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導報｜中國數字經濟出海：理論解釋與持續推進

（來源：綜合開發研究院）

[摘要] 近年來，中國應用程序海外安裝量不斷增長，海外市場持續擴張，同時，出海的各類應用程序多元化發展態勢顯著。良好的本地市場效應、國內外數字企業業務模式與商業模式的差異化，以及中國獨具的國情優勢，為中國數字經濟出海提供了支撐。中國數字經濟出海對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文化，提升國內數字平臺國際競爭力，打造國內生產貿易全鏈條新優勢，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應繼續發揮現有優勢，保持國內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勢頭；營造健康的創新環境，加強基礎研究與創新；為數字企業出海提供更優的配套服務，降低其出海的隱性成本；幫助企業識別潛在的經營風險，做好長期風險規避；加快推進高水平數字經濟領域國際談判，提升國際話語權，助力數字企業持續出海。

作者簡介： 羅立彬，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清華大學服務經濟與數字治理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宣部對外文化交流（文化貿易）研究基地研究員，文化和旅遊部「文化和旅遊研究基地」研究員；鍾玉琪，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經濟學院。

引用格式：羅立彬，鍾玉琪.中國數字經濟出海：理論解釋與持續推進[J].開放導報，2025（4）：16-23+42.

近年來，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深刻影響着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大亮點。除了在國內形成普惠可及的數字社會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突出表現，即數字企業出海加速，黨和國家對此高度重視。2023年7月，李強總理在平臺企業座談會上指出，「平臺企業要加快提升國際競爭力，敢於在國際大舞臺上打拼，帶動更多中國製造、中國服務走出國門」。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平臺企業「在促進創新、增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再次強調鼓勵平臺企業「走出去」。平臺企業「走出去」，是我國數字經濟領域較新的現象，代表着中國品牌、中國服務、中國商業模式「走出去」，是新型數字服務貿易的一種，也是中國數字經濟競爭力不斷提升並向國際外溢的結果。深入研究中國數字企業「走出去」現象，總結中國服務貿易的高質量發展，不僅可以豐富數字時代跨國企業投資的理論框架，對中國數字經濟未來發展實踐也將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01

中國數字經濟出海的典型特徵

1. 中國應用程序海外安裝量呈增長趨勢，海外市場持續擴張

近15年來，中國應用程序全球下載量迅速提升，2011—2021年上半年，中國廠商在全球應用下載量前1000名佔比從8%升至14%。2022年，中國應用程序開發者較為普遍地具備出海積極性，79.1%的開發者計劃出海或已經出海，其中43%的開發者已經將應用推廣到海外（嚴瑜和高喬，2022）。2023年第一季度至2024年第三季度，中國應用程序海外總安裝量已達150億次，相當於全球範圍內平均每位用户安裝了兩個中國應用程序。這一數據不僅反映了中國應用程序在全球市場的廣泛覆蓋，還體現其在技術、內容創新、本地化運營等方面的卓越表現。2024年一至三季度，中國應用程序出海的總安裝量較2023年同比增長11%，其中安卓平臺安裝量增長達12%，優於蘋果平臺的1%。

2. 出海應用程序類別趨向於多元化

近年來，中國出海應用程序逐漸從以遊戲類為主的單一導向向多元化發展邁進。儘管遊戲類應用程序仍然是出海主力，但是市場份額已經從2021年的70.81%逐步下降至2024年的55.22%。與此同時，非遊戲類應用程序的表現亮眼，其中金融類增長尤為顯著，從2021年的7.41%快速躍升至2024年的16.22%，成為僅次於遊戲類的第二大類別。這一趨勢反映了全球經濟復甦背景下數字金融服務的需求激增。社交媒體和工具類應用程序也持續增長，表明用户對互動和效率提升的需求仍在增加。泛娛樂類應用程序的海外市場份額雖相對較小，但也在逐年穩步增長，反映出全球用户對個性化內容和休閒娛樂的日益關注。同時，健康與健身類應用程序儘管整體佔比較低，但這一類別增長潛力巨大，表明全球範圍內健康意識的持續提升爲該領域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中國的短視頻和直播類應用程序也將海外市場作為差異化競爭的核心，在挖掘國內存量市場的同時，也紛紛開始走向海外，尋找第二增長曲線。例如，快手在2022年下半年對其海外業務進行了戰略調整，減少了對美國、加拿大、日本等成熟市場的資源投入，轉而將運營重心聚焦於巴西、印度尼西亞等用戶數據表現良好的新興市場，並對Kwai、SnackVideo等旗下產品進行整合，以此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運營效率。在此過程中，快手海外短劇營銷品牌TeleKwai在巴西市場迅速打開局面，獲得了廣泛關注。與此同時，歡聚集團旗下的BIGO LIVE亦在海外市場積極佈局。BIGO LIVE持續迭代產品互動社交功能，並深耕本土內容生態建設。在馬來西亞，BIGO LIVE聯合當地知名主播、電臺主持人以及娛樂明星共同打造綜藝節目BIGO Gagaga，憑藉本土化的內容策略，成功吸引了大量用户關注。在中東地區，BIGO LIVE與熱門遊戲Mobile Legends：BangBang達成合作，轉播其在中東和北非地區規模最大的秋季職業聯賽，藉助遊戲賽事的高人氣，進一步拓展了在該地區的用户羣體，增強了品牌在當地市場的影響力。

3. 亞太地區成為海外核心市場，中東與非洲市場潛力巨大

中國出海應用程序在不同地區的發展趨勢具有顯著差異。其中，亞太地區以55.8%的市場佔比和12%的增長率成為2024年中國出海應用程序的核心市場，亞太地區龐大的人口基數、高智能手機較高的普及率以及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爲其成為中國App海外核心市場奠定了堅實基礎；歐洲市場呈現出最為顯著的增長態勢，增幅高達21%，表明歐洲用户對中國應用程序的接受度正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娛樂、教育和工具類應用程序方面，增長潛力巨大；與此同時，拉美市場也取得了良好的增長表現，市場佔比達到12.7%，其中，拉美用户對遊戲、金融科技和社交類應用程序的需求持續攀升；中東與非洲的市場佔比合計8.4%，反映出其市場發展尚處初期階段，但基礎設施的逐步改善和用户需求的增長為未來提供了可觀的潛力。相比之下，北美市場的安裝量則出現-6%的下滑，這可能是因為受市場飽和、本地化競爭激烈以及政策和數據隱私法規的影響，給中國出海應用程序帶來一定的挑戰。

02

中國數字經濟出海的理論解釋

1. 國內市場趨近飽和，對中國應用程序出海形成倒逼效應

經過10多年的蓬勃發展，中國數字經濟迎來了增速放緩的新階段，在國內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國內成熟模式開始走向海外。首先是中國國內巨大的市場規模孕育了數量龐大、豐富多彩的移動應用程序，但是隨着國內互聯網「黃金十年」逐漸退潮，存量競爭日益激烈，中國在架應用程序數量在2018年達到449萬款的最高值之后開始呈現下降趨勢，2024年為279萬款（圖1）。

2017—2024年中國應用程序在架數量

中國網民上網總時長已經趨於穩定，雖然網民規模和互聯網普及率仍在緩慢上升，但人均上網時長已呈現下降趨勢，到2024年12月為每周28.7小時，低於2020年3月的30.8小時；全國總上網時長從2021年底開始連續兩年呈現下降趨勢，雖然2024年又有所增長，但是3年之內僅增長8.15%，顯著低於2021年之前3年內28.61%的增長率。

2. 在國內市場的培育下，中國數字企業已經形成與國外企業「差異化」的業務與商業模式，並能進行差異化競爭

中國數字企業的出海之路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歷經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呈現出獨特的探索模式與市場反饋，大致可劃分爲早期探索階段、併購拓展階段與模式創新階段。早期探索階段是同質化競爭階段，如早期百度進軍日本市場，不僅投入12億元用於硬件規模設施建設，還高薪邀請索尼公司前董事長擔任獨立董事。然而，經過5年的努力，市場份額僅為1%，核心原因在於當時日本的搜索市場已被谷歌和雅虎兩大老牌巨頭壟斷，用户形成了高度的使用黏性，而搜索服務具有強大的網絡外部性，在缺乏差異化業務模式的情況下，難以打破既有的市場格局（孫沛，2022）。騰訊的微信英文版（Wechat）也有着相似的經歷。2013年，騰訊花費20億元聘請足球明星梅西作為代言人，但用户數量僅在2013年短暫增長后便陷入停滯。這是由於當時多數市場已存在Whatsup、Facebook等同質化社交軟件，社交軟件的網絡外部性帶來了極高的用户黏性和忠誠度，使得微信難以撼動現有市場。阿里巴巴在2010年推出的全球速賣通儘管發展迅速，卻始終難以對歐美市場的亞馬遜、易貝等老牌購物網站構成實質威脅，其原因同樣受限於成熟市場的競爭格局與用户習慣。這一階段，中國數字企業在品牌發展和數字經濟領域，受規模經濟和網絡外部效應制約，「直道超車」式的存量競爭難以奏效，出海之路充滿挑戰。在早期探索遭遇瓶頸后，中國數字企業開始轉變策略，通過併購的方式實現國際化佈局，藉助本土品牌的力量打入海外市場。這一階段，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企業紛紛採取併購行動，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阿里巴巴收購了總部位於新加坡的東南亞最大電商平臺來贊達（Lazada），並在印度投資了電子商務公司BigBasket和Snapdeal，以及在土耳其以7.5億美元收購中東地區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Trendyol；騰訊則收購了SEA公司。中國數字企業成功將業務延伸至海外市場，但在品牌使用上，仍沿用當地品牌。這種模式利用了本土品牌已有的市場基礎、用户羣體和品牌認知度，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直接進入新市場所面臨的文化差異、用户習慣等障礙，為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當前，中國應用程序出海則是屬於模式創新階段，即基於本土成功模式支撐的差異化優勢出海。近年來，中國數字企業的出海進入了全新的模式創新階段，依靠獨特的商業模式實現「彎道超車」，真正意義上實現了成功出海。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短視頻應用、快時尚品牌Shein、拼多多國際版Temu等，在全球應用程序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受到海外用户的廣泛歡迎。而這些企業的成功源於其在中國國內巨大市場規模支撐下形成的創新模式，這些模式在海外市場具有顯著的「差異化」特徵，是當地市場原本不存在的。例如，TikTok憑藉其獨特的算法推薦機制和短視頻內容生態，打破了海外傳統社交媒體的格局；Shein以極致的供應鏈效率和個性化的快時尚產品，滿足了海外消費者的需求；Temu則依託拼多多成熟的社交電商模式，在海外市場迅速打開局面。同時，這些企業均採用原創的品牌名稱，樹立了獨立的品牌形象，標誌着中國數字企業出海進入了以創新驅動、品牌自主為核心的新階段。

3. 中國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是國產應用程序出海的重要基礎性支撐

中國應用程序成功出海，是因為其可以為海外用户提供與同類應用程序差異化的服務，而這種差異化服務的基礎恰恰是其在國內市場的服務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應用程序出海是中國近年來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體現。近年來，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深刻影響着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已經形成了普惠可及的數字社會。2024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規模穩步擴大，佔GDP比重達10%左右；累計建成62家「燈塔工廠」，佔全球總數的40%；連續11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網絡零售市場。數字政府在線服務指數繼續保持全球領先，近年來，「接訴即辦」「最多跑一次」「一網協同」「一網統管」「一網通辦」等一系列創新舉措不斷涌現，極大地提升了政務服務的效率和便捷性；截至2024年，國家、省、市、縣四級政務外網已實現全覆蓋，鄉鎮街道接入率高達99.4%。此外，政務大數據體系也在加速構建，過去5年，各地區政務服務平臺的數據共享次數累計超過5400億次，電子證照共享服務次數累計超過108億次，為實現政務服務的高效協同和數據資源的深度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撐。數字文娛呈現爆發式增長，截至2024年底，網絡視聽用户規模達10.91億人，使用率達93.8%；網絡直播用户規模達8.33億人，佔網民總數的75.2%；短視頻賬號規模達16.2億個，每日全國上線短視頻突破1.3億條；短視頻職業主播規模達3880萬人，同比增長1.5倍；網絡微短劇用户規模達6.62億人，網民使用率為59.7%；長視頻用户規模為7.52億人，創2018年以來新高，且使用羣體呈現「高學歷」「年輕化」的新特徵。在這一過程中，數字企業之間競爭激烈，商業模式迅速迭代，出現了一些中國特色的數字商業模式（表1）。

中國國內商業模式之所以可以迅速迭代並不斷創新，取決於中國具備的重要國情優勢，即巨大的人口與國內市場規模。中國當前人口規模超過14億人，佔全球比重達18%；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35萬億元人民幣，佔全球比重接近19%。這種巨大的人口與市場規模可以更好支撐分工細化與規模經濟相融，提高生產效率，產生更高的分工與專業化收益。人口少和市場規模小的國家，分工過細會受到市場規模狹小的限制，只有巨大的人口和國內市場規模，才能支撐起更細的分工，讓細化后的每個分工角色都能擁有足夠大的市場發展空間。2022年9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和2015年版相比，淨增了158個新職業，總職業數達到1639個；2025年7月22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檢驗檢測管理工程技術人員、養老服務師、跨境電商運營管理師等17個新職業，以及特種救援員等42個新工種納入國家職業分類大典，並調整變更了9個職業（工種）信息，這些都是分工細化之后的結果。同時，每一種應用程序也可以看作一種新的服務模式，中國巨大的人口和經濟總量規模使每一種新型服務模式都可能擁有足夠的市場空間來支撐其發展。巨大的人口和國內市場規模為分工細化提供了潛在收益，同時數字技術本身又極大提升了交易效率，降低了分工成本，從而極大提升了國內的均衡分工水平。近年來國產應用程序出海，背后是中國更高的國內分工水平優勢出海。比如中國跨境電商平臺類的應用程序，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優勢之上，為國際市場提供快速迭代、智能匹配的優質產品，一方面為國外市場提供優質的中國產品、中國品牌和中國商業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收穫巨大的下載量。

03

中國數字經濟出海的影響效應

1. 講好中國故事和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方式

首先，應用程序出海本身就是中國品牌出海，可以提高中國的全球文化影響力和軟實力。近年來，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與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受到高度重視，在這樣一個網絡外部性極為顯著、用户黏性極高的領域，來自中國的應用程序在國際市場上引人注目，充分展示了中國企業以及中國數字經濟模式的強大競爭力。中國企業依靠市場的力量，為全世界數字用户帶來生產者和消費者剩余，提升全球福利水平，而這會加深全世界對中國的瞭解，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文化的典型案例，對於傳播中國新文明具有重要意義。其次，文化類應用程序出海直接帶動了中國數字內容「走出去」，成為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直接載體。例如，點眾科技旗下面向海外推出的短劇平臺DramaBox，覆蓋東南亞、北美、中東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在2024年春節檔更是連續7天佔據中國臺灣蘋果商店娛樂榜榜首，在北美的谷歌和蘋果商店中，DramaBox當日營收多次登頂內地出海短劇企業第一。此外，ReelShort在海外也有亮眼的表現，截至2023年，ReelShort在全球範圍內的累計下載量達5500萬次，收入達1.7億美元，其中，美國是最大市場，貢獻了總收入的60%—70%，在個別月份，ReelShort在美國iOS娛樂榜單中甚至超越了TikTok，顯示出強大的市場吸引力，這些中國應用程序「走出去」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廣闊平臺。近年來，中國遊戲、中國影視和中國網絡文學等中國數字內容事實證明，通過符合經濟規律的方式「走出去」，產生「潤物細無聲」的影響力，是高效率的文化傳播方式。

2. 為國內數字企業帶來更多收入來源，支撐起國內數字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緩解國內數字企業「內卷式競爭」

在國內用户趨於飽和、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國內數字企業出海的第一動力來自海外市場的機遇與增長空間。一項調研顯示，2022年國內應用程序開發者的出海意願強烈，79.1%的開發者計劃或已經出海，其中43%的開發者已經將應用推廣到海外，而80.9%的應用開發者選擇出海是看重海外市場的增長空間。

3. 作為中國商業模式出海的載體，帶動形成國內生產貿易全鏈條新優勢，加速實現動態比較優勢轉換

應用程序出海，折射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優勢。從2015年開始，中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全球比重（24.77%）就超過了勞動力比重（23.62%），成為各種生產要素中最為豐裕的一種。也説明與全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國資本的豐裕度已經超過勞動力的豐裕度，同時土地等自然資源生產要素的稀缺程度進一步凸顯，使中國很難再單純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及其他生產要素優勢。在此背景下，數字平臺出海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中國的製造業產品可以繼續深挖綜合比較優勢。中國目前依然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和龐大的製造業集羣，可以幫助企業通過規模經濟效應和集聚經濟效應來實現成本降低。數字平臺一方面將中國在地理空間的集聚優勢上升到數字空間集聚，極大降低包括搜索成本、匹配成本、溝通成本等在內的各種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與物理空間實現實時聯動，使規模經濟效應和集聚經濟效應進一步強化，帶來更大程度的成本降低，保持出口競爭力。

其次，數字平臺提供了較好的創業環境，使中國的勞動力有更大機會獲得「企業家才能」。隨着成本提升，中國的勞動力必須具備另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纔可以保持競爭力和獲得就業機會，即「企業家才能」。換言之，目前整體社會經濟環境要求人們更多開展創新和創業，然而創業需要面對各種市場風險，而數字平臺為國內中小企業搭建了統一的創業支撐性服務。據統計，亞馬遜平臺新增跨境電商60%以上都是中國企業；SmartScout Insight的一份報告稱，在亞馬遜平臺上賣家最多的前20個城市中，有14個是中國城市，深圳更是遙遙領先，其亞馬遜賣家數量是紐約及布魯克林總和的6倍多，擁有超過102000名賣家。

再次，數字平臺出海，不僅帶動中國貨物持續出口，而且也促進了中國國際貿易轉型升級。主要表現在：一是數字平臺快速捕捉需求的能力，通過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投入，形成全新商業模式，在數字空間將現有產業鏈向前延伸，為傳統制造業提供新優勢。如電子商務平臺可以迅速把握消費者需求偏好，智能匹配與快速反應，整合平臺上的生產能力進行快速且小批量的生產，甚至能夠使企業實現零庫存運營。二是數字商業模式本身形成的國際競爭力，帶動全鏈條整體新優勢。如基於國內產業集羣和巨大市場發展起來的國內電子商務模式，已經在全球具備較強的競爭力和影響力，一些中國重要的跨境電商應用程序在全球應用下載排行中名列前茅，不僅帶動了中國電商模式出海，也帶動了移動支付、物流、通關等一系列相關生產性服務的進出口。

複次，平臺企業出海，代表着國內分工細化正在向全球拓展。像Temu和Shein這樣已經產生重要國際影響力的電商應用程序，表面上只是一個電商平臺，但其背后聯動的是國內分工細化的新型商業模式。消費者在使用這些平臺選購適合自己需求的商品時，背后是價值鏈各種細分環節的快速反應與聯動，包括產品推送、產品介紹、包裝物流、保險等各個環節，都是以個性化的方式為小批量的消費者提供訂貨服務，最終形成快速反應、溝通篩選、物流運貨的服務體系。這些電商應用程序之所以能夠在國外受到極大歡迎，本質上是因為它們依託的是國內極致細化的分工體系，及其帶來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而這種分工細化的新優勢，也會通過跨境電商向所有環節延伸。

4. 帶動實體投資出海，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一些數字企業出海之后，爲了適應國外受眾對內容的需求偏好，開始在國外當地創業和建立團隊。如短劇平臺開始在國外建立拍攝團隊進行本土化拍攝，滿足國外市場對短劇的需求。如2024年1月，Mega Matrix Inc.（NYSE American：MPU）宣佈成功完成對短劇流媒體平臺FlexTV的收購，成為全球首家流媒體短劇上市公司，短劇的出海從內容層面上升到資本層面。爲了製作出更高質量、更具吸引力的短劇，企業不僅需要在海外積極投資建立發行渠道和推廣平臺，也需要加大對劇本創作、拍攝製作、后期特效等方面的實體投資，以擴大短劇的影響力和覆蓋面。一些短劇爲了更好地貼近海外觀眾和當地文化，選擇在海外進行拍攝取景。例如，慈文傳媒與Golden Infinity於2025年1月簽訂海外短劇聯合投資協議，計劃聯合制作出品4部出海短劇，其中第一部於2025年4月在美國開機。這意味着雙方在製作環節的深度合作不僅能夠為當地的影視拍攝基礎設施建設、道具租賃等行業帶來收益，也能帶動當地旅遊和相關服務業的發展。

04

持續推進中國數字經濟出海

隨着中國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數字企業通過應用程序出海的方式來開拓國際市場。爲了保證中國數字經濟出海的可持續性，為此建議：

（一）繼續發揮現有優勢，保持國內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勢頭

要充分意識到中國數字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在國內市場競爭中培育出來的，因此要繼續保持中國數字企業出海的勢頭，繼續為中國數字企業營造健康且有活力的競爭環境，這是推動中國數字企業出海的重要保障。確保國內數字產業進入退出機制通暢，維持當前中國數字經濟領域新頭部企業持續出現、老頭部企業排位頻繁變動的良性競爭狀況，避免長期出現一家企業獨大的壟斷局面。不斷拓展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為數字企業開拓新型商業模式提供更多新空間，進而不斷產生具有中國特色的差異化數字經濟商業模式，為未來進入全球市場打下良好基礎。

（二）營造健康的創新環境，加強基礎研究與創新

中國數字企業出海很大程度上是中美數字經濟在全球市場競爭的具體體現，原有的海外數字市場基本是由美國企業主導，當前中國數字企業在國內取得成功之后開始進入原有的海外市場，為全球用户提供差異化的服務模式。截至目前，中國企業所依託的更多是強大的人力資本性價比優勢、國內人口規模巨大的應用場景優勢等，但是從長遠來看，基礎創新能力對數字平臺在海外發展至關重要，而這方面中國並不佔優。因此，應加強基礎創新能力培育。這需要營造健康的創新環境，拓寬與暢通金融創新與科技創新相互支撐的渠道，培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互補互促的良好機制，建設科技創新激勵與成果應用相平衡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提高企業創新投入和成果廣泛應用的雙重積極性。

（三）為數字企業出海提供良好的配套服務，降低其出海的隱性成本

良好的配套服務既包括數字企業出海過程中涉及的人員流動服務、資金跨境流動服務、數據跨境支持性服務等，也包括為相關數字企業提供境外各區域投資環境指南，幫助企業更快速及時全面瞭解各大市場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競爭等多方面特徵，緩解信息不對稱，降低企業出海的隱性成本。

（四）幫助企業識別長期潛在的經營風險，做好長期風險規避

除了常規性的海外投資風險之外，中國數字企業出海還可能遭遇一些由地緣政治所帶來的特殊風險。從經濟學角度看，中國數字企業出海面臨的風險可以歸結為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影響力過大引發的風險。如果中國的數字企業對目的國市場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產生廣泛深入的影響，就容易觸發風險。如近年來美國政府對TikTok開展嚴格審查和多次聽證會，其直接原因在於這家來自中國的公司對美國整個媒體行業產生了重大且廣泛的影響；再如2023年4月14日，美國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s）對來自中國的快時尚跨境電商平臺Shein和Temu發佈報告，指出兩家公司在勞動用工、避免關税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問題，報告開頭就明確指出「Temu在過去一年中迅速擴大了其美國市場佔有率」「在過去3年中，Shein在美國快時尚銷售市場份額從2020年3月的18%上升到2022年3月的40%」。其次，新商業模式引致的風險。當一種商業模式過於新穎，以至於人們難以理解其運作機制，也容易產生風險。如作為中國原創的商業模式，直播電商就曾被印度尼西亞政府直接禁止；另外一種由中國原創的商業模式——共享單車，在國外的發展也不太順利。再次，競爭對手強大而導致的風險。這種風險可能來自東道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如Shein和Temu在美國乃至全球面臨的是老牌跨境電商亞馬遜；也可能來自本國的競爭對手，如近年來Shein和Temu兩家企業在美國法庭上互相控告對方存在不正當競爭問題。

對此，中國數字企業應當高度重視並長遠規劃，從一開始就做好合規安排。提前進行風險評估與預警；構建完善的合規管理體系，制定合規政策與制度，設立合規管理部門，並加強員工的合規培訓，確保企業運營流程和業務活動有明確的合規標準。此外，企業本地化運營時應尊重當地文化和宗教習俗，積極與當地企業合作，有助於企業更好地適應當地環境，避免觸發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以經濟學視角，從利益角度出發來分析和應對中國數字出海可能遭遇的問題，無論對政府部門還是企業自身，都具備重要的參考價值。首先，深入研究中國數字企業為東道國帶來的經濟利益，可以作為規避和應對風險的工具。中國數字企業出海為東道國帶來市場多樣性和良性競爭、新的就業機會和政府税收收入，這種收益和好處是規避和應對風險的重要底層邏輯。其次，深入探究中國數字企業「走出去」風險的來源，以針對性地採取措施。導致中國數字企業出海風險的主體可能是多元的，包括東道國的消費者、生產者、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社會公眾輿論等。因此，應當深入探究風險產生的主體來源及其訴求，區分輕重緩急，有序應對。再次，深入探究不同國情及文化背景下的東道國風險，以針對性地進行預測與應對。對於不同國情及文化背景的東道國，其消費者、生產者、政府部門和社會公眾在全社會的影響力有所不同，各羣體對外來文化及外來投資者的開放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針對不同國情及文化背景的東道國進行差異化的分析和應對。

（五）加快推進高水平數字經濟領域國際談判，增強國際話語權

目前中國正在積極推進加入《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進程。自2022年中國加入DEPA工作組成立以來，中國已經與成員方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談判，舉行多次部級會議、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和技術磋商，取得積極進展。中國加入CPTPP的進程也在積極推進中，自申請加入CPTPP以來，中國嚴格遵循相關程序，積極與各成員方開展溝通與磋商工作。在此過程中，中國對協定內容進行了充分、全面且深入的研究與評估，並主動對標CPTPP規則，積極推進相關領域政策調整以及法律法規的修訂與完善。與此同時，中國持續推動落實WTO電子商務談判、《貿易便利化協定》以及服務貿易國內規制談判，與各方攜手不斷完善WTO數字貿易規則體系。此外，中國還積極參與跨境電商、電子簽名認證、移動支付、電子單據等關鍵領域的國際規則制定工作，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貿易規則方案。在此基礎上，中國還積極落實中國—中亞經貿部門數字貿易合作備忘錄以及上海合作組織數字貿易合作倡議，致力於提升數字貿易規模與水平，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數字貿易領域的務實合作，進一步促進數字經貿領域的合作與交流。未來，應加快推進上述進程，並不斷開拓新的國際談判框架，從而為中國數字企業出海創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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