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對美國關税的系列評論匯總：超越特里芬陷阱

華生：關於特朗普關税説幾句

本來這一段就是在讀書休息，還點欠債，修身養性。沒想到特朗普的關税大戰攪動全球，朋友們要我一定得説兩句。如果要説的話，我覺得人們常説永遠不要輕視對手，特別是對過去已經多次被人低估的特朗普這個張狂易變的人來説，就更是如此。由於特朗普發動的所謂對等關税戰造成的全球股市特別是美國股市這兩天的劇烈重挫，現在遭到人們的嘲笑甚多。然而如果更超脱一些，從全球和長期角度看，其實無論美國每年近萬億美元的全球貿易逆差還是中國每年近萬億美元的全球貿易順差的局面都不可能長遠持續。因此從美國的利益出發，特朗普政府重構世界貿易秩序的舉動無論表面上如何蠻橫魯莽，在邏輯上還未必是那麼離譜和瘋狂。

在某種意義上，這只是巴菲特在二十多年前（當時幾乎同時提出問題的還有被稱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中的大師薩繆爾森）就指出的美國外貿政策必須進行重大調整（見附文）的一個迟到的迴應。至於這次關税大戰是如特朗普所願的的一次性衝擊和陣痛，還是會演變為美國乃至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還取決於關税戰博弈的進展。根據特朗普喜歡極限施壓然后再談判妥協的特點，估計多數談判會以互讓妥協告終。還有一點可以預見，在這種全球貿易秩序的重構過程中，無論是逆差還是順差的大國都會面臨考驗和挑戰，對此我們需要有清醒的估計。對於中國來説，不論外部發生什麼情況，我認為最根本的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去年下半年中央推出一攬子經濟增量政策的組合拳時，我分析過這個組合拳可以理解和分解為四支箭，前兩支箭可以穩定和形成市場的反彈，后兩支箭可以推動市場和經濟的反轉。第一項金融支持資本市場的政策，春節前后靠deepseek為代表的科技創新浪潮的勃起一時淡化了問題，今天克服障礙、落實到位對於我國穩定股市來説，顯然是正當其時。第二項財政化債政策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相關部門的配合落實下，應當説進展順利，取得了相當的成效，目前還在深化中。第三項針對充分釋放市場活力、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恢復和穩定企業家的信心方面，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不久前召開的民營企業負責人座談會，效果顯著，有力地改善了人們的預期、穩定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這方面還有大量工作需要各個地方和部門去進一步落實。第四項是要解決樓市的止跌回穩和全面振興內需。這也是目前在關税戰激烈、外需受限的情況下，如何真正發展國內經濟大循環的關鍵。要創造出能夠完全替代外部需求受阻和萎縮情況下的巨大內部需求，一般力度的措施和對策肯定是不夠的，需要啟動解決以幾億農民工為主體的我國當代產業工人及其家屬在就業地的公租房和平等的社會福利保障待遇的大工程，在今后若干年中創造出幾十萬億的巨大內部需求。這既是實施中央發展新型城鎮化戰略落地的重心，是解決地產市場長期繁榮的基礎，也是回擊關税戰的根本性舉措。最后，附上巴菲特少有的一篇關於美國應當 htt如何解決貿易赤字的文章，其建議與特朗普政府現在採取的對等關税政策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實質上是一致的，僅供讀者參考。

沃倫·巴菲特：日益沉重的貿易赤字

導讀：以下或許是解決此問題的辦法，而且最好能夠馬上行動

載於《財富》雜誌2003.10.26

關於美國日益沉重的貿易赤字，我要發出警訊，同時提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不過在此之前，我必須提醒各位，有兩點可能會使各位懷疑我個人的説法，第一，我個人過去預測未來，特別是有關於總體經濟的紀錄一向是乏善可陳，比如説，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個人就過於高估通貨膨漲所可能帶來的威脅，除了這點之外，早在1987年我就曾公開表達對於日益沉重貿易赤字所產生的憂慮，但是事后大家都知道，我們不但存活下來，甚至更加繁榮，我至少已經喊過一次」狼來了」，不過儘管如此，我還是必須再次高喊」狼來了」，而且這次更以Berkshire的資金做擔保，從我出生到2002年春天，72年來，我從來就沒有買過任何外幣，不過在那之后，Berkshire開始投入大量的資金買進數種外幣，我不會點明是那些幣別，事實上，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所代表的意義，我之所以會持有這些外幣，完全是因為認為美元長期終將貶值。

身為美國人以及一位專業投資人，我寧願這樣的看法，事后被證明是個錯誤，因為相較於公司以及乃至於其股東，因為美元下跌在其它日常生活的層面當中所承受的損失，任何Berkshire經由投資外幣所獲得的利益都將相形遜色。

但身為Berkshire的領導人，我身負有效運用公司資金的重責大任，而就在我一向秉持説到做到原則的過程中，我國貿易赤字的問題也日益嚴重，甚至使得我國的資產以相當驚人的速度流到海外。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迟早會出大亂子，爲了讓大家明瞭其中道理，我舉一個比較誇張的例子，假設有兩個面積相同且相媲鄰的獨立小島-浪費村以及勤儉村，在這兩座島上，土地是惟一的資本財，且由於其社會還相當原始，所以食物是島上惟一的消費品與生產品，事實上，島上的居民每天平均只要工作八小時，就可以生產出足夠的食物，長久以來兩個島便個自維持着自給自足的景況。

只是到了后來，一向勤勞的勤儉村居民想多存一點錢來投資，所以決定開始一天工作16小時，如此他們除了依靠原先工作八小時所生產的食物過活，還可以把多出八小時的工作所得，外銷給其惟一的鄰居-也就是浪費村。

浪費村對於這樣的轉變感到相當歡喜，因為從此以后他們不必工作，就可以取得相同的食物，但天下絕對沒有白吃的午餐，勤儉村要求浪費村以發行浪費村債券的方式做為交換(當然該債券系以浪費村的貨幣計價)，只是浪費村的居民似乎不以為意。

多年下來，勤儉村累積了大量的浪費村債券，這些債券意味浪費村在未來的年度必須兑現其當初的承諾，為此部份浪費村的學者意識到即將有麻煩上門，他們預視到如果浪費村一方面想要吃飯，一方面又要償還以前堆積如山的債務，肯定要比以前加倍努力工作才行，不幸的是，浪費村村民對於這樣的警告根本就沒有心情去理會。

另一方面，勤儉村的村民也開始緊張起來，他們慢慢開始懷疑這些不成材的浪費村所開出的借據到底有沒有效，於是勤儉村逐漸改變策略，雖然他們仍舊持有部份債券，但卻把大部份的債券賣回給浪費村的居民以換取浪費村的貨幣，然后再利用這些資金買下浪費村的土地，直到勤儉村人完全擁有浪費村為止。

至此，浪費村人被迫面臨一個難堪的結局，由於已經沒有東西可以交易，爲了養家餬口，他們現在不但必須回覆以往工作八小時，同時還要承擔比以前更多的工作時間來償還債務，外加支付以往輕率出售土地所需繳交的租金，到最后浪費村等於是不費吹灰之力就被整個買下來，成為勤儉村的殖民地。

當然有人或許會説，浪費村未來藉由生產力提升，自然有辦法滿足過去勤儉村為浪費村所做的犧牲付出，誰也不會欠誰，但這種前人消費，再由后人來買單的做法，其實正是某些經濟學者口中所謂的」隔代不公平」現象。

讓我們以一般家庭為背景做説明，假設我-華倫巴菲特本人，有辦法讓供應我一生所需的所有店家接受我開出連本帶利的借據，並約定由我的后代來償還，這樣的安排可能會被看作巴菲特家族與其債主間一項公平合理的有效合約，不過巴菲特家族的下一代肯定不會樂見這樣的交易來發生，(搞不好有可能會賴帳不還)。

再回到島上，浪費村政府在面對日益沉重的債務負擔時，迟早會採取高通膨的策略，也就是發行更多的浪費村貨幣，間接稀釋原有貨幣的價值，同時浪費村政府還會理直氣壯的聲稱，關於這些煩人的浪費村債券，我們只保證負責償還特定數量的貨幣，而非等值的貨幣，簡言之，稀釋原有貨幣的價值，將有助於殊解島上的財政痛苦。

而這也是為什麼，如果我是勤儉村的居民，會選擇直接持有浪費村的土地所有權，而非其政府發行的債券，因為一般政府對於外國人持有債券，通常比較不會負道義上的責任，俗話説的好，‘與其強搶還不如用暗偷’

那麼這島所打的算盤又與美國何干? ? 簡單地説，從二次世界大戰至1970年代初期為止，我們基本上系處於類似勤儉村的勤勉狀態，銷到國外的東西比買進來多得多，同時還將結余投資到海外，這使得我們的淨投資額，也就是持有的海外資產扣除外國人持有我們國內資產后的淨額，持續增加，從1950年的370億美元一路成長到1970年的680億美元，總的來説，這些日子以來，我國的淨財富，除了美國境內所有的財富外，還加上一部份財富系位於世界上其他地方。

此外，總的來説，由於美國持有其它國家部份所有權，除了原本的貿易結余外，我們還可享有額外的投資收益，這又是可投資資金的另一個來源，這種景況就好像是一個有薪階級，一方面可以把薪水存下來投資，一方面又可以將投資所收到的股利再進行轉投資。

只是好景不常，1970年代后期，整個局勢開始逆轉，生產與消費開始出現差距，一開始短差約佔國民生產毛額1%左右，當時的情況還不算太嚴重，因為那時還有淨的投資收益做為彌補，事實上，拜投資複利的魔力所賜，我們的淨資產甚至在1980年代創下3,60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不過從那以后就開始走下坡，而過去五年下滑的速度尤其驚人，現在我國每年貿易赤字佔國民生產毛額已超過4%，更慘的是，外國人擁有我國的資產已比我們擁有其他國家的資產多出驚人的2.5兆美元，其中除了部份資金投資在美國債券(包含政府公債以及私人公司債)之外，其它則遍佈在不動產及股票證券之上。

實際上，我們國家現在的情況就好像是一個擁有大筆田產的富家子弟，爲了消化每年多出來4%的貿易赤字，我們逼不得已靠變賣祖產渡日，同時不斷將擁有的財產拿去抵押。

至於2.5兆美元到底是多少? ? 目前美國上市公司股票的總市值約12兆美元，全國不動產的總值也約當12兆美元，至於美國舉國的總資產，按照我個人估計總共約值50兆美元，這些數字在在顯示我們絕對不能再低估資產流向海外的嚴重性，畢竟5%的總財產實在不是一筆小數目。

更重要的是，若貿易赤字的問題迟迟不改善，外國人擁有我國資產每年將以5,000億美元的速度繼續成長，也就是説外國人擁有我國的淨資產，每年將自動遞增一個百分點，且隨着金額的累積，每年流到海外的投資收益也會跟着增加，這又將使得我們每年必須負擔的股利以及利息支出更形沉重，這跟過去身為淨收入的景況實在是有天壤之別，如今我們已深陷複利的深淵當中，在告別過去的歡愉之后，迎接我們的卻是無止盡的痛苦。

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家絕對無法長期揹負不斷成長的貿易赤字，因為總有一天，這些消費過度的國家會面臨本國貨幣在匯率上的調整，而這又會促使其債權國不再接受這位大債主所開出一張又一張的欠據，這本來就是目前國際上習以為常的現象，看看近幾十年來，多少揮霍無度的國家在面臨信用額度緊縮后，所得到的悲慘下場即可知。

當然美國在某些方面，享有特殊待遇，事實上，也因為過去我們擁有堪稱模範的財務記錄，再加上我們實在是太有錢了，使得我們幾乎可以爲所欲爲，沒有人會懷疑我們還錢的能力以及意願，因為我們有堆積如山的寶貴的資產可以用來交換消費品，換言之，我們國家擁有一張超級信用卡，可以讓我們大刷特刷，只可惜這張信用卡額度並非完全沒有上限。

我認為現在是馬上停止這類瘋狂消費行為的時候，而且我個人也準備了一套計畫，這套解決方案看起來或許有點取巧，事實上它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關税，但這種關税仍將保留自由經濟市場的本質，既不保護特定產業，也不對特定國家實施懲罰，同時也不會引發貿易戰爭，這套計畫將有助於提升我國的出口，同時還可能增進全球的貿易，更重要的是它將能夠自動平衡我們的貿易赤字，避免美元幣值下滑，而我認為這也是能夠解決這項問題的唯一辦法。

想要彌補貿易赤字，我們可以發行一種名叫‘進口憑證’，簡稱‘IC’的東西，給所有外銷貨物到海外的美國本地出口商，其數量按照其出口金額計算，而這些出口商可以將這張憑證再轉賣給想要出口貨物到美國的國外貿易商或是想要進口貨物到美國的本地進口商，舉例來説，假設有廠商想要進口價值100萬美元的貨物到美國，則他必須先找到有人出口等值貨物到海外所獲得的‘進口憑證’，在這樣的機制之下，我們終將得到最后的結果-貿易赤字平衡。

而由於美國單月的出口額約為800億美元，所以我們也將發行等額的‘進口憑證’，也就是800億美元的IC，並讓它們可以在自由市場上流通，自由競爭將會決定到底是哪些人想要把東西賣給我們，同時要付多少代價，(而我個人也預視到‘進口憑證’的有效期限不能太長，最好不要超過六個月，以避免有不肖商人蓄意囤積居奇)

進一步説明，假設每張IC的交易價格為10美分，也就是每出口一美元的東西，將附贈價值10美分的憑證，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原則之下，這意味着任何一位美國廠商若能把貨物外銷到國外，則單靠領取10美分的IC，就可多賺得10%的利潤。

我個人認為，大部分的出口商會將這種優惠視為成本的下降，這將有利他們在國際市場上削價競爭，尤其是一般消費型商品更是如此，比如説，國內現在鋁金屬每磅的報價約為66美分，則國內鋁金屬生產廠家將可以以每磅60美元(外加運輸成本)的價格把貨品銷到國外市場，同時還能保有原有利潤，在這種狀況下，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將因此大增，出口金額也將大幅成長，接着國內的就業機會也很會跟着增加，同時在另一方面，外國人想要把東西賣給我們就變得很不容易，不過這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必須由他們自己想辦法，不論如何船到橋頭自然直，(就像Herb Stein説過的，如果某件事情無法持久，就一定會停止)，此外，IC方式將可以讓出口東西到美國的國家更多彈性，因為這個方案並不打算對特定產業或是產品給予懲罰，因此到最后，自由市場將會自行決定誰以及何種東西可以被賣到美國來，IC制度只做總量管制。

接下來看看進口面，會發生什麼狀況，假設進口一部車到美國的成本原本為2萬美元，則在新制度下，(假設IC的市場價格同樣為10美分)，則進口商的成本將增加為2萬2千美元，而假若市場對進口車的需求特別強烈，則進口商一定有辦法將多出來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但在通常的情況之下，供需的競爭關係將促使外國廠商吸收部份多出來的成本負擔。

當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對於美國人來説，IC制度不免也會有一些負面的效應，首先大部分進口商品的價格肯定會增加，而國內製造廠商進口原料的成本也會上漲，IC的成本或多或少都會變成對消費者實施的一種税負，這是一大缺點，但不論是坐視美元逐步下跌或是對特定產品實施關税懲罰或配額管制，都會引發更大的麻煩，何況我認為這些方法成功達到目的的機率可以説是微乎其微，總的來説，我認為相較之下，進口物價的上漲所引發的痛苦比起我們可能面臨舉國資產漸漸流失的后果要輕微許多。

而我相信一旦IC制度開始實施，不用多久的時間，就可以讓美國達到貿易平衡的境界，其均衡點將介於現在出口總額與進口總額之間，IC憑證將有助於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雖然最后還是要由自由市場來決定何者具有相對的競爭優勢。

另外，一般淨出口國很難複製IC制度，因為他們的IC根本就一文不值，那麼出口國會不會採取什麼報復措施呢? 會不會引發另一次的慕德? 哈利關税大戰呢? ? 我想很難，在慕德? 哈利法案推出的當頭，我們正盡力想要維持貿易出超，至於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應該立刻修正嚴重的貿易赤字。

數十年來，全球貿易盛行，種種貿易手段，諸如懲罰性關税、出口補助、配額、鎖定美元匯率等紛紛出爐，許多主要出口國運用這些鼓勵出口、避免進口的貿易措施來累積大量的外匯盈余，但即便如此也沒有真的發生什麼世界貿易大戰，當然不會有人會因為一個單純爲了促進當今全世界貿易最大債務國的帳面平衡而引發危機，主要出口國過去的表現一向相當理性，我想他們仍將繼續維持此一態勢，雖然基於本身的利益，他們一定會設法説服我們相信他們會改進原有的做法。

IC制度實施后，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出口國在初期作出幾個的反應動作之后，會回覆到其本能，鼓勵進口美國的產品，以中國來説，他們一年出口1,400億美元的產品與服務到美國，但卻只進口250億美元的物品回中國，如果IC制度一旦實施，中國可能會採取直接購買1,150億美元的進口憑證以填補差額，但他們也有可能直接減少對美的出口或是增加對我們的採購，而后者可能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做法，而這也是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做的。

而如果我方的出口額增加，IC的供給也會增加，進一步壓低IC的市價，一旦我國出口額足夠，IC也將變得一文不值，整個計畫也就功成身退，有了這項法寶壓陣，主要的出口國也可能很快地就取消各種禁止進口美國貨品的措施。

當然一旦決定採用IC計畫，我們也會採取漸進式的做法，來逐漸縮小貿易赤字，好讓世界上其他國家可以配合調整，直到達到最終的目標，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考慮利用拍賣或直接增予的方式給開發中國家進口憑證，以促進其出口，而后者也等同於達到國際援助的效果。

最后我還是必須提醒各位，我曾經喊過一次狼來了，一般來説，在美國，關於世界末日説法的靈驗機率通常相當的低，過去的經驗顯示，我們的經濟表現往往讓一些對美國經濟前景沒有信心的人自打嘴巴，許多悲觀論者往往低估了美國社會藴藏的經濟活力，它足以克服任何看似無解的困境，毫無疑問，我們依然是一個傑出的國家與經濟體。

不過，我也相信面對貿易赤字將考驗着我們處理危機的能力，我認為緩慢下滑的美元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確實某種程度，它可以減低貿易赤字的幅度，但卻無法阻止國家資產以及投資利益外流的根本問題。

或許還有其他方法比我所提的更可行，但一廂情願以及雙手一攤絕對不是好辦法，在我看來，我們絕對必須立即對資產外流的現象有所作為，IC制度看起來是問題最少，同時最可行的方案，大家要知道，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絕對不能等閒視之，因為如果照現在這樣的態勢下去，全世界其他國家每年將會吃掉美國4%以上的上市公司股票。

本身在進行內部的商業決策時，我的合作伙伴-查理曼格時常建議我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注意一下他個人半開玩笑的期望，‘我現在只想知道我會死在哪里，然后打死我也不會到那里去’，我們政策的規劃者一定要謹記這句話，千萬不要重蹈浪費村的覆轍。

華生：透視世界經濟秩序重建的深層邏輯——怎樣理解和應對世界貿易格局的重構？（二）

不久前董輔礽基金會召開內部的春季研討會。會上談到特朗普政府上臺還不足百日，但是美國給世界帶來了兩個令人震驚的變化，一個是從啓蒙時代以來的價值理性和文明尺度似乎被顛覆，另一個是二戰以后由美國建立和主導的世界經濟貿易秩序開始動搖解體。發言時我沿着這個評論追問了一個問題，那麼這二者更深層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是特朗普個人的瘋狂和特性改變了美國、衝擊了世界，還是有更深層的原因將特朗普第二次推上美國的權力頂峰？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西方文明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和挑戰，當然不是從特朗普開始的。

因為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美國一時成為世界上沒有挑戰者的霸主，在哈佛大學知名學者福山已經開始談論「歷史的終結」時，同爲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就清醒地看到，美國在20世紀末將如同曾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在19世紀末時一樣，「凡是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的社會，通常是歷史即將衰微的社會」。

在他發表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等系列著述中，亨廷頓指出在全球化過程中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和流動，世界已經開始發生各民族國家與文明力量對比的變化，強調雖然西方文明過去幾百年中在全球取得了勢如破竹的節節勝利，但其他文明從來無保留擁抱和渴望的只是西方的先進科技而非價值文明。因此富裕起來從而開始奢侈頹廢的西方面臨的中、問題是能否應對外部文明的挑戰和制止與扭轉內部的衰敗進程。當然「衰弱並不是成直線型的。」歐洲的衰弱早已開始，美國的衰弱正在路上。「文化在世界上的分佈反映了權力的分佈。……文化幾乎總是追隨着權力。」「亞洲人和穆斯林都強調他們的文化優越於西方文化。……亞洲的自信植根於經濟的增長；穆斯林的自我伸張在相當大程度上源於社會流動和人口增長。」

就西方社會內部而言，他認為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在當今世界上，對社會安全的最大威脅是來自移民。」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將使美國不再成其為美國和西方，誰是美國人即美國的國民性面臨着的嚴峻挑戰。當然，亨廷頓的觀點當時被很多人認為是危言聳聽，其文明衝突的説法也引起很大的爭論，因為同一種文明內也有劇烈衝突，不同的文明之間也未必一定發生衝突。但不能不承認，他在20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指出的西方國家及其文明已從頂峰滑落是非常有遠見的判斷，而且正是他當時就指出的文化多元主義和西方傳統價值觀之間因移民問題激化的日益嚴重的社會撕裂，是推動西方文明受到根本性挑戰的深層原因，而特朗普只是因為他毫不掩飾地高舉反移民反文化多元主義、保衞西方傳統保守主義價值的旗幟才走上美國的政治舞臺中央。

第二個問題其實與第一個問題也有關聯，80年來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貿易秩序的瓦解當然也不是從特朗普開始。

二戰后，美國建立和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以美國當時雄霸全球的經濟實力為前提的。但是，隨着舊的殖民地體系的瓦解，資本逐利的全球化導致資本、財富和科技特別是製造業向非西方國家擴散，美國的GDP從佔全球的50%以上下降了一半僅佔四分之一左右，製造業產出更是從佔全球的一半下降到今天的只剩15%左右。歷史上大國興衰和更替的過程表明，經濟規模的持續攀升是在全球民族國家競爭中取得和保持優勢的基礎和最鮮明的特徵。二戰后以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新的國際秩序，基本上排除了僅僅靠武力來擴張國家實力的地盤和經濟規模的可能，經濟實力本身的競爭更是成為大國競爭的主要賽場。

在美國的經濟實力顯著下降的情況下，二戰后由美國建立和主導的原有世界經濟秩序就不再自然而然地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早在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就在一篇論文中指出，隨着發展中國家的科技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當其逐步從低端產業轉向中高端產業，即便不考慮關税和其他貿易壁壘，自由貿易也不會像經典貿易理論所説的那樣會使發達國家必然受益。從1993年開始，美國包括商品和服務貿易的經常項目下的逆差不斷擴大。2003年股神巴菲特撰文指出，美國貿易赤字持續增加，標誌着美國對外負債從而美國資產越來越多地為外國所持有，這樣迟早會出大亂子。

世紀之交由互聯網興起而開始的信息革命進一步加快了科學技術在全球扁平化的迅速擴散，發展中新興國家的后發優勢越來越得到強化。製造業的大量外移使美國和西方國家某些基礎的供應鏈也不知不覺地開始受制於人。儘管美國傳統的建制派特別是民主黨人喜歡談論軟實力，但誠如亨廷頓所説，「軟實力只有建立在硬實力的基礎上才成其為實力。」美國硬實力的不斷下降導致與其原有的全球野心和國際佈局與義務不再相稱。如果説一百多年前的由歐洲發端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文明由盛而衰的第一個信號，2008年由美國發端的全球金融海嘯則是西方經濟加速持續衰落的一個新的拐點。

當然，亨廷頓並不真的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將會失去在全球的優勢地位，更沒有認為西方文明將會被任何其他文明取代，而是試圖警示和喚醒西方的旗手美國看到多極世界的潛在趨勢，在還不太晚的時候調整戰略和自我更新。因此他強調，「文明始終壓倒一切的教訓是，許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夠，並且已經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是進行自我更新，還是任憑內部持續的腐敗加速其終結或者屈服於其他在經濟和人口方面更充滿活力的文明？」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要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因為它是啓蒙時代以來人類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和經濟與文化自由思想的發源地和唯一的源泉。「美國和西方的未來取決於美國人再次確認他們對西方文明的責任。」不難看到，今天特朗普主義者宣稱他們正是以這樣的使命感在進行歷史性的變革和世界秩序重建。

歷史就是這樣弔詭，建制派在美國的衰落中感覺尚好、揚湯止沸、得過且過，讓自我膨脹、反覆無常而又極其厚顏的商人特朗普喊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似乎只能靠這樣的另類去拉響挽救西方文明的警報。但是，對於30多年后更加變化了的世界，全然不講道義道德從而嚴重損害了美國軟實力的特朗普主義者，真能推動重建美國的硬實力嗎？

巴菲特的黃金搭檔、2023年底以99歲的高齡謝世的查理·芒格令人難以置信地早就看到了這個詭異的歷史變幻。芒格2011年接受CNN財經頻道採訪中，在回答特朗普是否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總統時説，他也許相當果斷，但他絕非理想的決策者或管理人。自己最不願意看到成為美國總統的人就是特朗普，因他的個人品質不適合擔任總統職務，如他的虛榮和嚴重的浮誇等太多的不良品質。2016年特朗普首次當選總統的一年后，雅虎財經的主編採訪芒格時問道，一年前我們談話時你説特朗普表現出某種形式的病態，你今天怎麼評價他？芒格回答，我現在不想評論了，因為今天雙方過度的仇恨沒有好處，只會適得其反。我最近重讀了一遍《羅馬帝國的衰亡》，讀完之后我對當前的政治環境感覺好多了。如果你也讀一下的話肯定會對現在的世界有更好的感覺。我想今后會有一天，那些討厭特朗普的人會希望他回來。我不認為我會活到那一天，但是我確信那一天會來臨。

那麼，在特朗普首次上任的一年后，就以超人的慧眼預見到他會（離開后再）回來的芒格，他究竟看到了世人沒有看到的什麼呢？（未完待續）

特里芬困境是美國貿易逆差的真原因嗎？——怎樣理解和應對世界貿易格局的重構（三） 

特朗普政府把長期貿易失衡定位為美國宏觀經濟和國家安全不可持續的根本挑戰，因而是從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並發動關税戰開始的，以達到其重構世界貿易格局的戰略目標。要完整地理解其動因和過程就必須從源頭開始。

引言 

那麼，美國的對外貿易失衡、貿易逆差幾十年來越來越大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一個比較主流的説法，就是因為美元作為主權國家貨幣與又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矛盾，也就是所謂的特里芬困境（原文為dilemma，意思為困境、兩難或悖論，因此譯為難題是不準確的）。 

美國特朗普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在他《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户指南》即被稱為的「米蘭報告」中，其核心觀點就是認為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導致的特里芬困境是美元持續高估和美國對外貿易收支惡化的根源，並以美國為此承擔額外的國際負擔作為重構全球貿易體系和發動貿易戰的依據。特朗普再次當選之后，這又成為所謂「海湖莊園協議」的藍本。要搞清特里芬困境是美國貿易收支惡化的真實原因還是特朗普政府轉移矛盾乃至嫁禍於人的藉口，首先要搞清楚特里芬困境是否真的存在？或者説，它是普遍存在的定律還是僅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才成立？　 

顯然，應對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和世界貿易格局的重構，絕非一時一次之戰，而是一場持久戰。特朗普政府首次上臺徵收的關税，繼任的拜登政府並未取消。我們要打長期有準備之戰，就需要對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的底層邏輯有準確和透徹地研究和把握。 

對特里芬困境的普遍誤讀 

特里芬困境是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在《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兑換的未來》的著作中收錄的他一年前在美國國會經濟聯合委員會上的發言中首次提出相關表述的。他認為美元既作為美國的主權國家貨幣又作為國際儲備貨幣，要同時滿足兩者不同的需求存在一個穩定幣值和為全球提供充足流動性的兩難選擇。1961年這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奧特曼首次冠名叫特里芬困境，后來並得到特里芬本人的認可。在國內的討論中，經濟界一方面多認為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是美國爲了自身利益而謀求的霸權，另一方面也接受美國貿易收支的惡化是源於特里芬困境的邏輯，即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美國國際貿易收支來説，就會發生長期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又需要美元幣值穩定，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國際貿易收支長期平衡和順差的國家。這是自相矛盾的悖論。有人甚至認為和提醒人民幣今后如果國際化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后，也會面臨同樣的困局。文獻、搜索引擎和向AI詢問的結果也都是這樣介紹特里芬困境。 

但是，將特里芬困境定義和理解為貿易逆差與儲備貨幣之間的兩難是對特里芬本人原意的嚴重誤讀。因為特里芬在原著中説的從來不是簡單的美國貿易項目下的逆差，而是「current account」即經常賬户或「overall balance of payments」即總支付平衡或國際收支整體出現赤字。特里芬自己描述的困境指的是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國家，如果經常賬户長期赤字就會導致幣值不穩，而保持經常賬户的平衡或順差，則會導致國際儲備貨幣與國際清償能力的供給不足。而經常賬户下除了貨物與服務貿易項外，還有初次收入（如股息利息等投資收益及跨境勞動報酬收入）和二次收入（如國際援助、僑民匯款等非商業性單邊轉移）。貿易逆差並不等於經常賬户也逆差。我們下面將指出，用貿易替代經常賬户的誤讀會出現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錯誤。 

特里芬本人對困境的誤判 

二戰后由於如馬歇爾計劃這樣的鉅額國際援助和對外投資與信貸，美國積累的鉅額外匯和黃金儲備開始不斷消耗，最初的美元荒也開始逐步變成黃金荒，導致美國在1950年代后期出現過經常賬户的一時短暫惡化。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特里芬提出了他的困境説。但是在特里芬困境提出后的整個60年代的十年中，不僅美國對外貿易而且經常賬户一直都是盈余的，並未出現特里芬設想的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既需要經常賬户順差來穩定幣值與又需要逆差輸出美元的矛盾。這主要是由於當時美國在金融和資本賬户下的對外投資淨額巨大，充分滿足了國際上對儲備貨幣和清償能力的需求。因此，戰后這段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已經顯示特里芬困境並不總是存在。 

1971年底尼克松政府最終放棄了美元和黃金的固定掛鉤，佈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由於特里芬10年前就敏鋭地看到並大聲疾呼在「金匯兌本位制」下，儲備貨幣國家的外匯和黃金儲備的下降趨勢會如同英國英鎊在1920年代一樣導致黃金兑付的危機，特里芬困境開始成了熱門話題，特里芬本人也在此前后接連獲獎。 

但是，歷史的誤會和諷刺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並非是由於當時還根本沒有出現的美國長期逆差而導致的美元特里芬困境，而是由於美元作為必然具有擴張性的現代信用貨幣與數量有限的黃金價格固定掛鉤存在着內在衝突，從而最終導致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的雙掛鉤體制的崩潰。 

這其中的道理也不難理解，金本位制的崩潰就是因為黃金的生產和供給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貨幣的需求。適應於這種需求應運而生的任何現代信用貨幣都不可能長期維持住與黃金兑換的固定比例。因此，隨着美國戰后一時積聚的全球75%以上黃金儲備不斷下降，以及對美國能否信守兑換黃金承諾的懷疑和傳言的增加，越來越多持有美元的外國中央銀行都開始加速兑換黃金，從而引起了多次對美元衝擊的危機。最終導致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在1971年年底廢除了35美元兑換1盎司黃金的固定比例（須知今天黃金已經開始向3500美元1盎司的價格衝擊了）。一時間美元竟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風險貨幣（當時甚至有報道稱歐洲國家的乞丐也插着不要美元的標牌）。隨着西方發達國家先后放棄與美元的相對固定匯率而採用浮動匯率，正式宣告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瓦解。所以，早就有人指出，這種結果其實更符合波蘭經濟學家費利克斯·姆瓦納爾斯基（Feliks Młynarski）在1929年的著作《黃金與中央銀行》中，指出在金匯兌本位制下儲備貨幣國家最終會面臨黃金儲備兑付不足危機的分析，甚至建議把特里芬困境改為姆瓦納爾斯基——特里芬困境。 

后來的歷史發展表明，在放棄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兑換比例之后，讓市場對黃金不斷重新估價，同時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讓最后體現與匯聚到市場上的各種力量的角逐和競爭，建立起以幾個重要主權國家的貨幣作為比例大小不等的國際儲備貨幣，是長期可行的現實選擇，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遺憾的是，這恰恰是特里芬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的。因為特里芬認為佈雷頓森林條約的內在缺陷，並非是由於美元與黃金價格的固定掛鉤，而是他所説的兩難困境，而困境的「兩個方面都是由於將一國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資產這種荒謬行為造成的，要解決這些問題，最為直接簡單的做法，就是使世界貨幣儲備的外匯組成國際化。」 正是因為曾經擔任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外匯管制司司長的特里芬篤信唯有建立國際貨幣才能解決他所説的困境，因此他當年就在書中專用一章來分析強調：放棄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掛鉤和實行浮動匯率是對他所説困境的「兩種錯誤解答」。以此來看，對於佈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的雙掛鉤體制的崩潰，用特里芬困境去解釋最多也只屬於歪打正着，並不準確。本文后面還會進一步證明，特里芬困境在眾多長期場景下都經不住檢驗。這反映特里芬困境應當存在着邏輯上的內在重大缺陷，那究竟又是什麼呢？（未完待續）

超越特里芬陷阱 追尋芒格的慧眼

——怎樣理解和應對世界貿易格局的重構（四）

1971年底美國尼克松政府放棄各主要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35美元1盎司）固定兑換的雙掛鉤體制，這樣美元就喪失了其與黃金按固定比例兑換即等價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壟斷地位，並導致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那麼，特朗普政府為何還將美國的鉅額貿易逆差歸咎為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所帶來的副作用，因此要全球也為此買單呢？ 

石油計價並未重建美元壟斷地位 

一種説法是后來的石油美元又重建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壟斷地位。其實則不然。1974年美國確實與沙特阿拉伯達成了使用美元計價石油的協議，並得到了其他石油輸出國的贊同。這其中固然有美國自己試圖維持其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統治地位的努力，但這已經與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唯有美元與黃金直接固定比例掛鉤的壟斷地位有本質上的不同。這既是因為石油的美元價格完全要受市場和地緣政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發生劇烈的波動，更是因為以美元計價並不意味着石油輸出國組織只接受美元支付。當時大量進口石油的西歐多國仍然採用本國貨幣支付，在英國的北海石油發現開採之后，英鎊石油也曾熱鬧一時。實際上，自從1970年代初石油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市場就進入了美元佔優勢的多種儲備貨幣此消彼長、共同運行的時代。21世紀以來，即便不考慮許多國家之間貿易達成的雙面直接支付部分，美元在SWIFT系統內的支付比例已長期徘徊在50%以下。 

因此，石油輸出國組織選擇美元計價石油以及美元繼續作為世界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並非出於偶然因素，　而是源於其對當時美國經濟實力和美元價值在今后長期中仍然相對最可靠和穩定的判斷。這一點從1970年代初美元指數推出之后，適逢石油危機導致其在100點上下巨幢震盪，迄今歷時50多年的風雨飄搖，今天仍然圍繞在這100基點左右也得到充分的驗證。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貨幣都不具備的作為穩定與可靠的交易手段和價值尺度。 

事實上，不僅當年凱恩斯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就提出不以美元而是創造一種國際貨幣來建立戰后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特里芬也在上述書中反覆強調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建立國際貨幣的必要性，但是，后來由國際貨幣基金設立的特別提款權的實驗説明，在主權民族國家競爭的當代世界，並不能建立起真正廣泛使用的國際貨幣，就如人工設計的，也曾經熱鬧一時的世界語，不能替代各國的民族語言一樣。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石油危機后國際儲備貨幣本來並不天然是美元，但美元被證明是那個時代無法替代的最主要國際儲備貨幣。所以難怪當年並不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蘇聯，長期不接受美元以外的一切貨幣支付。實際上，在新世紀之交歐元推出之后，許多國家都曾經將歐元以及也曾將日元等作為重要國際儲備貨幣，但由於持有這些貨幣的長期貶值波動趨勢和投資效益不彰，最后又不得不將主要部分轉回到美元儲備。而且儘管有一些國家出於各種考慮規避美元而進行雙方的直接交易結算，但是其計價依據仍然還是要參照各自貨幣在國際市場上與美元的匯率。 

當然毫無疑問的是，美國長期利用了美元實際上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特別是利用SWIFT這個銀行間通訊系統和CHIPS這個美元跨境支付清算系統將美元武器化，以維持和強化美元的實際支配權力。但這並沒有改變國際儲備貨幣在佈雷森林體系解體之后從來也是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美元所佔國際儲備貨幣的比例從1970年代初的85%，更是隨着美國經濟佔全球比例的下降和美國貿易財政雙赤字的發展，今天已經逐級下降到不到58%，而歐元、英鎊、日元等發達經濟體的貨幣則長期佔到35%以上。 今年特朗普政府發動關税戰，一度造成美國國債市場的巨幅波動，同時也導致了美元指數的急劇走低，很多人在市場上拋售美元而購買其他國際儲備貨幣。由此可見，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並不是天然和牢固的，而是受到各種市場力量的競爭和約束。 

貿易逆差與國際儲備貨幣並無必然聯繫 

前面説道，是否如特里芬困境所言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就必須保持經常項目逆差呢？其實並不盡然。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自然要給國際市場提供大量的本國貨幣，但提供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如美國現在這種貿易逆差、經常項目逆差的負債形式，也可以是對外借款、對外投資等債權股權與國際援助、移民向原母國匯款等單邊轉移方式。19世紀中英鎊始終是無可爭議的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但是得益於憑藉其殖民帝國的高投資回報，英國並沒有經常項目逆差，這並沒有妨礙英鎊長期發揮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和功能。美元在二戰后成為主導的國際儲備貨幣，但是直到1970年代初的25年中，儘管有美元兑換黃金的硬性約束，美國對外貿易和經常項目幾乎始終保持順差，主要是因為美國當時以對外鉅額投資借貸等多種股權債權以及主導性國際援助的方式輸出了美元。歐元是世界第二大國際儲備貨幣，歐盟區貿易賬户和經常賬户長期順差，並沒有影響歐元輸出。作為世界上第三大國際儲備貨幣的日元，近15年來，儘管日本也持續出現了貿易逆差，得益於日本在金融資本賬户下的鉅額對外投資，這樣就保證了經常賬户下的初次收入項有了穩定的投資收益流，日本的經常項目從來總體上都保持着大額順差。這也並沒有妨礙日元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滿足國外需求。瑞士這個小國的瑞士法郎也是國際貨幣儲備貨幣之一，但瑞士的經常賬户長期也是順差。這些與特里芬困境相悖的史實表明，特里芬困境的假説本身存在着內在缺陷。 

特利芬困境假説的內在邏輯缺陷 

其實，這些年來已有不少人對特里芬困境不以為然，並提出了批評。一些人説，特里芬困境僅僅是成功地說明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其實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這也多少是個誤解），而在今天早已過時。因為今天儘管有大量持續貿易和經常項目逆差，已經可以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金融資本市場的流動性來實現美國國際收支大體上的平衡。當然他們也承認這帶來了美國財政金融體系內部的脆弱性。 

其實，公允地説，特里芬困境所斷言的前半句，即一國的經常項目長期逆差，必然會或迟或早地導致其貨幣的貶值及金融危機，是完全正確的，在今天也並不過時，只是不夠聚焦。因為這句話對於任何主權國家的貨幣而言都正確。設想即便不是國際儲備貨幣，經常項目長期逆差也必然導致出現本幣嚴重貶值的金融危機和通貨膨脹。只是一國貨幣，如果同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其儲備貨幣在全球所佔的比例越高，實力越強，就越可以將這個貶值和崩盤的結果在長時期中延續下去，但這也只是温水煮青蛙、飲鴆止渴，在不斷的醖釀和積累危機中去逼近那最后崩盤的懸崖。 

但是，特里芬困境假説的后半句，即一國的經常項目長期保持平衡或順差，其貨幣又同時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則由於其國內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與國際市場對於儲備貨幣需求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則必然不能滿足國際對儲備貨幣和保持充沛流動性的需求，則是完全錯誤的，也與眾多歷史事實不符。其原因在於，經常項目順差既可以是因為貿易順差，也可以是因為在經常項目下的貨物和服務貿易項目之外，還有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特別是在國外投資貸款等帶來的經常性股息分紅和利息的初次收入，在經常性項目順差的情況下，即便是貿易項下存在逆差，因為有向海外的大量投資和借款乃至各種國際援助，這就同時可以幾乎無限滿足國際上對儲備貨幣和流動性的需求。因此，特里芬困境前半句是普遍真理，對所有國家而不僅是儲備貨幣的國家始終成立。后半句則存在重大邏輯漏洞，因此纔會與眾多史實不符。 

綜上所述，無論是特朗普政府將美國的貿易逆差歸咎於美元的儲備地位，還是有人認為如果人民幣今后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也會必然面臨貿易逆差的尷尬，其實都是毫無根據的。 

所以，可以肯定地説，不是美國作為國際的主要儲備貨幣之一，就導致了美國長期以來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和經常賬户逆差，而是另有更深層的原因使得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對外投資和債權國、最大的國際援助國變為包括貿易財政雙赤字持續增加的最大債務國。要找出這背后完整的真正原因，我們還要多少藉助於當年亨廷頓、巴菲特、薩繆爾遜這些先知的敍事線索去開始新的探索。 

完成這個完整的真實原因的探尋，我們就可以多少理解説話聽起來總是不靠譜的特朗普，為什麼反覆嘮叨：儘管他眼中美國今天面臨着天大的危境，但他並不埋怨甚至稱讚外國及其領導人，説他們只是做了為自己國家所需要做的事情。相反，他不僅強烈抨擊民主黨，而且也一竿子打翻共和黨的建制派，將責任歸咎於美國自己這些年來兩黨歷任總統的錯誤。從那兒我們進而也就可以開始一窺查理·芒格在特朗普首次上任剛一年時，就預言他一定會（離開）再回來的超人慧眼，究竟看到了什麼我們所沒有看到的東西……（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