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邊「大展鴻圖」：今天的年輕人為什麼開始重新懷念廣東感

今年以來，一首魔性神曲《大展鴻圖》席捲各大短視頻平臺，作者「攬佬」硬是以一己之力，把全國年輕人拽進了「廣東阿叔」的茶室。

這股熱潮似乎並非偶然，反而更像是這幾年「廣東文藝復興」的最新一棒。從文學界開始關注華南、嶺南、海南乃至「南洋」這些江南之南的「新南方」，到馬伯庸連寫《長安的荔枝》和《食南之徒》兩部關於廣東的暢銷小説，再到諸如《狂飆》和《掃毒風暴》等以廣東為背景的影視劇。一股強烈的「廣東感」正在席捲文藝圈。

在這場復興中，「廣東歌」的復興無疑扮演着核心角色。自2021年起，各大主流電視臺開始承辦「灣區生明月」的中秋歌會。與此同時，2019至2023年間，現象級音綜《樂隊的夏天》先后讓廣東的小眾樂隊取得全國性的影響力。芒果TV更是非常有意識地用《聲生不息》的「港樂季」和「大灣區季」將今日的廣東文化復興和昔日的港樂黃金年代勾連在一起。

不過，與當初粵語主導的港樂黃金時代不同，如今的「廣東歌」儘管有粵地諸方言的要素，但主體仍以普通話為基底。更重要的是，「廣東」作為一種獨立於香港的文化概念，正在出現。發生在廣州、深圳、惠州、東莞、海豐、河源等廣東城市的生活成為「五條人」「攬佬」「九連真人」「廣東雨神」「蛙池樂隊」等音樂人的創作靈感。

這就意味着，這種自2020年左右開始興起的「廣東感」自出現起，就有意識地和港樂盛世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從政治經濟的大背景看，這場復興無疑和2019年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有關。不過，這似乎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當代年輕人如此自發地迷戀某種「廣東感」。

年輕人所沉迷的「廣東感」到底是什麼？它的背后是否有着更大的精神寄託？帶着這些疑問，我想對這些有關廣東的歌詞進行一些「文本細讀」。

南方無搖滾和困在搖滾里的南方

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涌現出兩種具有極強生命力的音樂形式。其一當然是港臺的「靡靡之音」。它們在內地的流行，通常被認為和改革帶來的經濟活力有關。人們從中找到了一種被禁錮的情感和慾望的解放感，也獲得了一種「愛拼纔會贏」的希望。與此相對的，乃是北方的搖滾樂。雖然搖滾樂也歌唱自由和解放，但困住北方搖滾家的恰恰是物質生活所帶來的虛幻和迷惘。

崔健告訴周國平，他為什麼使用「新長征」這樣的意象：「長征是以少打多，小米加步槍打你飛機大炮，很過癮的，人性超越物質的那種感覺。我們土八路打你怎麼樣，所有那些講大道理的人，或有權有勢的人，或那些每天生活在蜜罐里的人，唱甜歌蜜曲的人，你大紅大紫，我們搖滾樂就是捶你這幫人」。在他看來，在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大團體，任何兩個團體的結盟，都是對另一個團體的削弱。60、70年代是政治和文化的結盟，故而經濟被輕視；而80、90年代則是政治和經濟的結盟，文化就遭了殃。（《自由風格》）。似乎，文化天生地就不會和經濟結盟。一旦結盟，文化就喪失了生命。就連崔健的搖滾樂，在人文學者看來，也有結盟的風險。汪暉在《<具體的敵人消失以后>，我們如何歌唱》中寫道：「崔健的歌聲是在‘革命’與‘后革命’的關口發生的、既是告別又是召喚的自由和解放的旗幟。然而，一旦這個旗幟成為在市場流通的領域中閃現的商標，自由和解放就會從這個旗幟上褪色」。

北方搖滾對南方的經濟生活始終抱有一種警惕性。在1991年北京發行的《紅色搖滾》的專輯里，侯牧人想象自己成爲了一隻小鳥，飛到了一個「熱鬧的地方」：

那眼花繚亂、五彩繽紛旋轉舞臺 ，像鮮花盛開的村莊。 那汽車、電車、電車、汽車自行車 ， 像河水一樣流淌……抽洋菸、喝洋酒、吃洋飯，穿上真的假的名牌衣裳。玩霹靂、玩搖滾、玩新潮——嘿！就是讓你覺得很西方。學習外語提高身份，説話總是帶着廣東腔。（《小鳥》）

兩年后，具有標誌意義的《中國大搖滾》專輯發行，其中未曾收錄一首南方樂隊。據說張萌萌因為一句「南方無搖滾」而賭氣，在1994年就組織發行了《南方大搖滾》的專輯。然而，這種看似對北方的反叛，仍舊沒有脱離北方所定義的搖滾精神。張萌萌和撈仔自己的歌仍舊是扭扭捏捏地想表達出那種對物質生活的批判：「變化的年代，你是否學會忍耐；變化的年代，你是否服從安排；變化的年代，給自己留點空白；給自己留點色彩」。（《變化的年代》）倒是有一首啫喱樂隊的《炒股票》，唱的是深滬的股市熱潮：「炒炒炒炒炒股票，刺激的東西是否太少，所以纔要玩個心跳；古老的民族看似發燒，這樣的生活你説好不好；大團結的鈔票，你是我的目標，今天和未來究竟是哪個重要？想要明天，就別怕摔跤」。

可以説，在那個年代，身處港臺和北方的夾縫之間，廣東並沒有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化聲音。但或許，廣東那時恰恰不需要這種表達。正如1986年《東方之珠》最初的粵語版所唱的那句「無言地干，新績創不斷」——廣東正在迅速地積累財富，熱烈擁抱物質生活，至今仍矗立在深圳蛇口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牌就是它的無言之聲。

小販、走鬼、女工和流浪歌手

馮侖《野蠻生長》曾對民營經濟做過這樣一個分期：1978年到1990年代初是一個「跑江湖」的時代，個體戶和「倒爺」是主要的經濟參與者。隨着1992年《公司法》的頒佈，90年代到世紀初，經營活動開始以公司為單位，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全國超過10萬體制內人員下海創業，形成一批所謂「九二派」的企業家。2001年后開始進入所謂資本市場的創富時代。

如今的這批「廣東歌」的創作者大多出生於90年代的廣東。這也意味着他們大多聽聞甚至目睹過「跑江湖」和「資本積累」時代的風火，也在本世紀初有過自己的廣東故事。相比於上一代「無言地干」的廣東人，這一代人有更強烈的表達慾望。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分辨。這批「廣東歌」里其實仍舊體現着廣東故事的兩條支線。一條是珠三角地區的「阿叔經驗」，另一條則是從粵東、粵西、粵北乃至其他地方去廣州、深圳、東莞等地的「打工經驗」。

「九連真人」樂隊的創作核心阿龍來自粵北河源市的連平縣，十分貧困，去外地大學后，選擇去深圳闖蕩。所以，在他的歌里，並沒有別墅、銀龍魚、玉牌這些「先富起來的」意象。相反，仍是一種「通往富裕」的渴望：

求神冇用，民古兼窘，ィ厓阿民，一定會出人頭地，日進斗金（求神沒用，阿民矯情 ，我阿民，一定會出人頭地，日進斗金）（《莫欺少年窮》）

阿公、阿叔、阿婆、阿伯還有阿姆，係人出來做事都會有贏有卑（《莫欺少年窮》）

望唔到哦，望唔到哦……做事囊來翻身（《北風》）

我們看到，雖然阿民唱的也是一無所有，但是他沒有歌唱什麼「生來孤獨」—— 他有四叔婆、阿伯公、阿太、太爺和一大家子人；他也不歌唱什麼「彷徨無助」—— 他有很明確的目標，去深圳搞錢，日進斗金；他也不歌唱什麼「莫名憤怒」—— 出來做事就是有輸有贏。

來自粵東汕尾海豐縣的阿茂高考失利后到廣州擺攤賣打口碟，和同鄉的野生畫家仁科組成立「五條人」樂隊，寫了大量來廣州打工掙錢的人的生活。

風吹過石牌橋，我的憂傷該跟誰講……她來自夢幻麗莎發廊，她説她家里很窮、很鄉下，只有山和河，沒有別的工作。年輕的時候她被別人騙，被賣去一個陌生的地方。事情有點複雜，我説簡單點。后來她終於離開了那個鬼地方，可憂傷一直寫在她臉上，但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她想讓我帶她去海邊漫步，在那柔軟的沙灘上，讓風吹走所有的憂傷……可是我家里也很窮，很鄉下，除了捕魚和種田沒有別的工作……我離開了夢幻麗莎發廊。（《夢幻麗莎發廊》）

一個打工仔，沒有信用卡，沒有她，也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難道本不是應該坐在寂寞的春天里，想象着老無所依地死在異鄉嗎？但這並不是廣州。在廣州有24小時熱水的發廊，還有同樣過得很慘，但仍舊「充滿着希望」的洗頭妹可以聊15分鍾的人生和愛情。儘管他目前帶不走她，但説不定哪一天就搞到錢，日進斗金了呢？

除了打工仔，廣州街頭還有大量的城市漫遊者。不過他們可不是巴黎閒逛的詩人，也不是上海文藝的city walker——他們是「走鬼」，城市的淘金者。仁科在《通俗小説》里就寫過一個來自粵西湛江的走鬼，成日穿着米老鼠的衣服在發傳單。他曾經在家鄉工廠打工，但因為愛上工友老婆，不但被工友發現還被告強姦，就決定到廣州來討生活。還有一位粵東惠來縣的走鬼阿兄，和老婆一起在天橋上擺攤。他時常與隔壁賣盜版書的談文化——「讀書很重要，一個人如果不讀書命運會很悲慘，一個國家如果不讀書就會落后，落后就會捱打。有本書叫《人性的弱點》真的很好，你一定要去看」——但是每次批發盜版碟的「花姐」一出現，這位阿兄就陷入了人性的弱點。

在仁科的筆下，盜版書商是最熟悉廣州城里人們心思的人。他們「揹着一個大揹包，里面裝着滿滿一箱的暢銷書，有《水煮三國》《血酬定律》《潛規則》《細節》等等」。這些出版於2003年前后的書籍之所以被走鬼們青睞，恰恰是因為這個城市里有一羣渴望通過參透人性規律來實現階級躍升的讀者們——他們混跡於各色歌廳酒局之間，在醉話里聽商機，於狼嚎中聞密碼。

除了廣州之外，其他珠三角的城市，也吸引着各地的淘金者。東莞「蛙池樂隊」的主唱依依從小生活在東莞周屋工業區，家里有廠，自己也在廠的流水線上打過工。蛙池《孔雀》就描述了女工，雖然也會穿着松糕鞋、挎着漆皮包去女人街，但心里仍舊掛念着北方城市月經初潮的女兒。她爲了賺錢無法回去，就在短視頻廣告里下單，買了竹纖維內褲，寄到許昌中學。廣西「瓦伊那」樂隊的成員「十八」在《大夢》里也寫過一個決定去深圳打工的年輕打工人心態：「我已十八歲沒考上大學，是應該繼續，還是打工去，該怎麼辦？我來到了深圳，轉悠了些日子，沒找到工作，錢花得差不多，該怎麼辦？」

深圳不相信眼淚，所以海豐人仁科在《深圳的街頭》里唱：「我很想很想親吻你的臉，就在深圳的街頭；我的世界，我的青春，我們可以一直唱歌到天亮，就在深圳的街頭」；所以陸豐人盧大雨在《廣東愛情故事里》唱：「笑的多一些，改變要徹底，直面這世界，真假遊戲」。

我們可以説，這種以笑代淚的精神，和鄧麗君1983年的粵語歌《漫步人生路》中所唱的「願將歡笑聲，蓋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發現。」一脈相承。只不過，在港樂盛世，巨星歌手們迫切地希望去除這些經驗的地方性，將其表述為一種可以全球流行的普遍經驗；而這批新聲代的廣東歌手，則更自覺、更自信地為這些經驗打上「廣東製造」的標籤。

四十年過去，廣東歌不再是那個被困住的「南方搖滾」，而是找到了一種自己的歌唱方式。廣東的年輕人們不歌唱孤獨、彷徨、痛苦和一無所有，而是大方承認對世俗意義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年輕的惠州本土樂隊「右側合流」在2020年《人生四重奏》的專輯介紹中所寫：

這是對我們現階段的人生來説最重要的四項「俗事」：家庭，愛情，理想和金錢。

阿叔經驗

惠州的攬佬在MV里唱歌戴着茶色墨鏡，穿着鮮艷的西裝或具有熱帶風的襯衫，或在香港跑馬地賭馬，或是在別墅的茶室里打麻將。與此同時，又大量使用類似關公像、香爐、玉牌等廣式「求保佑」的元素。這顯然是想捕捉廣東故事中的另一條支線——那批先找到錢的人。

別墅里面唱k，水池里面銀龍魚，我送阿叔茶具，他研墨下筆，直接給我四個字：大展鴻圖。（《大展鴻圖》）

阿叔到底談了什麼人生經驗？攬佬在《大展鴻圖》和《八方來財》所戲仿的無疑是兩個方面：

（1）賺錢膽子要大：要玩就要玩的大，賊船越大，老鼠才做的下；攬佬沒錢也要搏命揾；宗旨利滾利，好運八方來，散了才能聚。你不出手？説聊齋。

（2）做生意要講道義、信神仙：得罪小人沒關係，得罪君子我看不起；關公都點頭，鴻運不能總是當頭；我們這里的憋佬仔，喜歡脖子上掛玉牌，香爐、供臺上擺，虔誠拜三拜，錢包里多幾百。

馮侖在2013年的《野蠻生長》里把1999年開始學界以及政府對民營經濟原始積累階段的「原罪」討論帶到公眾面前。他在書的開篇説：民營的發展是正義和財富之間平衡的複雜過程，並且反思了「做得大」所帶來的問題：

我們當時擴張得非常快，主要通過杠杆收購和連環控股的方式，在房地產、 商業、零售以及高科技等許多行業投資併購……在擴張過程中，財務負擔日益加重。當時，用於投資的資金都是以將近 20%的年利率短期拆借來的，如果沒有 60%以上的毛利，投資肯定是虧的；越投，口袋里的錢越緊， 越緊就越加摧殘手中的金融機構和向更多的人與機 構去高息拆借 ，結果雪上加霜，飲鴆止渴。

2010年，《中國企業家》在潮汕商圈震動之際，曾發表文章《絕地潮商》，感慨潮商在新世紀的沉浮：

十幾歲外出闖蕩，由小商小販變身億萬身家的商賈大户，堪稱潮商的標籤之一，李嘉誠、朱孟依等皆是如此。你不能不折服於這一羣體對於商業拜物教式的執着，以及為此不惜代價的努力。「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正是這種對商業無孔不入的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富可敵國的巨賈。其間，潮商所爆發出的霸氣、魄力、膽量、想象空間，自然令人震撼，但也摻雜了唯利是圖、漠視法律、不擇手段、任人唯親等的複雜因素。

進入新千年后，與走私、騙税、假貨猖獗相伴，潮汕信用危機的爆發，非但令潮汕企業名聲掃地，還被曾與潮商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温州商人(兩者同被稱為「東方猶太人」)，迎頭趕超。

攬佬歌詞中的「阿叔」極有可能是經歷過這些商海沉浮的人。一方面，他還保留着年輕時那種「沒錢也要搏命揾」「做事囊來翻身」的勁頭；另一方面，他深諳慾望貪婪的可怕，以及時運的重要性。所以，這位阿叔酒醉般地顛來倒去地給年輕的「阿民」説：大展鴻圖，也得記着鴻運不能總是當頭，要講道義，要多拜神。

相比較於廣東內陸，廣東沿海城市受到香港更直接的影響，在炒外幣、炒股、炒樓等各種搞錢的新花活兒上，最為活躍。「五條人」在2009年發行的《倒港紙》里就描寫了一個倒外幣的表叔公：

那一天我經過東門頭的時候，我看到古巴的表叔公，他擺張凳子坐在路的旁邊，渾渾噩噩。他看見我走來，便猛然站起來喊，「靚仔啊，你有沒有港幣呀？」…… 來我去廣州北京路逛街的時候，又看見古巴的表叔公。我走過去問他，還做兑港幣這行嗎？他兩眼發亮驚訝地瞪着我説：「靚仔啊，我認得你呀。你有沒有美金呀？」

這位表叔公顯然比賣書的走鬼更加機敏。從汕尾倒賣港幣到廣州兑換美元，每一步都在踩外貿變化的節點。但他的這種機敏到底來自哪里？「五條人」為何非要刻意強調他「來自古巴」？

我在芝加哥遇見過一個叫Carmen的華裔女孩。她説自己的曾祖父是古巴人，娶了位廣東媳婦。這個家族后來輾轉廣州生活，最終又到美國謀生。Carmen回憶童年時，常因混血面孔被同學叫作「鬼妹」。因此機緣，我才瞭解到，19世紀中葉大量廣東「契約華工」曾遠赴古巴，而20世紀美國排華法案又迫使許多廣東移民轉道哈瓦那。表叔公和Carmen的家族，或許就是其中一員。他們像候鳥般追逐着商機，憑藉海洋賦予的遷徙本能，在全球化的夾縫中尋找每一次出人頭地的可能。

「五條人」的另一首歌講述了另一個全球遷徙而致富的故事——不過，這隻叫「劉德龍」的候鳥，羽毛上沾着人血。

在縣城地下賭場一直輸錢的劉德龍，借了高利貸希望翻身，但實在還不清，就出手傷了追債人，逃到其他縣城。在另一個縣城旅館的洗手間殺了一個妓女並搶錢，隨后又謀害一個銀行取錢的人。之后，他騎上摩托，跨越中緬邊境，消失不見。直到十幾年后，中國警方在泰國曼谷的中餐館抓獲了一個有錢人——這個「泰國人」笑着對警察說了一句：「Sawadika！」仁科説這是根據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真實案件改編：主人公「王x球」在廣州增城在追討高利貸時殺人，后逃亡南洋成為過千萬身家的著名華僑，最后被緝拿歸案。

「五條人」為這首歌取名為《熱帶》，這個歌名堪稱神來之筆。季風、海洋與潮濕空氣刺激着人們對甜蜜生活的向往。那些茂盛的寬葉植物極富生命力，但又為樹根下的惡之花提供了陰涼。

在南方之南，發財夢和黴菌一起瘋長。

內卷和躺平之間的「廣東感」

2020年，「內卷化」一詞破圈流行，橫掃神州大陸，成為描述當代各界年輕人生活的主流敍事。爲了擺脫生活的不穩定感，年輕人在競爭「穩定生活」的賽道上瘋狂賽車。2025年的高校畢業生達1222萬人，而高校的擴招仍在繼續。大學招聘的人數完全趕不上博士畢業的人數，讓高校成為「內卷」的重災區。

2021年「躺平」作為一種反抗敍述強勢出現，和「內卷」平分天下。此后，淡人、斷親、擺爛式社交、低電量模式、退休預備員、全職兒女……年輕人開始瘋狂發明概念，以求對抗生活的現實。

人們似乎陷入到一種精神生活的兩難困境：要麼在過度競爭的焦慮中消耗自己，要麼在低慾望中消磨自己。這個主流敍事的結構和「廣東文藝復興」在時間上是重疊的。這也意味着，這場對上世紀80、90 年代經濟上行期的廣東的集體懷舊，很可能是在「內卷」和「躺平」之外尋找精神寄託的又一次努力。

「廣東感」不是低慾望的生活，而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命力並非建立在抽象的理想或憤怒之上，而是紮根於有煙火氣的「俗事」。 「廣東感」又象徵着一種對變動和不確定的擁抱。與如今努力「上岸」的氛圍相比，1990年代的廣東正是「下海」的熱潮，人們對「做事囊來翻身」抱有巨大的希望。

2004年汪峰在他的成名曲《飛得更高》里唱：「現實就像一把枷鎖，把我困住，無法掙脱」。2025年了，他的新歌《人海》還在唱：「生命是不斷的離去，留下孤勇的等待，那就疼痛着自由吧」。在痛苦中的人們可能並不想痛苦再被歌唱，而只是想聽聽——

「來財，來！來財，來！來財，來！來財，來！」（《八方來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