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想斷中國新葯出海「財路」，業內評：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特朗普政府盯上了正在「批量」BD出海的中國創新葯。

9月10日，外媒報道稱，特朗普政府正在籌備一項新的針對中國醫藥行業的行政令草案，主要針對以創新葯BD授權為主的「中美醫藥合作中的關鍵環節」，如限制美國藥企從中國引進新葯、強制藥品授權交易審查、加強對中國臨牀數據的審查等。

受消息影響，9月11日，A股、H股創新葯概念集體走低，百濟神州、榮昌生物等多隻個股走弱；港股多家藥企跌超10%。伴隨着對消息的進一步解讀，昨日午間，創新葯板塊局部回暖，漲幅收窄。12日上午創新葯板塊震盪走強，盤中恆生生物科技指數大幅拉昇。

BD交易是當下中美藥企之間的核心合作形式，僅今年上半年，中國創新葯License-out總金額達608億美元，首付款26億美元。而特朗普之所以推出這項草案，也是因為近兩年跨國藥企大量購買中國的創新葯管線，「卻對研發同類型藥物的美國生物科技公司不屑一顧」，引起了部分美國投資者的不滿。

不過，由於該草案牽涉的利益方過於複雜，行業內主流觀點對該草案能否落地存疑。有披露過大額BD交易的藥企人士表示：如今中國創新葯出海的「主要亮點就是BD」，若草案真的落地，「不會是好事」。但是，限制中國藥企做BD，本質也會限制美國大型藥企的發展，相當於「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植德律所投資併購部合夥人郭曉興認為，消息中提到的部分限制領域「令人意外」；但考慮各方利益博弈，即使法案最終落地，可能也只是涉及細胞治療、人類遺傳資源利用等最敏感的領域，其他交易仍有望正常進行。

草案擬限制新葯BD、且需接受「強制審查」

據外媒報道，這份草案主要包含4點內容，包括限制美國藥企從中國引進在研藥物，比如癌症、肥胖、心臟疾病等領域；類似許可交易需納入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強制審查；加強美國FDA對使用中國臨牀數據申報的項目，並提高相關費用；以及扶植美國本土藥物生產，尤其是抗生素、撲熱息痛等「在中國有大量產能」的產品。

事實上，業內對於后兩項並不陌生，尤其是經歷了年初「關税戰」之后，製造業迴歸美國已經是老生常談的話題。真正引起震動的是前兩點內容，它們直接將矛頭指向現下大熱的創新葯BD交易。

首先，草案希望限制交易數量是因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醫藥研發圈都保持着一種「和諧」的生態：跨國藥企不斷通過併購或技術授權引進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的產品，從而維持自身的創新活力，后者及其背后的投資機構則藉此完成商業退出。

但近年來，隨着中國創新葯不斷在國際上展露頭角，同類首創（First in Class）藥物研發速度已「顯著快於歐美和日本企業」，且在人才隊伍、臨牀試驗、供應鏈等新葯研發的各個環節均能提供「更快的流程進度和更低的成本」，跨國藥企的收購對象逐漸從美國轉向中國。

7月，美國醫藥行業媒體Fierce Pharma還曾援引傑富瑞（Jefferies）研報數據稱，今年一季度，有32%的生物科技類BD發生在中國，這一數字在2023年和2024年時還停留在21%左右。

這原本只是常規的商業選擇問題，但一部分投資過美國本土的生物科技初創公司、如今面臨退出難題的投資機構卻認為，這是在觸動自己的「蛋糕」。他們希望通過行政令建立起一道壁壘，強迫跨國藥企重新選擇「美國貨」。

據稱，支持方中就包括硅谷億萬富翁蒂爾（Peter Thiel）、谷歌聯合創始人布林（Sergey Brin），甚至還有特朗普女婿賈里德·庫什納旗下的投資公司。其中，蒂爾名下的投資公司Thiel Capital就投資過不少醫藥類企業，如開發抑郁症產品的Atai Life Science。

法案中另一值得關注的是CFIUS強制審查問題。對此，郭曉興解釋，最初，CFIUS只針對境外投資者對美國的投資，類似制度在中國也有。受政治因素影響，CFIUS審查在近幾年雖「不斷加碼」（統稱為反向CFIUS規則），比如禁止美國資金投資中國敏感行業，但更多是在股權投資領域，且限制在半導體、AI、軍工等狹義範圍內，不會對普通行業做限制。

「這次，新聞中還透露要把生物醫藥這一普遍被視為非敏感行業的領域納入監管中，而且是購買資產這種更偏日常運營的模式，還是挺讓人意外的。我認為即使法案落地，也會是各方妥協的結果，比如只限制涉及細胞治療、人類遺傳資源利用等最敏感的領域，其他交易仍正常進行。」郭曉興表示。

目前，連白宮官方對此草案的口徑都頗為矛盾——有稱已與投資者們溝通了數月，也有稱「並未積極考慮」。而產業界同樣未曾預料到政府會直接做出限制中美創新葯BD的決策。譬如傑富瑞研報就認為，美國政府不太可能限制兩國生藥製藥企業間的交易，因為其「涉及的國家安全風險很低」。

利益方博弈尚未結束，草案可行性成疑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草案背后代表了一部分投資者的利益訴求，但在美國醫藥行業的總盤子中，這部分訴求能佔到多大比例仍不好説。

中、美券商分析整體認為，草案牽涉的主體非常複雜，關係到不同國家的跨國藥企和中小型科技公司，因此博弈局面也會很複雜，但預計美國大型製藥公司的遊說能力強過Biotech及其背后的利益方。

而在BD交易中，這些跨國公司們也同樣是佔據主導地位、且「佔據了大部分經濟利益」的那一方。有外媒直言，相較於那些幾乎無利可圖的仿製藥，創新葯BD交易涉及的資金規模顯然大得多。

前述藥企人士同樣認為，雖然表面上看是中國藥企先拿到首付款和里程碑，但買方們未來的潛在收益未必不會更大。一方面，「切斷」和中國企業的早期管線交易並不代表能直接提高美國本土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發和產品競爭力。長期存在的研發成本、效率等問題，導致部分公司難以追上「中國藥企快速發展的腳步」是不爭的事實。

另一方面，跨國藥企具備更雄厚的研發和商業化資源，在談判中處於絕對優勢地位，能夠為自己爭取到更有利的條款。從最直觀的經濟收益角度，它們也能夠憑藉自身強大的資源整合和資本運作能力，甚至能很快地在BD交易中取得豐厚回報。

比如，2024年11月，BioNTech以8億美元對價收購中國創新葯公司普米斯生物，並拿下其核心雙抗藥物PM8002（PD-L1/VEGF）。僅半年不到，BioNTech就將該藥物以15億美元首付款、共計90億美元里程碑付款的對價出售給跨國藥企BMS，賺取了鉅額利潤。

正因如此，輝瑞、默沙東、艾伯維、阿斯利康等跨國藥企成為該草案的主要反對者。輝瑞首席執行官阿爾伯特·布爾拉此前就表示，與中國的合作不僅「有利於自己的公司」，也能讓美國患者受益。他甚至曾警告稱，「不應阻礙中國在癌症治療領域的進展」。

今年上半年，輝瑞剛剛與三生製藥達成就PD-1/VEGF雙抗藥物SSGJ-707的合作，12.5億美元的首付款創下了今年BD交易首付款的新紀錄。

「如果落地，對中美雙方企業交流、合作的積極性都有致命性打擊。目前，雖然隨着國內股市行情向好，美元在迴流，但也有一些美元基金明確表態不投中國項目，因為大家不知道哪一天美國政府會加碼、擴大範圍，導致已投的項目受影響。」郭曉興提到。

但值得注意的是，從此前的《生物安全法案》到所謂的「關稅制裁」，特朗普的諸多「提案」都頗具噱頭風格，往往是為通過激進的態度換取其他利益。換言之，該草案是否真的能落地，仍有很大未知數。

「政策要有，姿態要有，但大部分生意該做還是要做。」有從業者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