競爭格局中的戰略定力和地緣政治間的調和能力。

　　相比之下，近年中沙關係在世界多極化格局下快速升溫，中沙關係的深化對兩國均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沙特「2030願景」目標的相契合與中沙產業結構的互補性，恰恰構築了中沙關係最為穩固的根基。過去十余年間，中沙關係逐步擺脫意識形態束縛，轉向多層次下的務實互利合作，並日益成為中東版圖中最具發展潛力的雙邊關係之一。中沙以基建能源領域為合作先導，並已逐步拓展至新能源、製造、通信、金融等多個戰略領域，中沙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有望全面深化發展。

　　3.1． 地緣裂痕與秩序重塑，中東合作迎來歷史新機遇

　　3.1.1． 制度分歧催生摩擦，宗派同盟加劇對抗

　　作為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特阿拉伯擁有麥加與麥地那兩座宗教聖地，在全球穆斯林社會中享有崇高地位。長期以來，獨特的宗教資源不僅構成沙特的國家象徵，也深刻嵌入其國家治理體系之中。在現代沙特王國建立的過程中，沙特家族以「瓦哈比主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基礎[1]。但伴隨國家影響力和地緣輻射能力的提升，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多元化包容的意識形態體系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併成為國家發展道路上的大勢所趨。而沙特內部素來政治與經濟上的結構性矛盾，也共同促使沙特開始重啟民族國家建構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沙特自身開啟意識形態轉型的同時，也拓展到與周邊國家地緣關係及參與全球大國博弈格局的轉變。

　　自2015年1月薩勒曼國王執政以來，尤其是2017年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被立為王儲后，沙特經歷了激烈的意識形態轉型。在沙特政府的宣傳和引導下，沙特國族主義在沙特國內興起，並取代瓦哈比主義成為該國主流意識形態[2]。而此前，意識形態理念上的差異，曾是造成中東地區地緣格局高度不穩定性的核心影響因素之一。 

　　代表性而言，過往沙特在中東的地緣衝突主要體現在與伊朗之間的長期博弈，而兩國初期關係與變化，或部分起源於中東地區「遜尼—什葉」宗派的結構性差異特徵。以沙特為代表的遜尼派國家，普遍強調保守教義與王權合法性，其地緣同盟主要包括阿聯酋、埃及、約旦、巴林、科威特等國；而以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則在伊拉克、敍利亞、黎巴嫩、也門等地擁有廣泛的支持羣體。在敍利亞內戰、也門衝突等諸多區域熱點事件中，一定程度上也凸顯了壁壘鮮明的陣營劃分格局。

　　從歷史規律來看，沙特與伊朗雙邊關係在波動中不斷演進，大致可劃分爲五個階段：初期友好、矛盾激化、戰略試探、關係決裂與近期迴歸和解。早期在王權構建與石油外交的共同利益驅動下，兩國於1929–1979年維持整體友好，建立起形式上的戰略同盟。然而，隨着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伊朗新當政者對沙特態度強硬，並致力於對外「輸出革命」，兩國關係迅速跌入低谷[3]。

　　進入1990年代后，兩國在「阿拉伯之春」前夕短暫迎來接觸，試圖重塑對話基礎。但2011年敍利亞內戰爆發，沙特強勢干預什葉派勢力擴張，伊朗則支持巴沙爾政權，沙伊再次站到地緣衝突的對立面，關係再度出現結構性裂痕。2016年沙特處決什葉派宗教領袖尼姆爾，引發伊朗境內反美反沙浪潮，兩國斷交，進入長達七年的對抗階段。直至2023年，在中國的斡旋下，沙伊雙方成功舉行北京對話並復交，兩國關係走向新的歷史階段，也體現中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進一步增強。

　　3.1.2． 宗教改革緩和敵意，外部壓力倒逼協同

　　長久以來，意識形態差異、石油利益與以美西方為代表的地緣博弈交織下，中東地區處於地緣緊張的態勢。但隨着內部改革的推進與外部壓力的緩和，沙特及其周邊國家正在逐步打破舊有的結構性困局，共同探索合作共贏的新路徑。

　　在內部層面，沙特積極推動「温和化伊斯蘭」改革，試圖擺脫瓦哈比主義激進教義帶來的意識形態負擔。在本·薩勒曼王儲的主導下，沙特力求重塑國家宗教認同，將其引導回更加包容和温和的方向。改革的核心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重新解讀伊斯蘭經典，抽離極端保守宗教力量的意識形態基礎；二是限制宗教相關執法機構的權力範圍，如宗教警察被劃歸王儲主管的內政部，執法權被嚴格規範；三是推動教育系統的現代化改革，清理教科書中反對多元及排斥他者的內容，禁止教師宣傳極端主義思想[4]。這一系列舉措，有助於淡化教派間的對立，緩和與什葉派之間的衝突，併爲沙特打造更加和平穩定的地緣環境，緩釋意識形態衝突。

　　與此同時，面對頁岩油革命和新能源發展帶來的油價波動與外部競爭壓力，對於中東國家而言，加強團結與協作，將更有利於維持在全球能源博弈中的話語權。近年，中東地區地緣政治風險指數（GPR Index）顯著上升，並與部分國家地緣風險指數呈現一定聯動特徵，反映出全球主要地緣風險事件的外溢效應。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維護地區共同安全、遏制緊張衝突升級，對於各國而言，重要性和優先級均日益提升。

　　在此背景下，求合作、避對抗的區域戰略訴求也不斷升溫，越來越多的經濟體開始主動尋求改善周邊地緣關係、修復過往的歷史裂痕。近年來，海灣合作委員會（GCC）、伊斯蘭合作組織等多邊機制持續推動高層對話與務實合作。沙特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不僅推動也門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還積極參與斡旋加沙、敍利亞、蘇丹等地區熱點問題[5]。2025年2月以來，沙特已多次承辦美國與俄羅斯、烏克蘭之間的高級別談判，也提升了沙特在全球重要衝突議題中的協調與影響力。

　　總體來看，國際形勢變亂交織，而中東地區各國將持續探索穩定的外交路徑，中東地緣格局也呈現出由矛盾衝突逐步走向協同合作的積極轉向。

　　3.2． 從安全重心轉向共謀發展，美沙同盟關係重塑

　　3.2.1． 單向「石油換安全」基石動搖，多邊地緣博弈提供安全保障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政策方向與其外交、防禦和安全政策之間的考量，在沙特對美關係中體現得尤為明顯。1945年2月，阿卜杜勒阿齊茲·本·沙特國王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奎因西號軍艦上的會晤，促成了兩國之間「以石油換安全」的協議，構成兩國雙邊關係的基石。1980年宣佈的「卡特主義」更明確了美國對海灣地區安全的承諾，1980年美國總統卡特在國情諮文中曾闡明：「任何外部勢力試圖控制波斯灣地區都將被視為對美國重大利益的攻擊，而對這種攻擊將以必要的方式反擊，包括使用武力」。1990-1991年，美國主導的解放科威特和保護沙特阿拉伯免受潛在侵略的伊拉克行動，也成為這一合作機制中的具象體現。

　　在「石油換安全」的政治合作機制下，沙特曾長期致力於為美國穩定提供低價石油，以支持美國經濟發展，而輸入較低的能源價格，或也作為政治博弈的一部分，間接配合了美國主要黨派的民主支持率提升。然而，進入21世紀，這一同盟關係開始逐漸顯露裂痕。美國在多次中東地區關鍵事件中的表態或並未充分考慮到沙特方的利益訴求。例如，布什政府行動部分忽視了沙特對伊拉克戰爭風險的警告；奧巴馬政府在埃及放棄穆巴拉克政權、對敍利亞缺乏實質上的干預行為，並在伊核協議談判中未全面顧及海灣安全關切；特朗普政府，早期表現出強烈美沙合作意願，但在2019年伊朗對沙特阿美石油設施發動襲擊后，美國方面選擇按兵不動，而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沙特日產原油減少逾500萬桶，相當於沙特產能的一半，因此，美國的「默許」，在一定程度上類似打破了「石油換安全」的隱性契約。

　　面對「石油換安全」機制的逐步瓦解，沙特近年來不斷調整其戰略路徑，嘗試在新的政治體系與貿易格局中重塑自身的安全保障。一方面，沙特多次主導OPEC+聯合減產，力圖捍衞高油價，維護自身財政穩定與全球能源定價權。相較於過去充當西方國家的「石油中央銀行」，沙特逐步轉向了採取更具資源民族主義的「以沙特優先」策略，在部分重要地緣議題上，也積極表現出對OPEC+成員國俄羅斯的支持。另一方面，隨着傳統的「石油換安全」體系松動，沙特也開始嘗試藉助第三方國家力量來緩衝地區地緣風險。2023年3月，在我國斡旋下，沙特與伊朗七年來首次恢復外交關係，成為中東地區重大外交突破之一。這一重要國家外交關係的轉向，也體現了沙特在過往傳統「石油換安全」策略受限后，積極通過多邊斡旋和藉助大國博弈的世界局勢，增強自身的安全保障及地位[6]。

　　3.2.2． 美國頁岩油革命重塑競爭格局，美沙資源對抗與產業合作同步

　　從全球能源格局來看，美國頁岩油氣革命對美沙關係帶來了深遠影響，成為促使雙方戰略互動關係重構的關鍵變量。頁岩技術的突破使美國從能源進口方轉變為出口方競爭者，極大提升了全球範圍內的能源供應能力，並改變了國際能源市場的供需格局與價格決定機制。相較於傳統石油項目，美國頁岩油開採周期更短、調節靈活，加劇了原油市場價格的波動性；而由於美國油氣企業大多為私營實體，不受OPEC產量配額約束，也削弱了沙特通過協調減產來穩定國際油價的能力。

　　一方面，美國政府自主決定其國內石油產能，造成全球原油市場供應增加；又在油價跌至美企盈虧平衡點時，轉而提出要求沙特減產，以維穩原油價格。例如，2020年4月，特朗普公開呼籲沙特與俄羅斯結束價格戰，以支持美國能源行業。美國選擇性介入的指導行為，實質上相當於打破市場競爭規則，並將本國利益訴求優先於現有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與他國規劃。為應對這一狀況，沙特積極推進推動OPEC+機制，與俄羅斯等非OPEC產油國展開合作，進一步外延產量協調範圍。即使在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西方對俄強烈施壓之際，沙特依舊堅守與莫斯科的能源合作立場，顯示其對維穩油價、捍衞自身資源利益的戰略決心[7]。

　　美沙雙邊關係中有競爭也有合作。

　　除在全球能源市場同時作為供應商可能面臨的競爭外，在邁向「2030願景」的關鍵階段，發展戰略主導下，沙特仍有望加強與美國在產業、技術、資本與人才等領域的深度合作。自2016年「願景」提出以來，沙特與美國的服務貿易往來顯著升溫。其中，美國金融服務出口到沙特的金額由8.13億美元快速提升至2024年的21.82億美元，體現出美國金融體系在沙特經濟轉型中的深度介入與資本支持。美國對沙特的知識產權服務出口雖然規模相對較小，但自2022年起也呈現穩步上升態勢，顯示沙特對在科技、文化、教育、品牌等軟實力等領域加快學習和進行資源引進的重視。總體而言，儘管沙特在美國總貿易中權重近年有所下滑，且美國在沙特商品貿易中的總體份額相對不高，但近年雙方在服務貿易領域的深度融合與互補合作，也部分重塑了沙特與美國的雙邊貿易結構。

　　總體而言，當前美沙關係已由「石油換安全」的傳統模式演化為圍繞發展戰略與國家利益的複雜博弈。過去，沙特領導人往往在維護國家財政安全與對美戰略間謹慎權衡，但「2030願景」的推進，已上升爲國家戰略絕對核心，並逐步超越對傳統地緣安全庇護的依賴。中期維度，沙特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仍有可能在利益互惠與衝突間尋求平衡，其穩定性或更多取決於雙方在「2030願景」與「MAGA」理念上的目標一致性，以及沙特在全球多極競爭格局中的戰略定力和地緣政治間的調和能力。

　　3.3． 世界多極化下的戰略協同，中沙合作穩步深化

　　3.3.1． 破除意識形態分歧，轉向務實互信相向而行

　　歷史押注的韻腳或相同，但時局總因不同的驅動因素而變化。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沙特「2030願景」目標的相契合與中沙產業結構的互補性，構築了中沙關係最為穩固的根基。

　　冷戰時期，中沙關係曾一度因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長期疏離[8]。彼時沙特作為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友，與中國缺乏實質性的往來外交關係。但伴隨冷戰格局終結以及全球政治經濟重心東移，大國的國際影響力提升，中沙關係逐步開始進入升溫通道。2006年，中沙兩國建立戰略友好關係，2016年起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過去十余年間，中沙關係逐步擺脫意識形態束縛，轉向多層次下的務實互利合作，並日益成為中東地緣版圖中最具發展潛力的雙邊關係之一。

　　隨着國際體系日益演變為多極競爭格局，中沙關係的深化對兩國均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一方面，有助於沙特分散對全球霸權主義的依賴與自身國家地緣風險暴露，並在複雜多變的全球秩序中增強自主空間；另一方面，也為中國在中東地區穩定能源供給、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發展提供了關鍵支點。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新一輪地緣博弈中，沙特展現出愈發清晰的外交風格轉向：更加註重維護本國議程的獨立性，更加主動地重構多邊關係網絡，拒絕捲入由美西方國家所主導的「非友即敵」政治敍事之中。在俄烏戰爭背景下堅持與俄羅斯的能源協調、在中沙合作中推進本幣結算與技術對接、在OPEC+機制中增強制度話語權，均表明沙特正在從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單極體系中謀求「脱錨」，試圖以更加主動靈活、利益分散的方式重塑國際關係中的定位。在此背景下，中國「向西開放」戰略與沙特「向東看」戰略相遇，相向而行成為中沙關係發展的主基調[9]。

　　3.3.2． 能源合作產業互補，中沙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深化發展

　　除政治利益考量外，沙特對全球經濟秩序與國際能源合作格局的重新評估，推動其對外戰略持續「重心東移」。早在頁岩革命之前，西方在沙特能源出口結構中的權重就已顯著下降。2021年，沙特出口至亞洲的原油高達2.504億噸，僅有7280萬噸流向非亞洲國家，其中對中國出口量達8760萬噸，佔據首位。儘管俄烏衝突之后歐洲對中東能源依賴有所回升，但沙特已將亞洲視為未來能源合作的核心市場，並持續加深與中國等主要進口國的合作關係。

　　早在2017年，沙特國王薩勒曼訪華期間，中沙雙方即在石油貿易與上下游項目合作方面簽署多項協議，奠定了雙邊能源合作的基礎。2019年，中沙在北京召開中沙高委會第三次會議，並建議加強「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願景」發展戰略對接，深化能源、基礎設施建設、財政金融、高科技等領域的務實合作[10]。2023年3月，沙特國家石油公司阿美（Saudi Aramco）宣佈兩項重大投資交易，擬在華追加數十億美元投入，進一步鞏固了沙特作為中國最大原油供應國的地位。

　　與此同時，在沙特「2030願景」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合力推動下，中沙合作正加速駛入快車道。近年來中沙雙邊貿易保持高位運行，儘管出口波動有所加劇，但整體進出口規模仍維持強勁勢頭，兩國經貿往來粘性日益增強。

　　從合作內容來看，中沙合作以基建為先導，正逐步滲透至能源、製造、通信、金融等多個戰略性領域。根據四川省一帶一路經貿合作促進會，在沙特NEOM新城的智慧城市項目中，華為提供全域物聯網平臺，海康威視部署10萬路智能攝像頭，中國電科參與建設城市大腦系統，共同助力打造「零碳城市」。在醫療健康領域，邁瑞醫療向沙特200家醫院供應超聲設備，國內醫療公司在利雅得建立AI影像診斷中心。此外，華為在沙特5G基站建設中佔據了70%的市場份額，並與沙特電信（STC）合作，在利雅得打造中東最大的數據中心集羣。寧德時代則與沙特阿美合作研發動力電池，共同搶佔中東千億級電動車市場。通過政策協同、基建深化、產業創新與金融賦能等多維度發力，中沙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有望全面深化發展。

　　3.3.3． 中沙貿易加強：近年更青睞中國跨境電商、汽車、鋼鐵和機械

　　近年中沙貿易蓬勃發展，且由於產業結構互補，貿易依賴度不斷增強。近年中國始終是沙特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國。2024年中國佔沙特進口、出口金額比重分別達到24%、15%，而美國該比例近年持續下滑，2024年分別為8%、4%。2024年，沙特在中國進口、出口金額佔比分別為2.5%、1.3%。

　　從雙方貿易結構來看，近年沙特對中國跨境電商、汽車、鋼鐵、機械設備等產品青睞度提升。對中國而言，沙特依然是穩定且重要的能源提供方。

　　從沙特出口到中國的商品貿易來看，2024年能源相關佔比達到84%，此外有機化學品和塑料製品合計達到11%。

　　而近年沙特對中國進口的電氣設備、家電、機械設備、汽車等產品保持較高份額，同時對跨境電商（B2B）產品、鋼鐵、汽車等顯著加大進口比例，此外，對中國的紡織服裝、玩具等輕工業產品青睞度則有所降低。

　　4． 沙特經濟轉型與產業結構調整

　　沙特「2030願景」提出一系列發展綱要，在夯實油氣等傳統支柱產業基礎上，重點培育具備增長潛力的新興產業，推動經濟發展由「資源驅動」向「產業驅動」轉型。

　　該願景實施以來，沙特製造業、消費及中高新技術產業結構加速演進，呈現出新舊動能切換加快、市場環境穩步修復、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的整體趨勢，數字經濟、綠色能源、文化旅遊等領域亦取得實質性進展。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FDI集聚效應日益凸顯，製造業、建築業、批發零售、交通運輸與倉儲、金融與保險等領域的投資存量持續增厚，構成外資佈局的核心支柱。

　　4.1． 「2030願景」引領沙特多元化轉型

　　2016年，沙特正式發佈「2030願景」，明確未來15年的發展藍圖。願景序言提出三大核心支柱：一是作為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精神中心，二是發展成為全球投資強國的決心，三是依託獨特的地理區位，打造聯通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國際樞紐。整體規劃圍繞社會進步、經濟繁榮與國家建設三大主題，致力於實現「社會欣欣向榮、經濟繁榮興旺、國家理想遠大」的戰略目標。

　　為實現經濟結構多元化轉型，沙特在「2030願景」中設定了明確的產業轉型發展目標，並規劃了兩大戰略發展路徑：一方面夯實油氣等傳統支柱產業，另一方面重點培育具有增長潛力的新興產業，逐步構建更具增長可持續性的國民經濟體系。

　　4.2． 產業轉型有成效，內需市場煥新動能

　　自「2030願景」提出，沙特製造業、消費行業與中高新技術產業結構加速演進，呈現出新舊動能加快切換、市場環境穩步修復、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的整體趨勢。

　　近年沙特製造業增長有所波動。受油價震盪與疫情衝擊下全球需求收縮的影響，2016至2020年間製造業增速明顯放緩，部分年份甚至錄得負增長。2021年后，隨疫情后經濟修復及「2030願景」指導下的多元化戰略推進，製造業增速逐步回升，至2023年增速再度滑落，當前沙特製造業仍面臨增長動能轉換的挑戰。

　　從工業生產指數來看，不同行業呈現出明顯的分化態勢。

　　1）從指數數值來看，電氣設備與飲料製造業較2010年有顯著擴張；基本金屬製造、食品製造、化學品和化學產品製造業略有增長；家俱製造業則波動較大。

　　2）從趨勢來看，家俱製造業和電氣設備製造業顯著波動，呈現「爆發—回落」式增長，反映其對房地產周期、政策刺激與訂單節奏高度敏感，具備典型的周期屬性。食品製造維持穩定上揚，自2024年起指數顯著攀升並持續維持高位，具備良好的成長韌性與內需支撐能力。基本金屬製造延續温和下行趨勢，作為傳統重工業代表，反映在全球工業需求趨弱、金屬價格承壓以及沙特能耗與環保政策調整下的多重影響。化學品和化學產品製造則整體運行平穩，在沙特製造體系中仍具備基礎地位，同時具備較高的行業集中度和成熟度。

　　消費支出結構持續優化，家庭部門主導作用增強。2010至2023年，沙特整體消費支出呈現出穩步上升態勢。其中，居民消費支出在總量與佔比上均顯著提升，2024年達5566億美元，佔GDP比重約45%；相較之下，政府消費支出在總量上相對平穩，佔GDP比重長期維持在20%左右。公共消費在總消費中佔比逐步下降，消費主力正在由政府轉向家庭。

　　人均消費支出穩步提升，消費意願逐步增強。沙特人均GDP自2010年以來總體保持穩定，長期維持在高收入國家水平。同期，人均居民消費支出呈現穩步增長態勢，邊際消費傾向亦逐步上行，2024年升至歷史高點0.48。這一趨勢反映出在居民收入水平穩定或温和增長的背景下，居民傾向於將更多新增收入用於消費而非儲蓄，消費意願顯著增強。人均消費能力與消費傾向的同步提升，正為沙特內需擴張和經濟增長提供更加堅實的支撐。

　　人口結構驅動消費需求演變。從年齡結構來看，中青年人口占比穩定，15–59歲人口長期佔據七成以上的比例，形成龐大且高淨值的新消費羣體，為電子科技、汽車、文旅、健康消費等中高端消費提供了堅實的人口支撐。60歲以上老年人口雖佔比不高但穩步上升，預示着未來醫療健康、養老服務、便利性消費等領域仍將釋放潛在增長空間。0–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占比保持在25%左右，表明家庭結構仍具有活躍生育基礎。由此衍生的兒童教育、嬰幼兒食品、親子娛樂等家庭型支出，正在構成消費結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板塊。

　　消費市場持續回暖。批發零售與住宿餐飲業覆蓋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頻消費，既包括食品、日用品等必選性支出，也涵蓋餐飲社交、旅遊住宿等具有可選性特徵的消費場景，是衡量消費韌性與復甦力度的重要窗口。整體來看，該行業正處於穩步修復、加速放量的過程中。2020年受疫情衝擊，行業增加值大幅下滑，陷入負增長；但此后迅速反彈，2021年增速達到13.7%，2023年行業增加值創下新高，達到938億美元，增速穩定在5%以上。隨着公共活動逐步恢復、消費信心回暖，疊加「2030願景」推動下的消費升級與數字化轉型，消費市場呈現結構性修復與質量提升並進的良好趨勢，有望迎來新一輪成長周期。

　　中高新技術產業整體穩步向好。中高新技術產業自2016年「2030願景」正式提出后進入快速擴張期。2016–2018年間，相關產業增加值從約330億美元上升至近390億美元，反映出政策引導下沙特對高端製造、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大力培育初見成效。2019-2020年疫情衝擊短暫擾動了產業節奏，但2022年產值迅速恢復並再創新高，達到近465億美元，顯示出較強的抗衝擊能力和修復韌性。

　　從出口結構來看，沙特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雖有所增長，但波動幅度較大，整體佔比尚不穩定。2016年高技術產品出口額一度攀升至4.2億美元，佔製造品出口的比重超過130%，達到峰值；但此后快速回落，2021年降至1.58億美元，佔比僅30%左右，2023年雖有所回升，但仍未恢復至高點水平。這一劇烈波動或反映出沙特高技術出口仍受制於上游關鍵技術、全球訂單依賴等因素。當前，沙特正處於從資源導向型向技術導向型出口結構轉型的過渡階段，短期內波動屬正常現象。若未來能加快本土技術孵化、加強與外資研發機構合作，並推動本地供應鏈體系完善，中高技術產品有望在出口結構中佔據更穩固的位置。

　　作為沙特「2030願景」落地的核心支柱之一，科技產業的發展方向在多項國家戰略中得到明確錨定。例如，沙特出台《數據與人工智能國家戰略（SDAI）》，提出到2030年吸引3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培育超過300家人工智能與數據科技企業，致力於成為全球人工智能應用的領導者。2021年，沙特主權財富基金計劃年均投資規模超過1500億美元於本土新項目，重點投資新能源、汽車、航空、國防、交通與健康科技等方向[11]，為科技產業奠定了堅實的資金基礎。此外，2023年沙特設立了五個新的經濟特區，包括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雲計算經濟特區等，重點發展物流、科技和先進製造業，並通過提供更靈活的政策、更優惠的投資條件，吸引外資企業落地高技術產業項目，推動本地科技生態形成集聚效應，進一步增強沙特科技產業的活力和競爭力。

　　4.3． 多元化戰略目標推進，新能源科技製造等表現亮眼

　　製造業、消費與科技領域的結構性演進，不僅重塑了沙特的產業底盤，也為「2030願景」戰略目標的落地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過去十年間，沙特在多個關鍵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

　　據沙特2024年年度報告顯示，截至當年，1502項現行倡議中有85%已完成或正按計劃推進，93%的國家計劃與戰略指標已實現、超額或接近完成里程碑目標[12]。

　　宏觀經濟層面，2024年沙特私營非油部門對GDP的貢獻率上升至51%，中小企業信貸融資規模增至937億美元，顯示出經濟結構多元化改革已初見成效。 

　　重點產業方面，油氣產業本地化以及製造業、軍工發展等均有亮眼表現。油氣產業本地化率提升至65.5%，基本實現階段性目標，相關產業累計出口年複合增長率達41%。軍工領域國產化率升至19.35%，兩年內提升約12%。製造業方面，沙特大力推行「Made in Saudi」計劃，重點發展電動汽車、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高端製造領域。據截至2023年的最新公開數據顯示，2023年沙特王國已開發了50個工業投資機會，價值超過960億沙特里亞爾，截至2023年5月，工業領域的外國和合資投資比例達到該行業總投資的37%，價值超過5420億沙特里亞爾，200多家國際公司也將其地區總部遷至首都利雅得，國際產業集聚效應初步顯現[13]。

　　此外，數字經濟加速崛起。2024年數字經濟產業整體規模已達1320億美元，佔GDP比重15%，為中東和北非地區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數字經濟體。數字化改革加速向衞生與健康服務領域滲透，「Sehhaty」健康應用覆蓋預約、問診、轉診等多項功能，累計服務人羣超3000萬人，「家庭醫生」制度也在逐步落地推廣。「Nphies」國家健康信息平臺全面上線，進一步整合醫保與醫療數據，服務人羣超過1400萬，有效提升了整體醫療服務效率與可及性。

　　在物流與基礎設施領域，沙特綜合運輸能力持續優化，已在世界銀行物流績效指數中躍升至全球第17位，在Lloyd‘s全球航運網絡排名中位列第8，在國際航空連通性指數中亦位居第13位。

　　在文化與旅遊板塊，沙特已成功將8處遺產地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錄，超額完成既定目標，併成功取得2030年世博會與2034年世界盃主辦權。2024年共接待遊客1.15億人次，其中國際遊客數量達2970萬，同比增長69%。旅遊收入較2019年增長近1.5倍，旅遊業正加速成長為非油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在綠色能源與氫能發展方面，沙特大力推進清潔能源輸出與氫能國際合作，商業規模的潔淨氨已成功出口至日本、韓國、中國、泰國及歐洲多國。2020年，沙特向日本出口首批40噸藍氨，標誌着全球首條綜合氨價值鏈建成。2022年，沙特與韓國簽署綠色氫能開發協議，提出到2030年實現年產400萬噸氫氣的目標，力爭成為全球最大氫氣供應國。2023年，沙特已有280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併入國家電網，足以為52萬戶家庭提供清潔電力，能源轉型邁出關鍵一步。2024年，沙特創下全球最低的太陽能與風能電價，Bisha能源儲能項目正式投運，儲能能力達2000兆瓦時，同時啟動首批氫能源公交與出租車的試點運行，清潔能源體系建設持續提速。 

　　4.4． FDI：製造業與基建類投資份額提升，金融與消費快速增長

　　從FDI存量演變來看，沙特自 2021年以來保持高速增長，2023年存量規模達8973.5億沙特里亞爾，在吸引外國資本方面呈現出集聚的發展趨勢。製造業、建築業、批發零售、交通運輸與倉儲、金融與保險等領域的投資存量持續「增厚」，構成沙特FDI的核心支柱。

　　其中，製造業的投資份額穩步擴大，在能源轉型與工業本地化戰略驅動下，有望成為未來外資的重點佈局方向。建築業領域投資體量穩步擴張，反映出NEOM、「紅海項目」等超大型基礎設施與城市開發計劃對資本的吸引力。交通運輸與倉儲行業表現亮眼，投資存量持續擴大，與沙特作為全球物流樞紐的政策定位高度契合，港口升級、鐵路網絡、航空物流等領域將是未來外資重點爭奪的高地。金融與保險業的外資比例近年來快速攀升，得益於金融開放政策、資本市場改革以及沙特主權基金（PIF）在全球市場的活躍佈局。批發與零售業存量規模顯著上升，反映出沙特居民的消費能力和市場爆發潛力。

　　從FDI流量的角度來看，沙特近年來在吸引外資方面呈現出結構性趨勢與階段性波動並存的格局，不同行業的資本熱度呈現出顯著分化。整體來看，2021年是FDI流入的高點，多個行業迎來爆發性增長，隨后2022年整體維持在高位區間，而2023年部分板塊則出現了資本回流現象。

　　其中，製造業與批發零售業呈現「快速升溫—短暫冷卻—再度回暖」的動態節奏，2021年和2023年FDI流入強勁，2022年短暫回落，表明該類產業在政策支持與市場需求推動下具備較高的外資敏感度與配置彈性。建築業與金融保險業自2021年以來外資流入持續放大，增長更具趨勢性和穩定性，顯示出外資對沙特基礎設施建設與金融體系改革的中長期信心。

　　相較之下，交通運輸與倉儲行業呈現波動特徵：2021至2022年FDI流入增長極快，短時間內放量擴張，成為當時資本熱錢的集中流入口；但到了2023年，該行業FDI流量卻由正轉負，出現明顯的資本淨流出，可能反映出投資者對於項目周期、預期收益，或地緣政治與物流成本的風險再評估。

　　總體來看，近年沙特製造、建築、金融、批發零售成為外資投資的主線產業。而交通倉儲等行業的投資波動反映了外資對政策兑現、項目收益穩定性與區域安全環境的敏感性。在沙特「2030願景」不斷推進背景下，行業間FDI流量變化反映了產業結構轉型的趨勢，也彰顯未來沙特外商直接投資仍具備較高的增長潛力空間。

　　風險提示

　　1、國際油價高波動引發沙特國家財政收縮；

　　2、沙特國家內部宗教變革與王室政權變化；

　　3、中東地區伊以等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蔓延；

　　4、中美與沙特地緣關係失衡或超預期惡化。

　　本文部分節選自國泰海通證券政策和產業研究院已發佈研究報告：中東國別研究專題系列報告一《沙特深度洞察：中東經濟引擎，迎接轉型紅利》

　　研究報告作者：陳熙淼

　　對外發布時間：2025年7月24日

責任編輯：江鈺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