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她們到大城市去之后

　　▌張曉玲

　　在《到上海去》這本小説集中，作家水笑瑩以敏鋭的目光聚焦於社會結構中常被忽視的女性勞動者羣體，如護工、保姆、家教等照護性勞動職業女性，以真實、細膩且不失批判性的書寫揭示她們在生存困境中的「隱祕抵抗」。

　　在她的筆下，護工陳俊青、住家保姆朱麗和徐美玉、私人家教鍾紫冉等不再是他人生活中的背景人物，而是擁有掙扎、慾望等複雜情感與主體意識的鮮活個體。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在照護和服務崗位上默默付出的女性失去面容和聲音，水笑瑩則看見和聽見了這些女性，賦予她們敍述權，用生動的書寫勾畫這些勞動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堅韌姿態。

　　在筆者看來，水笑瑩小説中對人物命運的關注並不僅限於個體際遇，而是一種以小見大的切片，將個體與社會結構之間複雜的張力通過白描式的寫法帶出，留下遐想的空間。當她寫人物在環境之中的行動時，她也在寫人物的個性，這一重「張力」使得她筆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既能喚起讀者的熟悉之感，也能挖掘出更深層次的對人性的探討。這樣的書寫形成了一種帶有人文關懷的文學姿態，她用細膩且堅定的筆觸記錄女性生存的真實生活圖景，展現這些女性在沉默、壓抑和犧牲中的自我修復和覺醒。

　　《到上海去》 水笑瑩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有能力做出選擇的女性

　　在小説中，水笑瑩採用一種「外—內—外」的敍事結構：敍事的切入點往往始於家庭之外的社會性空間，再逐步過渡到主人公被遮蔽的家庭內部生活，最終再返回外部現實，在主體的覺醒或行動中完成結構閉環。

　　例如在《百年好合》中，主人公陳俊青作為護工、田玲作為被照護者，出現在醫院這一典型的「社會他者照護場域」中，隨着敍事層層推進，讀者分別進入兩人的家庭歷史，得以理解其情感的壓抑與聲音的沉默：陳俊青早年因為父母的不作為，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婚后因丈夫患病陷入照護勞動的人生經歷；田玲幼時被庸醫誤診耽誤了病情而截肢，在弟弟弟媳意外去世后全身心照顧侄子長大成家，卻患腸癌。而在小説結尾，陳俊青乘船送骨灰途中悄悄撒掉骨灰的行為，則讓人物完成了一次不易被察覺的「反叛」，在於使人物完成了一次「微小」的自我覺醒。

　　在小説《去迪士尼》中，來自農村身為住家保姆的主人公徐美玉正在逐步臨近體力勞動者謀生上限的六十歲，面臨這種生存邊界焦慮，她在同鄉的勸説中試圖通過再婚解決養老問題。小説開篇於中老年KTV相親局中，逐步轉入倒敍：婚后丈夫無所作為，家庭經濟拮据，女兒五歲時徐美玉被迫出去做保姆養家。丈夫患癌后，她帶着丈夫四處求醫，投入全部積蓄直至人財兩空。丈夫去世后，她隨已婚女兒回到上海，但由於女婿的介入，她無法在女兒家中獲得容身之所，只能迴歸勞動市場，通過做住家保姆獲得一處寄人籬下的棲身之地。在內部家庭生活中，徐美玉始終被綁定於為他人付出的傳統性別角色中：妻子、母親、照護者，而自己卻被家庭系統排除在「受益者」之外。萬幸的是，她放棄通過再婚保障老年生活，拒絕依附他人。她暗自發出聲明，「她靠自己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哪里需要什麼老周老李」。徐美玉不再是社會和家庭權力結構中被動的他者，而是一個有能力做出選擇的女性。

　　細節寫出小人物的生活

　　除敍事結構獨具技巧之外，水笑瑩對細節的把握能力同樣令人驚異。小説中對細節的呈現有一種力透紙背的真實感，讀者可以很輕易地將這些主人公鏈接至我們周遭世界中所存在的人，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中難以引人留意的底層女性小人物的生活。

　　例如《珠穆朗瑪》中的保姆朱麗，丈夫沒有上進心日子得過且過，朱麗爲了孩子的將來考慮，督促他努力，他卻回覆，「一個女孩子，不用我們操心的」，「好多次，朱麗覺得自己的力氣打在一團棉花上」，無奈的朱麗只好自己外出做保姆賺錢養家。丈夫悠閒度日，喝酒養魚，晚上醉醺醺歸來，只想着牀上那點兒事。朱麗「跟過去三十多年里無數個夜晚一樣，離婚的想法在她的腦海里盤旋又落下，又總是塵埃般被輕易帶起」。

　　《百年好合》中的護工陳俊青，看到別人一頓飯吃二十來塊錢，心里暗自評價「這麼吃哪存得住錢」，她婚前輟學養家同時承擔做飯與干農活的重任、婚后照顧生病的老公、老公去世后養育兒子、兒子長大后繼續為兒子結婚做打算，「她原本以為這樣的生活只是一個過渡，現在卻像一隻蒼蠅一樣，滑落到油瓶里，動彈不得」。

　　《去迪士尼》中的保姆徐美玉，一天做三份工供女兒上完大學和研究生，結果丈夫又患癌，花光積蓄人也沒留住。原本想跟女兒生活，但「打從踏入女兒家門起，就知道自己待不長，女婿常説要把媽接過來，生了孩子后就讓他媽帶。徐美玉看看這個家，兩個小房間，以后添了孩子，親家母再過來，自己還不得趕緊挪窩？」她無奈迴歸住家保姆工作，但卻面臨着老無所依的處境，「快到六十歲，人好像正在一點點被什麼東西覆蓋住，不再能靈活地應對各種事情……衰老不是一下子降臨的，而是像日復一日不停地在身上蒙上一層濕紙一樣，讓她一點點行動受困，直到最后才覆住眼耳口鼻，一命嗚呼。在這緩慢的進程里，她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感到新的不安」。

　　無論是朱麗，還是陳俊青，抑或是徐美玉，她們都被卡在家庭和社會的多重人生困境中難以掙脱。這些女性往往被多重家庭角色「捆綁」——兼具女兒、妻子、母親、兒媳、外婆等身份，她們成為家庭照護體系的實際支撐者，似乎生而為女，就不得不走上這樣的命運。家庭內部所有照護型工作如操持家務、養育子女和護理病老等職責均默認為女性職責，尤其在基層社會，這種分工更為固化。這些女性的人生被完全束縛於家庭關係，身份不斷疊加甚至「過載」，她們在無處可依的同時成為整個家庭的依靠，卻在被利用殆盡后排除在家庭受益者之外。

　　儘管水笑瑩真實地呈現了女性所處的困境，但她對這些女性的描寫並未囿於對「母職」的讚美與神聖化，也非單一強調女性困境的苦難敍事，而是全方位展現她們作為「人的存在」的複雜性。水笑瑩同樣拒絕這種對母性的絕對的神聖化與精神化，她筆下的母親並非理想情境中那些無私奉獻的聖母，受制於「母職」的她們儘管妥協於現實生活，但無論兼顧多少身份，她們始終沒有完全消除人類存在所持有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身份——「自我」。

　　她們保留着生活的樂趣，如《紫河車》中的母親王慧嵐，她對生活充滿熱情，用心打理家務，做菜講究，「土豆永遠是切成細細的絲，衝乾淨澱粉焯一趟水，拿熱香油熗點干辣椒澆上，再加香醋、香菜和麻油涼拌」。即便在生病胃口欠缺時，還會去市場挑乳黃瓜，給自己醃醬瓜拌着粥吃。搬新家后，她精心裝扮魚缸，靠養魚調劑生活。此外，她們也保留着私心與私慾。以《去迪士尼》中的徐美玉為例，她知道女兒缺錢換房，卻還是將銀行卡攥在自己手里，為自己未來的獨居生活保留存款，「一塊一塊攢下的錢，築成了她的安全感，要是一下子被拿掉，就像抽走她的脊樑柱一樣」。水笑瑩筆下的人物形象是豐富而飽滿的。她不僅描述了這些女性因何而活和如何生活的問題，更借用小説這一形式，探索至更為真實的本質，即這些女性「活」的這一動作，她們對於生活的頑強抵抗，那種在困境中所展現出來的生命的韌性，是水笑瑩所觀察和書寫的女性生命景觀。

　　虛實交匯定格的瞬間

　　最后，令人無法忽視的還有，這些小説的結尾可能會出乎讀者意料之外，這些似乎是美化過的結局給人一種有悖常理的不真實感，而這種看似不真實的結局恰恰是虛構帶來的異質感，令讀者在期待的落空中對現實生活保持警惕，在貫穿真實與虛構間隙的同時，提醒讀者注意兩者之間存在的距離。水笑瑩的小説展現了作家以虛構觸探真實的決心，正是這種決心產生了對細節的追求，展現在細枝末節之中，勾起讀者內心的洶涌和情感共鳴。

　　故事中這些堅韌的女性令人如此熟悉，這些似曾相識的形象未經召喚就從記憶中跳出，身邊的女性至親浮現於眼前，她可能是我們的外婆、母親、姑姑、姨媽甚至是鄰居阿姨，更有可能是未來的自己。藉由作家的觀察和描述，我們開始看清她們的周遭，在困惑與理解交加的複雜情緒中重新認識她們。

　　誠然，現實在某種意義上是高於虛構的，現實的結局可能會更為殘酷，但藉助小説的虛構法則，水笑瑩捕捉到了在虛構和現實之間走向緩衝地帶的平衡，正如費蘭特所言，「文學的虛構是專門讓人講出真相的」，而這個真相在水笑瑩的小説中，更像是一個個極具張力的肥皂泡，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使得它們得以成形，但她所做的工作並不是用文字構建一個超寫實的物質世界，因此她不是在一比一複製現實世界的「殘酷的真實」，她僅僅只是向讀者吹起一個個故事的泡泡，當讀者看到其表面上閃耀的人物的弧光時，她又用一種輕盈筆觸將故事帶離殘酷的現實。肥皂泡一觸即破，正如她筆下的故事，總是在人物即將完全「敗給現實」的時候結束，這是虛構的「特權」，讓作者有權將筆下的人物剝離出全然的喪失處境，定格在肥皂泡即將破滅的一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