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服的暴政：為你想要的工作而打扮

「具衣認知」(enclothed cognition)是「假裝即現實」這一經典概念的時尚版。科學也已證實，這種現象真實存在。美國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讓學生穿上白色長外套，並告訴他們這是醫生的白大褂，結果學生在需要專注力的任務中表現顯著提升。而當同樣的白外套被描述為畫家的工作服時，研究人員並未觀察到類似效果。這表明擁有力量和權威的並非衣服本身，而是我們賦予其的身份與聯想。當學生只是看着所謂的醫生白大褂時，效果不明顯；當穿上這件外套后，效果纔會顯現。但這並不是簡單地等同於「穿上相應的制服即成為醫生、軍人或囚犯」，而是説制服是角色的一部分，穿上它便承擔了該角色所代表的身份。

從外科醫生到交通協管員，眾多職業都要求穿制服，但這些制服在社會中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含義。它們不僅象徵着你的職業和地位，還代表了你對僱主或所屬機構的忠誠。在職場、校園或宗教團體中，制服被用來抑制個性、強化忠誠。受創業文化的影響，最近似乎興起一種人為的「平等」趨勢——首席執行官和初級程序員都穿着同樣平平無奇的帽衫。然而，着裝上的差別並未消失，只是變得更微妙而已。

機構常通過着裝要求來強化自身價值觀。控制你的穿着意味着某種程度的行為約束，讓你服從於組織。這種約束從學生時代就已開始，政界人士（不只是保守派）也支持校服作為學校管理紀律的工具。比爾·克林頓在1996年國情諮文中表示，公立學校推行強制校服政策是有幫助的，「這樣青少年就不再會爲了名牌夾克而互相攻擊」。同年晚些時候，在另一場演講上，他進一步強調，校服「能幫助年輕學生理解真正重要的是自己是怎樣的人，從而有助於打破暴力、逃學、失序的惡性循環」。這種反時尚情緒貶低了風格作為自我表達的作用，暗示統一制服能防止學生被多變的時尚「分心」。但背后的真正意圖（儘管鮮少被承認）則在於將學生塑造成管理者期望的樣子——無差異、無特徵的個體。

在美國，校服通常與私立學校或教會學校聯繫在一起，儘管一些公立學校也有校服要求。而在許多國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校服在整個教育體系中是強制性的。校服的設計通常模仿成人職業裝（如襯衫、卡其褲、外套、領帶），旨在向學生灌輸職場概念。儘管學生會通過捲袖口、佩戴個性配飾等方式在校服上加入個人風格，校服仍在孩子最渴望表達自我的年紀壓抑了這份自由。一旦穿上校服，對學校的忠誠就被置於首位。違反校服規定，即便是爲了表達校外生活或個人信仰，往往會引發問題。越戰期間，艾奧瓦州一所高中的學生計劃佩戴黑色臂章上課，以抗議美國參戰。計劃還未實施，學校管理層便得知此事，並迅速頒佈禁止佩戴臂章的規定。儘管如此，仍有五名學生無視這倉促出臺的規定，堅持戴臂章，結果被停學。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介入並聯繫到學生的家長，説服他們提起訴訟。該案件即「廷克訴得梅因獨立社區學區案」，最終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學生佩戴臂章表達象徵性言論的權利受到第一修正案保護，其效力高於學校的着裝規定。

制服對人的約束在以下事實中顯而易見：高中畢業后，校服基本上不再是硬性要求，除非是在某些軍事或宗教院校。進入大學的那一刻標誌着你被鼓勵「做自己」的開始，這種自由也體現在着裝上，甚至連穿睡褲去上課都變得可接受。不過，大學可能是人生中最后一個能如此隨意穿着的階段。一旦步入職場，你將不得不面對各種形式的制服。有些制服是出於功能性需求，比如機械工的工作服；而有些則更多是爲了限制你在工作場合的身份，掩蓋你的個人特質，使你被工作角色所取代。我曾從事過一些服務類工作，身穿掛有名牌的Polo衫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喊出我的名字。穿上制服，你既被＂匿名化」，又同時被標識化。公司的標誌位於你心口附近，昭示着你是公司的財產。你成了公司的替身，任何一個怒氣衝衝説着「是蘋果售后告訴我這麼做的」衝進來的人，都會把因被大公司辜負而產生的怨憤傾瀉到你身上。一旦他們知道你的名字，就可以向你的上司投訴你，這便成了懸在你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制服中，你可以象徵性地代表公司，同時個人身份被模糊，從而更容易被他人以非人性化的方式對待。艾莉森·盧里在《解讀服裝》(The Language of Clothes)一書中指出：「制服就好比一個信號，告訴我們不應該或不需要把某人當作一個完整的個體看待，而對方也不應該或不需要把我們視為人。制服里的人往往不斷重複機械化的語言，如‘很高興為您服務’‘我無法為您提供該信息’‘醫生很快會接待您’。」

工作制服和校服一樣，都與服從性緊密相連，目的在於抹去任何自我表達的痕跡。一條常見的職場建議是「進入工作場所后，把自我留在門外」——遮住文身，不談宗教和政治，儘量對私生活保持緘默。在這種疏離的工作環境中，只有當一天的工作結束、脱下制服的那一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迴歸「真我」的自由。

在企業中，默認的標準制服依然是西裝，員工甚至常被稱為「西裝女／男」。斯隆·威爾遜的小説《穿灰色法蘭絨套裝的男人》中，敍述者觀察到「二戰」后湧入商界的男人：「我看到許多聰明的年輕人穿着灰色法蘭絨西裝在紐約狂亂奔波，卻不知奔向何方。」另一本關於戰后焦慮的書寫道：「在我看來，他們既不追求理想，也不追求快樂。他們只是在追求一套既定模式。「西裝成了戰后守序行為的代名詞。儘管當今的美國企業文化不再僅由穿灰色法蘭絨的男性主導，女性和非西裝着裝者日漸增多，但西裝依舊是高層的重要標誌。商務正裝已被證明有助於提升抽象思維能力，而且仍與超男子氣概相關。一項模擬談判的實驗發現，穿休閒裝的男性睾酮水平低千穿西裝的男性。不過，隨着美國職場逐漸走向休閒化，以及遠程辦公人數的持續增長，辦公室着裝規範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阿曼達·馬爾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指出，「千禧世代」已步入管理層，他們對休閒服飾的偏好或將影響職場的整體穿衣文化。她觀察到，年輕人「開始用自己的想法重塑‘工作服’的含義，打破了所有人必須遵循單一着裝標準的束縛」。

在軍隊這種等級森嚴的機構中，金星、橫槓和勳章清晰地標示着地位高低；而在相對寬松的工作環境中，等級差異則更為隱蔽。開放式辦公室（讓首席執行官坐在普通辦公桌前、去掉玻璃牆和守門祕書）並不會真的讓辦公環境變得更平等；低調的穿着同樣掩蓋不了職場中的微妙差異。大家都穿着帽衫，職場不會因此奇蹟般地成公平競爭的場所。馬克·扎克伯格最愛的T恤是普通員工買不起的意大利高級貨；傑夫·貝索斯和優步首席執行官達拉·霍斯勞沙希偏愛的户外風絎縫馬甲，看似低調，實則價格不菲。在硅谷，如何在休閒風中恰到好處地展示奢華，需要深厚的功力，用力過猛，就會招致嘲笑。馬爾引述了硅谷留言板上的一句話：「一名年近四十的男子剛入職就被首席執行官羞辱，因為他竟然穿着係扣西裝出現在人人穿工裝短褲的辦公室。」可見，職場着裝規範並未放松，只是從制服換成了另一種。

初創公司的着裝規範，基本只有一個底線：別把自己打扮成「異類」。然而，當科技行業在2020年迎來自己的「菸草巨頭時刻」時，這種隨意的形象發生了轉變。那場聽證會上，四大科技巨頭領軍人——臉書的扎克伯格、亞馬遜的貝索斯、蘋果的庫克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皮查伊——紛紛脱下帕洛阿託風格的休閒裝，換上灰色或海軍藍的西裝，與傳統企業和早年商業巨頭的高管無異。正如瓦妮莎·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中所説：「如果要找一個參照，那就是過去那些穿法蘭絨西裝的人。穿西裝代表了對華盛頓風俗的認可，這種老派着裝雖在數字世界顯得保守，卻能淡化首席執行官們日常的顛覆者形象，展現出他們對這一場合的尊重。」

新冠疫情早期，許多白領剛開始轉為遠程辦公時，《華盛頓郵報》資深評論員羅賓·吉夫漢撰寫了《我們的衣服講述我們的故事。可若敍述者只有睡衣和汗衫，又當如何？》一文，探討了辦公室及其他公共空間（如博物館、遊樂園、劇院）的關閉將如何影響時尚與自我認知。「身份的一個重要部分源於我們如何與他人建立聯繫，如何在社會結構中安放自己。」她寫道，「某種程度上，我們是由所處的羣體定義的。穿衣打扮本是講述自我故事的一種方式，但當聽眾消失，這種敍述也就靜音了。我們成了穿着睡衣的軀殼。」有人因擺脫了制服的束縛而感到自在，也有人為失去了借服裝表達身份的機會而感到惋惜。與我在此提出的觀點相比，吉夫漢對制服的理解更為積極，並更關注社區層面的意義。她認為：「職業裝表明一個人在社會秩序中的位置，昭示你正參與這個共同體的興衰。它往往淡化個性，提醒我們屬於某個更大的整體。制服、掛鏈上的徽章、國會胸針都是社會關係的可見標識。」

在最寬松的環境中，「具衣認知」的力量依然強大。哪怕是那些工作時可以穿緊身褲或睡衣的自由職業者，也常常認為，在工作日換上「正式」服裝有助於進入工作狀態。類似「為成功而打扮」或「為你想要的工作而打扮＂的建議不勝枚舉。通過模仿老闆或上司的穿着，似乎能夠藉助時尚的影響力接近他們的地位。但實際上，在許多公司里，最成功的人反而往往穿着隨意，甚至有意無視模糊的辦公室着裝規範。這本身就是一種彰顯權力的方式。（根據我的經驗，這類人通常是男性，但也有例外。）

本文選自《穿衣自由？：時尚背后的文化與抗爭》，[美]韋羅妮克·海蘭著，任瑞潔譯，野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5年5月。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