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省份青年入鄉調研：還需更多制度性支持與政策性保障

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鄉村向城市的單向人口流動曾長期佔據主導，直至 2005 年新農村建設戰略提出，城鄉關係進入調整階段，青年入鄉現象也隨之逐漸出現。2010 年前后，首波 「新農人創業潮」 涌現，標誌着社會需求成為影響青年入鄉選擇的重要力量，個體開始基於市場需求與自身能力主動規劃鄉村發展路徑。2017 年鄉村振興戰略正式提出后，城鄉融合發展加速了人才流動，中央及各級部門陸續出臺並細化鼓勵年輕人回鄉創業的支持政策；一方面，光纖、移動通信網絡等智能化基礎設施在鄉村日益完善，為數字技術應用奠定了基礎，后者進一步重塑了虛擬城鄉社會空間；另一方面，高競爭、高成本、高強度的都市生活壓力，也推動年輕一代尋找城市以外的可能。這一系列條件疊加，讓迴歸鄉村創業生活成為許多年輕人的新選擇。

至此，青年入鄉潮正式徐徐展開，越來越多帶着技術創新夢想的 「新鄉人」「農創客」「鄉村CEO」正為鄉村發展注入新的生機活力。據有關部門統計，截至 2025 年 2 月，全國各類返鄉入鄉創業人員已超過 1200 萬人，呈現出政策驅動轉向市場驅動、「情懷入鄉」 升級為 「價值入鄉」、網絡平臺成為資源整合新基建等新特點。

青年入鄉並非簡單的人口地域遷移，而是青年羣體基於國家戰略引導、社會發展需求與個體發展選擇，從城市或非鄉村區域流向鄉村，參與鄉村生產建設、社會治理與價值創造的系統性過程。逆城市化與再鄉土化交織，這場靜默的人口流動潮湧，正在重構中國的城鄉發展版圖。基於此，2023年到2025年，上海交通大學牽頭，聯合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共同發起的「2025年中國青年入鄉趨勢年度調研」在全國範圍內連續展開了三輪。先后招募了全國103所高校的176位調研員參與，調查對象限定於具有穩定的城市工作經歷，並且回到鄉村時年齡不超過45周歲的青年人羣。調研覆蓋27個省份、162個市級行政單位和164個行政村，形成了1282份有效問卷、114份深度訪談記錄和59份村委訪談材料，繪製出當前青年入鄉遷移的真實畫像與時代軌跡。

《城「流」鄉「動」—中國青年入鄉新趨勢年度調研報告（2025）》

一、青年如何看待鄉村，為何進入鄉村？

1.羣體畫像：青年回鄉不再是退路，而是重啟

調研數據顯示，當前入鄉青年的平均年齡為35歲，主要集中在1980—1995年出生的青年，其中80后佔比31.2%，90后佔比33.6%，00后佔比9%。他們擁有顯著的城市經歷與教育優勢：70.1%的青年擁有5年以上城市生活經驗，41.9%的受訪者學歷為本科及以上，且有27.1%為城市户籍。入鄉前的職業多樣，公務員事業單位從業人員達到20.1%，企業人員佔23.9%，自由職業者佔比最高，達35.3%。數據表明，入鄉不再是農村青年返鄉，而是一批「有備而來」的城市新居民。

與過往不同，他們不再將鄉村視為「退場地」，而是作為事業與生活的新起點。這些青年在原生地、城市和鄉村之間構建起多維遷移路徑，逐漸推動城鄉社會結構的重新編織。

空間上，他們主要從廣東、北京、上海、江蘇等一線與強二線城市流出，流入河南、湖南、甘肅、雲南等地的村莊。流動呈現由「發達城市」向「廣闊鄉村」的趨勢，體現了逆城市化遷移邏輯的擴展。

根據出發地與目的地關係，調研將入鄉青年劃分爲三種典型路徑類型：

（1）出生地與入鄉地一致：佔比51.9%，大多為家鄉返流，具備熟人社會優勢；

（2）城市出生、初來鄉村：佔比43.2%，需在陌生環境中重建社會連接；

（3）出生地與入鄉地不同：佔4.9%，通常經歷多重地域轉換，適應力強但資源依託較弱。

三類青年展現出不同的社會嵌入策略、身份認同邏輯和生活建構方式，反映出當前青年入鄉路徑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2.鄉村認知：政策瞭解與信息獲取

調研中列舉了約20項與鄉村相關的國家重要政策，結果顯示，入鄉青年最為熟悉的五項政策分別是：國家重大戰略（35.5%）、耕地保護政策（29.6%）、農地承包政策（23.8%）、人口回鄉政策（22.9%）以及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21.5%）。這些政策不僅對鄉村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入鄉青年在決策過程中重點關注的內容。

青年最為熟知的五項鄉村政策、法規與現象

然而，整體來看，入鄉青年對鄉村政策的認知熟悉程度相對較低，最高的認知比例也僅為35%。這表明，儘管政策在國家層面已經較為完善，但在基層的傳播和普及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進一步加強政策宣傳和解讀工作，以提高入鄉青年對政策的瞭解和運用能力。

此外，在回鄉決策過程中，青年通常會通過各種媒體渠道瞭解鄉村及相關政策的信息。調研發現，入鄉青年使用頻率最高的五類媒介幾乎全部是新媒體，包括微信（72.1%）、短視頻平臺（51.0%）、購物平臺（44.1%）等。這一現象表明，新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的作用日益凸顯，而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則相對減弱。

村委會爲了吸引青年入鄉同樣採取了一系列具體舉措。這些舉措涵蓋了從政策宣傳到實際支持的多個方面。其中，線上宣傳小額貸款和優惠政策、土地和住房支持政策是村委會最常用的三類支撐性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不僅為入鄉青年提供了實際幫助，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在創業和生活過程中面臨的壓力。

村委會吸引青年入鄉的主要措施

3.動因分析：從「逃離城市」到「創造生活」

調研表明，當前青年入鄉不再是單一因素驅動的「迴流」，而是多重動因交織下的「再選擇」。報告以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為框架，從四個層面剖析其遷移邏輯。

第一，生存層面：城市生活成本高壓下的選擇性退出。

在問卷中，86.4%的受訪者認同「鄉村自然環境好」，75.3%指出「生活成本低」，71.8%則認為「食物新鮮」。高房價、高通勤成本、高育兒壓力讓許多青年在城市中喘不過氣。相較之下，鄉村提供了更低的生活壓力和更高的生活質量，成為理性回撤的重要選項。

第二，情感層面：家庭紐帶與親情陪伴需求的迴歸。

86%的青年表示「照顧老人孩子」是回鄉重要原因之一，70.9%強調「鄉村生活帶來歸屬感」。尤其是在疫情后期，家庭、健康與情感關係重新成為生活決策的核心驅動，鄉村成為「情感復位」的關鍵場所。

第三，發展層面：自主創業與職業彈性的實現平臺。

63.6%的受訪青年認為「鄉村需要我」，61.6%表示「能發揮專業特長」。鄉村空間的開放性、組織的多樣性與職業的創造性，為青年帶來了不同於城市「打工人」邏輯的發展通道，激發了其內生動力。

第四，自我實現層面：對生活意義的再定義。

71.6%的青年認同「鄉村生活更有價值」。他們不再一味追求穩定或高薪，而是希望擁有更多時間、空間、人與自然的聯繫、內心的充實與社會貢獻。鄉村成為青年「自我實現」與「社會參與」的結合地。

這些動因相互交織，使得「入鄉」成為一種綜合性社會選擇，不再只是「離開」，而是「再造生活」的有意識嘗試。

入鄉動機的四重動因圖譜

二、入鄉青年的體驗感如何？

1.羣體劃分：五類典型青年勾勒入鄉圖譜

調研將青年入鄉者劃分爲五類代表性羣體，反映其職業路徑、行為邏輯與價值取向的不同：

涉農創業青年：農業現代化的主力軍（佔比46.2%）

這是返鄉青年中數量最多的一類，主要是農村出身、在城市求學或務工后返鄉發展的「新農人」。他們從事種養殖、農產品加工、電商銷售等工作，善用短視頻平臺、自媒體與品牌化手段推動農業產業升級。

如遼寧東港的C先生，從城市建築工地返鄉種植草莓，通過線上學習與短視頻帶貨實現盈利，並組建合作社，帶動鄰里共同致富。該羣體熟悉鄉土環境，同時具備市場意識，是推動農村經濟轉型的關鍵力量。

新業態創業青年：鄉村美學生活的構建者（佔比15.3%）

這類青年多有城市教育背景，從藝術設計、旅遊、傳媒等行業轉向鄉村創業，打造民宿、咖啡館、文創空間等項目。他們注重生活美學與在地文化結合，強調「可居、可遊、可共創」的複合功能。

例如福建L女士在家鄉改造老宅后開民宿，融合非遺、節慶、手工藝等形成差異化體驗，以社交媒體傳播吸引城市年輕人駐足。這一羣體推動了鄉村空間的再利用與文化激活，是「內容+社羣+場景」新模式的先行者。

數字遊牧青年：網絡時代的鄉村實驗者（佔比5.0%）

這類青年以遠程辦公、自媒體運營等形式生活在鄉村，利用數字工具跨地域工作，追求低成本、高自由度的「慢生活」。他們通常聚居於基礎設施較好的鄉村，如雲南大理、浙江安吉等地。

在浙江余村，有青年為城市客户提供設計服務，同時在村中策劃公共活動、共享空間建設，逐漸形成數字遊牧社羣。該羣體雖數量不多，但對鄉村生態和生活方式有深刻影響，體現出未來生活可能性。

專業服務青年：產業支持與鄉村治理的橋樑（佔比12.3%）

這類青年常以駐村干部、項目經理、企業代表等身份進入鄉村，推動產業孵化、品牌建設、公共服務提升等工作。他們多具備項目管理和溝通協調能力，是資源要素下沉的重要「接口人」。

如貴州某咖啡項目負責人，組織小農户參與訂單農業並協助創建品牌，實現農民增收。他們在上下溝通與項目落地中發揮關鍵作用，是推動「點對點」振興的重要力量。

制度嵌入青年：基層治理的中堅力量（佔比21.2%）

這類青年通過選調生、大學生村官、駐村干部等渠道紮根基層，承擔政策宣傳、民生服務、基層治理等職責。他們多具備較強的組織動員與公共管理能力，是國家治理體系向下延伸的關鍵節點。

比如某省選調生通過走訪入户、協調資源，協助村莊完成土地整治與集體經濟項目啟動，逐步贏得村民信任。這類青年將制度資源轉化為實際行動，為鄉村治理注入新活力。

2.現實困境：青年入鄉后的障礙與難題

歸鄉青年普遍面臨醫療教育住房文娛等問題

青年入鄉后面臨一系列共性問題：基層醫療體系薄弱，急救管理存在盲區。54.7%的受訪者認同「鄉村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設施不足」（15.4%非常同意）。基礎教育資源短缺，城鄉教育質量差距明顯。43.9%的受訪者認同「孩子教育條件差」（12.1%非常同意）。農房改造受限較多，建設存在難度。45.6%的受訪者認同「農房改造限制因素過多」（14.1%非常同意）。文娛供給不足，入鄉青年社交空間匱乏。57.9%的受訪者認同「鄉村的文化休閒等娛樂設施不足」（19.9%非常同意）。

不同羣體最關注的問題

涉農創業青年最為關注農業生產配套設施滯后與農業保險保障政策不足等農業發展類問題。40.1%的受訪者認同「設施農用地配套難」（11.4%非常同意）。43.8%的受訪者認同「農業相關補貼政策不明晰」（12.8%非常同意）。部分地方性農業補貼政策未能有效觸達目標入鄉青年羣體。

新業態創業者最為關注金融支持措施待落地的問題。44.3%的受訪者認同「鄉村金融支持措施不落地」（11.3%非常同意），認為鄉村金融產品供需錯位、普惠金融覆蓋面不足、支持政策宣傳力度有待加強。此外，新業態創業者也較為關注政府對於產業發展的統籌與市場審批監管的問題。部分受訪者反饋鄉村民宿等新業態發展主要是村民自發行為，缺少政府層面前瞻性的頂層設計，粗放發展至當下階段需要行政力量干預進行利益統籌平衡，並在新業態項目審批、市場監管等方面精準發力。

數字遊牧鄉民普遍反饋關注非傳統就業社會保障缺失，且存在代際文化差異與社交孤獨狀況。從事自由職業或遠程工作的數字遊牧鄉民收入不穩定，收入來源單一化，抗風險能力弱，部分數字遊牧鄉民時常為未來生計擔憂，52.7%的受訪者認同「盈利和收入難以保證」（16.9%非常同意）。數字遊牧鄉民以年輕人為主，他們較習以為常的夜生活、陌生人社交等現代生活方式容易與早睡早起、熟人社交等鄉村傳統生活方式產生衝突。35.3%的受訪者認同「與鄉村文化觀念等產生衝突」（8.1%非常同意）。

專業服務羣體中16.6%表示「曾與村干部發生衝突」，認為鄉村現有協商機制多數流於形式，缺乏共識形成機制。且傳統治理結構排斥外來專業服務羣體參與。

制度嵌入青年較多反饋缺少深度參與機會，工作內容繁重且單一， 「工作留痕」花費大量時間，37.6%的受訪者表示「村委會服務能力有待增強」。

3.留村預期：滿意度與長期留村意願

儘管入鄉青年在鄉村生活中面臨諸多挑戰，但從整體數據來看，入鄉后的工作滿意度和生活滿意度均在20%以上。然而，這一滿意度水平仍然較低，最高的滿意度也未超過25%。這表明，儘管青年們對鄉村生活和工作有一定的認可，但整體滿意度仍有待提升。

更值得關注的是，儘管滿意度較低，但在被問及未來在鄉村的停留時間時，有42.7%的青年表示，他們計劃在鄉村停留10年以上。換言之，儘管面臨諸多困難，許多入鄉青年仍選擇長期留在鄉村。

青年最認同的五類觀點

青年未來留村時間預期

三、個體行為如何影響鄉村轉型？

1.調適流動：青年的主動協商與策略性選擇

調適過程：四大策略

青年入鄉的過程體現出對城市與鄉村生活差異的持續協商，借鑑《年輕人未來鄉村生活趨勢白皮書》提出的五種鄉村生活可能性，將入鄉青年的適應性調適策略總結為以下四個方面。

以「臨時停靠」（代號為A）為特徵的策略多為3至12個月的短期居留，主要出於低成本生活與環境體驗的動機，佔比3.7%。以「城鄉雙棲」（代號為B）為特徵的策略維持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雙重身份，往返於兩個空間之間，從中調配資源與機會，佔比16.7%。長期駐紮鄉村成為佔比最高的調適方式（代號為C），佔到70.7%，個體在此過程中完成與村莊的深度嵌入，並形成穩定的生活與生產模式。還有一類青年在完成長期駐村之后，通過技術引入、理念更新與業態創新推動鄉村發生系統性轉型，被歸為「價值創變」（代號為D），佔比8.9%。這四種策略並非彼此割裂，而是在個體生活進程中可能交替出現，體現出對地方性環境的階段性應對與動態調整。

流動模式：六大模式

基於已有問卷數據與訪談材料，本文總結出六種較為典型的流動模式。模式命名方式沿用上文四種調適策略的代號，並且補充了青年離開鄉村的可能（代號為Q）。六種典型模式分別為ACD、QBD、ABD、ACB、QAC、QCQ。在圖例之中，山代表鄉村，樓房代表城市，星星代表發展，虛線箭頭為入鄉青年所作出的臨時決定，實線箭頭為入鄉青年所作出的長期決定。

ACD模式中，個體先以短期停留方式接觸鄉村，隨后逐步過渡為長期居留，並最終通過創業等形式參與價值創造。QBD模式強調城市經驗的積累與反哺，青年通過城鄉雙向流動實現生活路徑的轉換，並將個人發展與家鄉振興相結合。ABD模式表現出階段性外出與再回流的特徵，青年以提升技能為目標，在城鄉之間完成能力積累與路徑延伸。ACB模式在駐村基礎上延伸出對城市市場的連接，通過城鄉產業聯動實現資源整合。QAC模式通常由照護、育兒等生活需求觸發，先以臨時駐留形式迴歸鄉村，適應后進入穩定居留階段。QCQ模式中，鄉村被視為階段性棲居地，完成特定任務后返回城市，流動路徑更具臨時性與生活導向。這些模式在空間與時間的交錯中，構成青年個體在城鄉之間流動、紮根與再出發的多維路徑結構。

六種典型流動模式

調適階段：四大時段

個體從城市進入鄉村的過程不僅是地理位置的遷移，也伴隨着社會角色與身份認同的重塑。調適過程通常經歷四個典型的時間階段。

最初的「原始身份階段」由出生地與家庭背景決定社會起點，呈現出城鄉分化的初始差異。進入「初步轉變階段」后，個體受到婚姻、工作、教育等外部因素驅動，開始脱離原有生活空間，進入新的社會場域。第三階段為「自主選擇階段」，個體在經歷社會經驗與資源積累之后，開始基於自身意願進行居住地與職業身份的重新建構，逐步形成穩定的鄉村生活邏輯。在「個人展望階段」，個體在完成初步嵌入后形成明確的未來規劃，表現爲創業目標、家庭建設或社會參與的具體路徑。身份的變化與行動路徑同步展開，展現出從被動適應到主動建構的連續過程，也反映出入鄉行為背后的結構性動因與個體化調適能力。

2.案例分享：從個人創變到鄉村創新空間的涌現

ACD模式：王先生的創變之路

在眾多入鄉青年的案例中，王先生的故事尤為突出。他是一位青年藝術家，曾負責世博會電子版《清明上河圖》的總策劃。2019年，他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離開城市，來到鄉村長期定居，並將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了鄉村。這一選擇不僅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也為鄉村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從2023年到2025年，他不僅成功運營了自己的工作室，還通過藝術創作和文化活動，帶動了鄉村農文旅產業的發展。比如，當地農户種的桃子和矮腳青，經過他的設計創意包裝，實現了數倍增長。他個人創變不僅提升了鄉村的經濟價值，還帶動了鄉村的共同富裕發展，成為「一個人改變一個鄉村」的生動寫照。

仙潭村：鄉村創新空間的涌現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浙江德清的仙潭村。在2000年之前，仙潭村是一個衰退的村莊，幾乎無人問津。然而，隨着第一家民宿的成功運營，仙潭村逐漸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入鄉青年。從2012年到2016年，先后有200多名青年回到鄉村，開設了150多家民宿和咖啡館，形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鄉村創新空間。

仙潭村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創新火種引燃：第一家民宿的成功運營，為鄉村發展點燃了第一把火，新鮮的知識和觀念進入鄉村，打破了人們對鄉村的傳統認知；第二階段，個體經驗傳播與社會網絡重構：民宿從1增長至150，入鄉青年們通過分享經驗，逐步重建了與留守村民的社會關係，形成民宿聯盟共享經驗；第三階段，隨着更多青年的加入，仙潭村不僅自身實現了全域微更新、入選各類鄉村榮譽，還進一步向外輸出鄉村轉型經驗，形成了一個具有示範效應的鄉村創新空間。

這兩個案例充分展示了入鄉青年的個體行為如何通過創變和協作，推動鄉村的轉型與發展。從個人的創變到鄉村創新空間的涌現，這些故事不僅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新的思路，也為更多青年入鄉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四、未來展望：制度性支持與政策性保障

基於本次研究觀察，未來建議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進一步的探索與實踐：

首先，應從根本上改善鄉村生活環境並優化公共資源配置，將教育、醫療、交通與文化服務納入鄉村空間再生產的系統性建設工程，提升鄉村對青年羣體的整體承載能力，助推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

其次，應着力構建多層次、多元化的鄉村發展路徑，鼓勵並支持青年在鄉村領域開展差異化探索，突破傳統單一產業導向的侷限，培育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多樣性與創新性，針對性給予農業創新創業、文旅融合開發、數字鄉村建設、遠程辦公及社區協作等新業態相對應的政策扶持與資源配置。

再者，應積極構建城鄉之間的人口彈性流動機制，倡導周期性流動、項目化駐留與跨地域協作，推動城市資源與鄉村空間的有效互動，促使城鄉關係由單向遷移逐步轉向雙向共生的良性互動，進一步貫徹共享發展理念。

此外，應進一步賦能入鄉青年的生活主體性與社會創新能力，通過構建青年主導的社區平臺、試驗性項目及知識共享網絡，鼓勵青年羣體在鄉村社會中的自治探索與社會價值的創造實踐，推動青年成長與鄉村振興的協同發展。

最后，需關注入鄉青年內部存在的羣體差異性，根據不同羣體的需求與特點提供個性化、精準化的扶持與引導。

入鄉青年不僅是城鄉關係變遷的重要行動主體，更是未來鄉村生活系統重構的重要驅動力量。他們的選擇和實踐正在重塑鄉村的未來，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進入新的階段。未來的鄉村發展，不應僅僅寄託於個體的返鄉意願，更需通過結構性支持和系統性的創新優化，為青年提供能夠持續成長、自由探索與多元共生的發展土壤。

（課題組主要成員：谷曉坤、許德婭、謝泊明、徐凱基、李欣榮、黃詩雯、何超、夏彬彬、時怡純、田聖茜。致謝：感謝歷次參與調查的同學及相關村委會、企業、NGO組織的支持與幫助。）

來源：「2025年中國青年入鄉趨勢年度調研」課題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