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萬宏源策略 | 風好正是揚帆時，民企出海新徵程

（來源：申萬宏源融成）

王雪蓉/陸灝川/牟瑾瑾/王勝

在全球第五次產業轉移的大趨勢下，中國不再是過去承接產業的國家，反而成了向外轉移產業的重要力量。從微觀層面看，「走出去」出海已經成了很多企業增長的關鍵亮點，其中民營企業表現格外亮眼，成為中國出海浪潮里的主力軍。2024年私營企業的出口額佔了全國總出口額的64%，2023年非國企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佔比提升至48%；還有許多民企在港股籌集資金，在海外建工廠、投入研發、優化供應鏈，為出海打下了更堅實的基礎。

在出海地的選擇上，報告對高端製造、中低端製造及生產性服務業三大領域的目的地進行量化評估：中低端製造業圍繞勞動力要素，優先選擇東南亞（印尼、越南等）、拉美（墨西哥、巴西）等人力成本低、物流效率適配的「成本窪地」；高端製造業聚焦創新投入與產業協同，適配新加坡、德國等創新生態優的發達國家及越南、馬來西亞等與中國企業合作深的東南亞地區；生產性服務業（如上游研發設計、中游供應鏈管理、下游品牌營銷）則與製造業轉移同步且更關注市場需求，傾向新加坡、美國等服務貿易強、創新產出高的發達經濟體及阿聯酋、印度等專業化服務突出的區域節點。

民營企業從產品出海、產能出海到品牌出海，每一步都走得紮實有力：

「1」2001年至今：產品出海，中國製造佔領全球。中國加入WTO后，民營企業出口額一路上漲，戰略層面有兩大起步方式：其一為代工切入模式，承接國際大牌訂單，和國際品牌合作設計研發，許多消費電子、紡織服飾企業憑這招快速進入全球供貨體系，如申洲國際；其二是靠差異化打開局面，向海外細分市場進行設計與技術創新，或針對特定地區做本地化開發，如傳音控股。中國出口結構不斷升級，「新三樣」出口的崛起標誌着產品出海從數量驅動轉向質量驅動。

「2」2018年至今：產能出海，大爭之世的供應鏈本土化。伴隨美國301調查計劃對華加徵關税並限制投資，一輪產能出海潮就此開始，中國先進製造的影響力也從2018年顯著凸顯。成功的產能出海需要伴隨組織能力的出海，許多企業建立了高度授權的區域團隊，更加註重在出海過程中持續學習與知識沉澱，演進成了更為靈活、漸進式的「小步快跑」策略。2018年以來電力設備、汽車、電子、機械等行業的上市公司投資地多元，在不同區域市場建立多個支點，形成具有彈性與適應性的全球網絡。

「3」2023年至今：品牌出海成為新方向，未來增量空間顯著。背后三條邏輯主線：

一是製造業話語權提升，企業將微笑曲線中部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外移，集中資源紮根研發、設計（左端）與品牌運營、銷售（右端）等高附加值環節；

二是數字產業實力輸出，包括跨境電商「四小龍」構建「供應商—平臺—消費者」的全球數字貿易短鏈，成為全球數字基建重要組成；

三是文化軟實力賦能，通過IP破圈實現國潮全球共鳴，例如自有IP結合本土敍事的潮玩出海，《黑神話：悟空》《哪吒2》等文化產品也打開國際市場，國潮元素成為跨文化鏈接的媒介。

品牌出海未來增長空間巨大，企業層面重點關注：一是產品力，看產品在全球市場有沒有競爭力；二是品牌建設，包括海外消費者對品牌的熟悉度、海外銷售渠道的覆蓋情況，以及品牌文化能不能融入當地；三是本地貢獻能力，比如海外工廠的大小、現代化水平，以及為當地提供的就業崗位等；四是產業鏈縱向一體化能力，即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程度較低，有利於出海業務擴大利潤空間。

我們綜合考慮上市公司行業地位、出海相關性（涵蓋當前出海佔比與未來出海前景），兼顧不同行業領域的均衡覆蓋，並結合分析師自下而上推薦，篩選出一系列能夠代表中國出海的民企領軍者，作為「民企出海20組合」，供各位投資者參考。（公眾號不涉及個股，完整報告請聯繫申萬宏源策略團隊）

風險提示：海外政策與合規層面存在不確定性；市場認知偏差易引發經營風險；匯率波動可能帶來匯兌損失；海外運營存在供應鏈風險。

1.中國從「世界工廠」到「質造領航」

1.1 第五次產業大轉移中，中國實現身份轉變

世界產業分工始終處於動態演變中。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已發生五次產業大轉移：中國在第四次產業大轉移中以「世界工廠」身份承接全球產能，而在第五次產業大轉移中，則轉變為產能輸出國。中國這一快速的身份切換，背后是製造業能力升級后，其形成的比較優勢向全球的自然外溢。

回溯前幾輪產業轉移歷程，全球產業分工的區域變遷，直接重塑了各國經濟格局。這一脈絡首先體現在英國：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中期，英國憑藉率先啟動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的優勢，經濟權重逐步攀升至全球核心，隨着人口流動帶動經驗性知識的傳播，到19世紀中期，技術壟斷逐漸瓦解，向歐洲大陸和美國的技術轉移成為不可逆的趨勢，同時向殖民地適度轉移技術以提升殖民地的購買力。這便是工業革命后的第一次產業大轉移（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其特點在於並非英國本土產能的直接轉移，而是技術擴散為前提，成本驅動為動力，早期全球化提供條件，共同導致的結果。

其次體現在美國：進入20世紀，美國逐步承接了全球經濟核心地位，兩次世界大戰使其從區域工業國躍升爲全球製造樞紐，二戰后，歐洲和日本工業基礎損毀嚴重，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對歐援助）和對日佔領期間的產業扶持，向工業基礎較好的國家——以日本、德國為代表，輸出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動其工業重建。同時在20世紀中期開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信息技術）中，美國在「從0到1」的基礎突破中領先，集中資源發展「從1到N」的信息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則匹配日本、德國的高素質勞動力。這形成了第二次產業大轉移（二戰后-20世紀60年代），日本、德國在吸收技術后主動創新，全球製造業形成「多級競爭」格局。

隨着美國經濟崛起，其服務業在消費擴張中悄然崛起。1960年以來，1970年代石油危機下，美國企業加速將產能轉移至拉美和亞洲「四小龍」地區（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信息技術、金融、保險、房地產行業對經濟貢獻提升。這便是第三次產業大轉移（20世紀60-80年代），新興經濟體成為主要承接地。美國將外圍地區納入其產業鏈分工，如拉美、東南亞提供原材料，歐洲、日本生產中間品，美國專注高端製造和終端市場。美國向海外的產能轉移持續至面向中國的第四次產業大轉移（20世紀80年代-21世紀初）。經歷多次產業轉移，美國從製造業大國逐步轉變為服務業主導經濟體。

同時，日本從製造業強國升級為技術輸出型經濟：正如前述所言，日本在二戰后的第二次產業轉移中，通過承接技術擴散和產能配套，為1960-1980年代的經濟崛起奠定基礎，在此期間日本成為全球經濟的核心力量之一，製造業成本、土地價格、能源成本也因經濟過熱持續上漲，低附加值產業外遷至亞洲「四小龍」等地區。1973年石油危機增加了重化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生產成本負擔，美國也加大了對日本重工業產品的出口限制，日本作為能源資源嚴重匱乏且奉行「出口導向為主」政策的國家，爲了尋求更具發展潛力和利潤空間的產業方向，加快了資本密集型產業外遷至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步伐。這同樣屬於第三次產業大轉移（20世紀60-80年代）。

日本隨后逐步進入1990年開始的「失落的二十年」，1985 年《廣場協議》簽署后，日本出臺《前川報告》，將「促進海外直接投資」列為四大支柱之一，為擴大市場需求「走出去」的需求更加迫切，重視GNP超過GDP，日本企業將研發、開發留在日本，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印尼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形成了研發與生產分離的分工格局。這段時期屬於全球的第四次產業大轉移（20世紀80年代-21世紀初），中國成爲了製造業承接地。

中國在世界分工格局的變化之下，快速積累製造業優勢：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中國擁有龐大的勞動力資源、廣闊的市場，吸引了歐美、日本等發達地區的企業，將以紡織行業為代表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電子設備組裝工廠為代表的低技術高消耗型產業向中國轉移。20 世紀90年代，全球跨境資本總體保持快速增長，全球化加速，發達地區向中國轉移產能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中國逐漸成為第四次世界產業轉移的最大承接地。儘管在該時期，中國承接的製造業普遍為低附加值領域，中國積累了海量的生產經驗、技術工人儲備和產業配套能力，為后續向智能和高端製造轉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和技術基礎。

第五次產業轉移（21世紀10年代至今），中國快速完成身份切換：在第五次產業大轉移中，中國作為超大經濟體規模、全球第一外匯儲備國，全方位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企業國際化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不同於日本「被迫轉型」，中國內需市場龐大，以內需為基礎，出海為補充，中國在全球有全產業鏈優勢，可同時輸出基建、製造、數字服務。

從「產品出口」到「產業出海」的轉變，背后是內外部因素的共同驅動。內部層面，國內勞動力、土地等核心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漲，部分產業為優化成本結構、維持競爭優勢，催生了向海外轉移的內生需求；外部層面，一方面發達國家通過「再工業化」政策推動高端製造業迴流本土，另一方面新興市場憑藉税收減免、土地讓利等政策紅利，積極吸引外資技術企業落地。在此背景下，中國企業為精準捕捉新興市場的增長潛力，也主動加快了向這些地區的產業佈局步伐。

1.2 民企乘東風，成為出海先鋒

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的比較優勢，本質是許多個優質企業競爭優勢形成的結果。民營企業靈活的國際化戰略與本土化創新、品牌跨文化敍事，成就了中國在多個領域出海的繁榮。

在這一進程中，民營企業憑藉其獨特優勢，成為出海的重要力量。我國民營企業已經在多個領域具備比較優勢，這為民企出海提供主動卡位的底氣，參考2025年3月9日《大顯身手正當其時，佈局民企「第一集團」——構建「優質民企20組合」》。

私營企業在出口總額上遠超國有企業，且差距持續擴大，2014年，私營企業出口總額為9547億美元，國有企業為2565億美元；到2024年，私營企業出口總額大幅提升至22736億美元，國有企業則為2782億美元，在產品出海方面，我國民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和活力不斷增強。

民企在對外投資中的參與度和影響力不斷加大，2006年末，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國有企業佔比高達81%，非國有企業僅佔19%；到2023年末，國有企業佔52%，非國有企業佔48%，非國有企業佔比顯著提升。

上市公司的數據也能印證這一結論。從境外收入來看，民營上市公司的貢獻持續提升——在所有上市公司境外收入的總規模里，民企佔比從2006年的11%，增長到2024年的45%，這直觀體現了民企出海實力的不斷增強。

中國民企常借港股上市募資以支撐全球化佈局，這既體現港股融資與對接國際資本的優勢，也反映企業出海需求增長，所募資金多用於海外拓展、本地化生產等。2022年以來赴港上市民企節奏加快，且多為行業頭部企業，涵蓋多個領域，募集資金用途聚焦全球化，港股成為民企對接國際資本、助力擴張的樞紐。

中小規模的民營企業在出海中的貢獻也不容忽視。「隱形冠軍」這一概念由德國著名管理學家赫爾曼・西蒙提出，指的是在某一細分領域佔據絕對領先地位（通常位居全球市場前三）、年營業額不超過50億歐元且不為大眾所熟知的中小型企業。根據2016年赫爾曼・西蒙的研究，全球的隱形冠軍企業共有2734家，其中德國的隱形冠軍企業數量達到了1307家，這一數據體現出德國在細分領域中小企業的強勁實力。

「隱形冠軍」是中小企業出海的生動體現，中國與德國具有類型特徵。根據2024年各國出口總金額及其對應的《財富》500強上榜企業數量可以發現，對美日韓等大多數國家來説，大公司的數量確實決定了國家的出口表現，遵循着「巨頭數量與出口規模呈線性關聯」的常規邏輯。不過中國和德國卻跳出了這條常規曲線：德國世界500強僅29家，但出口規模遠超同梯隊國家；中國大陸的世界500強企業123家，接近美國的139家，出口規模明顯超過美國。

這凸顯了中小企業在出口貿易中的強大支撐作用。我國工信部認證的國家級製造業單項冠軍與「隱形冠軍」含義存在相近之處，同樣聚焦於在細分領域全球頂尖的企業。工信部自2016年披露首批國家級製造業單項冠軍至今，當前累計已認證八批、993個（不包含複覈情況）示範企業，2024年新公佈的第八批包括388個示範企業，相比往年大幅提升。

2.出海去哪里：以我為主，構建國際分工新格局

在產業出海的進程中，不同行業因自身屬性、核心需求及發展邏輯存在顯著差異，若採用統一標準選擇東道國，難以精準匹配產業發展需求。為此，我們針對三類行業分別構建定量評價體系，以評估不同國家或區域的出海適配情況：中低端製造業重點考量成本競爭力、勞動力供給與物流效率；高端製造業聚焦創新投入強度、技術轉化能力與產業協同水平；生產性服務業則側重服務貿易活力、合作黏性與市場潛力。

為何要單獨闡述生產性服務業？因其當前重要性不言而喻。生產性服務業是各行業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關鍵支撐——工廠生產需其研發設計，商品全球銷售需其物流結算，企業升級需其技術服務與品牌運營，這些都屬於生產性服務業。如今，汽車製造、電子產業、跨境貿易等都離不開這類服務。生產性服務業能提升產品價值，比如當前手機的差異性主要來自設計、軟件等 「無形服務」。由此可見，生產性服務業能助力我國在國際市場獲取更多收益，已成為經濟中至關重要的部分，需要單獨闡述。

2.1 中低端製造業：圍繞勞動力要素選擇

全球中低端製造業的遷移始終遵循「成本窪地」規律。從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紡織業外遷，到二戰后美國汽車產業轉向日德，再到20世紀后期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中國，每次轉移核心是因為內部生產要素成本上漲，本質上是企業對土地、能源、人力、物流等成本要素的敏感響應。為系統評估目的地潛力，我們構建的評估體系重點圍繞人力成本、人口結構、供應鏈三大核心維度。人力成本是明顯影響因素，人口結構關注可持續性，例如年輕人口占比、教育水平與技能結構。供應鏈效率聚焦物流網絡的韌性：高效的港口周轉、清關速度與多式聯運能力是支撐中低端製造業「薄利多銷」模式的關鍵。

從中低端製造業出海地的評估結果看：

（1）東南亞國家憑藉勞動力成本優勢與製造業經濟發展地位佔據主導。印度尼西亞、越南、柬埔寨等國「僱員的平均月收入」超9分、「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分數超7分。

（2）拉美地區因近岸外包戰略崛起。墨西哥、巴西等國依託毗鄰北美消費市場的區位特性，具備勞動力優勢，藉助區域自貿協定深度嵌入美洲產業鏈。其「僱員平均月收入」評分在8分以上，「勞動力總人數」評分在6分以上，但需注意應對供應鏈本土化不足的挑戰。

（3）非洲及中亞新興樞紐的價值正在重塑全球產業佈局。貝寧、孟加拉國則憑藉極致的成本控制能力和勞動力可持續性紅利，形成全球產能的錨點。其「僱員的平均月收入」、「老齡化程度」（負向指標）評分均在8分及以上，這些區域以差異化的要素稟賦，重新定義中低端製造業的區位選擇邏輯。

2.2 高端製造業：聚焦創新投入與產業協同

當前全球科技競爭激烈，中國高端製造業開始往創新資源多、產業配套全、市場空間大的區域轉移。回顧歷史，工業革命后英國的精密製造技術傳到歐洲大陸；20世紀，美國向戰后的日本、德國輸出航空航天技術和管理經驗；上世紀后半葉的信息革命時期，美國的創新成果擴散到全球技術發達的地方。本質上，這一系列過程都是企業在挑選技術環境好、人才充足、產業協作性強的區域進行佈局。因此，我們構建的區域評估因素主要依據創新投入、產出及產業協同等維度。其評估體系也涵蓋了製造業情況、高科技出口、經濟水平、與中國合作黏性維度的指標。

從高端製造業出海地的評估結果看：

（1）發達國家憑藉創新生態優勢穩居第一梯隊。新加坡、荷蘭、瑞典、德國等發達國家「創新產出指數」、「創新投入指數」評分均超7分，創新能力較強，以技術壁壘鎖定行業優勢，成為全球高端產業鏈的技術源頭。

（2）東南亞因外資設廠與產業積澱正在快速崛起。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也躋身中上游。一方面，外資密集建廠、本地化出口推動其「高科技出口金額佔GDP比重」均超7分；另一方面，作為中國重要的合作伙伴，這些國家在前期承接了中國中低端產業轉移，在「近五年中國對其FDI流量佔比」、「中國對其FDI存量佔比」、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取得至少9分的成績。在與各國已有良好的合作往來及配套的製造業基礎下，東南亞正在迅速發展為全球高端製造業轉移的重點潛力區域。

2.3 生產性服務業：與製造業轉移同步，更關注市場需求

過去，生產性服務業的位置會隨製造業重心變動，但兩者有區別，而且生產性服務業更依賴市場需求：工業革命時期，航運、倉儲等基礎服務隨英國製造業擴張向歐洲大陸延伸；20世紀美國成為全球製造樞紐后，金融、研發、物流等專業化服務伴隨產業升級形成全球網絡，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20世紀后期亞洲「四小龍」承接製造業轉移時，跨境物流、貿易結算等服務同步集聚。因此，生產性服務業關注因素一是服務生態夠不夠成熟，二是能不能精準對接市場需求。

體現在我們的評估模型中：生產性服務業與高端製造業對「創新產出指數」和「創新投入指數」的優先級作出了差異化調整：生產性服務業將「創新產出指數」權重設定為30%，「創新投入指數」權重設定為10%；而高端製造業則相反，將「創新投入指數」權重提升至30%，「創新產出指數」權重調整為10%，二者呈現出明顯的權重優先級互換特徵。這樣調整的原因在於：創新投入聚焦的是供給側層面，具體包括在創新過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以及搭建的相關制度環境，這些要素與高端製造業的發展需求更為貼合；而創新產出側重的是需求側層面，核心是看創新給經濟和社會帶來了哪些實際影響，這與生產性服務業所依賴的市場需求，適配程度更高。其評估體系也涵蓋了服務貿易情況、經濟水平、與中國合作黏性維度的指標。

從生產性服務業出海地的評估結果看：

（1）歐美及亞洲發達經濟體構築全球服務高地。新加坡、美國、英國、荷蘭等國家穩居第一梯隊，其核心優勢在於創新生態與服務貿易的深度融合。這些國家「創新投入指數」均超8分，研發密度與人才儲備全球領先；在「創新產出指數」得分上均超7分，技術成果轉化率較高。其中美國、新加坡、英國的「服務貿易出口金額」評分均達10分，高端服務佔據全球市場核心份額，憑藉技術壁壘與網絡覆蓋鎖定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成為全球生產性服務業的標準制定者與資源樞紐。

（2）區域服務樞紐依託區位與專業化優勢崛起。阿聯酋躋身前10-20名，成為連接東西方市場的關鍵節點，「創新投入指數」超7分，在跨境金融、貿易結算等領域形成專業化優勢；更核心的是兩個中國FDI相關的評分指標均達10分，與中國在服務領域具有深度合作黏性，「服務貿易增速」得分為10分，依託中東能源市場與區域自貿政策，物流、數字服務等領域擴張迅猛，展現出強勁的市場拓展潛力。印度「服務貿易出口金額」得10分，軟件外包等領域的規模優勢顯著。

3.出海如何升級：從走出去到立住腳

在本章中，我們探討過去20余年中國企業出海的三種主流模式，即產品出海、產能出海、品牌出海，通過拆解其經典成功案例，我們對其內在機制、成功因素將有更深入的理解，以便我們站在當下、面向未來，篩選出最具出海潛力、成長空間的優質民企標的。

首先，我們認為可以將民企出海模式分為三個層次：

2001年至今，民企出海以產品出海為核心：通常依賴中間商、跨境電商或自建海外網絡，將國內研發生產的產品，出口至全球市場。民營企業境外收入佔營業總收入的佔比從2000年的1%，逐步上升到2024年的24%。

到2018年，優質民企的出海模式普遍升級為產能出海：民企不再侷限於「國內生產、全球銷售」，而是主動在生產端佈局海外建廠、參與基建投資或開展企業併購，同時在流通端搭建海外倉儲體系，以此構建完整的國際生產能力。

2023年之后，民企出海又進了一步，推動品牌出海與產業出海：一方面通過設立海外子公司進行本地化運營，或輸出特許經營模式，讓海外消費者認可品牌的價值；另一方面，有的企業讓技術方案、線上服務也「走出去」，例如跨境電商的全流程服務，帶動上下游產業鏈協同出海，這樣更高的格局我們稱為產業出海。

3.1 01年至今：產品出海，中國製造佔領全球

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民營企業迎來拓展海外市場的「窗口期」，出口金額快速上升。爲了在海外市場打下根基，有兩種常見的戰略路徑：一是用OEM/ODM 的方式給國際品牌代工；二是挖掘不同市場的需求差異，針對特定市場和消費羣體開發產品。

「1」幫國際品牌商代工，是起步較快的方式。家居家紡、食品飲料、消費電子等行業中，也有很多民企通過代工，快速將產品推向市場。好處在於利用國內高效的生產製造能力，快速進入全球供貨體系，暫時無需投入過多精力用於建立海外銷售渠道。

「2」瞄準細分的差異化需求，使得許多企業積累了很多創新產品的先發優勢。中國的許多企業善於挖掘不同市場的需求差異，無論是在電動牙刷、空氣炸鍋、投影儀這類產品設計創新上，還是在掃地機器人、無人機這類技術含量高的新興品類中，都展現出強大的創新引領能力。針對海外特定的人羣差異化開發產品，是更為激進、但更容易取得巨大成功的方式。

從企業微觀實踐到宏觀數據，我們能清晰看到中國出口結構的巨大轉變。中國出口結構從傳統的紡織品、家電等 「老三樣」，向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等 「新三樣」 轉變，標誌着產品出海從 「數量驅動」 轉向 「質量驅動」。2024 年，中國出口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光伏產品1385 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值的3.9%。

3.2 18年至今：產能出海，大爭之世的供應鏈本土化

產能出海是企業將生產基地轉移至海外，如在東道國設廠，直接在當地生產並供應市場，與產品出海的「國內生產、全球銷售」模式有明顯區別。

相比2018年以前全球相對穩定的貿易環境，2018年伴隨美國301調查計劃對華加徵關税並限制投資，以及全球的其他一些地區也希望減少貿易逆差、保護本土產業與就業，供應鏈本土化的優先級明顯上升。因此，一輪產能出海潮，就此開始。

中國先進製造的影響力也從2018年顯著凸顯。2019年光伏實現平價上網，2020年中國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車產業中彎道超車，中國的先進製造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話語權上升。這在產能出海中的體現便是，2018年前，中國製造業頭部企業進行海外投資，許多通過併購獲取技術、銷售渠道及品牌影響力，屬於「棕地投資」，而2018年以后，進入「綠地投資」時代，一方面許多民企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影響力，伴隨在全球比較優勢的體現，綠地投資更為適合，無需擔憂併購整合成本等問題。

因此，民營企業的產能出海，內外部因素均有，歐美關税壁壘顯著加速了這一過程，使得產能出海的民企更加廣泛。

結合我們在第二章對於出海目的地的討論，成熟市場應對關税壁壘、同時看重創新投入與產業協同，新興市場則有成本優勢、更在發展機遇下市場潛力巨大。本土化的產能也更加貼近本土市場，有利於產品的定向適配。

成功的產能出海，也伴隨着組織能力的出海，要求企業能夠快速響應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產品策略、營銷方式甚至商業模式。如何做到這一點？（1）許多企業建立了高度授權的區域團隊，配備具備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人才，賦予其較大的本地決策權，同時通過數字化工具實現總部與區域間的高頻數據同步與戰略協同。

（2）更加註重在出海過程中持續學習與知識沉澱，將在一個市場中獲得的經驗與教訓迅速轉化為其他市場的運營模板或風險預警機制。這種組織上的敏捷與學習機制，使得企業能夠更快地適應不同市場的監管要求、消費習慣與文化環境。

（3）演進成了更為靈活、漸進式的「小步快跑」策略，往往優先進入政治經濟環境相對穩定、與中國經貿關係密切、文化適配度較高的市場，如東南亞、中東歐及部分拉美國家，建立初步的本地化生產或運營基地；待積累一定經驗后，再逐步拓展至歐美等成熟市場或非洲、南亞等新興市場。

因此，民營企業的出海模式逐步摒棄了過去大規模、一次性投入的傳統出海模式，轉而採取強調在不同區域市場中逐步建立多個支點。我們統計2018年以來各行業上市公司對外投資公告（按首次公告日期），電力設備、汽車、電子、機械等行業的對外投資目的地都非常多元，已經形成一張具有彈性與適應性的全球網絡。

3.3 23年至今：品牌出海，國家影響力突破臨界點

3.3.1 製造業話語權：紮根微笑曲線兩端

在民企產能出海的過程中，企業主動進行生產佈局的優化，為製造業升級築牢了基礎：它們將位於微笑曲線中部、附加值相對較低的 OEA（原始設備裝配）、OEM（原始設備製造）等生產環節，向成本更優的地區轉移；同時把研發、銷售這類處於曲線兩端、能創造更高附加值的環節，向集聚創新資源與市場需求的區域集中。

在此過程中，中國製造業早已突破微笑曲線中間生產環節的侷限：一方面，優質民企憑藉自主設計能力的提升，向ODM（原始設計製造）升級，佔據微笑曲線的左端，掌握產品的核心技術話語權。另一方面，這些企業通過提供高品質產品與服務，從 ODM 進一步向 OBM（原始品牌製造）邁進，在微笑曲線右端，着力塑造良好品牌形象，依託品牌影響力斬獲更高市場溢價。

3.3.2數字產業實力：以技術方案為橋，拓通全球數字脈絡

在中國企業出海浪潮中，跨境電商是中國企業出海的關鍵力量，和當年日本出海潮依託於商社文化，有異曲同工之處。日本商社是源於財閥內部的貿易公司，逐步演變為多功能商業綜合體，像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伊藤忠商事、丸紅在企業的製造業出海時包攬零部件、銷售、售后、金融等環節，在零部件供應上形成「供應商—商社—工廠」的「一軌半」夾層結構，充當關鍵橋樑。相比之下，中國跨境電商構建起扁平高效的全球貿易網絡，打破多層中間商壁壘，形成「供應商—平臺—消費者」的短鏈。它包容中小商家，整合多幣種支付、物流、營銷、數據分析等全鏈條服務，頭部平臺通過海外倉、智能分揀提升配送時效。

當前，中國的跨境電商平臺已經成為全球共同的數字基建。以「電商四小龍」SHEIN、Temu、速賣通、TikTok Shop為例：SHEIN 憑靈活供應鏈築護城河，而 Temu、TikTok Shop、AliExpress 背靠大廠，以低門檻、少收費吸引商家。TikTok Shop 靠短視頻與電商模式在北美及東南亞佔優；Temu 憑極致性價比和社交裂變在北美快速擴張；AliExpress 以品類豐富取勝，積極開拓中東、拉美等新興市場，完善本地化服務。Temu 計劃在2025年拓展中東、非洲，通過建設區域倉庫提升物流效率。除了跨境電商外，TikTok的算法技術、華為的5G方案都是中國數字實力顯著提升后、出海走向世界的體現。

在AI應用創新與商業化落地方面，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互聯網用户基數和豐富的數據資源，基於中國龐大的市場及工程師長期的努力，中國互聯網和人工智能企業更新迭代速度極快、且在全球有不少原始創新。未來，中國也很有可能在全球AI應用層和創新場景層走在世界前列，最終形成新一代的數字出海範式。

3.3.3 文化軟實力：IP破圈，國潮喚醒全球共鳴

以文化為媒介的軟實力輸出，也是品牌出海的重要一環。在傳媒、消費領域，越來越多品牌得到海外市場認可，這種影響力的提升是品牌出海的實際體現。比如遊戲《黑神話：悟空》，憑藉極度擬真的西遊世界場景和深厚的文化內核，在海外遊戲市場收穫大量玩家；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即《哪吒2》）在海外上映后進一步打開了中國動畫電影的國際市場。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底藴深厚，國潮元素不僅在國內消費領域廣泛應用，更隨着出海浪潮走向全球。

4.構建民企出海20組合

品牌出海未來增長空間巨大，我們主要從四個方面分析企業出海潛力：一是產品力，即產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二是品牌建設，涵蓋海外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度、海外銷售渠道的覆蓋範圍及品牌文化的本地化融入程度；三是本地貢獻能力，包括海外工廠的規模、現代化水平及為當地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四是產業鏈縱向一體化能力，核心關注企業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程度，即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程度較低，有利於其出海業務擴大利潤空間。

我們綜合考慮上市公司行業地位、出海相關性（涵蓋當前出海佔比與未來出海前景），兼顧不同行業領域的均衡覆蓋，並結合分析師自下而上推薦，篩選出一系列能夠代表中國出海的民企領軍者，作為「民企出海20組合」，供各位投資者參考。

（注：公眾號不涉及個股，完整報告請聯繫申萬宏源策略團隊）

風險提示：

（1）海外政策與合規層面存在不確定性：海外地緣政治風險、貿易保護主義、關税壁壘、技術出口限制、數據安全法規等政策變動，均可能導致部分企業出海進度不及預期；

（2）市場認知偏差易引發經營風險：不同區域消費習慣、品牌認知差異較大，如果企業對目標市場的戰略判斷出現失誤，將面臨經濟損失。

（3）匯率波動可能帶來匯兌損失：企業開展出海業務時，可能因匯率波動產生匯兌損失，對企業盈利造成衝擊。

（4）海外運營存在供應鏈風險：海外物流時效不穩定、倉儲成本上升等問題，可能影響企業供應鏈正常運轉，給海外運營帶來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