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自由的代價：奧地利學派如何為種族主義鋪路

Quinn Slobodian, Hayek’s Bastards: Race, Gold, IQ, and the Capitalism of the Far Right, Zone Books, 2025年4月15日出版，272頁

近來，右翼民粹主義如同幽靈般遊蕩在美國和歐洲大陸，以奧地利學派信徒著稱的米萊當選了阿根廷總統，在達沃斯論壇上不僅用粗鄙的話提出自己的主張「自由萬歲，去他X的！」來吸引底層大眾的目光，2025年2月他還把這句話刻在了贈送給馬斯克的黃金電鋸上，來象徵他們的同盟關係。

而馬斯克也通過自己的社交平臺，不僅捲入和控制美國的國內政治，還不遺余力地支持歐洲的極右翼政黨。2024年12月，馬斯克就發文稱：「只有選擇黨（AfD）才能拯救德國」，並批評其他政黨「徹底失敗」。2025年1月，馬斯克與德國選擇黨領導人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進行了一場直播對話。在對話中，馬斯克稱選擇黨是德國的「最佳希望」。德國總理朔爾茨等領導人指責他干涉德國內政，破壞民主進程。2024年12月，馬斯克與極右翼的改革英國黨領導人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會面，討論向該黨捐贈1億美元的事宜。2025年1月，馬斯克還呼籲釋放因藐視法庭罪被判刑的極右翼活動人士湯米·羅賓遜（Tommy Robinson）。

作為紐帶的哈耶克

在這些現象的背后，值得人們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特朗普及其幕僚會和所謂提倡「自由市場」的奧地利學派信徒米萊「惺惺相惜」？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能夠將上述看似矛盾的極右翼思想整合在一起？最近由古根海姆學者，波士頓大學歷史學家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撰寫的Hayek's Bastards: Race, Gold, IQ, and the Capitalism of the Far Right（《哈耶克的私生子：種族、黃金、智商與極右翼的資本主義》）一書探討了新自由主義與極右翼民粹主義之間的聯繫，揭示了從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如何變異，發展成為強調種族、智商和金本位的極右翼資本主義。

在2018年的法國極右翼「國民陣線」黨大會上，一直標榜自己為「民粹主義者」的美國極右翼代表史蒂夫·班農與該黨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同台發言，共同抨擊「建制派」和「全球主義者」。班農在演講中以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作為核心框架，宣稱：「中央政府、中央銀行以及裙帶資本主義的科技公司控制着你們，並通過三種方式將你們帶上了‘通往奴役之路’：中央銀行正在貶值你們的貨幣，中央政府正在貶值你們的公民身份，裙帶資本主義科技公司正在貶值你們的個體尊嚴。哈耶克曾告訴我們：‘奴役之路’將由這三者所鋪成。」 班農鼓動説，「讓他們罵你是種族主義者，……讓他們罵你是仇外者、是本土主義者。把這些標籤當作你們的榮譽勳章。」他稱這是 「最大化公民價值」。而就在四天前，班農在蘇黎世拜訪了瑞士右翼政黨「瑞士人民黨」成員、哈耶克學會成員羅傑·科佩爾（Roger Köppel）。科佩爾不僅向班農贈送了該雜誌的創刊號，並低聲説：「這是1933年的。」而1933年，正是該雜誌公開開始支持納粹。

班農還拜會了當時德國選擇黨的議會黨團聯合領導人、前高盛顧問魏德爾（Alice Weidel），以及選擇黨另一位成員——前自由意志主義博客寫手、黃金投資顧問彼得·伯林格（Peter Boehringer），而這兩位也都是哈耶克學會的成員。

這些現象正如奎因·斯洛博迪安書中所指出的，「許多當代極右翼的變體實際上並非出現在新自由主義的‘對立面’，而是‘在其內部’孕育而成的。他們並未主張徹底否定全球化，而是支持某種特定形式的全球化：接受國際分工、支持跨境商品流通，甚至支持多邊貿易協定，但同時對某些類型的移民實行更嚴格的控制。」（Kindle版，引言，22頁）而奧地利學派和哈耶克學會等不僅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也是其社會關係連接的紐帶。

奧地利學派和種族主義的融合

米塞斯因猶太人血統面臨納粹種族主義威脅，不得不在1934年逃離奧地利赴瑞士工作，1940年移居美國，定居紐約並繼續學術寫作。也許米塞斯自己也沒有料到，多年之后，自己和哈耶克的理論居然在美國會和種族主義媾和在了一起。

在冷戰的背景下，奧地利學派特別是哈耶克的觀點強調自由市場被當成了對抗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武器。哈耶克在1947年創立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集合了米塞斯、米爾頓·弗里德曼、卡爾·波普爾等思想家。美國的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英國的一些自由市場智庫（如IEA）也對哈耶克及其協會提供了資金支持，來對抗蘇聯。

隨着冷戰的結束，哈耶克的信徒卻並沒有感到放松，相反他們認為20世紀60年代與70年代的民權運動帶來了更壞的影響——那就是強調了種族、性別上的平等，甚至環境保護都是給社會注入的各種「毒素」，也滋養人們對政府的依賴和各種特殊訴求。他們需要一種解毒劑來面對那些要求以犧牲效率、穩定與秩序為代價來矯正不平等的持續呼聲。他們在種族、智力、領土與貨幣等問題上轉而訴諸一種「自然」，以此構築一道防線來抵擋進步主義者不斷擴張的訴求，並希望能逆轉社會變遷，迴歸一種他們想象中根植於基因和傳統的性別、種族與文化差異的等級秩序。伴隨着美國社會白人羣體的老齡化與非白人羣體的不斷擴張，這種張力造成了白人至上主義者更強烈的不安感。從而迫使一些右翼的新自由主義者與自由意志主義者重新思考資本主義得以維繫的條件，更多強調某種特定文化，甚至某些特定種族，天生更適應市場的成功。從而，哈耶克的思想中具有的「老、白、男」的特性，很容易就可以被轉化為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的文明論。

2006年，長期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智庫成員、也是朝聖山學社成員，並不懈倡導「復興種族科學」的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在紀念新自由主義智庫國際中心「阿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2013年更名為Atlas Network）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晚宴上發表了演講，重述了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里根和撒切爾如何為哈耶克、米塞斯和弗里德曼的思想打開突破口，而這一過程也得益於卡託研究所、傳統基金會、胡佛研究所，以及阿特拉斯所扶植的全球數十家智庫的協助。「在過去四十年里，」他繼續説，「左派的戰鬥口號一直是‘平等’。而科學將對這一訴求給予致命一擊。遺傳知識的爆炸式增長，……意味着在幾年之內，科學將明確無誤地展示，究竟是哪些因素讓女性不同於男性，黑人不同於白人，窮人不同於富人，或者説，荷蘭人與意大利人不同之處何在。如果説敵人的根本在於人類平等的主張，那麼科學將給其帶來致命一擊。」（Kindle版，引言，7-8頁）而正如奎因指出的，在將種族理論與自由意志主義融合的新融合主義中，默里本人是關鍵人物。默里公開自稱自由意志主義者，卻在二十多年來一直將遺傳學言論與「自我奮鬥+家庭價值觀」式的言辭結合起來，因此深受美國種族主義右翼的喜愛。

如今在中文世界代表着奧地利學派和自由意志主義正統的羅斯巴德，不僅將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和種族主義相融合，更直接參與和應用到美國的政治。他曾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帕特里克·J·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提供建議，並在1990年代初提出了一項「古民粹主義」（paleo-populism）策略，旨在藉助選舉民主作為實現自由意志主義者「無政府社會」目標的過渡手段。羅斯巴德在種族差異問題上立場強硬，他甚至將南斯拉夫的解體視為證據，證明文化同質性的分裂纔是唯一可行的組織形式。羅斯巴德甚至不會認同哈耶克的主張，也就是種族是複雜並且文化可變的產物，甚至明確地提出了種族主義的觀點，也就是人們所具有的認知能力是和其特定的種族有關的。羅斯巴德説到，「不同種族在智慧與意志力上的能力不一，因此在某些羣體中，發展良好的制度與國家合作能力也是不同的……將各種差異歸結於社會演化而非種族遺傳，是一種誤導」（kindle版，第二章，47頁）。

事實上，羅斯巴德的這種觀點其實和當年納粹時期推廣的「種族科學」完全一樣，因此受到了白人種族主義者們的追捧。然而，羅斯巴德卻自信地認為，「種族與社會理論的研究完全可以與奧地利學派的社會理論兼容。」（Kindle版，第二章，47頁）與羅斯巴德交往的《美國復興》（American Renaissance，一本專注於「種族、移民與公民生活衰敗」的白人民族主義期刊）雜誌的出版人賈里德·泰勒（Jared Taylor）則認為這樣的結合將會讓奧地利經濟學成為其白人種族主義項目的堅實技術后盾。

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曾擔任傳統基金會政策分析師，1986年加入《華盛頓時報》后擔任專欄作家。與羅斯巴德等人一樣，弗朗西斯在《美國復興》及相關刊物中推動一種「邊緣自由主義」，即自由主義必須承認「人類能力的差異性」。他攻擊「自由市場經濟學」未能解釋為何某些羣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持續處於邊緣，並且斷言沒有任何經濟學模型能解釋為何能力分佈在種族間呈現出系統性差異。在上世紀90年代，弗蘭西斯就宣稱，大規模的移民要導致美國白人文化的解體，然而美國中產白人階級已經被精英管理階層剝奪了政治表達權，只有利用「身份焦慮」「文化衝突」和「階級意識」才能喚醒白人中下階層的政治能量，因此，美國需要一個「凱撒式的民粹主義總統」——能夠打破現有體制，為沉默的大多數白人發聲。今日，人們終於看到了這些自由意志主義者或者古舊保守主義所期待的結果。

事實上，奎因洞察了奧地利學派這種在美國和世界的變異：號稱市場自由的推動者，卻是在生物種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共同基礎上，重新繪製了政治戰線。他們通過種族差異作為理論支點，試圖馴服自由主義並使其服務於一場反動民族主義運動。

自由市場但人不自由

1992年，記者彼得·布里梅洛（Peter Brimelow）採訪芝加哥學派代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問弗里德曼對冷戰結束后的看法時，弗里德曼回答道：「看看美國對柏林牆倒塌的反應……華盛頓沒有召開任何削減政府規模的峰會。倒是召開了什麼峰會？討論如何增加政府支出。那位所謂的右翼總統布什在做什麼？主持了大幅增加父權式干預的工作——清潔空氣法案、《美國殘疾人法案》、還有所謂的民權配額法案。」（Kindle版，引言，10頁）顯然，在弗里德曼眼中，生態保護，以及殘疾人和少數族裔的「特殊利益」，構成了冷戰后國家主義膨脹的新領域。在此前，1988年的時候，布里梅洛就曾問過弗里德曼一個問題，是否一個開放市場制度，必須由某些文化或制度預設條件才能成立？弗里德曼迴應説：「確實有些文化更容易接受責任和制度紀律。市場並不是萬能的。」布里梅洛對此評論道，若資本主義真的已經在英語世界實現全球化，我們就不能再假裝它沒有文化，「美國精英之所以支持移民，並非出於道義，而是出於利己——他們只是想維持自己的階級地位。」（Kindle版，第三章，68-69頁）

比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走得更遠，布里梅洛提出了一套白人民族主義經濟學，主張種族與市場的融合性邏輯，他認為國家的真正基礎並非制度，而是民族共同體的生物一致性，暗示白人種族纔是自由市場的基礎。1999年，布里梅洛創立了VDARE網站，旨在反對美國的移民政策。該網站的名字來源於弗吉尼亞·戴爾（Virginia Dare），第一位在新大陸出生的英裔兒童，以此象徵着布里梅洛對「白人美國」的懷舊情結。他自稱為「國家種族保守主義者」，捍衞文明的共同體。他1990年在馬里蘭大學的一場引起爭議的演講中就主張「美國的問題不是經濟，而是種族」。他自稱自己的目標是推動「反全球主義」，恢復美國對人口質量與邊界的控制。

被人們普遍接受的自由市場必然伴隨的自由人口流動的理論，在羅斯巴德到布里梅洛的「種族經濟學」中，卻能夠被分開。如布里梅洛就強調，「自由市場不等於自由移民。你不能指望一個以家庭、宗教和文化根基為基礎的國家，會在不崩潰的情況下無限接納陌生人」。奎因在《哈耶克的私生子》中正確地指出了這種變化，種族經濟學不是反市場，而是將市場邏輯重新種族化。這種思潮將文化、族羣、人口質量等元素重新融入經濟競爭敍事，形成一種全新的「新自由主義—白人民族主義」混合體。

意識形態的迷霧和歷史的徘徊

無論是因為種族清洗而被迫流亡的米塞斯，還是批判理性傲慢、科學主義和「假冒知識」的哈耶克，這些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的理論為什麼如今成為孕育種族主義和歐美極右翼的温牀？儘管人們有無數的理由用「歪嘴和尚念歪了經」為他們辯護，更值得思考的可能是這些理論背后非此即彼的冷戰意識形態和其思想深處的社會達爾文根源。在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中，人們鮮能發現人類真實的苦難，而是空洞的理論和意識形態的話語。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奧地利學派對於歐洲之外世界的無視，對於社會中弱小真實的個體，甚至自身社會工人（奧地利）真正的掙扎，都近乎失語。留給人們的不過是抽象空洞的「自由」概念，以及自以為勝利的社會計算辯論中的沾沾自喜。

儘管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強調「觀念戰勝觀念」，然而現實卻是他們的觀點因為冷戰、種族和資本的力量被推廣，甚至極端化為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的思想基礎，米塞斯同時代的卡爾·波蘭尼已經看到了這種自由市場神話的問題，在《大轉型》中他就指出，奧地利學派通過虛構將契約等同於自由的公式，掩蓋了社會依賴國家強制建立市場制度的現實，進而破壞了真實的社會關係與公共生活，使人類社會走向分裂和幻象。今日，當我們看到種族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相擁時，可能也是重新反思這些意識形態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