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科技列車」為何失速？

曾幾何時，歐洲是全球科技的高地。英國實驗室里，青黴素的誕生點亮了醫學新紀元；德國的汽車生產線機器轟鳴，帶動了機械工業的發展浪潮；空客飛機翱翔藍天，成為航空史上的傳奇。

然而，在今天，當我們談論人工智能、電動汽車、芯片製造和量子科技等前沿科技時，腦海中最先浮現的是美國的硅谷、中國的深圳和杭州，而非巴黎或者慕尼黑。當中國創業者迅速將最新款電動汽車推向市場，當美國工程師們調試着新一代大語言模型，歐洲卻似乎在新一輪科技浪潮中步伐緩慢，失去了往日的鋭氣和活力。歐洲曾經風馳電掣的「科技列車」正在失速。

這是歐洲產業慣性、資本生態、市場結構、制度環境和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

歐洲深厚的工業傳統固然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但也成為歐洲經濟結構調整的隱形天花板，限制了新經濟業態的發展空間。歐洲經濟如同一臺幾十年穩定運行的機械鍾，其運轉模式早已深深嵌入當地的供應鏈、就業結構和技術體系。要讓這臺機械鍾摘掉舊的「機芯」，換上新的「引擎」，不僅需要替換零件，更涉及產業鏈上下游的全面變革——曾經的穩定機制變成了如今的創新阻力。

面對新能源和數字技術的興起，傳統行業常常陷入「要變又難變」的尷尬局面，努力平衡着保護舊業務與迎接新挑戰。他們既擔憂失去現有市場，又不敢完全放棄原來的優勢；既怕「跑偏」摔傷自己，又怕被新鋭企業遠遠甩在后面。不知不覺中，這種沉重的慣性像無形的枷鎖，限制了企業，也限制了創新。

比如，面對滾滾而來的新能源浪潮，歐洲車企還在猶豫，而太平洋兩岸的特斯拉、問界、小鵬這些新興力量已經「輕裝上陣」，果斷擁抱動力電池和智能技術，迅速佔領市場。

資本生態保守同樣制約了歐洲的創新活力。美國硅谷的風險投資文化大膽且富有包容性，敢於對尚未盈利甚至尚無明確商業模式的創新項目下注，哪怕失敗率極高也無妨。因為人們相信，開拓新賽道這件事本身就風險性極高，搏一把不一定能贏，但不搏一定會輸。在中國，產業資本和金融市場同樣積極押注顛覆式創新，持續加碼新能源、人工智能、半導體、具身智能等前沿領域，一大批新興科技企業因而迅速崛起壯大。

相比之下，歐洲資本市場則更為保守，企業必須較早展現盈利能力才能吸引資金。這不僅導致初創企業資金匱乏，也造成了風險規避的保守心態，令很多原本很有潛力的創新只能停留在「腦洞」階段。

麥肯錫發佈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歐洲創業公司募集的資金僅佔美國創業公司10%左右，導致不少公司難以渡過初創的中后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24年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歐洲在人工智能相關領域的私人投資不到中國的一半。在這樣保守的投資環境中，許多創新型企業難以為繼，許多人才出走海外，又加劇了歐洲創新活力不足的困境。

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在2016年擊敗世界頂級圍棋選手李世石，震驚全球，成為人工智能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但是許多人沒有注意到，開發AlphaGo的公司DeepMind最早誕生於英國。受制於相對保守的投資環境，公司一度難以承擔高額研發成本和商業風險，發展受限。2014年，谷歌以5億多美元收購DeepMind，為其注入資金和技術資源。藉助谷歌龐大的數據和計算平臺，DeepMind加快了人工智能技術研發步伐，還將應用擴展至眾多領域。

DeepMind的發展過程，反映了歐洲創新生態的脆弱：儘管孕育了頂尖技術，卻因資本與資源限制難以在本地實現快速成長，最終「為他人做嫁衣」，這不能不説是歐洲的遺憾。

歐洲市場結構的複雜性也給科技創新帶來了挑戰。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的關鍵在於規模經濟。大規模的統一市場可以加快研發投入的回報速度，使企業快速實現技術的產業化和商業化，形成發展的良性循環。中國和美國擁有龐大的統一市場，讓企業能夠迅速落地新技術，擴大生產、銷售和應用規模，降低單位成本，加速技術迭代。歐洲則由多個主權國家組成，語言、文化和法律充滿多樣性。企業在跨國擴展業務時，常常需要面對法規不一、文化差異以及政策不同等挑戰，增加了跨國經營的難度和成本。

儘管歐盟一直在努力推動統一市場建設和政策協調，但成員國間在許多關鍵領域仍存在顯著分歧。這種複雜的治理結構使得重大科技創新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周期宂長、決策緩慢。而科技發展瞬息萬變，歐洲市場的「慢節奏」無法滿足新興科技企業快速擴張的需求，導致歐洲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受限，錯失了許多珍貴的先發優勢和市場機遇。

歐洲社會文化中以穩健和漸進改革為主的價值觀，對新興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其公眾和政策制定者普遍關注新技術帶來的社會影響，尤其關注就業結構調整、數據隱私和倫理問題等。這本是好事，但是在歐洲卻顯得有些過猶不及。

面對新技術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歐洲社會傾向於謹慎和保守，避免激進的技術變革對社會穩定造成衝擊。例如，電動汽車的普及雖能夠促進綠色轉型，卻也不可避免地衝擊了傳統制造業崗位，引發就業焦慮；再如，人工智能帶來自動化和數據應用，但也會帶來個人隱私保護方面的擔憂。創業者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必然面臨更大的壓力甚至阻力。

這種文化氛圍在政策層面則體現為嚴苛的監管框架。以歐洲出臺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為例，作為全球最嚴格的數據隱私保護法規，其有效保護了公民的隱私，也在無形中設置了創新的障礙。企業在數據收集、處理和應用方面面臨多重合規要求，很多時候不得不降低技術應用的速度，甚至放棄部分創新嘗試。歐洲嚴格監管與保守文化相互作用，對創新行為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牆」。

歐洲已經意識到其在新科技領域正在落后的現實。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曾公開表示，歐盟在芯片製造、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領域存在「戰略性短板」，並計劃加大投資佈局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英國首相斯塔默宣佈將投資10億英鎊以大幅提升國家算力。

但是，歐洲要重新站上科技高地，不僅面臨技術創新的挑戰，更需要文化、制度與市場的深刻變革，關鍵在於如何在保持社會和制度穩健性的基礎上，培育更多的冒險精神，激發更大的創新活力。

未來，歐洲能否在穩健與敏捷之間找到新的平衡，繼續在全球科技舞臺上書寫屬於自己的輝煌篇章，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加速奔涌向前，留給歐洲「轉身追趕」的時間，已經越來越緊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