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經濟發展的目的是讓民眾過得更輕松、更體面

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近些年始終着力於人口經濟學的研究，目前已著有《中國人太多了嗎》《中國夢呼喚中國孩》《人口創新力》《永生之后》《創新主義》等書。梁建章不斷呼籲超預期的生育政策，曾在公開場合強調，有人才能有一切。他率先從攜程自身做起，將人口福利政策應用到公司運營當中。自2022年2月起，公司允許近三萬名員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辦公。2024年，攜程有近900位「程二代」誕生，並宣佈將推出子女陪護假政策，為家有18歲以下孩子的員工提供3天帶薪假期，2025年4月起實施。近日，梁建章獲選爲《商業周刊》年度人物。

您在2010年就開始呼籲關注中國人口問題，2012年，您和北大社會學系的李建新教授共同出版了《中國人太多了嗎？》，是中國出版的最早批評一胎化政策的書籍之一。在中國知網，您關於人口經濟學引用和下載最多的一篇文章是在2015年所寫的「人口危機挑戰中國 放開生育，刻不容緩」。對於人口研究的動力和洞見來自哪里？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的對您在人口研究的影響有多大？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研究人口經濟學的緣由。2007年，我決定卸任攜程旅行網CEO，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

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了兩個事實：一是由於中國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未來幾十年的人口結構將發生巨大變化，最明顯的是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了；二是對於中等以上發達國家來説，國家的創新能力和國內年輕人口的比例密切相關，老齡化將嚴重影響一個國家創新創業的能力。

如果不能儘快放開生育，就可能危及到未來發展。

2011年至2012年，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后，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教授的指導下從事人口政策研究工作。貝克爾教授非常樂於幫助年輕學者，我在人口政策改革方面的諸多思想、觀點，就是在和貝克爾教授多次交流后逐步形成的。

從2012年到現在，我作為第一作者或者主編，出版了幾本有關人口問題的學術書籍，包括《中國人太多了嗎？》《中國夢呼喚中國孩》《人口創新力》《人口戰略》等，后來還出版了與人口問題相關的科幻小説《永生之后》，並首次作為哲學概念提出了《創新主義》。這些書籍在網上都有售，各位讀者如果對人口問題感興趣，可以去讀一讀。

作為一名在線旅遊平臺的創始人，為什麼您會如此關注人口問題？

我認為，人口問題是當今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人口眾多，而中國未來最大的危機將是新生兒越來越少。

人口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最重要的基礎性因素，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但由於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所以很多人都沒有認識到人口問題的重要性。甚至，限制生育政策還把中國人口眾多這個優勢當作劣勢來消減。

在幾十年來一面倒的「中國人口太多」的計生宣傳下，很少人意識到中國真正的危機是人口萎縮。中國人口在2022年開始出現負增長，進而進入數量下降的漫漫長路。

雖然人口多並不直接指向國家的強大，但人口長期不斷萎縮則一定預示着衰亡。一個文明或種族，不論其科學、文化或社會發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方面長期處於劣勢，最終必將走向沒落。西方社會精英對此非常清楚，十九世紀的西方社會學之父孔德就曾斷言，「人口即命運」。

因此，我向大家介紹人口經濟學，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介紹人口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二是破除廣為流傳的人口誤區，進而推動人口政策的早日轉變。

您曾説，21世紀人類社會最大的事件是人口增長逆轉和中國崛起，如何看待這二者的關係如何？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和勞動力市場有何影響？目前的政策刺激還是否充分，還需要在哪些方面發力？

中國已經陷入嚴重低生育水平，未來人口的極度老化和急劇萎縮難以避免，其后果是經濟長期低迷、創新力受損，國力衰退甚至導致中華文明式微。要扭轉少子化趨勢，就需要加大生育支持的政策力度，切實減輕生育成本，讓普通家庭生得起，養得起。

生育支持政策所需要的財政支出總額，估計要達到GDP的5%-10%左右，甚至絕對量10萬億的規模。上一次經濟危機（2008年）我們發了4萬億，很大程度上就把經濟拉了上來，當時的4萬億，十幾年前真的相當於現在的10萬億。10萬億相當於我們GDP的不到10%。但這是必須的。因為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已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也就必須要推出世界上力度最大的生育支持政策。聽起來很多錢，但是非常有必要，可以承擔，而且有很好的短期和長期的回報。

孩子是當前中國經濟最好的投資。中國正面臨生育率下降、消費疲軟、產能過剩等問題，恰恰可以通過給有孩子的家庭發錢來刺激經濟，形成一舉兩得的效果。短期來説，補貼生育的福利支出有助於擴大消費、增加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發展。長期來看，補貼生育有助於提升人力資源、改善養老體系，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提振中國的創新力和綜合國力。只要積極投資孩子，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中國經濟長期的增長前景將依然看好。

我一直提的鼓勵生育的福利措施，首先從錢的角度，一個是錢，一個是時間。從錢的角度，可以通過國家發的現金、減税跟購房補貼的幾個方式。現金，每個月孩子撫養的成本可能幾千塊錢，根據家庭孩子的數量，1000到6000塊錢，每個月發一個補貼，但是鑑於現在我們要快速提振需求的形勢，建議可以一次性地對於每個新出生的孩子發10萬塊，我覺得這是一次性的補貼，可以快速提升，再加每個月發。這對於小城市或者收入一般的水平家庭，這個力度還是夠的，但是對於大城市、生活成本比較高，收入也比較高的羣體，這個還是不夠的。對於大城市的撫養孩子成本比較高的家庭，我覺得可以通過減税跟免税的方式，因為家庭的孩子未來對於社保和國家税收有貢獻，我們可以返還一部分税收給育兒家庭，二孩家庭返還一半，三孩家庭全部返還，在一定的限額範圍內。還有在大城市的購房成本比較高，如果你多了兩個孩子可能多買10平方米，20平方米的房子，上百萬的成本，可以通過低息或者無息的貸款給予補貼，綜合的手段可以拉動一萬億、兩萬億的消費提升。還有把孩子相關的醫療服務納入醫保，包括輔助生育的醫療費用的報銷。

金錢只是一個方面，時間的傾斜更重要。因為家長處理金錢上的付出，時間上的付出，尤其是母親她要休息一段時間，輔導孩子功課，孩子的接送，等等等等，我們都知道養育孩子是一個非常花時間的事情。怎麼樣把社會更多的時間成本減負呢？第一建設更多的託兒所。因為託兒所的服務是負擔很高的，家庭是負擔不起的，國家在這個地方花錢也是增加育兒嫂的就業。

二是提供男女平等的產假，增加產假。鼓勵企業讓員工，尤其是有孩家庭的員工能夠靈活在家辦公，像攜程允許一周有兩天的時間讓員工可以在家辦公。還有一個很值得提倡的，就是給孩子跟家長多放一些假，比如説春假、秋假。每個孩子可以在春天、秋天多休一周的假，家長可以利用這一周的時間陪着孩子去郊遊、旅遊的活動，這是有助於整體讓家長有更多時間陪伴孩子的。這個假期也是應該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儘量休不同的時間，不要大家都擠在一起，像黃金周一樣，可以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去消費和度假的機會，等等。

今年攜程集團宣佈針對全球員工的生育補貼，效果如何？育兒補貼是中國財政政策發力撬動需求的另一個有效方式，全面發放生育補貼會成為可能嗎？據彭博經濟研究估計，截至2024年底，中國16歲以下人口有2.48億。其中二孩人數為1.08億，三孩及以上人數為2300萬。如果對多孩家庭的非一孩子女每人每月補貼500元人民幣（相當於全國家庭人均支出的20%），每年的補貼支出為7850億元人民幣。這相當於2024年一般公共預算計劃支出的3%左右，負擔並不算重。

攜程在家庭友好政策方面實施了諸多具體措施，如生育補貼和混合辦公政策。2023年，攜程正式發佈針對全球員工的「程二代程長禮金」生育補貼政策：所有在公司工作滿三年的全球員工，每個新生兒都可獲得50,000元的補貼。該計劃預計總投入約10億元，以鼓勵員工生育，構建生育友好氛圍。經過一年多的實施，已有數百名員工符合條件領取這筆資金。未來，我們希望這一政策能惠及更多員工。儘管這對公司來説意味着每年上億元的額外支出，但我們認為這是可以承擔且值得投資的舉措。攜程旨在成為一個榜樣，以引起政府和社會對人口問題的關注。

談到人口問題不得不提馬爾薩斯，您曾在2023年寫過「中國糧食安全報告」，馬爾薩斯陷阱的幽靈還會到來嗎？

馬爾薩斯理論的主要論點可以表述為：

•技術進步→經濟發展→收入提高→生育率提高；

•人口增長→人均土地下降→人均收入下降。

馬爾薩斯認為，技術進步可以帶來短暫的人均收入提高，但是收入提高的人很快會生育更多的孩子，人均土地會減少，農業生產率就會降低，從而抵消了原來的人均收入的增長。因此，技術進步的長期效果，只是增加人口，並不會帶來人均收入的提高。

在馬爾薩斯理論被提出的18世紀末，正值工業革命剛剛起步，因此，當時的人們在總結歷史規律時，觀察視角主要集中在農業社會。然而，馬爾薩斯理論已經完全不適用於現代經濟的發展規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套理論忽略了創新對於現代社會的重要影響。

站在今天的視角會發現，農業已經在現代經濟中處於一個非常次要的地位。在發達國家中，農業所佔的比重不到5%，如今在中國，農業所佔的比重也不到12%。現代經濟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工業和服務業的技術創新速度比農業技術要快得多，遠遠超過了人口增長的速度。

壓倒馬爾薩斯理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后，並沒有像馬爾薩斯理論一樣生育出更多的孩子。實際情況完全相反，所有國家，隨着收入的提高，幾乎無一例外地經歷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過程，而且一旦達到中等發達水平（人均收入為4000美元），生育率就會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一旦達到10000美元，很多國家的生育率甚至降到了不可持續的1.5以下。因此，當代的經濟和人口學家，都認為馬爾薩斯理論只適用於前工業化社會，或者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最為貧窮的非洲國家。

中國當前的養老保障體系面臨哪些挑戰？您認為應該如何改進以適應未來人口老齡化的需求？與此同時，在中國，城鄉之間在養老資源和服務上存在差異。您認為應如何縮小這種差異，確保所有老年人都能獲得適當的養老服務？

老齡化是指60歲以上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出生率下降，使少年兒童的人口數量和比重減少，老年人口的數量和比重相對增加。二是老年人口壽命延長，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齡化。

壽命延長是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進步的結果，追求健康長壽是人類共同的願望。因此，壽命延長帶來的老齡化是好事，體現了社會進步。隨着預期壽命的增長，健康預期壽命也會增長，其佔整體壽命的比例基本是恆定的。因此，只要充分發揮健康人的潛能，社會負擔並不會因為整體壽命的延長而大幅增加，應對方法是逐漸延迟退休年齡。 

而少子化帶來的老齡化則是壞事，是真正的危機所在。少子化不僅會拉昇老年人口所佔的比例，使社會失去活力。而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於更替水平，人口規模將持續萎縮。其后果是技術迭代趨緩，經濟先停滯后萎縮，社會進一步內卷，整體國力大幅下降。在這個過程中，人口將加速向核心城市集聚，而大量農村和中小城市將蕭條甚至被廢棄。因此，我們面臨的人口問題與其説是老齡化，不如説是少子化。

根據育媧人口發佈的《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的低預測，2032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將超過20%，2046年將超過30%。在撫養比方面，2050年老年撫養比上升到54.26%，2100年老年撫養比上升到161.89%。也就是説2050年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需要撫養54個老人，到2100年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需要撫養162個老人。撫養比的上升，特別是老年撫養比的上升，會給養老金和醫療支出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而這又必然會導致更高的税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齡。 

也就是説，爲了應付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政府只能提高税收或者減少福利（包括延迟退休年齡）。中國在2024年9月出台了漸進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齡的政策。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養老金壓力，但無法從根本上應對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萎縮給經濟、社會、科技各個方面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應對老齡化問題的根本措施是提高生育率。

根據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以及人均壽命將進一步延長的趨勢，未來數十年內，中國的老年人口將大幅增加。這將導致財政中用於老人醫療和社會保障的支出迅速擴大，而爲了支付老齡化帶來的日益上升的社會撫養成本，工作人口面臨着越來越沉重的税負。如果社會資源都向老人傾斜，則年輕人的負擔過重，影響創新力。 

也許有人會説，很多老年人可以靠自己的積蓄，如房屋和投資，而不是政府來養老，所以不會造成社會負擔。這個觀點從宏觀來看是完全錯誤的。不論何種方式養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創造的物品和服務來支撐老年人的生活。

一般來説，產品和服務並不能保存幾十年。比如，一個年輕人今年生產了一萬公斤糧食，但他消費不了這麼多糧食，因此他打算把一部分糧食儲藏起來，等他老了再吃。但等這位年輕人老了之后，他吃的只能是當時的勞動者生產的，而不是他幾十年前儲藏起來的已經變質的糧食。 

當然有些資產可以積累起來，老齡化社會的資產的回報會下降很快。例如房子的租金回報會下降很快，因為未來年輕人減少，房子會租給誰呢？企業的利潤股票的回報也會下降。所以要通過收租金或者股票分紅來養老的難度也會大幅度增加。對外投資養老是否可行呢？對外投資有助於避免本國經濟相對萎縮對養老的不利影響，這本質上是讓其他國家的年輕人給本國老年人養老。但對外投資，宏觀上會導致國內資本大量流失；況且，中國體量太大，沒有哪個國家撐得起給衰老的中國養老的責任。 

結論是，大部分人還是會依靠社會的養老體系，也就是説由那個時候的年輕人的税收來養老。那時的年輕人的負擔就會大幅度加重。這個放在家庭很容易理解，如果一個幾代獨生子女家庭，壽命達到90多歲以后，就會形成8:4:2:1的結構，2個年輕人面臨需要養12個老人，這不是危言聳聽，中國現在的生育率已經跌到1，一對年輕人就是會面臨這種倒金字塔的形狀。未來的養老負擔會急劇上升，這對於社會經濟的壓力和活力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所以，少子化對於未來的中國經濟可以説是有非常嚴重的害處。體現在養老體系難以為繼，年輕人的税收負擔會不堪重負。少子化更大的危害是人口規模的減少和年齡結構的惡化導致的創新力嚴重受損，從而導致經濟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受損。日本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日本九十年代出現科技的拐點和少子化有着密切關係。而中國現在的生育率比日本還要低很多。中國要避免重蹈日本經濟的覆轍，要出臺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以提高生育率。

怎麼看人工智能對人口增長的影響？隨着人工智能以及設備的不斷迭代，科技的便利也會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生育的動力是否會越來越低？控制論之父羅伯特·維納( Norbert Wiener )在1950年《人有人的用處》從控制論的角度探討了人類在機器世界中的角色和價值，強調了人類在創造力、情感和社交能力等方面的獨特優勢。

這個問題，我在一則視頻里解讀過，那就是「AI時代還需要那麼多人嗎？」結論是，AI時代很多重複性的勞動肯定是會被機器和AI取代。但人剩下的工作會是一些什麼樣的工作？就是創新的工作。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會投入創新的工作。而且創新會是決定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財富創造的能力。

未來要麼就是使用這些機器人、AI工具的這樣一種重複性的日常行的工作，另外就是創造這些創新型工具的，誰去做人工智能系統，誰去創造這些機器人，誰去做這些科研的工作。

未來越來越多的人會從事后一種工作，創新型的工作。而且一個國家的財富是由它的創新力所決定的。如果一個國家不是創新的中心，那它就是一個使用工具的國家。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在全球分財富的蛋糕的這樣一個體系里面，它分得的蛋糕就會很小。反而如果你是創造工具的，你是一個創新中心，它就會主導這個世界的發展，也會成為遠遠更成功、更具有財富創造能力的這樣的有錢的人。

創新對技能的效果，在AI時代它需要多項技能，因為創新其實是不同知識的組合。其實涉及的領域越是廣，你越有這樣的機會。比如説我們做旅遊，互聯網就要懂技術，也要懂旅遊，也要懂人性，要懂營銷等等，這樣一個廣泛的知識反而能夠創造出一些獨特的產品形式，創造力會更強。

現在的AI技術使得一些技能型的工作，它的要求會降低。以前沒有計算器之前我們還要手算，有計算器以后，學校里做多位數的乘法，其實知道怎麼做就行了，不需要一個個去練習很多的計算。我們現在也是，我們現在有AI可以畫圖，當然一些技巧性的工作不用學得那麼精深了。

AI是語法拼寫都完全可以幫你做掉，那英文的語法和拼寫就不是那麼重要了。但是你要AI做事，你更重要的是提問題。提問題，把一些不同的知識能夠啓發性地連連接在一起，這需要更廣泛的知識。所以對我們的教育系統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這樣備考的，純粹爲了高考去刷題的，這是非常無效的。因為計算機，未來AI做題目會比你做得更好。但是你要去理解更多的知識，去做這樣的連接，會成為更加重要的一種技能。

我覺得未來肯定有普遍更多的閒暇時間。大家因為有更多的時間或者更靈活的工作方式，你可以選擇工作四十個小時，也可以選擇工作六十個小時，如果你願意的話，當然也可以選擇工作二十個小時。這我覺得應該是更加靈活。 

更多的閒暇時間，你可以去學習更多東西，或者去旅遊，去經歷不同的東西。但是同時，更多的這樣一種經歷也可以給你更多的創造性的靈感。

您曾説縮短工作時間或成提升生育率的關鍵，日本東京都政府將允許其員工每周工作4天，以扭轉日本的低出生率，德國也開始了這方面的實驗，結果顯示，員工每周平均睡眠時間增加38分鍾，身體活動量也有所提升。這種經驗值得在中國實施嗎？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用更少的勞動付出，獲取更大的經濟產出。在給定閒暇/收入偏好下，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社會平均工作時間理應不斷下降。

攜程集團自2022年2月起，允許近三萬名員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辦公。這種「3+2」的靈活辦公模式不僅未降低工作效率，還顯著提升了員工滿意度。混合辦公模式降低了員工通勤時間，有助於他們靈活安排工作和家庭事務，更為有子女的員工提供了更多陪伴子女的機會，緩解了他們的育兒壓力。希望這一混合辦公模式可以在更多用人單位得以推廣。

此外，我們也建議在部分有條件的用人單位試行四天工作制。例如，可以在符合相應法規的條件下，讓員工根據需要將5*8工作制改為4*10工作制。然后根據實際情況，再決定是否進一步推廣。我國於1995年實行的雙休制，極大地的豐富了中國民眾的周末生活，促進了內需和消費，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了緩解了當年國企員工下崗造成的就業壓力。

目前我國面臨的經濟環境與1995年有很大的不同，但嘗試四天工作制依然有積極的意義。即使維持總的工作時間不變，四天工作制相對於五天工作制，能顯著減少通勤時間，也能讓在職者擁有更多的整塊閒暇時間。更重要的是，工作時間過長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越來越內卷的特徵之一，為輿論廣為詬病。在一定範圍內試點並推廣四天工作制，可以檢驗其實際影響，也有助於改變工作時間的參考基準，形成一定的示範性效應，給社會傳遞工作時間需要縮短的觀念。

長遠來説，隨着技術水平的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會進一步提升，人們根本不需要工作這麼長時間，因此可以把工作時間進一步縮短，從每周五天工作制縮短到四天制。目前冰島已全面實施四天工作制，日本和西歐國家也有一些企業試行四天工作制。技術進步對應的是效率的提升，意味着社會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投入來獲取更大的效用滿足。工作只是爲了獲取效用的代價，這種代價當然是越小越好。如果人工智能能夠取代人類的許多工作，那麼，人類就可以適當減少工作時間，從而有更多的時間生育和養育孩子，從事創新方面的工作，或者純粹去享受生活。歸根結底，經濟發展的目的是讓民眾過得更輕松，更體面，而不是更辛苦，更不是去做世界的工蜂，以放棄繁衍的代價來貢獻自己的勞動。

您曾説，生孩子也是一種創新，一個國家的創新和人口是否存在必然關係？未來十年，人口這一變量對創新的影響會有多大？

在《創新主義》中，我也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觀點：「生孩子也是一種創新」。創新和傳承的另一層含義是人類自身基因的創新和傳承，每一個孩子的基因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每個人的誕生都是一種創新。有可能你的孩子現在看起來很平庸，但是隻要他還有后代，后代還有后代，那麼你的后代的數量就會指數級增長，説不定未來在你的后代里會誕生偉大的科學家。

舉一個很容易理解的例子，如果一個人能夠留下后代，而后代平均生兩個孩子，那麼30代以后最多可能有10億個后代（2的30 次方是10億多）。從基因學的證據看，有些先人留下了幾百萬甚至超過千萬的后代，一個普通的宋代先人留下了幾十萬后代很平常。因此，只要你留下了后代，1000年以后的科學家和政治家可能就有你的基因貢獻。人類祖先通過創新和傳承，締造了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大廈，以及80億的人類基因庫。

基因和模因的創新和傳承是人類發展的根本動力，這個觀點由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首先提出，並且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如果把人比喻為計算機，其硬件就是基因，軟件就是模因（想法），人類文明既需要基因的創新，也需要想法的創新。

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一方面需要知識的累積，一方面需要基因的累積。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口的大腦，可能承接不了大量的科學知識。人是創新和科學發展的重要支持，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如果中國是一個人口小國的話，會失去探索太空、各種前沿科技的機會，這就會導致創新減少、整體機會也減少。

還有從成就感、意義感的角度來講，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有一種本能，總希望留下一些永恆的東西。我們中國人説，要立功立德、流芳百世，其實創新就是這個概念，去做對后世有用的事情。而還有一種能夠永遠留下的就是你的基因、后代。這也是我所強調的，創新需要有「傳承」，而不單單只是做一件新鮮事。

為什麼人口對於創新這麼重要？現在能不能生更多的孩子，其實跟我們的自身利益是密切相關的。短期我們對中國經濟還是很樂觀的。但二十年后，到2040年以后，如果中國的競爭力和創新力下降，我們在世界競爭格局的財富分配能力就下降，人均收入就會受影響。

此外還有世界政治格局問題，我認為中國有着極強的研發能力，可以實現全行業的覆蓋。實現整個供應鏈的自主研發，做出同樣質量的產品。根源就是中國的人才跟市場規模足夠大。如果能夠保持我們現在人口的優勢，那對中國的封鎖就不可能實現。所以從安全和財富分配的角度，現在的年輕人也需要考慮生育。但這是一個囚徒困境。生孩子是為整個社會做貢獻，但從個人利益來説，花了太多的成本，影響了職業生涯發展。只有整個社會行動起來，公共政策上向年輕人傾斜，向創新的活動傾斜，向生孩子傾斜，纔有可能去避免這樣的困境。撰文/馬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