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經濟論 | 第四章 金屬、工業化與地緣經濟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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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國戰略性資源，金屬在地緣經濟競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業化則是金屬資源與地緣經濟相互作用的關鍵紐帶。新地緣形勢下，工業化是一國維護自身生產能力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抓手，美歐國家再工業化、戰略新興產業競爭、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相互交織。從地緣因素對金屬的影響來看，其作用渠道主要包括供給、需求和貿易。各類工業化的推進將提升金屬需求，但由於金屬礦產的地理分佈集中度較高、可替代性較低，其供給存在明顯約束，地緣因素往往對金屬供給造成較大沖擊。從金屬對地緣經濟的作用來看，金屬資源的供需錯配會深刻影響產業鏈和地緣格局的演變。不同資源國地位或將出現分化，未來金屬資源合作可能走向集團化和區域化。傳統的「資源詛咒」也將表現出新的含義，資源國對資源的依賴程度會更高，資源利用中非市場化手段亦會增多。作為工業大國，中國又該如何應對金屬領域的相關風險？通過對不同類別金屬的供應風險進行評估，我們認為循環回收、國內挖潛與國外收儲是三類重要的風險應對方式。其中，循環回收在規模化和新技術的加持下，對緩解金屬礦產的供給約束具有重要意義。

「If you don’t have steel, you don’t have a country.」——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內曾以此作為辯護，迴應對進口鋼鋁徵收關税政策的質疑[1]。現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史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在其於2024年11月發佈的報告《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簡稱「米蘭報告」）中對此進行了引用，並以此作為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的出發點[2]。

在特朗普的話語體系中，鋼鐵與領土、人口一樣，是構成一個國家的基本要素。為何鋼鐵對於國家而言如此重要？其實，鋼鐵的重要性體現在其背后所代表的工業實力。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上任后不久，便使用關税手段，試圖實現美國貿易的平衡。我們認為，特朗普關税政策出發點並非美國的貿易赤字，而是美國製造業尤其是重工業的衰落，其中鋼鐵產業的衰落可能是導致特朗普加徵關税的一個痛點。特朗普第一任期對進口鋼鋁加徵關税時，就明確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3]。因為鋼鐵產業不僅關係到一般製造業和基建行業等，還關係到國防軍工產業的建設。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特朗普第二任期一上任便宣佈對所有美國進口鋼鐵和鋁徵收25%的關税[4]，而后又進一步將進口鋼鋁關税從25%提高至50%[5]。

新地緣形勢下，以鋼鐵為代表的金屬資源和產能的重要性再次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回顧歷史，二戰之后形成了「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鋼鐵產能成為國家綜合國力的集中表現。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經濟建設與國防安全的目標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並將鋼鐵產量作為重要目標。當前地緣經濟競爭再度加劇，美國同樣基於自身製造業與國防安全的考慮，將鋼鐵產業的發展作為重要的目標，但此次中美兩國的角色卻發生了變化。

往前看，隨着地緣經濟競爭的加劇，金屬的重要性將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研究金屬在地緣經濟中的角色和作用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將以工業化為切入點，分析金屬資源與地緣經濟的互動，主要圍繞三個問題展開：第一，地緣因素的變化會對金屬資源產生怎樣的影響？第二，金屬資源又如何反過來影響地緣經濟？第三，中國如何應對金屬領域可能面臨的地緣風險？

一、地緣的影響：對供需的非對稱衝擊

金屬是典型的戰略性資源，不僅是一國生產製造能力的體現，更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在地緣經濟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金屬資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著名國際關係學家米爾斯海默曾用鋼鐵產量衡量一戰前的國家綜合實力，而非GDP、人口等指標[6]。究其原因，鋼鐵產量代表着國家的生產能力和效率，而生產在本質上是對實際資源和商品的掌握。回顧20世紀以來的歷史，主要國家粗鋼產量在全球佔比的變化較好地反映了大國工業實力的興衰交替（圖表4.1）。

圖表4.1：1900年至今主要國家粗鋼產量佔全球比重

注：俄羅斯在1991年之前的粗鋼產量為前蘇聯的粗鋼產量；德國在1990年兩德統一前為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的合計值

資料來源：Wind，中金研究院

隨着產業結構的升級，金屬的角色與作用也在動態變化。在金屬資源內部，不同金屬有着不同的性質與用途，對應的經濟含義也不同，在研究地緣經濟與金屬資源的相互作用時更是不能一概而論。因此在分析地緣因素對金屬影響之前，有必要先對金屬進行分類。

（一）從產業經濟視角看金屬分類

鑑於金屬的經濟含義與產業需求密切相關，從不同金屬所代表的產業切入有助於經濟分析。從產業經濟視角來看，可將金屬分為大金屬和小金屬兩大類。其中，大金屬代指工業基礎金屬，以鋼鐵為代表，還包括銅和鋁；小金屬則是指大金屬之外的、更具專用性的金屬。小金屬具體又可分為兩類，分別是以鎵、鍺、銻等為代表的戰略性小金屬，和以鋰、鈷、鎳為代表的新能源金屬。

大金屬主要作為結構材料，其用量更大、通用性更強，被廣泛應用於各工業門類，代表性行業包括建築、製造、交通等。大金屬的地緣經濟含義體現在通用與特種兩方面。通用方面，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再工業化將帶動製造業投資以及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助推鋼鐵等大金屬的需求。特種方面，鋼鐵同樣是特種行業的基礎金屬，代表一國國防實力與動員力。未來，鋼鐵等大金屬的需求可能會隨着國防安全需求的增加而增加。

小金屬則更多作為功能材料，用量較小，因而更具專用性，主要應用於高科技和新能源等戰略新興產業。未來大國間的科技競爭將愈發激烈，在前沿高科技行業中，以鎵、鍺、銻等為代表的小金屬是半導體、航空航天等高新技術行業的關鍵原材料。小金屬在新能源行業中也不可或缺。當前全球正處於綠色轉型階段，新能源汽車、風電、光伏等產業發展迅速，各國在新能源領域的競爭也日趨白熱化。鋰、鈷、鎳等新能源金屬在突破傳統能源限制、實現新能源跨越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軍工產業是金屬綜合實力的體現。軍工產業的發展需要同時具備大、小金屬兩方面的能力。在大金屬方面，鋼鐵廣泛應用於國防軍工各領域中，鋁合金則是航空航天的基礎材料。在小金屬方面，鈦、銻等金屬是軍工高端複合材料的重要原料，鈾等小金屬對於一國核工業力量至關重要。未來，各國有可能增強自身國防建設，而軍事力量是大國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歐洲為例，儘管自身具有發展國防軍工的意願，但目前缺乏相應的工業產能[7]。未來歐洲對金屬資源的需求會隨着國防支出的上升而上升。對美國而言，金屬資源也具有重要意義。特朗普再度上臺后，多次施壓烏克蘭方面簽署礦產協議[8]，因為烏克蘭境內的稀土、鋰等關鍵礦產資源對於美國產業發展和保障自身供應鏈安全有着戰略作用。

（二）金屬供給集中度高，且存在供需錯配

關於金屬的供給，首先需要釐清三個相關的概念，分別是資源量（Resources）、儲量（Reserves）與產量（Production）。資源量指基於地質調查數據所估算出的礦石總量，而儲量是在當前經濟和技術條件下可供開採的部分[9]。產量則是在一定時間內實際開採的礦石數量。一國的礦產儲量是其產量的物質基礎，但因為開採難度、礦藏品位、戰略規劃等各方面原因，儲量並不一定等於產量。以鈷為例，剛果（金）一國的儲量佔全球約50%，而產量則佔到全球約70%[10]，背后原因包括礦石品位高、開採難度低、開發時間早等。

金屬供給還需區分礦產與冶煉產品。從金屬礦產到冶煉產品需要經過冶煉加工，而金屬礦產開採和冶煉表現出明顯的離散特點，即金屬礦產開採大國並不一定是冶煉大國。金屬礦產開採更多由地理因素所決定，而冶煉則受下游市場、技術、規模等因素的影響。以鐵為例，澳大利亞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出口國，但並沒有相應的冶煉產能。中國則擁有龐大的鐵礦石冶煉加工產能，因而成爲了鐵礦石的最大進口國和鋼鐵的最大出口國。

在供給格局上，金屬礦產整體的地理分佈集中度較高。從儲量的地理分佈看，金屬礦產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大洋洲等地區（圖表4.2）。一方面，與化石能源相比，金屬礦產的供給更為集中。根據IMF的研究，2019年化石能源前三大供應國份額佔比（CR3）為50%，金屬礦產CR3則為70%[11]。另一方面，在金屬礦產內部，小金屬的地理分佈集中度比大金屬更高。鐵、銅、鋁三種金屬礦產儲量CR3平均為54%，而鋰、鈷、鎳三種金屬礦產儲量CR3平均為72%[12]。

圖表4.2：2024年主要金屬礦產儲量分佈情況

注：選取了每種金屬礦產儲量的前三大國家作為代表資料來源：自然資源部，USGS，上海有色網（SMM），中金研究院

金屬礦產供給集中度高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地質因素導致的金屬礦產分佈集中。從地質學的角度，重要的成礦帶是地球演化的產物。地球的主要構成元素包括氧、硅、鋁、鐵等，但這些元素並非平均分佈在地球的各個部分，同時還在不斷地進行運動，其結果就是元素不斷地分散或者富集[13]。以南美洲為例，其各類金屬礦產較為豐富，原因就在於南美洲在地質歷史上岩漿活動比較劇烈，岩漿從地球深部帶出了較多的金屬元素[14]。可見地質活動是金屬礦產在供給側集中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因素是經濟層面。在需求相對較少時，會優先選擇開採低成本礦，因而使得供給相對集中。隨着需求的不斷增加，對金屬礦產的開採也會更廣泛。以鋰為例，在新能源產業發展起來之前，其更多作為添加劑使用，用量相對較小，供給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亞和南美洲。隨着新能源應用場景的開拓，鋰的需求量增加，進一步推動了對鋰的勘探，促進了非洲等地區鋰礦的發現與開採。

除了供給集中，金屬礦產還存在明顯的供需錯配。從現狀看，金屬礦產的供給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但其需求則是與下游產業的分佈相關，更多集中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如東亞、歐洲以及北美洲等地。金屬需求的地域分佈還處在動態變化之中，會隨着製造業的轉移而轉移。改革開放后，中國製造業不斷發展壯大。作為當前全球首屈一指的製造業大國，中國也成爲了眾多金屬礦產的最大單一需求方，但中國自身儲量並不大，尤其是大金屬和新能源金屬礦產，因此需要從其他國家進口相關礦產。我們認為，隨着地緣格局的演變，逆全球化和去中心化的趨勢一方面可能推動金屬礦產需求的上升，另一方面也會造成金屬礦產需求地域分佈的變化。

（三）地緣因素會影響金屬的供需和貿易

從地緣經濟競爭的角度，金屬意味着基礎工業和新興戰略產業的實力。我們認為，未來各國對金屬資源的競爭將日趨激烈。由於金屬供給和需求的錯配，不同國家在金屬資源方面的權力與地位存在較大差異。國家間的不對稱權力會深刻影響金屬資源的供給、需求以及貿易。

1、地緣因素對金屬供給的影響

供給層面，金屬礦產儲量集中，但金屬產業鏈各環節（如開採、冶煉、加工）分佈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離散特徵，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地緣因素的影響。具體來看，地緣因素對金屬供給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

首先，地緣衝突對金屬資源造成的供給衝擊大且較為集中。因為金屬礦產資源稀缺且分佈集中，涉及資源國的地緣衝突可能會造成供給鋭減甚至中斷。以鈷為例，2024年剛果（金）鈷儲量約為600萬噸，佔全球鈷儲量超50%，全球供應占比高達70%-80%[15]（圖表4.3）。由於剛果（金）國內存在政府軍與反政府武裝的衝突，國內局勢的不穩定往往會造成礦產供應受阻和價格波動。2023年剛果（金）發生的礦區衝突就導致了鈷價單周上漲28%[16]。

圖表4.3：2024年鈷產業鏈的全球供需格局

資料來源：USGS，WoodMac，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二，地緣局勢的變化會影響金屬開採與冶煉等環節的離散程度。金屬的資源權[17]在很大程度上與製造能力掛鉤，如果一國具備相關冶煉、加工等能力，便可放大其資源優勢。中國在稀土、鎵、鍺等關鍵金屬上對資源權的把控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製造能力，比如對原材料的加工與精煉等。以稀土為例，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的數據，2024年中國稀土儲量與產量的全球佔比均較高[18]。若考慮加工能力，2023年中國稀土精煉產量在全球佔比更是超過90%[19]。而目前美國對部分關鍵礦產的冶煉加工能力不足。2024年美國生產了全球約12%的稀土，卻出口了其中的近96%[20]，再進口相關精煉加工產品。

第三，金屬供給集中使得資源權常被作為制裁與反制裁工具。制裁方面，2023年7月，西非內陸國家尼日爾限制向法國出口鈾，鈾是法國發展核電的重要原料，法國的「能源自主」因此受到衝擊[21]。反制裁方面，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后，美歐等西方經濟體對俄羅斯進行了多項制裁。作為迴應，俄羅斯也採取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其中俄羅斯礦業領域的大型企業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Norilsk Nickel）開始探索利用其領域中的相對優勢地位在出口結算中規避美元[22]。

最后，地緣經濟競爭的加劇會促進金屬資源的回收利用。與化石能源的一次性消耗不同，金屬資源的使用更多是形態上的改變，這也意味着可以對其進行回收利用。從產業鏈環節來看，金屬在終端需求后進行回收利用，然后再次進入冶煉等環節。回收利用能夠有效放松金屬資源的供給約束。從地緣經濟的角度，提高金屬回收利用能力，可以建立相應的戰略資源緩衝，保障供應安全。在面對極端地緣風險時，可以對正常貿易時期獲得的金屬資源進行回收利用，從而增強產業鏈韌性。

2、地緣因素對金屬需求的影響

需求方面，金屬需求方掌握的更多是與下游需求相關的市場勢力。因為金屬資源的地理分佈不均造成少數國家擁有大部分的資源礦產[23]，同時上游原材料可替代性差，需求彈性較小[24]，加之金屬礦產的勘探開發及投資建設需要較長周期，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缺乏供給彈性[25]，所以金屬礦產下游需求方的市場勢力相對較弱，容易在上游原材料被「卡脖子」。此外，與化石能源相比，金屬礦產下游需求方的議價能力更弱。一是因為金屬礦產的供給更為集中，賣方市場的屬性更強。二是得益於風電與光伏等新能源的發展，傳統化石能源的可替代性更強。

需要指出的是，金屬礦產下游需求方的市場勢力也會動態變化，並非始終處於劣勢。二戰后西歐和日本等國的重建疊加北美經濟擴張周期，帶動金屬等大宗商品消費大幅提升[26]，需求方的市場勢力得到持續強化，美歐等需求國通過技術和資金優勢占主導地位。直至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資源供給方受益於不斷上漲的需求、技術提升以及資本積累，市場勢力才逐漸得到加強，開始以能源、金屬聯盟等組織形態控制資源供應[27]。

從國家層面來看，製造業大國的需求側市場勢力要強於其他國家。金屬礦產供給方的資源權較強，在本質上是因為上游供給集中，而下游需求分散。製造業大國意味着更強大的生產能力，從而更多的需求。因為規模經濟的存在，下游需求存在集中的趨勢，這又會進一步推動冶煉加工環節的知識積累與技術進步，新能源金屬就是一個典型的表現，所以製造能力更強的國家會獲得更高的議價能力。

在地緣經濟競爭中，基於金屬需求的市場勢力也會被用作制裁工具。2021年，歐盟從俄進口的64%為礦物能源及相關原料[28]。在俄烏衝突發生后，歐盟為制裁俄羅斯，採取了多項措施，包括取消俄羅斯的貿易最惠國待遇、禁止進口來自俄羅斯的鋼鐵等[29]。2023年，歐盟從俄貨物進口額僅為2022年2月的18%[30]，其中下降最多的便是金屬礦產與能源等。但由於短時間內難以對能源礦產等進行進口替代，歐盟也為此付出了較大的經濟代價[31]。

3、地緣因素對金屬貿易的影響

貿易方面，金屬貿易中通道權[32]的作用相對有限。通道權的大小既與資源的地理分佈有關，也與通道的地理位置與把守國家的實力有關。在化石能源的貿易和運輸中，受地理因素影響，少數國家把控關鍵運輸路線，如馬六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與蘇伊士運河等。而且上述關鍵通道的可替代性低，改變運輸路線的成本較高，因此受地緣局勢影響程度更大。

金屬礦產的貿易受通道限制較小。大金屬方面，鐵礦石的主要出口國為澳大利亞和巴西，主要進口國為中國與日本等亞洲國家。從澳洲、南美往亞洲的運輸主要是經過太平洋，運輸路線選擇較多且基本不存在關鍵運輸通道。小金屬方面，鋰礦的主要出口國同樣是澳洲與南美國家，鈷礦的主要出口國為剛果（金）和印尼，鎳礦的主要出口國為印尼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同樣受運輸通道的限制較小。對於稀土、銻、鎵、鍺等戰略性小金屬，中國是主要的出口國，而日本、韓國與美國等國家是主要需求國，在貿易運輸上同樣不存在明顯的通道限制。

綜上，從地緣因素對金屬供給、需求以及貿易的影響來看，地緣衝突對於金屬供需的衝擊呈現出非對稱特徵，金屬供給受地緣擾動更大。此外，由於供需格局、貿易通道的不同，在面對地緣衝擊時，金屬資源與化石能源也存在一定差異。往前看，受地緣經濟競爭加劇的影響，金屬供給的重要性上升，因此金屬礦產的資源權可能成為國家間競爭的關鍵領域。

二、工業化：金屬影響地緣經濟的關鍵渠道

在地緣經濟競爭中，金屬與工業化密切相關。當前全球範圍內，各個國家的工業建設方興未艾，不管是已經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還是正處於工業化進程中的新興經濟體，都力求在新地緣形勢下提升自身工業實力。我們認為，當前全球各國的工業化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以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為代表的再工業化，一類是全球綠色與數字轉型下的新型工業化，還有一類是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金屬作為工業建設的基礎要素，在上述三類工業化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本節將聚焦三類工業化中的重點問題，分別是金屬與美歐再工業化的實現、金屬與新能源和半導體等新興產業的發展、金屬與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詛咒」[33]問題。

（一）金屬是美歐再工業化的重要投入，但非決定因素

美歐再工業化主要出自兩大需要，分別是安全需要與產業需要。在安全方面，再工業化的一個具體目標就是保證國家的軍事能力，對應軍工產業的發展。隨着地緣局勢不確定性增強，歐盟防務自主的訴求也愈發明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於2025年3月提出了「重新武裝歐洲」的8000億歐元國防支出計劃[34]，旨在提升國防能力，維護歐洲安全。在產業方面，美歐一是希望重振自身製造業，並加強自身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增強供應鏈韌性。二是試圖維持自身在半導體、航空航天等戰略新興產業上的優勢。

美歐再工業化受制於金屬資源的供給。從現狀來看，金屬產業鏈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是美歐的金屬礦產對外依存度普遍較高。大金屬方面，2022年歐盟的鐵礦石淨進口量佔表觀消費量約為70％[35]。小金屬方面，朱清等（2024）指出歐盟、美國的鋰對外依存度分別在95％、50％以上[36]。在地緣經濟競爭加劇的背景下，較高的金屬礦產對外依存度會對美歐再工業化形成一定製約。為順利推進再工業化戰略，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將採取多種措施來降低金屬礦產的對外依存度。

二是不同國家在金屬資源開發利用方面有着不同優勢。製造業大國在金屬資源初級冶煉端具有相對優勢。少數發達國家則因為掌握關鍵礦產的高度提純核心技術和關鍵設備，在金屬資源高級加工端具有一定優勢，但存在原材料供應風險。以鍺和鎵為例，美國將鍺用於製造集成電路芯片的技術處於世界前列，但2020-2023年美國51%的鍺金屬進口自中國[37]；日本在鎵精加工技術領域具有全球領先地位，但日本70％的鎵均依賴中國供給[38]。2024年，中國鎵的初級產量和產能佔全球份額較大[39]。隨着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提升，美日等國或着手增強供應鏈韌性。

在金屬供給的制約下，美歐將採取多種方式保障金屬資源的供應，這將深刻影響地緣格局的演變。我們認為，未來金屬資源合作可能走向集團化和區域化。美國為推動自身再工業化進程，加強對關鍵礦產供應鏈的控制，於2019年9月聯合澳大利亞、剛果（金）等資源富國發起能源資源治理倡議，試圖打造關鍵礦產領域的「北約」[40]，緊接着於同年12月提出「美洲增長倡議」，以保障美國關鍵性能源資源穩定供應[41]。2022年，美國又提出建立「礦產安全夥伴關係」（MSP），目前參與國際主體有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42]。中國更多深化與共建「一帶一路」重點資源國的礦業合作，積極參與全球礦業治理，重點從「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尋找新的原材料供應來源[43]。

對於金屬資源供應國而言，地緣格局演變下，不同資源國地位將出現分化。在過去四十余年的全球化過程中，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金屬資源國的商業地位得到普遍提升。未來，在逆全球化與去中心化的趨勢下，安全相對效率的重要性或提升，成本最小化或非首要目標，極端情況下甚至會「不計成本」。對大金屬而言，一是儘管各國在品位和開採難度上有差異，當成本不再是首要因素，可能會促進資源的勘探和開採；二是作為結構材料的用量更大，可以進行較大規模的回收利用；三是特種領域和產業領域的科技屬性將愈發明顯，而不是簡單依靠量的堆砌，因此大金屬的戰略地位或將下降。但對小金屬而言，其分佈集中度更高，同時對於發展前沿科技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小金屬的戰略地位可能上升，更容易成為「卡脖子」資源。在大國競爭格局下，資源豐富的小國可能更多受到大國的影響，這也意味着關鍵礦產的利用可能從商業化走向「戰場化」[44]。

除了影響國際關係和地緣格局，金屬還會通過再工業化影響全球產業鏈格局。金屬需求上升與全球工業產能增加有着重要的地緣經濟含義。一方面，發達國家力求實現再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爲了去中心化，這會造成全球產能擴張，傳統制造中心的地位可能下降。另一方面，受益於全球產能增加，資源國地位或將上升，但實現方式可能從過去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基於市場和規則的貿易，更多轉向非市場化手段。

往前看，金屬又將如何影響美歐再工業化的進程？我們認為，金屬是美歐再工業化的重要影響因素，但並非決定因素。目前來看，美歐的再工業化進展較為緩慢。以美國為例，自2000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以及製造業就業佔私人非農就業的比重經歷了持續的下滑，尤其是在2000年到2008年經歷了快速的下滑（圖表4.4）。2008年金融危機后，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再工業化」戰略[45]。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儘管較之前的下滑幅度有所減輕，美國製造業及就業比重還是下滑了1-2個百分點。隨后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的製造業就業比重與拜登任期內美國製造業比重有微幅上升，但仍未能扭轉美國製造業及就業比重下降的趨勢。當前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仍然將再工業化作為重要目標，並採取關税手段以促進製造業迴流美國。

歷史經驗表明，製造業產能的建設是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重要的是，製造業的發展需要包括基礎設施、制度設計以及人力資本在內的一系列因素的配套，而市場機制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基礎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不遺余力地推動再工業化，但想要達成這一目標，絕非簡單的生產要素疊加。美國曾一度是全球製造大國，擁有領先的工業實力。隨着時間的推進，美國逐步從製造業轉向金融、高科技行業，並建立起了與之相適應的體制，如風投體系等。而今特朗普第二任期內，試圖改變美國經濟競爭路線，推動美國「脱虛向實」，但存在諸多現實性與制度性因素的掣肘。

圖表4.4：2000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及製造業就業佔私人非農就業的比重

資料來源：Wind，中金研究院

（二）金屬是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一環

工業化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以戰略新興產業為代表的新型工業化。金屬在新型工業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體表現為新能源金屬與戰略性小金屬地位的較快上升。當前中國擁有較強的金屬冶煉加工能力，這也使得中國在地緣經濟競爭中佔據了一定優勢。

1、新興產業的技術進步離不開金屬材料的支持

新興產業的發展代表了技術進步與生產力發展的前沿，是一國產業升級的重要標誌。我們將新興產業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全球綠色轉型推動的新能源產業，一類是以半導體為代表的戰略新興產業。新地緣形勢下，各國在新興產業上的競爭愈發白熱化。先發國家試圖維持自身的先發優勢，而后發國家則力求追趕，縮小與先發國家的技術差距。金屬作為新興產業發展的一大要素，對地緣經濟競爭格局有着重要影響。

金屬對新興產業的重要作用一是體現在新能源產業。全球綠色轉型將推高新能源金屬礦產的需求。能源與金屬資源之間存在十分緊密的聯繫，能源產業發展離不開金屬資源的保障[46]。關鍵礦產為眾多主流清潔能源技術提供了基礎支撐，這些技術包括風力渦輪機、太陽能電池板、動力電池及儲能等。鋰、鈷和鎳對動力電池性能至關重要，而稀土元素則是製造風力渦輪機與電動汽車發動機永磁體不可或缺的材料。

隨着清潔能源技術部署的增加，關鍵礦產在清潔能源轉型中的作用也在不斷加大，與傳統油氣能源相比，清潔能源對關鍵金屬資源的依賴明顯增強[47]。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儲能等低碳技術正驅動清潔能源轉型，並推高對電池的需求。根據IEA的估計，未來十年關鍵清潔能源技術的市場規模將保持較快增長，對新能源金屬礦產的需求也會隨之提升[48]。

金屬對新興產業的重要作用二是體現在戰略新興產業。以半導體行業為例，隨着芯片上晶體管密度的持續增長，硅材料可能已經接近其性能極限。從技術層面看，硅基芯片或難以繼續滿足更大算力的需求。鎵和鍺因其獨特優勢，有可能成為下一代芯片的關鍵材料。鍺的電子遷移率是硅的3倍，能夠顯著提升設備性能，目前已應用於量子計算機的CMOS電路[49]。鎵則因其良好的導電性能，在高效能芯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氮化鎵（GaN）是具有代表性的半導體材料，已經被廣泛應用於高級計算、衞星通信和導彈探測等領域。而當前鍺等戰略性小金屬的供給大多處於偏緊態勢。根據測算，2025年銻、鎢、鍺全球供給缺口分別為-5%、-17%、-6%[50]。

2、較強的冶煉加工能力使中國具有一定競爭優勢

中國有着較強的金屬冶煉加工能力，這建立在規模、技術、基礎設施等諸多優勢的基礎之上。儘管在部分金屬礦產的儲量上並不佔優，中國仍能憑藉自身在金屬冶煉加工領域的優勢在地緣經濟競爭中掌握一定主動權。

規模效應是中國金屬冶煉加工優勢得以建立的重要因素。隨着生產規模的擴大，固定成本能夠得到不斷分攤，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降低。在金屬產業鏈中，龐大的下游需求市場是中國冶煉加工環節規模優勢的主要來源，從而形成遠低於海外的加工成本。以稀土為例，中國在稀土及磁材行業具備絕對的規模優勢，冶煉回收及磁材供應占全球比例超90%[51]。規模效應的存在使得國內稀土冶煉成本遠低於海外，以澳大利亞為例，其主要稀土生產商萊納斯（Lynas）的冶煉成本約為國內包頭礦的2-3倍[52]。

中國在金屬冶煉加工方面的優勢還得益於技術、設備與基礎設施等因素。「干中學」效應的存在使中國金屬冶煉加工技術不斷精進。在鋰鹽冶煉上，經過多年的技術擴散和設備改進，中國冶煉廠已經進入成熟階段。澳大利亞主要鋰礦公司IGO的Kwinana氫氧化鋰精煉廠就因為設備問題導致產能利用率較低[53]。中國在稀土冶煉層面更是具備領先全球的技術與設備優勢。此外，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方面的優勢使得金屬冶煉加工擁有完善的工業設施配套，並能形成產業集羣，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

突出的金屬冶煉加工能力使中國在地緣經濟競爭中具備一定優勢，不僅體現為對上游金屬礦產定價權的增強，還體現為對下游冶煉產品需求國的供給優勢與反制能力。在上游定價權上，因為中國是新能源金屬的主要進口國，新能源金屬供給國對中國經濟依存度較高。以鋰精礦為例，2023年中國鋰精礦進口結構中，澳大利亞和津巴布韋分別佔我國鋰精礦進口的80%與8%（圖表4.5），而2023年經澳大利亞黑德蘭港出口的鋰輝石精礦中有97%發往中國[54]。鑑於此，未來中國在新能源金屬礦產的定價權或逐步增強。

圖表4.5：中國鋰精礦的進口結構

資料來源：海關數據，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4.6：中國氫氧化鋰的出口結構

資料來源：海關數據，中金公司研究部

作為金屬冶煉產品的主要供給方，一方面，中國對下游需求國具有一定的供給優勢。新能源金屬上，我國新能源金屬冶煉產品出口主要面向日韓，且在短時間內難以被替代。氫氧化鋰是鋰精礦的重要冶煉產物之一。2023年，在我國氫氧化鋰出口結構中，韓國佔比達72%，日本佔比達24%（圖表4.6）。戰略性小金屬上，中國不僅在儲量上有優勢，而且在精煉加工等環節具有全產業鏈優勢。以小金屬鎢為例，在礦儲量、礦產量、冶煉及回收產量、下游需求四個環節，2023 年中國的佔比分別為52%、81%、61%、48%[55]，產業鏈各環節突出的能力使得中國對下游需求國家俱有相對優勢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還具備較強的出口反制能力。以稀土為例，中國儲量佔全球比例接近50%[56]，資源充足不依賴海外礦進口，但緬甸、美國等地缺乏冶煉產能，對中國有較高的依賴度（圖表4.7）。儘管2018年發生了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在中國稀土永磁出口中的佔比反而從2017年的11%上升至2023年的14%（圖表4.8）。在銻等戰略小金屬上，塔吉克斯坦、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地缺乏冶煉產能，高度依賴中國產業鏈。總體來看，中國戰略性小金屬對外出口依賴不顯著，不存在單一出口佔比超30%的地區。

圖表4.7：2023年中國稀土礦進口結構

資料來源：USGS，海關數據，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4.8：中國稀土永磁出口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USGS，海關數據，中金公司研究部

（三）「資源詛咒」的新含義

金屬資源在一國中長期的經濟增長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當下眾多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目標便是經濟增長，而這些國家大多數也都是資源富集國。這些國家面臨的一個重要命題是，如何將自身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增長。回顧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曆程，工業革命以來，礦產資源是西方國家的先發優勢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57]。但豐饒的資源亦有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阻礙，即「資源詛咒」。一個典型案例是「荷蘭病」（Dutch disease）。在上世紀50年代，荷蘭因發現巨量天然氣而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資源帶來的財富使國內創新的動力不足，其他部門失去國際競爭力。

「資源詛咒」背后的傳導機制大致包括：豐富的資源容易導致單一的資源型產業結構，對其他產業形成擠出效應，造成人力資本積累不足；豐富的資源可能導致機會主義行為與尋租活動；資源開採及利用會造成生態環境壓力，形成不可逆的破壞。此外，對比化石能源，有學者指出，金屬礦產的「資源詛咒」風險相對較低，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金屬資源國的金屬資源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並不高，大多數金屬礦產出口國的經濟結構相對多元化，不會過度依賴單一金屬資源[58]。

新地緣形勢下，「資源詛咒」的含義將發生變化。首先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從全球化轉向逆全球化、去中心化，過去全球自由貿易狀態將發生重大變化，或更多走向區域化與非市場化。「資源詛咒」的形式也會隨之變化。在大國的地緣經濟競爭背景下，對於資源國而言，外部力量干涉將增多。因此，「資源詛咒」將在新地緣形勢下表現出新的含義，金屬資源的重要性上升，資源國對資源依賴程度會更高。一方面，傳統「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依舊會起作用，另一方面，資源獲取及使用將從商業化走向「戰場化」，非市場化手段增多，導致資源國的國家福利不一定增加。

總結來看，新地緣形勢下，金屬對於地緣格局的塑造主要是通過工業化，包括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傳統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均在推動的新型工業化。金屬資源對於一國工業化的重要性將隨着地緣經濟競爭的加劇而增加。但也應注意到，工業化在本質上並不僅僅是資源問題。資源是工業化的一種重要投入，而並非是工業化的決定因素。工業化的實現是資源、技術、規模以及制度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三、中國如何應對金屬領域的風險？

在未來全球地緣經濟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逆全球化、去中心化等趨勢可能會得到強化。美歐再工業化、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將共同推動金屬需求上升，但金屬礦產供給集中且存在供需錯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各國對金屬資源的爭奪或日趨激烈。對於中國而言，地緣因素的變化給金屬領域帶來的風險不容小覷。儘管中國在一些小金屬上具有儲量優勢，但中國仍是眾多金屬（如鐵、鋰等）的最大單一需求方。因此中國在金屬領域所面臨的風險主要集中在供應方面。

（一）中國金屬資源的供應風險評估

關於中國金屬資源的供應風險，我們主要從四個維度構建風險指數，分別是：國別風險、產業結構風險、成本競爭力、技術替代。國別風險主要是指貿易管制、關稅制裁以及對資源所在地中資礦業項目的地緣擾動。產業結構風險是指金屬資源的海外壟斷程度高低與我國的談判能力強弱。成本競爭力指國內礦山開採利用相對國外的成本高低，以及海外斷供情況下對我國下游製造業成本的影響。技術替代風險則是指，技術替代越難，對應風險越高，這一點對於鐵、鋁等大金屬尤為明顯。

根據上述供應風險評價的四個維度，我們分別對大金屬和小金屬進行了評估，其中小金屬又細分爲了新能源金屬與戰略性小金屬。大金屬包括鐵、銅和鋁。新能源金屬則包括鋰、鈷和鎳。戰略性小金屬選取了稀土、銻、鎢和鍺。在具體國別風險、產業結構風險、成本競爭力、技術替代四個分項上，分別對不同金屬進行賦分。在賦分機制上，我們採用相對賦分的方式，按照具體分項代表的風險，由高到低對選取的金屬進行排名，再根據排名高低依次給出5分到1分的分數。在四個分項得分的基礎上，我們採用算術平均的方式計算出總分，以此衡量整體的供應風險（圖表4.9）。

圖表4.9：中國金屬資源的供應風險評估

資料來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供應風險上，大金屬總體高於小金屬。具體來看，大金屬中，鐵礦石的供應風險最高，其四個維度的風險均突出。鋁的供應風險低於鐵礦石，但略高於銅。對鋁而言，技術替代的風險最突出，其次是國別風險和成本競爭力。銅的供應風險在大金屬中最低，但其技術替代風險相對突出。小金屬中，新能源金屬的供應風險整體高於戰略性小金屬。在新能源金屬中，鈷的供應風險最高，隨后是鎳和鋰。對於鈷和鎳而言，其成本競爭力維度的風險最高。鋰則有着較高的技術替代風險。戰略性小金屬供應風險最低，主要原因在於我國自身有儲量優勢，但戰略性小金屬的技術替代風險普遍較高。

（二）中國金屬資源的供應風險應對

1、大小金屬的風險應對需各有側重

大金屬和小金屬在用量、技術與產業鏈複雜度上有着不同的特點。整體來看，鐵、鋁、銅等大金屬用量更大，用途也更廣，在風險應對上需要加強循環回收和再生利用。相對大金屬而言，小金屬的冶煉加工屬於更加技術密集型，鈷、鎳等新能源金屬技術替代方案正在逐步成熟，可通過替代技術的部署應用增強供應安全[59]。

大金屬的風險應對措施主要集中在國內挖潛、循環回收和國外收儲等三個方面。對於鐵礦石資源而言，其整體供應風險最高，其應對需要多管齊下，包括國內挖潛、國外收儲（儲備）及循環回收。對於鋁資源而言，其應對重點是循環回收。根據《有色金屬行業碳達峰行動方案》，2025年我國再生鋁產量將達到1150萬噸[60]。再生鋁行業的快速發展有望降低我國鋁產業對外依存度。對於銅資源而言，國內挖潛是首要考慮因素，然后是戰略收儲與循環回收。可考慮以戰略性礦產為載體構建互利共贏的供應鏈、產業鏈合作體系。

小金屬的風險應對則需要重視從國外收儲，同時警惕技術替代的風險。對於新能源金屬，鋰礦主要是通過國外收儲，但需要控制好地緣風險，其次是循環回收。鈷和鎳的供應風險應對之一是從國外收儲，主要通過和印尼、剛果（金）等重要資源國進一步加強產業融合和增進合作，其次是循環回收。在技術替代方面，需要利用磷酸鐵鋰技術的進步，降低對三元材料的技術依賴度，從而緩解資源對外依存的風險。

戰略收儲對應對地緣風險有着重要意義。對關鍵金屬資源的戰略收儲既能推動國家儲備資產類別的多元化，從過去偏向以美國國債為代表的美元流動性資產分散至股權類和資源類等，又能推動儲備資產國別的多元化，降低對部分國家的風險敞口，使儲備資產更加均衡。在戰略收儲的具體方式上，我們認為，在新地緣形勢之下，儲備形式可以有相應創新。在中央政府層面，建議通過國家主權基金的形式持有相應資源開採權等；在國有部門層面，建議劃撥或出售部分外匯給央國企，並由其在國際上對戰略性的資源、礦山等進行投資；在民營企業層面，建議更多通過市場行為購買央國企可能無法獲取的戰略資源。從中央政府到央國企、再到民企，戰略收儲的範圍逐步擴大，收儲方式也從常規向非常規、從防守向進攻過渡。

2、新地緣形勢下金屬資源回收利用具有重大意義

新地緣形勢下，金屬礦產的供應或將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與傳統化石能源不同，金屬資源能夠進行回收利用，這對緩解金屬礦產的供給約束具有重要意義。金屬資源的回收利用涉及產業鏈構造、技術進步與標準制定等各個方面。尤其在地緣經濟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美歐等發達國家均在金屬資源的回收利用上進行了佈局，以保障自身的供應鏈安全。

金屬資源的回收利用是加強供應鏈韌性、應對地緣風險的重要舉措。目前已有多國或地區持續探索城市礦產、廢舊金屬和電池等循環利用方式。如：歐盟《廢棄物框架指令》要求礦物建築廢料回收率為70％[61]。美國《國家鋰電池發展藍圖2021-2030》提出實現鋰電池報廢再利用和關鍵原材料的規模化回收[62]。以鋼鐵為例，數據顯示美國廢鋼鍊鋼比為69.2％，歐盟為57.6％，中國為21.9％[63]。發達國家的廢鋼鍊鋼比整體較高，中國廢鋼鍊鋼比較低可能是受到發展階段等因素的影響。

目前金屬資源的回收利用尚處於發展階段。現狀上，按金屬類型分，全球廢金屬回收市場可以分為黑色金屬類和有色金屬類，其中黑色金屬主要包括鐵和鋼，有色金屬包括銅、鋁、鉛等金屬[64]。從行業分佈來看，金屬循環回收的前三大行業分別為：汽車、建築、電氣電子產品行業。從地域分佈來看，全球最大的金屬回收市場在北美，而亞太市場則是全球金屬回收增長最快的市場。當前中國在鐵鋁大金屬市場規模領先，但在回收技術上落后於美歐（圖表4.10）。我們認為，發展階段、技術水平、地緣因素都將成為未來影響金屬回收利用的重要因素。

圖表4.10：金屬資源回收利用格局及主要企業

注：CAGR的預測期為2024-2029年資料來源：Mordor Intelligence，中金研究院

金屬資源的回收利用離不開產業鏈優勢。金屬資源的產業鏈大致可分為開採、冶煉、加工以及回收四大環節。其中開採環節包括探礦、採礦和選礦。回收利用作為金屬資源產業鏈的最后一個環節，同時也是最分散的一個環節，直接對接終端需求。在回收之后，相應金屬資源會重新進入到冶煉環節，再次開啟「冶煉-加工-回收」的循環。金屬終端需求的分散決定了其回收環節往往是綜合回收，而非單一回收某類金屬。大小金屬在回收利用上也有一定區別。大金屬由於其通用性，回收體量更大，更容易形成規模效應。

向前看，金屬資源的回收利用呈現出兩大趨勢，分別是規模化與技術升級。在市場規模上，根據QYResearch的報告，預計2029年全球廢金屬回收市場規模將達4143億美元，CAGR為5.6%。金屬回收的集中度相對較低，全球前五大廢金屬回收廠商佔有大約9.0%的市場份額[65]。未來規模化回收將是重要的發展趨勢，以鋰電池為例，高效回收利用建立在對關鍵原材料的規模化回收的基礎之上。在回收技術上，AI的發展將推動廢金屬的回收利用，全球第二大廢金屬回收廠商SIMS Metal Management於2023年10月推出了一種新的高級排序技術[66]，該技術將使用人工智能來提高效率和準確性。

未來，在金屬資源的回收利用上，或將呈現出「中美歐」三足鼎立的格局。對於中國而言，主要是基於自身的生產優勢，由工業化與製造業規模推動金屬資源的規模化回收。在金屬的冶煉和加工等方面具有全產業鏈優勢。同時中國具有市場規模優勢，廣闊的市場與下游需求意味着中國的廢金屬回收存量規模優勢。美國則更多通過其技術優勢，加上自身的廢金屬回收體量，推動金屬資源的回收利用。歐洲作為廢金屬回收的先行者之一，今后或更多在廢金屬回收法規政策標準的制定上具有優勢。

[1]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76408-trump-if-you-dont-have-steel-you-dont-have-a-country/

[2]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

[3]https://www.rpc.senate.gov/policy-papers/national-security-tariffs-section-232

[4]https://edition.cnn.com/2025/02/10/politics/tariffs-steel-aluminum-trump

[5]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j3j7z73yv2o

[6]約翰·米爾斯海默 著，王義桅、唐小松 譯：《大國政治的悲劇》，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7]https://www.news.cn/milpro/20250428/c009d71eb82e419780c1d166acf6a8bf/c.html

[8]https://news.cctv.com/2025/05/01/ARTIl90flPJu6n3xdY5icBtO250501.shtml

[9]https://ourworldindata.org/reserve-vs-resource；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10]https://www.news.cn/world/20250206/35b0459a2dfe4bb19db03b854efa4056/c.html

[11]Alvarez et al. 2023.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Commodity Markets. IMF Working Papers, No.  2023/201

[12]根據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上海有色網（SMM）計算。

[13]周金勝、王強：《地殼內的岩漿動力學過程及其資源與環境效應》，《岩石學報》, 2022年第5期。

[14]張潮、陳玉明、趙宏軍：《南美洲中安第斯地區構造—岩漿事件與成礦》，《地質論評》, 2017年第4期。

[15]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1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474451

[17]資源權是指一國利用掌握的資源，決定和影響資源品生產的能力。徐建山：《論油權——初探石油地緣政治的核心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2期。

[18]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19]https://www.csm.org.cn/col/col6316/art/2024/art_e76cb6d703ee41be80dc7bc25e0fd360.html

[20]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21]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DyvubUuOtq

[22]鞏冰，楊斯堯，戴睿，《金融制裁與地緣政治：西方對俄羅斯經濟戰的策略與俄羅斯的反制措施分析》，《財經智庫》，2024，9 (01)

[23]WTO. Natural resources: Definitions, trade patterns and globalization, 2010.

[24]滕泰、羿偉強、趙虹等：《全球大宗商品供求價格彈性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06年第6期。

[25]Hotelling H.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31.

[26]世界銀行，Commodity Markets Book 2022：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Policies.

[27]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大國產業鏈》，第九章《大宗原材料：風險與保供》

[28]數據來源：European Union, Trade in goods with Russia

[2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30193

[30]數據來源：UN Comtrade

[31]丁純，孫露，紀昊楠：《俄烏衝突以來的歐洲經濟——表現、原因、政策應對與前景》，《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4期

[32]通道權是指一國利用其掌握的運輸通道，決定和影響資源品流向和通道運行的能力。徐建山：《論油權——初探石油地緣政治的核心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2期。

[33]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指豐裕的資源對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並不是充分的有利條件，反而是一種限制。參見Auty, R.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Routledge, London, 1993.

[3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348607

[35]https://worldsteel.org/zh-hans/data/world-steel-in-figures/world-steel-in-figures-2024/

[36]朱清、朱海碧、鄒謝華：《全球戰略性礦產產業鏈供應鏈分析》，《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24年第7期。

[37]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38]朱清、朱海碧、鄒謝華：《全球戰略性礦產產業鏈供應鏈分析》，《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24年第7期。

[39]來源：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其中初級產量對應Primary production，產能對應Production capacity，初級產量數據為預測值。

[40]惠春琳：《美國對華關鍵礦產戰略佈局及其制約》，《國際問題研究》, 2024年第3期。

[41]郭語：《美國「美洲增長倡議」評析》，《拉丁美洲研究》, 2020年第4期。

[4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653655

[43]萬軍，陳震：《中國關鍵礦產供應鏈面臨的挑戰與應對》，《世界知識》，2024年第4期。

[44]https://www.cls.cn/detail/1735813

[45]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21-09/15/nw.D110000zhdsb_20210915_4-10.htm

[46]Grandell L., Lehtilaea A., Kivinenm M., Koljonen T., Kihlman S., Lauri L. 「Role of critical metals in the future markets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Renewable Energy, 2016, 95.

[47]徐德義、朱永光：《能源轉型過程中關鍵礦產資源安全回顧與展望》，《資源與產業》，2020年第4期。

[48]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technology-perspectives-2024

[49]https://www.guancha.cn/GracelinBaskaran/2025_03_05_767191_1.shtml

[50]小金屬的大邏輯》，中金公司研究部。

[51]《稀土新時代之一：迎接稀土供應新格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52]《小金屬的大邏輯》，中金公司研究部。

[53]https://www.igo.com.au/site/pdf/7aa9280a-4c3d-4d6a-a323-f59d9ef2425a/June-2025-Quarterly-Activities-Report.pdf?Platform=ListPage

[54]數據來源：上海有色網（SMM），中金公司研究部

[55]《小金屬的大邏輯》，中金公司研究部。https://www.research.cicc.com/zh_CN/report?id=356865&entrance_source=ReportList

[56]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57]Pomeranz, K. The Great Diverg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58]André Månberger, Bengt Johansson. 「The geopolitics of metals and metalloids used for the renewable energy transition」,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2019, vol(26)

[59]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大國產業鏈》，第九章《大宗原材料：風險與保供》

[6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11/15/5727056/files/ba93181ad1fb425cbe5cbef781c46c07.pdf

[61]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topics/waste-and-recycling/waste-framework-directive_en；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2-06/06/nw.D110000renmrb_20220606_1-16.htm

[62]https://www.energy.gov/sites/default/files/2021-06/FCAB%20National%20Blueprint%20Lithium%20Batteries%200621_0.pdf

[63]朱清、朱海碧、鄒謝華：《全球戰略性礦產產業鏈供應鏈分析》，《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24年第7期。

[64]https://www.mordorintelligence.com/zh-CN/industry-reports/scrap-metal-recycling-market

[65]QYResearch，《全球廢金屬回收市場研究報告2023-2029》

[66]https://www.businessresearchinsights.com/zh/market-reports/scrap-metal-recycling-market-118108

本文摘自：2025年9月4日已經發布的《第四章 金屬、工業化與地緣經濟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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