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森特上任美國財長前的深度對話：長期關係纔是最重要的

　　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師研報，權威，專業，及時，全面，助您挖掘潛力主題機會！

　　來源：聰明投資者

　　「我是一個謹慎的樂觀主義者。」

　　「喬治·索羅斯的世界觀與衆不同，他天生就是一個市場捕獵者。但我認為，他做過最偉大的投資，就是發現了斯坦·德魯肯米勒。」

　　「很多人喜歡填字遊戲、打橋牌，但對我來説，投資就是最好的智力遊戲。」

　　「投資的本質：只做最有把握的交易。」

　　「宏觀投資的關鍵點之一：政策不一定要成功，只要它足夠激進，市場就會劇烈反應，而那正是投資機會所在。」

　　「你必須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你永遠不知道變化什麼時候會來，但你得隨時準備好去應對。」

　　「人生中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一直在你身邊的人：是他們在你低谷時拉你一把，在你得意時提醒你別飄。」

　　這是去年10月現任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美國大選結果出來之前的一場對話。時隔半年多回頭看，還是很有意思。

　　過去三個多月，圍繞特朗普政府新一輪關税政策的爭議持續發酵，市場波動劇烈，貿易預期反覆，身為財長的貝森特一度存在感有限。但就像摩根大通CEO傑米·戴蒙對他的評價，「是個有分寸的人」。

　　在剛剛舉行的中美經貿會談中，作為美方代表的貝森特，顯示了在覈心決策圈的份量。

　　斯科特·貝森特在任職財長之前，是Key Square Group的CEO兼首席投資官。其40年投資生涯涵蓋了兩段在索羅斯基金的經歷：第一階段在斯坦·德魯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手下工作長達10年，第二階段則擔任了索羅斯基金5年首席投資官。

　　在這兩次任職之間，他曾創立對衝基金，隨后退休，並加入Protege Partners。然而，他很快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退休。

　　第二次離開索羅斯基金后，他以45億美元的資金創立了Key Square，堪稱對衝基金史上最大的啟動規模之一。

　　這次訪談對話者是貝森特一段職業生涯的老同事，Protege Partners的聯合創始人之一，特德·塞迪斯（Ted Seides）。

　　所以交流的過程就很過癮，彼此熟捻，有問有答，知無不言。

　　貝森特早年放棄了美國海軍學院的錄取，改在耶魯完成學業。在訪談中，他提到自己從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處學習研究方法，從吉姆·查諾斯（Jim Chanos）瞭解做空邏輯，在索羅斯與德魯肯米勒的體系中接受宏觀投資訓練。

　　對話涉及多個主題，包括非對稱交易結構、倉位管理、風險判斷、核心-衞星式的基金架構、以及宏觀投資型對衝基金所面臨的持續性挑戰。

　　貝森特也分享了他對「市場何時會因政策轉向而劇烈反應」的判斷方式。比如他提到，政策本身是否成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路徑對市場價格產生的擾動程度。

　　他當時還提到黃金是自己最大的頭寸。嗯，今年應該大賺特賺了。

　　這場對話比較長，差不多1.8萬字。聰明投資者（ID：Capital-nature）把全程翻譯整理。耐心看，會有所獲。

　　延伸閲讀：《「對衝大神」德魯肯米勒，最傳奇的基金經理如何煉成？》

　　童年經歷對於「想象力」的塑造

　　塞迪斯回到你的童年，是什麼經歷讓你開始思考金融的？

　　貝森特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小河鎮，我們對華爾街唯一的認知就是1929年發生了一場災難。

　　我父親的財務狀況屬於大起大落的，他是一名房地產投資者，典型的「繁榮-崩潰」心態，結果他兩次破產。

　　這讓我從小就開始思考風險管理、資產配置和槓桿的影響。

　　我父親還有一個特別之處，他擁有南卡羅來納州最大的科幻小説收藏——當然，這個「最大」標準可能並不高（笑）。

　　小時候，我在地圖上指向南門二（Alpha Centauri，是半人馬座的α星，也是距離太陽最近的恆星系統之一）的位置，比指向芝加哥還要熟練。因為他經常給我念這些書，我們還會一起到户外看星星。我們的鄰居甚至有一個天文觀測站，那是一段充滿想象力的時光。

　　 塞迪斯這種經歷是如何引導你走向投資的？

　　 貝森特我不確定它是否直接促成了我的投資興趣，但它塑造了我的投資方法（擁有想象力）。

　　布魯斯·科夫納（Bruce Kovner）曾説過一句話（當時我們一起在做次貸交易），他説，我能想象一種從未發生過的情況，即美國房地產市場會出現全國性衰退。

　　我能理解，這場抵押貸款危機已經滲透到整個金融系統，並且當時出現了一種相對新穎的金融工具，可以利用這種非對稱回報機會。

　　這需要極大的想象力！

　　我記得有一位非常資深的抵押貸款經理走進我們的辦公室，他甚至寫過 Wiley 出版的《抵押貸款》專業書籍。他告訴我們，抵押貸款是一個絕佳的投資機會，那時危機已經進行到一半。

　　結果，他的基金最終虧損100%，徹底清盤。他根本無法想象這樣的情況可能發生，也無法預見 CDO（擔保債務憑證）中的這些層級會被完全清零。

　　跟吉姆·羅傑斯的交集

　　 塞迪斯那你的投資生涯是如何開始的？

　　 貝森特我發現，在人生中，許多最美好的事情往往發生在最糟糕的事情之后。

　　雖然我接下來要説的這事兒也算不上什麼災難性事件。

　　當年我在耶魯大學《耶魯每日新聞》工作，那時候，如果你在《耶魯每日新聞》干過，幾乎可以直接進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或《時代》雜誌。

　　我當時不確定自己是否想成為一名記者，或者轉向計算機科學。要知道，我進入耶魯的那一年，學校剛剛從打孔卡片切換到屏幕輸入系統，你會想象當時什麼樣的時代背景。

　　我競選了《耶魯每日新聞》的主編職位，但落選了。那之后，我把自己鎖在房間里，除了上課和吃飯，幾乎不出來。

　　那是10月底。直到次年1月，我才調整心態，決定重新開始。機緣巧合之下，我去職業諮詢辦公室，看到了一則招聘啟事：

　　「耶魯校友吉姆·羅傑斯招聘分析師。工作內容包括製作電子表格、買午餐、打掃衞生，甚至有沙發可供睡覺。歡迎申請。」

　　我投了簡歷，這份工作集合了我喜歡的所有元素。它很像新聞工作，需要構建敍事、做研究，同時也涉及數據分析。

　　我在那份工作中學會了如何做電子表格，那是一次極其寶貴的經歷。

　　吉姆·羅傑斯是喬治·索羅斯的最初合夥人，他們共同創立了量子基金。

　　他們最早在布萊·施羅德（Blyth Schroeder）共事，喬治更偏向投資管理，而吉姆則負責研究分析。

　　我記得他們在1981年分道揚鑣，之后吉姆開始管理自己的資金。所以，當時我加入的是他的家族辦公室。

　　 塞迪斯他有什麼獨特的投資方式？

　　 貝森特研究，研究，還是研究。他總是説，他在尋找重大結構性變化。他的工作方式就是不斷挖掘信息，驗證數據。

　　他對我影響深遠，因為他經歷過60年代和70年代的市場周期。60年代是「瘋漲股」時代，市場充斥着概念股，70年代則是「漂亮50」主導的市場，隨后又進入了做空周期……

　　 塞迪斯你和吉姆·羅傑斯共事了多長時間？

　　 貝森特就幾個月的時間，但我們后來一直保持聯繫。他曾在哥倫比亞商學院教授投資管理課程，我在耶魯大學讀大四時，每周從紐黑文往返哥大去上他的課。

　　1984年，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

　　 塞迪斯你從學校畢業后，選擇了什麼方向？

　　 貝森特1984年，投資銀行業剛剛起飛。當時，我不太想去做那種兩年期的分析師項目，因為此時我已經完全被股票市場吸引住了。

　　有一個叫「價值線（Value line）」的金融服務，每周會寄來一本巨大的收益報告，你可以用25美元訂閲試用版。我那時候一直用不同的地址申請試用版，我的室友笑稱我是「試用版獵人」。

　　（聰投注：Value line是很多投資大師的重要參考，包括格雷厄姆、巴菲特、彼得·林奇等等。巴菲特還説， 「如果你認真閲讀《價值線》並深度研究其中的公司，你會發現有很多值得投資的機會。」）

　　從完全不瞭解股票、市場、貨幣，到徹底沉迷於市場，我的興趣越來越濃。

　　1984年，幾乎只有兩家公司願意直接從學校招投資管理崗位的人——布朗兄弟哈里曼（Brown Brothers Harriman）和弗雷德·阿爾傑（Fred Alger）。

　　最終，我選擇了布朗兄弟哈里曼。

　　 塞迪斯第一份工作對你來説是怎樣的體驗？

　　 貝森特那對我來説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接觸「相對業績」。

　　（聰投注：相對業績關注的是相對市場基準的優劣，比如「本基金比標普 500 指數高 3%」或「過去一年跑輸同類基金2%」。簡單來説，它衡量的是你比別人（或市場）表現得更好還是更差。）

　　在吉姆·羅傑斯那里，甚至在索羅斯的體系中，投資的重點都是絕對回報，即能賺多少錢？

　　而在這份工作里，決策往往是這樣的：「這個月，我們要買福特還是通用？」「花旗銀行還是摩根大通？」

　　雖然這份工作涉及一些不錯的分析，但我意識到這並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於是，我的下一步選擇是加入一個沙特家族——奧萊因家族（Olayan）。

　　 塞迪斯奧萊因家族是怎樣的背景？

　　 貝森特他們太厲害了。這家族的父輩白手起家，在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工業帝國，主要是為石油行業提供供應鏈支持。

　　當時，很多中東富人給外界的印象是沉迷於奢靡生活，喜歡明星、模特，但他們完全相反。他們對商業極具興趣，願意與金融人士和企業家交流，真正想要學習商業知識。

　　這對我來説是一次非常棒的機會。

　　我當時是負責其家族中女兒的投資事務，至今我們仍然保持很好的關係。

　　我們的團隊很小，但我們在公司里會提交13D報告（即持股超過5%的披露文件）。你能想象嗎？當時我才24、25歲，卻已經坐在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西方石油公司創始人）對面，或者與當時摩根大通的路易斯·普雷斯頓（Louis Preston）對談。

　　我有機會接觸大量企業CEO，同時也接觸到了像利昂·庫普曼（Leon Cooperman）、拜倫·韋恩（Byron Wien）、瑞·達利歐（Ray Dalio） 這樣的人……瑞·達利歐甚至親自來推銷他的投資通訊。

　　 塞迪斯那在奧萊因家族工作時，你具體負責什麼？

　　 貝森特最棒的一點是，我們幾乎什麼都做。

　　我們進行研究、管理投資組合，團隊中有兩個人負責交易，我們還有一個龐大的期權交易部。我當時在周末專門去上期權定價理論的課程，並開始涉足期權和期貨交易。這讓我意識到，投資有很多不同的切入點。

　　奧萊因家族的投資風格高度集中，他們非常注重與管理層的關係，他們至今仍是偉大的長期投資者。

　　但我們可以通過槓桿和期權提高回報率，這給了我一個完整的視角去理解不同的投資方式。

　　1988年，加入吉姆·查諾斯的做空團隊

　　 塞迪斯你為什麼決定在80年代中后期離開呢？

　　 貝森特當時華爾街有一種「管理層早餐會」的傳統，高盛或摩根士丹利會邀請某家公司管理層舉辦早餐會。我在這些年里結識了吉姆·查諾斯，他是著名的做空投資者。

　　我們並沒有在耶魯大學重疊過，就像我和吉姆·羅傑斯一樣，我們是通過「耶魯校友」這個紐帶認識的。

　　但我發現，我們在投資問題上的思考方式非常相似。不同之處在於，吉姆·查諾斯是個悲觀主義者，而我是一個謹慎的樂觀主義者。

　　這讓我回想起吉姆·羅傑斯的研究風格：深度研究，並驗證故事的真實性。

　　最終，我得出了一個結論：做空策略可以成為一個成熟的資產管理類別，而吉姆·查諾斯有可能成為這一領域的「白鞋品牌」（原指代表常春藤文化傳統的高端機構，現泛指在專業領域中歷史悠久、聲譽卓著、風格穩健的精英機構或人物）。

　　當時，大多數做空者的形象都很神祕，甚至有些像影子交易員，他們往往通過散播故事來影響市場，整個行業名聲並不好。

　　我認為，吉姆·查諾斯完全可以改變這一現狀，並打造一個更專業、更透明的做空投資機構。

　　而我正是他的第一位分析師，也是公司的第三名員工。

　　 塞迪斯你是哪一年加入他的？

　　 貝森特就在1987年股災之后，我是在1988年9月加入的。

　　 塞迪斯那時候做空市場是怎樣的？

　　 貝森特當時的市場機會很多，分化程度更高。那時還沒有一籃子交易，市場的指數成分股也不像今天這樣高度集中。但在美國證交會加強對欺詐行為的監管之前，市場確實更有刺激性。

　　那是一個目標豐富的市場環境，很多事情正在發生變化，比如里根税改、德州石油行業的崩潰。

　　此外，邁克爾·米爾肯（Mike Milken）和整個德崇體系（Drexel Burnham Lambert）正在引領一輪杠杆收購驅動的資產升值周期。那是一個適合精選個股的時代。

　　（聰投注：德崇是華爾街歷史上最具創新性、同時也是最具爭議的投資銀行之一， 主要業務圍繞垃圾債券市場，由邁克爾·米爾肯主導，使垃圾債券成為主流融資工具。 1990年因內幕交易醜聞破產。）

　　我在1988年加入吉姆的公司，隨后，德崇支持的聯合航空收購案失敗，我們在一個月內賺了10%。

　　接着，美國儲貸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1989年和1990年是做空金融股的黃金時期，因為這一輪金融工程正逐漸走向崩潰。

　　 塞迪斯那個時代的金融業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

　　 貝森特這標誌着通過儲貸機構（S&L）進行的金融運作走到了盡頭，德崇投行倒閉，而這就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德崇倒閉后，市場的混亂達到了頂點。而就在這場風暴的最后一幕，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市場進一步震盪。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時候花旗銀行的股價可能從32美元跌到了4美元。

　　我從中學到的一點是：市場在遭遇一次極端情況時，往往會出現同樣極端、但方向相反的錯誤反應。

　　例如，1989-1990年，儲貸行業崩潰，需要政府出手救助。然而，美國貨幣監理署（OCC）的負責人克拉克（Clark）在1990年卻恐慌性地執行了監管收緊，要求銀行即使借款人仍在按時還款，也必須將某些空置率極高的房產按零價值計提損失。

　　這讓我第一次真正理解 「糟糕的政策」往往能創造出很好的投資機會。

　　 塞迪斯在你加入吉姆團隊的時候，市場仍然經歷着痛苦調整，隨后才迎來轉機。在這樣的環境下，你如何衡量投資的價值？

　　 貝森特價值的關鍵在於，你能否持有一隻最終歸零的股票。當時有太多這樣的機會，很多公司最終真的歸零了。

　　以1990年為例，標普500指數可能下跌了18%-20%，但我們的基金收益卻高達50%。我們所做的投資基本上涉及三個層次：

　　市場貝塔，即市場整體趨勢；

　　行業趨勢，即特定行業的機會；

　　個股回報，我們捕捉到了許多最終歸零的股票。

　　 塞迪斯從1992-1993 年起，市場進入了大牛市。作為一名專注於做空的投資者，你是如何調整自己的策略的？

　　 貝森特哦，我根本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因為我在1991年就離開了（笑）。

　　 塞迪斯那可真是精準的市場時機（笑）。當時你的業績很好，是什麼促使你決定離開？

　　 貝森特我記得是在1991年1月，薩達姆·侯賽因最終入侵科威特。市場隨即大幅反彈，許多資產變得極度便宜。

　　與此同時，我們的基金管理規模也增長迅猛。當市場下跌時，投資者湧入做空策略。

　　我剛加入吉姆團隊時，我們的管理規模大概只有3700萬美元，其中1300萬美元來自合夥人基金；2500萬美元來自索羅斯基金的託管賬户。

　　但等到我離開時，規模已經增長到了5億美元！

　　然而當市場開始回暖，我發現越來越難找到合適的做空標的。

　　有一天，我走進吉姆的辦公室，説：「吉姆，我找不到任何值得做空的東西。」

　　他回答：「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於是我説：「那我覺得自己更適合去做點別的。」

　　 塞迪斯那你后來呢？

　　 貝森特當時我們實際上是在索羅斯基金的辦公室里辦公。

　　我和索羅斯的團隊關係很好，於是斯坦·德魯肯米勒在1992年邀請我加入索羅斯基金。

　　1992年，第一次加入索羅斯基金

　　 塞迪斯索羅斯基金一直以全球宏觀投資聞名。你如何定義這個概念？

　　 貝森特先回顧一下索羅斯及斯坦利·德魯肯米勒的傳統，所有人最初都是個股投資者。

　　喬治·索羅斯最初就是一名股票投資者，他在阿諾德·布萊·施羅德公司（Arnold Bli Schroeder）工作時，投資方法就是列出10只股票，然后與客户討論這些股票。

　　斯坦·德魯肯米勒同樣如此，他也是從個股研究起步的。

　　但不同的是，索羅斯最終發展出了反身性理論，並將市場動態的宏觀層面納入投資框架。這就是「全球宏觀投資」的雛形。

　　如果有人説服索羅斯某個投資是個壞主意，他會立刻撤掉，然后換上新的標的。

　　后來，他逐步擴展到宏觀投資。斯坦利·德魯肯米勒也是一樣的路徑。

　　斯坦利當年年紀輕輕就已經是匹茲堡PNC 銀行的研究部主管。他的投資思路有點類似我在布朗兄弟哈里曼的資產配置經驗，直接扔掉傳統的資產配置矩陣，在70年代把 40%的資金投進石油股。

　　斯坦利最初也是個股投資者，但我認為宏觀投資滲透在一切之中。

　　我的風格仍然受到杜肯（Duquesne Capital）的影響，即微觀驅動宏觀。我們可以從企業傳遞的信息中獲取大量洞見。

　　例如：我們在PCE平減指數（PCE Deflator）上做不到比別人預測更準，也沒辦法建立一個比領先經濟指標（LEI）更好的模型。

　　但如果卡車運輸公司告訴你，業務正在起飛，那就很值得關注；

　　如果家得寶表示他們的產品供不應求，那説明需求旺盛；

　　如果銀行CEO透露信用卡壞賬率正在上升，那可能是經濟問題的前兆。

　　因此，股票投資可以提供豐富的信息，同時在全球範圍內，你還可以用不同的工具來實施投資策略。

　　 塞迪斯索羅斯和斯坦利在管理資金時是如何思考的？他們是如何找到投資回報最大的機會的？

　　 貝森特他們會從多種角度權衡投資方法。

　　比如，如果認為油價會上漲，那麼當鑽井公司股票被大幅低估時，那就買入能源股；如果期貨曲線顯示未來三年油價會下降，那可能意味着可以通過期貨曲線來進行對衝交易。

　　他們關注的核心是：在整個投資組合的背景下，如何思考這些機會？

　　 塞迪斯當有人推薦一個澳大利亞的投資機會時，風險團隊可能一看數據發現，這東西和標普500的走勢幾乎一模一樣（R² 高達98%）。那你就得問了，這筆投資到底給我帶來了什麼新的好處？」

　　 貝森特我們會關注一個核心問題：投資置信度有多高？

　　邁克·波伊安（Mike Boian）曾説，投資決策的關鍵是信心水平要超過50%的中位數。當你對某個投資越來越有信心時，就可以逐步加大倉位。

　　喬治·索羅斯有一句著名的話：「我只需要足夠的信息來做決定。」他不是那種因為過度分析而錯失機會的人。

　　 塞迪斯那麼，如何在分散投資、集中投資和高信念投資之間找到平衡？

　　 貝森特如果你想持有高信念投資，並願意集中持倉，那有時你可能會沒有太多持倉，甚至得持有大量現金。

　　這在個股投資者中很常見，比如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就曾長期持有大量現金。你還記得我們當時一起讀的《泰德·威廉姆斯的擊球理論》（Ted Williams’ book on hitting）嗎？

　　泰德·威廉姆斯被譽為棒球史上最偉大的擊球手，《體育畫報》（Sports Illustrated）的一名記者曾問他：「你是怎麼做到的？」

　　他回答：「我只揮棒打好球。」

　　這就是投資的本質：只做最有把握的交易。

　　（聰投注：這一比喻同樣被沃倫·巴菲特反覆引用，用來説明優秀投資者如同頂級打者，並不需要每球必揮，而是在等待最理想的「甜蜜區」時果斷出擊。正如巴菲特所説：「投資的好處是，市場永遠不會三振你。你可以等着，只揮真正的好球。」）

　　德魯肯米勒如何選拔人才

　　 塞迪斯在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你曾與許多傳奇投資人共事。除了斯坦·德魯肯米勒，還有哪些鮮為人知的高手？

　　 貝森特最大的感受是，你身邊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投資人，同時團隊之間高度合作，彼此信任。

　　比如阿梅尼奧·弗拉加（Armenio Fraga），他后來成為巴西的傳奇央行行長。當阿梅尼奧告訴你 「巴西市場正在發生某些變化」時，你知道他的信息是高度準確的。如果你在巴西投資了一家食品公司，或者持有鐵礦石相關頭寸，那麼他的見解至關重要。

　　你不需要去反覆驗證他提供的信息，而是可以直接基於這些信息做決策，這種信任是無價的。

　　如果你是邁克爾·喬丹（Michael Jordan），你可能希望自己出手投籃。但如果你要傳球給斯科蒂·皮蓬（Scottie Pippen），你也會放心，因為你知道他會處理好這個球。

　　 塞迪斯那麼，索羅斯是如何網羅這些頂尖人才的？

　　 貝森特他並不是用傳統的方式去招攬人才，而是有自己獨特的識人之道。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管理經驗。

　　喬治·索羅斯的世界觀與衆不同，他天生就是一個「市場捕獵者」。但我認為，他做過最偉大的投資，就是發現了斯坦·德魯肯米勒。

　　1988年，喬治·索羅斯把投資組合交給了斯坦·德魯肯米勒管理，但他仍然在幕后提供意見。到了第二年，柏林牆倒塌，索羅斯開始將更多時間投入到慈善事業，尤其是重建東歐。

　　斯坦真正打造了索羅斯基金的投資團隊，而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段時間，真的被養刁了（那種高效、信任、專業的工作環境讓我之后很難再接受平庸的團隊）。

　　杜肯的僱傭合同只有一頁紙，上面寫着：「所有薪酬均由斯坦·德魯肯米勒全權決定。」 我在四年里只聽説過一個人抱怨自己薪水低，可見他的薪酬體系讓人無可挑剔。

　　 塞迪斯那麼，斯坦是如何找到並選拔投資團隊成員的？

　　 貝森特我稱之為「足夠的繩索」原則（Enough Rope Principle，一種代表「放手試錯」的管理風格）。

　　有一位法國雕塑家曼·雷（Man Ray）創作過一座著名雕塑，它的形狀類似於一個絞索，名字就叫 Enough Rope（足夠的繩索）。

　　斯坦的風格就是給人足夠的自由度，有時候成功，有時候失敗，但你很快就能看出誰行誰不行。

　　我最初在杜肯基金負責歐洲股票投資，后來在英鎊貶值事件中貢獻了一點洞見，這讓我在團隊中站穩了腳跟。

　　當時，我注意到英國的房貸利率是跟隨英國央行的基準利率浮動的，也就是説，如果英格蘭銀行在周三加息，那麼房貸利率在周五就會上升。 這意味着：

　　政府如果想通過加息來支撐英鎊，實際上是在摧毀英國的房地產市場；

　　如果利率升得太高，英國的借貸人將無法承受，最終會拖累整個經濟。

　　我在這筆交易上取得了一些成績。幾個月后，我去找斯坦，説：「我在管理這個投資組合，如果可以用期貨對衝，那會更容易操作。」

　　他回答：「好啊，你可以用期貨對衝。」

　　又過了幾個月，我又去找斯坦，當時歐元尚未推出，市場上有19種不同的歐洲貨幣。我對他説：「這些小型市場跟隨本國貨幣波動，那麼我可以交易外匯嗎？」

　　斯坦思考了一下，然后看着我説：「行，那你要不要也交易債券和大宗商品？」

　　我當時才28、29歲，就回答：「好啊，我來做。」

　　斯坦笑了笑，説：「很好，那就看看幾個月后你還在不在公司。」

　　從狙擊英鎊和索羅斯投資哲學中學到的

　　 塞迪斯這場學習過程最終引導你參與了索羅斯對英鎊的狙擊戰，這可能是史上第一筆轟動全球的宏觀交易。你當時就在現場，能講講這筆交易是如何展開的嗎？

　　 貝森特1992年5月，英國首相約翰·梅傑（John Major）宣佈提前舉行大選。當時市場普遍認為他會輸給工黨，結果他意外獲勝。

　　英國的政治體系很有意思，如果你輸了選舉，你必須在24小時內搬出唐寧街10號。

　　所以，當時政府已經把所有東西都打包好了，結果梅傑贏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氣，英鎊大漲。

　　但問題在於，英鎊當時被「歐洲匯率機制（ERM）」綁定在德國馬克上，這是歐元誕生前的一項關鍵貨幣安排。

　　（聰投注：歐洲匯率機制是歐元誕生前歐洲國家之間的一種固定匯率安排。參與國家將本國貨幣的匯率固定在德國馬克附近的小範圍內波動，目的在於保持貨幣穩定、為未來統一貨幣（歐元）鋪路。

　　英國在1990年加入 ERM，但因本國經濟疲弱、利率政策受限，最終在 1992 年被迫退出，即「黑色星期三」事件。）

　　英國經濟在夏天開始走弱，房地產市場疲軟，而德國經濟則處於高增長、高通脹的環境。

　　兩國的利率需求完全不同，但由於匯率機制，英格蘭銀行被迫執行德國央行的貨幣政策。英格蘭銀行必須無上限買入英鎊來維持其固定匯率區間。

　　於是，我們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對稱押注」。最糟糕的情況下，英格蘭銀行最多能將我們打回2.5%；但如果它撐不住了，英鎊自由浮動，我們的盈利潛力是無限的。

　　我們堅信數據站在我們這邊，這就像是信用違約掉期（CDS）與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當年做的次貸交易一樣，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風險回報機會。

　　最終，英國政府沒能撐住，英鎊被迫退出匯率機制，市場一片混亂，而索羅斯基金大賺10億美元。

　　 塞迪斯索羅斯在 80 年代已經多次做出重磅貨幣交易，而《金融鍊金術》一書記錄了他如何進行投資。這本書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貝森特喬治·索羅斯在1986年出版《金融鍊金術》，其中有一章叫《實時實驗》，是他的一本交易日誌。那一年，他的基金收益超過 140%。

　　書中記錄了他如何交易貨幣重估、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等事件。當時市場波動巨大，單個貨幣對可能一夜之間變動6%，而索羅斯會在趨勢確立時，將倉位加到 300%。

　　這本書改變了我的投資生涯。它讓我意識到，偉大的投資者不僅關注市場數據，更關注人們如何「錯誤定價」市場。

　　 塞迪斯除了這些交易和對非對稱機會的追尋，索羅斯當年還是最成功的早期投資經理孵化者之一。在索羅斯體系下，這種模式是如何運作的？

　　 貝森特這一體系對我的投資理念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影響了我未來所希望構建的組織模式。

　　我們有一個小而精、高績效的核心團隊，但我們可以通過向外部投資經理配置資金來放大我們的知識優勢。

　　可能是某位擅長成長股的投資人，也可能是專注媒體行業的專家，甚至是日本或亞洲市場的本地投資人。

　　當我后來執掌索羅斯基金時，我的理念是：一個優秀的投資經理應該是你願意投資且不用擔心的那類人，他們業績優秀，你永遠不需要擔心接到電話，説他們的基金「出事了」。

　　一個偉大的投資經理，則是每年一到三次，甚至隔年纔會出現一次，但每次都帶來重大交易機會的人。

　　他可能會説：「這是一個你應該納入核心投資組合的重大機會。」

　　「這筆交易我可以單獨幫你設一個賬户（SPV），專門用來做這個項目，方便你獨立管理和控制風險。「

　　離開索羅斯基金，創立對衝基金

　　 塞迪斯你在索羅斯的第一段任期結束時，團隊經歷了鉅變，斯坦離開，你也決定離職，並創立了當時規模最大的對衝基金之一——Bestin Capital，管理規模10億美元。

　　經歷了這麼多后，你對自己的投資風格有何新的思考？

　　 貝森特我犯過的最大錯誤之一，也是我后來在投資哲學上的重大轉變，就是：永遠不要迎合投資者的需求，而是要堅持自己擅長的事情。

　　2000年，我之所以能募集10億美元資金，是因為我向投資者承諾，不會做宏觀交易。

　　那時候，宏觀投資成了「貶義詞」。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在1998年爆倉，而那其實不是典型的宏觀交易，而是套利策略被放大到極致的失敗。

　　一些宏觀交易導致了老虎基金的虧損，而索羅斯基金也經歷了一次大幅回撤。

　　所以，投資者當時更願意投資長短倉股票策略。

　　 塞迪斯你是否覺得，這種「迎合市場」讓你無法真正施展自己的投資方法？

　　 貝森特是的，最大的問題是失去了「非對稱性」。

　　舉個例子：如果我看漲石油，按之前的邏輯，我可能直接買入原油期貨，這樣才能完全表達交易邏輯。

　　但由於投資限制，我只能買石油股，然而：石油股的表現可能受限於市場分析師的定價框架，他們可能會關注遠期油價曲線，導致股價沒有反應。

　　而與此同時，原油價格本身卻在上漲。

　　這讓我意識到，如果我不能自由使用宏觀工具，我的投資能力就受到了限制。

　　於是，我回去找投資者，説：「我要做宏觀交易，如果你們不願意，我們可以解除鎖定期，你們可以贖回資金。」

　　結果呢？基金業績開始好轉，投資者留了下來。

　　但到了那個階段，我已經工作了30多年，從9歲起就在賺錢，那時我42歲，已經獲得了財務自由，我感到身心俱疲。

　　管理一家對衝基金，涉及兩個核心部分：一是投資管理，要構建投資組合、執行交易；二是企業管理，要運營公司、管理投資者關係。

　　我自認為，我們團隊在投資管理方面是一支A級團隊，但在企業管理方面，並沒有同等水平的團隊。這讓我始終感到焦慮。

　　於是，我決定退休，考慮去當教授。如果當年我沒有揹着一堆學生貸款，可能一開始就走學術道路了（笑）。

　　有一次，我和斯坦·德魯肯米勒以及他的妻子共進晚餐，他聽完后直接説：「去你的，你一年內一定會回來……你不可能不做投資。」

　　他是對的。

　　於是，我決定半退休，加入Protege Partners，轉做FOF，即挑選最優秀的基金經理和他們最有信心的投資機會來組合投資。

　　對我來説，投資不只是爲了賺錢，更重要的是它能讓我保持競爭感，持續刺激我的思維。

　　很多人喜歡填字遊戲、打橋牌，但對我來説，投資就是最好的智力遊戲。

　　我的一位導師拜倫·韋恩（Byron Wien）曾説：「我會一直工作，直到死去。」而他確實一直工作到去世前10天。

　　2011年，迴歸索羅斯基金擔任首席投資官

　　 塞迪斯在你那段經歷之后，你原本打算再創立一隻基金。但就在那時，喬治·索羅斯給你打電話，邀請你重回索羅斯基金，擔任最高職位。

　　當時，索羅斯基金的規模已經龐大，你對「管理大規模資產池」這件事有何不同的看法？

　　 貝森特到了那時，我的思考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宏觀投資中，大規模資金不僅僅意味着更強的市場影響力，還意味着更復雜的風險管理。

　　我開始意識到，流動性和規模會深刻影響投資策略的執行，這不僅僅是「找到正確的交易」這麼簡單。

　　我回到索羅斯基金后，想要驗證一個問題：是否可以把龐大的資金規模轉化為優勢，而不是業績的負擔？換句話説，如果資金沒有嚴格的投資授權，能夠快速決策，那是否可以成為一種資產，而不是阻礙？

　　最終，我們做到了。

　　 塞迪斯你是怎麼實現的？

　　 貝森特關鍵在於三個方面：

　　第一，我們建立了一支優秀的內部團隊；

　　第二，我們調整了外部投資經理的投資組合，並向市場釋放信號，表明我們歡迎新的投資想法；

　　第三，我們讓所有投資經理知道，如果他們帶來一個好機會，我們不會繞過他們，而是可以在三天內給出答覆。相比之下，像黑石這樣的機構，可能需要五周時間、撰寫五份投資備忘錄，才能送交投資委員會審批。

　　我們只用三天，所以那些優秀的投資經理自然找上門來了。

　　最終，我們形成了一個「核心-衞星」體系，核心團隊負責主要投資，而外部經理則提供專業領域的交易機會。

　　 塞迪斯當你管理着龐大的資金池，帶領多個團隊，同時還要面對索羅斯本人的影響力施加，你是如何分配時間的？

　　 貝森特我是在2011年9月加入的，那時候整個債券市場，特別是歐洲債券市場正在崩潰，意大利國債仍在持續下跌。

　　按照計劃，我應該有90天的時間熟悉公司，畢竟當時團隊里有320人，其中120名投資專業人士，而很多人並不歡迎我的到來。但現實是，我在5天內就做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交易。

　　當時，約翰·科爾扎因的基金被迫清盤，拋售了35億美元的意大利國債。摩根大通給我們打電話，問是否有興趣接手。我在一張索引卡上快速計算后，直接告訴他們，我們願意全部接手，並立即安排回購融資。

　　這就是管理龐大資金池的現實，你必須果斷決策。

　　2015年，創立Key Square Capital

　　 塞迪斯你是如何判斷自己何時該離開的？

　　 貝森特關鍵因素有兩個：首先是行政管理的負擔是否影響了投資業績；其次，我的職業目標一直是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不斷學習，而不是被瑣碎事務拖累。

　　投資市場不是每天都順利，但如果你發現自己幾個月、幾年都在錯誤的軌道上，那就該調整方向了。另外，當團隊內部的核心觀點開始出現分歧，特別是當你開始意識到自己可能變得過於消極時，這也是一個信號。

　　 塞迪斯你創立了Key Square Capital。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貝森特「Key Square」是國際象棋術語，指的是殘局階段的關鍵一格，在棋局接近尾聲時，只有一個正確的走法可以決定勝負。

　　這正是投資的核心理念，有時候市場上只有一個真正正確的決策，它可能出現在開局，也可能出現在終局。

　　 塞迪斯你認為象棋是投資的最佳比喻嗎？

　　 貝森特不，流動性市場更像撲克或西洋雙陸棋。

　　投資市場存在運氣成分，你必須管理手上的牌。你不知道明天以色列局勢會如何，也無法提前預測中國海軍包圍臺灣到底是在演習還是實戰。你每天都會被市場拋出各種突發事件，你只能去應對，而不能提前規劃所有可能的下一步。

　　相對而言，私募股權投資更像象棋，所有棋子都擺在棋盤上，你可以一步步計劃，像 J.P摩根、洛克菲勒那些金融家，他們的投資方式更接近於私募股權，而不是流動性市場。

　　 塞迪斯你真的深入研究過象棋嗎？

　　 貝森特是的，我們請來了一位全球排名最高的女性棋手，她同時與12-13 名對衝基金經理對戰，我是倒數第二個被淘汰的。

　　她沒有矇眼對戰，但賽后，她給我們講解了一些歷史性的棋局，比如 1913 年古巴國際象棋大師的戰術。

　　這讓我反思，投資中是否也有類似的「古典策略」？華爾街100年前的金融家，他們的策略是否與今天的私募股權投資有相似之處？

　　 塞迪斯你最終完全擁抱了宏觀投資，是因為你認為這纔是最自由的投資方式？

　　 貝森特是的，宏觀投資讓我真正感受到自由。

　　在這個領域，你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機會，投資各種類型的資產，設計出非對稱的交易結構，並根據市場狀況選擇最合適的工具來表達你的投資觀點。

　　這正是我始終追求的方式，靈活、跨市場，並且高度策略化。

　　當時有一家做波動率交易的基金，可能以為他們在「收割我們」。因為當時日元的波動性很低，市場上標價的隱含波動率大概只有4，而他們覺得我們願意以6的波動率買，他們就不斷地把這類期權賣給我們。

　　我猜他們當時肯定覺得我們瘋了，居然願意以這麼「貴」的價格接這些看起來「沒什麼波動」的日元期權。但在我看來，這筆交易背后潛藏着巨大的機會。那時候日元在78到82區間橫盤，我判斷它可能先漲到95，而一旦突破，就可能一路拉昇到105，甚至115。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和喬治（索羅斯）專程去了紐黑文，拜訪一位我們認為掌握獨家見解的日本學者。他是耶魯大學經濟學系的名譽教授，也是託賓的學生，對凱恩斯主義研究得非常深入。他曾參與設計日本的經濟政策組合框架。

　　我們那天共進午餐，他把整個政策邏輯和傳導機制都梳理給我們聽。吃飯時，喬治問他：「你覺得這個政策真的能奏效嗎？」

　　他停頓了一下，説：「我不確定它會不會成功，但可以肯定，它一定會引發一場市場上極其劇烈的波動。」

　　這正是宏觀投資的關鍵點之一：政策不一定要成功，只要它足夠激進，市場就會劇烈反應，而那正是投資機會所在。

　　貝森特的投資原則和方法

　　 塞迪斯你是如何思考倉位管理的？在這種交易中，你如何調整頭寸？

　　 貝森特我一般會採取「分三次建倉」的方式，慢慢建立頭寸。而是否繼續加碼，很多時候取決於市場當時給了你什麼樣的機會。

　　比如我們剛纔提到的那筆波動率交易——那家基金在向我們兜售一類叫數字期權（digital options）的合約。我們知道，這類期權一旦觸發就會迅速變動，因此關鍵在於評估當時市場給出的賠率是否值得下注。

　　如果我們發現，這個交易結構本身就是非對稱的，也就是説，潛在收益遠大於可能損失，那對我們來説就是明確的機會。

　　另外，我們也會結合全年賬户的盈虧情況（P&L）來看。如果這一年整體表現不錯，那我們就更願意在這種有把握的交易上加碼。

　　 塞迪斯這跟傳統的基本面投資方式不太一樣。很多基本面投資者會認為，一個倉位該多大，取決於這家公司的基本面有多靠譜。但你是根據實際的盈虧情況來決定加不加倉的。這種做法背后的管理邏輯是什麼？

　　 貝森特這就像沃倫·巴菲特説的那句名言：「第一條規則，不要虧錢。第二條規則，永遠別忘了第一條。」

　　核心的想法是，你得靠賺到的錢，去換來承擔更大風險的資格。

　　不管是玩西洋雙陸棋、撲克牌還是橋牌，你下注之前一定要看清自己手上有多少籌碼。

　　如果你帶着一萬美元坐到牌桌前，而這是一切家當，你下注的方式肯定跟你手上有三萬美元的時候不一樣。

　　這其實就像安妮·杜克在《思考賭注》那本書里講的，你得根據自己的底牌和當下的資金狀況來決定該冒多大風險。

　　 塞迪斯你剛剛提到，每年年初你都會「重置籌碼」，這會對投資策略帶來什麼影響？

　　 貝森特這是我一直堅持的一個紀律。每年到了12月，我都會重新評估持倉，尤其是做貨幣交易的時候。

　　有時候你在12月的表現特別好，趨勢很順，行情也站在你這邊，收益很亮眼，這時候交易員、風控團隊或者其他人可能會説：「現在已經12月15日了，我們該開始減倉了。」

　　而我內心可能還會想：「哎呀，這波行情説不定到了1月還能繼續漲。」

　　但回頭看，每次我在年底把倉位降下來，結果幾乎都是對的。因為市場總會有反向波動，過了年，情況就會變。

　　 塞迪斯你如何在風險管理中確保即使在一個大倉位上犯錯，也不會被市場淘汰？

　　 貝森特這正是關鍵所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父親的風險管理能力很差，所以讓我變得特別謹慎。如果我對風險的態度更開放，也許我今天會更富有，但也可能正是這種謹慎讓我走到了今天。對我來説，風險管理的核心在於：「狼永遠在門外。」

　　但我確實很相信 EBS 對風險的定義：風險 = 概率 × 嚴重程度。

　　比如我們現在在考慮中國市場時，我會問自己：有多大概率你會突然一天把所有錢都虧光？

　　會不會發生類似俄烏戰爭那樣的黑天鵝事件？俄羅斯股市當時一天之內就跌了 95%，這在事前是很難想象的。

　　所以永遠都要看兩個維度：概率，和嚴重性。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流動性怎麼衡量？你以為你有對衝，但到關鍵時刻，資產之間的相關性會突然歸零，原本以為能抵消風險的頭寸根本不起作用。

　　我自己的風險控制有一條經驗：你可以集中，但不能又集中、又缺乏流動性、還加槓桿。我的做法是寧願保持流動性好，然后再適度加槓桿。

　　我一直儘量遵守一套紀律，比如我的投資組合中，有一部分必須能在24到72小時內撤出。

　　 塞迪斯你職業生涯中做過兩次當時規模最大的對衝基金啟動：第一次是Bestin Capital，規模10億；第二次是Key Square，啟動時45億。但我們知道，宏觀對衝基金特別難長期維持下去。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貝森特你這個觀察非常好。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拿棒球的泰德·威廉姆斯和貝比·魯斯來做比喻。

　　泰德·威廉姆斯打擊率高達四成，他甚至能看清棒球縫線的旋轉，年復一年都表現穩定；而貝比·魯斯就不一樣了，他打擊率並不高，但他擅長轟出全壘打，那種一棒定勝負、改變比賽走向的能力，持續了幾十年，堪稱「揮棒之王」。

　　很多宏觀投資，更像貝比·魯斯，而不是威廉姆斯。

　　問題是，投資人往往沒有耐心。你哪年業績爆了，他們蜂擁而入；之后哪年回落了，他們又一鬨而散。就是這麼循環往復。

　　我們現在算是摸索出了一個適合自己的模式。我們有一個主基金，投資人是家人、朋友和一些長期出資人，他們更看重三年維度上的表現，而不是短期波動。

　　有一份共同基金的研究報告指出，對於資產配置人來説，最有效的策略是：當你信任某位基金經理時，在他們大賺一兩年之后，反而應該「減一點」；而他們低迷時，你反而要敢於加碼。

　　在我過去的經驗中，那些在我們表現不好時敢於加倉的投資人，最終得到的回報反而是最好的。

　　我們現在還做了一件事，就是跟很多大基金保持關係：我們會不定期、可能是一年一次，也可能是三年一次，向他們提出一些「特別大的投資想法」。

　　我們會為這種機會設立一個SPV（專項投資結構），在那個項目上加槓桿，一旦這筆機會結束，我們就把資金退回去。

　　未來半年到1年，市場的關注點和機會

　　 塞迪斯我一直跟別人説，你是我認識的人里，最像能提前半年讀懂報紙的人。現在你在想，接下來六到十二個月可能會發生什麼？

　　 貝森特哈，我也想誇誇你，畢竟好的同事很重要。你當年給我的提醒就很中肯，我有時候看得很準，卻沒有建立倉位。你能一針見血地將這點指出來，對我幫助很大。

　　（聰投注：前面貝森特講過在尚未迴歸索羅斯基金之前，曾加入了Protege Partners，而當時特德·塞迪斯是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之一，他曾於2002年共同創辦 Protege Partners，並擔任投資負責人多年）。

　　我也常常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我真能提前拿到「未來六個月的報紙」，我真的能一眼看出該怎麼做交易嗎？

　　比如：如果有人告訴你，「以色列的戰爭還會持續一年」，但油價卻會更低，你會知道該怎麼做嗎？其實也未必。

　　這類結論並不是直覺上那麼顯而易見的。

　　我們現在面臨一個7%的財政赤字。在傳統理解中，這種情況下利率應該會大幅上升，但我們卻看到所謂的「華麗七巨頭」大漲，科技板塊也在形成泡沫。

　　所以，關鍵不只是判斷會發生什麼，還要考慮未來新聞頭條可能寫什麼內容，以及你選擇的投資工具是否合適。

　　我認為，接下來幾個月的市場走向，很大程度上會取決於美國大選的結果。

　　如果最終是共和黨勝出（我希望如此），同時拿下總統、參議院和眾議院（即「三權全掌」），那可能會出現一個增長衝擊，市場情緒會明顯回暖。

　　而這時候，美聯儲此前的「超級降息」（2024年9月份）可能就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希望他們不要被迫再加息，否則會嚴重損害聯儲的信譽。

　　另一種情況是，如果副總統哈里斯當選，那麼大概率會形成一個分裂政府（總統歸民主黨、國會歸共和黨）。共和黨可能拿下參議院，而我們依然要面對這個持續擴大的 7% 財政赤字到底該怎麼辦的問題。

　　我強烈的感覺是，中國現在採取了一些短期戰術動作來穩定經濟。但其領導人跟過去我們熟悉的中國領導人是完全不同的類型，過去十多年，中國實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或「帶有資本主義特徵的共產主義」。

　　再説回市場，我認為我們正處在一輪黃金的長期牛市之中。我們能看到各國央行正在不斷增加黃金儲備。我一直密切關注這一趨勢，黃金也是我當前最大的頭寸。

　　就連我自己前幾天也被波蘭央行的公告驚到：他們表示希望把黃金儲備佔比提高到 20%。

　　在我職業生涯中，有些最成功的投資，都是出現在這種情形下：當一個政府、一個管理層或一項政策正以每小時90英里的速度衝向一堵牆，你通常會假設他們會踩剎車轉向。而這種政策轉向，就是我們最大的投資機會來源。

　　當然，也有幾次，我親身在車上，結果他們真的撞上去了，那就不太好受了（笑）。

　　但總的來看，我做得最成功的幾筆投資，都是在提前察覺到即將發生的政策轉變的時候。

　　有句里根時代白宮里的話我很喜歡：「政策就是人事，人事就是政策。」

　　無論是企業高管還是政府官員，説到底都是人。他們希望被人認可；如果是民選官員，他們還要考慮歷史會如何評價自己。所以，他們其實很容易受到外部壓力的影響。

　　只要你長期關注他們、保持持續對話，其實是可以察覺出，他們什麼時候真的準備踩下剎車。

　　而這本身也是一種很好的風險控制手段。因為往往當系統已經失衡到極致的時候，你反而能找到特別好的入場點。

　　 塞迪斯那除了中國之外，你現在還有特別關注哪個市場？

　　 貝森特我特別關注日本。我認為那里可能會出現一個結構性的長期牛市，是當前全球市場中少數幾個值得關注的長期機會之一。

　　安倍當時的政策非常好，同時也帶來了穩定性。可惜的是，他遇刺時了，否則我相信他還有機會迴歸。現在的日本政壇可能又要回到那種首相輪流坐莊、頻繁更換的局面。

　　至於歐洲，那邊情況更復雜，我覺得在政策、去工業化進程，尤其是政治層面，都是一大問號。

　　我預測在接下來的18到24個月內，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將成為法國總統。因為左派的候選人實在太弱，選民反而覺得她更現實些。

　　歐洲現在的民粹政治浪潮，一方面是對貿易和移民的反彈，另一方面其實也和歐洲自身一系列錯誤決策有關。

　　看看德國的產業政策吧：他們選擇繼續把商品出口到中國；繼續依賴俄羅斯的能源；爲了照顧南歐國家而維持一個低匯率；關閉核電站，讓自己更加依賴俄羅斯能源……

　　而現在，反倒是南歐國家的經濟表現比德國還要好。我很想看看，接下來的幾年，德國這個龐大的工業出口機器會如何應對這種格局轉變。

　　 塞迪斯我知道你多年來一直是個非常低調的人，而最近，你被點名為如果特朗普當選后可能擔任公職的人選之一。我想先問一個問題：你是如何區分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你的投資職責的？

　　 貝森特這是個好問題。在我管理的基金里，我始終堅持一點，市場里不該有狂熱分子。

　　我現在所做的很多事，其實就是我過去35年一直在做的：地緣政治分析、宏觀經濟分析、趨勢研究。

　　我之所以選擇不再躲在辦公桌后面，是因為我真心認為，這次選舉將是一個關鍵的抉擇。它將決定我們國家是否還能靠增長來擺脫債務負擔。

　　而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通過放松監管、能源獨立、強化美國的主導地位，再加上一個真正以增長為導向的思維，我們是有機會走出困境的。

　　我非常堅定地認為，這可能是我們最后一次靠增長化解危機的機會。我也相信，我們正處在一場大重組的中間階段，在全球政策和全球貿易層面，類似於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再造。

　　這其實是我當年在耶魯教過、也是我一生都在研究的東西。我希望能參與其中，無論是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第三點，我覺得現在這個重組后的共和黨，是一個面向未來的政黨。它是一個工人階級和商業階層融合的新聯盟。

　　我很在意這些新選民能否被好好對待。

　　我自己小時候，家庭條件很不錯，但后來父親的失敗讓我們一度失去一切。如今我重新站了起來，所以我對經濟焦慮這種感覺是有切身體會的。

　　我希望這些人羣，尤其是普通勞動者，未來的生活能真正好起來。

　　 塞迪斯這次訪談播出時，大概率兩個黨派中會有一個勝出。如果特朗普贏了，你會去做什麼？

　　 貝森特我現在所做的一切，就是爲了確保他能贏。如果他輸了，那我沒有其他計劃，一切止於11月5日。

　　關於人生，一些重要的問題

　　 塞迪斯好，那我想問幾個輕松一點的問題。除了工作和家庭，你現在最喜歡的愛好是什麼？

　　 貝森特這個隨着年齡的增長也變了。我記得我們之前共事那會兒，我還在做鐵人三項。

　　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你正經歷中年危機，千萬別去搞鐵人三項——我現在已經換了兩個人工髖關節（笑）。

　　現在我重新找回自己喜歡的休閒方式，傾向於做一些適合長期堅持的運動，比如遠足、散步或者打高爾夫。

　　 塞迪斯有沒有什麼是大多數人不知道的關於你的事情？

　　 貝森特可能20年前我會選擇從政或者參軍。只是……我作為一個同性戀者，生得太早了。

　　 塞迪斯那你覺得，身為同性戀這件事，對你的生活和職業生涯有影響嗎？

　　 貝森特影響很大。

　　1980年，那年我拿到了美國海軍學院的錄取通知，那是一條免費讀書的路子，我們當時已經沒錢了。但我最終沒去，而是選擇了耶魯。

　　耶魯對我很好，我打了三份工，暑假也在工作，最后熬過來了。也許潛意識里，我選擇進入資產管理行業，是因為這里更公平，數字就是數字。

　　這不是個銷售行業，你不需要靠住在格林威治、在鄉村俱樂部混圈子來拿到客户的委託。我一直覺得，你的盈虧（P&L）纔是最好的保護傘。

　　如果還能補充一點的話，我可能是你見過的最量化的人，但同時也是最信教、最迷信的人之一。

　　我不覺得這兩者是矛盾的，雖然很多人會這麼看。我會禱告，也隨身帶着一隻兔腳（象徵幸運），希望我的量化模型是對的。

　　 塞迪斯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麼？

　　 貝森特特權感。我不反對有人擁有資源或出身好，但只要一個人表現出那種「理所當然」的態度，我就會特別反感。

　　 塞迪斯哪兩個人對你的職業生涯影響最大？

　　 貝森特斯坦·德魯肯米勒，他可能是史上最偉大的投資人，從沒虧過一年。但他不僅是個頂級投資人，還是個很棒的導師、家人角色、也是一個真正有慈善心的人。

　　還有就是拜倫·韋恩（長期擔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國投資策略師，並在退休后加入黑石集團擔任副董事長和資深顧問，他最廣為人知的傳統是每年發佈「十大意外預測，列出那些市場普遍低估但他認為可能發生的事件）。

　　他沒有孩子，但他把我們這一代人當成自己的學生。他指導我們，批評我們，真的是非常珍貴的一種傳承。

　　我印象最深的是 2016 年那次大選，特朗普當選后的第十天，我和拜倫一起吃午飯。我問他怎麼看。

　　他説：「我先告訴你我的政治立場，特朗普贏了那天晚上我哭了。但我現在覺得，市場要漲瘋了。」誰能做到這樣？！（只能説，情感歸情感，判斷歸判斷。這就是投資的境界。）

　　 塞迪斯你人生中聽過的最好的一條建議是什麼？

　　 貝森特你必須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你永遠不知道變化什麼時候會來，但你得隨時準備好去應對。

　　你還得準備好「撞上好運」，也就是説，如果你事先做足了準備，一旦那個關鍵事件真的出現了，你就能把握住。

　　還有一點是，我從不為短期賺錢去做事。我總是在想，從長遠看，這件事是否值得投入？是否讓我持續有熱情？

　　而且，很多時候真正的大金礦，其實都藏得比較遠。

　　 塞迪斯你人生中學到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什麼？哪件事是你希望自己早一點明白的？

　　 貝森特長期關係纔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有一個大學室友，我們從17歲認識到現在，經歷了彼此的婚姻、離婚、孩子出生……這些貫穿一生的朋友和關係，纔是人生最寶貴的財富。

　　你之前問我，重新回到索羅斯基金是什麼感覺？我那時候是整個212區最受歡迎的人（笑）。

　　甚至我在2005年退休時，還有像ISI的埃德·海曼（Ed Hyman）這樣的人對我説：「斯科特，我們會把你留在郵件列表里，因為聰明人從不會真正消失。」

　　現在，我每天還和斯坦·德魯肯米勒通電話，也還在和尼科·羅迪蒂（Nico Roditi，以高勝率的宏觀交易著稱，是索羅斯團隊中極少公開露面、但內部極度信賴的核心人物之一）保持聯繫。

　　所以當我成為57 街（紐約投資界）的焦點人物時，我明白，那些浮華的熱度其實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一直在你身邊的人：是他們在你低谷時拉你一把，在你得意時提醒你別飄。

　　我們一起共事時，你也做到了這一點，我希望我也曾為你做到同樣的事。

　　説到底，人生的關鍵是：保持平衡，身邊有一羣能讓你保持冷靜和清醒的人。

　　 塞迪斯確實如此。斯科特，太感謝你今天的分享，也祝你接下來無論走向哪里，都順利如願。

　　 貝森特謝謝你，特德。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於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並不意味着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

責任編輯：何俊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