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只有成都才能拍出《哪吒》丨CityWork

成都有着一種獨特的「安全感」。

來源丨投中網

你或許已經習慣了在財經媒體的頭條里看到成都，這是一座高歌猛進的「新一線」。

在2024年度《新一線城市排行榜》里，成都完成了連續第九年蟬聯榜首的壯舉，身后是一連串頭有臉的名字，包括坐擁六小龍的杭州、在春晚大秀塞力斯超級工廠的重慶、被譽為城市投資標杆的合肥。而投中研究院在同年發佈的《2023西部地區私募股權和資本市場發展報告》顯示，自2018年以來註冊在西部地區的基金共進行3925筆投資，投資事件數量呈現波動增長態勢，僅在2019年出現過短暫下滑，並於2022年達到峰值，達到949筆。

這些數據被大量引用，人們通過梳理一系列政策發佈、當事人訪談、工商信息變更，反覆描述着一個兼具實用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行業趨勢：對經濟活動最敏感的投資人們，敏鋭地洞察到了新一線城市產業升級的「野心」，雙方一拍即合，決心共同開啟了全新的時代。

到2025年年初，這座城市又「贏」了一次，因為票房已破百億，還在不斷創造中國電影史新紀錄的《哪吒2魔童鬧海》，第一齣品方正是來自成都的可可豆動畫，影片里滿是三星堆元素和川普口音。導演餃子也是四川人，大學就讀成都的頂級學府華西醫科大學。

但作為在成都生活了小20年的居民，我對「新一線」這個詞的情感還挺微妙的。或者説，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所謂「新一線榜首」都是成都市民眼中的「笑話」。因為別看成都已經連續9年蟬聯榜首，但這份榜單的歷史也是9年。於是一個經典的江湖傳説始終流傳，人言這份新一線城市排行榜是「合作的產物」，兩者之間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關係。

在《哪吒2》還沒有橫空出世的時空里，如果要聊起成都的產業話題，作為生活工作在這里的人，聊起來似乎總是繞不過「西南柬埔寨」這個黑稱，繞不過「外包基地」這個行業定位，繞不過「千遊之城」外殼下「月薪4000」的窘境。

而我們這一期欄目正是直勾勾的奔着這些看起來很「拆臺」的關鍵詞而來，試圖弄清楚這些關鍵詞背后的成因、可能存在的誤解、目前的現狀，以及為什麼這些看起來不太體面的關鍵詞能夠支撐得起現象級的《哪吒》。

當然這也並不意味着我們這一期的討論很「喪」，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CityWork》到目前為止一共探討過四座城市，從哈爾濱到杭州、到合肥、再到上海，自我剪輯下來的感受是成都是語速最慢的一期——這個特點或許很適合回答我們為什麼深深的愛着成都這座城市。

本期研討會成員：過載喜劇脱口秀演員 蔡師傅；半導體、軍工賽道投資人 呂和糠；遊戲茶館創始人 王佳倫；投中網編輯 蒲凡

軍工、遊戲、文化，昨天、今天、明天

（03:09）

蒲凡：咱們今天的組合可以形容為「昨天、今天、明天」。比如呂哥，他的主要投資賽道是軍工。那為什麼他能在成都做這件事？就是因為「大三線建設」是成都的「昨天」，整個四川吃下了大量的重工業、軍工業轉移，這才為成都的軍工投資體系打下了堅實基礎。

佳倫老師的工作代表了成都的「今天」。遊戲是成都著名的名片產業，有「千遊之城」的稱號。在最巔峰的2013年，成都貨真價實地擁有上千家、正在研發或在運營的遊戲公司。這樣的產業集羣效應延續至今，一直助推着佳倫老師的事業，從一家遊戲行業的垂類媒體，逐漸拓展出了自己的孵化空間，偶爾還能投資一些小的團隊。

那麼「明天」，成都一直在強調自己「文創」「文化」的潛力，那就是蔡師傅的脱口秀生意了。

而且有意思的是，如今我們會默認脱口秀這些偏「娛樂休閒」的產業，與成都的城市氣質非常貼合，但實際上「休閒」曾經也成為過成都的「煩惱」，這一點從城市口號的變遷上可見一斑——成都擁有過很多城市口號，最近幾年是「雪山下的公園城市」，最出名的是張藝謀策劃的「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而在2007年曾經提出過一套「四破除、四樹立」口號，其中最后一條明確寫着「破除休閒觀念，樹立爬坡意識」。

翻譯成大白話，大概就是覺得成都人骨子里太過於休閒了，以至於有點耽誤生產力發展。

蔡師傅：對，因為我是2010年來的。來的第一周，我就給老師發郵件，説我到成都了，打算留下來，他的回覆是：你去那兒干嘛，那邊的人不上班的。

當然這可能是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常年遊學北美，回國之后又直接進入了大學任職，國內的生活不是那麼經驗豐富。不過他也來過成都，總共兩次，前后待了大概半個月。他説他觀察到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這座城市總能看到一幫年輕人——他強調是「年輕人」——在上班時間喝茶、打麻將，所以就留下了「這兒的人不工作的印象」。

「留在成都」，曾經是個艱難的決定

（07:39）

蒲凡：那既然聊到了「留在成都」的記憶，那咱們就按照「昨天、今天、明天」這個時間線聊起，大家當年為什麼來到成都，又為什麼決定留在成都？

王佳倫：我（留下來的理由）其實比較簡單，因為我是四川女婿。我也碰到了不少有類似經歷的人。

我在北京讀書，畢業后去上海工作。來到成都是公司準備在成都建分公司，派過來之后認識我現在的太太。當然那個時候還很年輕，還希望回大城市，所以實際上我們曾經搬回了上海，住了大概10個月左右。但一段時間下來，我太太很不習慣上海的生活，於是又橫向對比了幾座城市，最終就決定一起回來。

蒲凡：聽起來整個決策的邏輯很順，但實際上應該沒這麼輕松，因為是成都是真的「遠」。雖然高鐵已經這麼發達了，但是去全國任何城市還是遠，去廣州需要6個多小時，去上海坐高鐵需要12個小時。去北京就不說了，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去北京工作，預算有限只能坐綠皮火車，在車廂里少則48小時，多則經歷三個白天。久到我下了火車之后的頭幾晚都沒辦法好好睡覺，耳旁總會有哐當哐當的鐵軌聲。

第二難點在於，相比於北上廣這些一線超大城市，成都並沒有那麼多的職業承載能力，我過去積累的職業技能並不一定能幫助我順利紮根。

王佳倫：那時候確實整個產業基礎比較差，這也是我回來之后開始自己做個人網站，做站長，然后做聚會、做IT茶館的原因。

蒲凡：具體是哪一年？

王佳倫：2006年。總之我在上海的時候，做網站的或者創業者們總會自發地在周末聚在一塊交流，整個氛圍很好的，但來到成都發現沒有。所以我纔開始琢磨，要不自己來組織。並且最開始組織的那段時間里，會發現整個四川的互聯網產業都非常非常差，沒有任何一個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大的互聯網公司。

蔡師傅：2006年那時候有第四城論壇。

蒲凡：對，我很有印象。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熟悉這個梗，但是長期生活在成都的，尤其是做過廣告傳媒行業的，都很熟悉「第四城」這個標籤。因為有一段時間，成都很喜歡在品牌上喊出「北上廣成」或者「北上廣深成」，以至於那段時間有大量以第四城為名的產品或者組織。

王佳倫：但是它只是一個本地論壇。其他的就是一些垂直領域的網站，像建材網，還有個建築設計行業里比較有名的網站，叫ABBS。其實這個網站在垂直領域是非常出名的，但實在是太細分了。

蒲凡：那你是什麼時候有歸屬感的？覺得自己算是紮下根了？

王佳倫：那肯定就是結婚買房子，結婚證是在2008年8月8號領的，印象還很深。那時候《天府早報》策劃了一個活動，要收集成都市民的100張笑臉，剛好記者是我們鄰居，他也需要收集素材，於是就在春熙路給我們倆一人拍了一張照片，出版在當天的《天府早報》上面。

但這是一座允許我「原地踏步」的城市

（13:07）

蒲凡：蔡師傅作為一個廣西人民，為什麼不去廣州，而是往成都跑？

蔡師傅：我去過廣州。而且「北欽防」地區非常特殊，60年代才完全撥給廣西的，大家對廣州有一種天然的文化親和感，心目中的省會就是廣州，我離家出走的第一站也是廣州，根本沒考慮過南寧（笑）。

去了廣州，也曾經去過深圳，一路下來覺得也就「不過如此」，有點厭倦，就回到了老家。

蒲凡：「不過如此」這個評價怎麼來的？

蔡師傅：就是上學的時候老幻想着自己在摩天大廈里面辦公，每天擠電梯，太帥了。直到真正體會過后，才發現「就這樣」。於是我回到老家，老家開個酒吧，每天喝酒唱歌談戀愛——好死不死談戀愛談到了一個成都的女孩。當然我來成都也不是全都爲了她，我也想着換個地方。想了一圈，只有成都沒來過，於是就想來試一試。

有一個場景讓我動了「留下來」的念頭。當時我住在玉林，逛酒吧的時候，偶然遇到了幾個作家朋友。我看過他們書的，但沒見過面，很隨機地相識。更神奇的是，聊天的時候，他們叫來了另外一位朋友。他們説這位朋友是川美畢業的，他8年前畢業的時候什麼樣，他現在就什麼樣，沒變過。

不久之后，這位傳説中的朋友迎面走來。他穿得非常邋遢，腳上塔拉着一雙拖鞋叭嗒的就過來，乍一看就是那種沒有任何正經工作的人，但他的神態卻在告訴我，他活得很自在。

這次聊天讓我覺得，這座城市允許的生活方式或許更豐富一些，可能很適合我。

蒲凡：你的這段經歷讓我很有感觸。上一期我們在聊上海的時候，史炎老師説，上海的一個不變的內核，就是允許人們以各種喜歡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他把內核概括為「邊界感」。而剛纔聽了你的描述，我覺得成都也有自己的「邊界感」，並且這種「邊界感」和上海有着截然不同的內核——

上海的邊界感，是允許你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做到極致；而成都的邊界感，是允許你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斷的原地踏步。

我工作了20年還是一個小職員如何？我畢業10年，還是那副樣子又如何？

蔡師傅：我來的時候是2010年，和幾個哥們出去玩的時候，開的就是一輛奧拓，但很意氣風發，很明顯看到沒有自卑的底子，更多是自滿自足的感覺。

蒲凡：對，成都有個別稱叫做「奧拓之城」，因為作為全國汽車保有量最大的城市，大部分保有量就是靠奧拓這樣的廉價、乞丐版小轎車撐起來的。

呂和糠：成都話里有個詞叫「窮超」，很窮，但還是很超。

蒲凡：對，我也試着總結了一下，為什麼成都有這種「沉迷於原地踏步」的情懷？

地理因素應該很重要，成都是盆地中僅有的一塊平原，就像一個巨大的漏斗，48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資源會自然而然的往這方面湧，保證它窮不到哪里去。但是就像我剛纔感慨成都太遠了，這又決定了它不會成為風口首先匯集的地方，不會產生那麼強烈的財富效應，富也富不到哪去。

在這種情況下，「原地踏步」就是一個無奈也有點凡爾賽的狀態了。我可以永遠的停留在這一個狀態上，然后留下大把的時間可以浪費，可以聊天。

只要有「安全感」，就會有慢節奏

（19:53）

呂和糠：我雖然年紀比較小，但我到成都的時間可能比大家都早，三歲就跟隨父母的工作變動來到成都。

「故土情結」是件很奇妙的事，一旦你經歷過遷徙，與故土的聯繫就會淺很多，所以實際上我沒有刻意尋求留在成都。「留下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是一個職業規劃很明確的人，即使不在行業里最有名最頭部的公司，我也希望能儘可能地留在這個行業里。但在北京上海，我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最終在成都拿到了合適的offer，就只有留在成都了。

剛剛大家聊到「慢節奏」，其實所有大城市都有節奏感很慢的一面。我們經常説上海很卷，但它也有永康路，跟我們玉林的感覺差不多。我覺得城市的居民如果能獲得安全感，自然而然就會誕生出「慢節奏」。相應的，我們這種「漂」的人自然就會卷一點，因為你始終沒有安全感，你總覺得你和這個地方的聯繫隨時有可能被切斷，你就希望有更多的資產來保證自己的安全，你就必須得拼命工作，拼命證明自己。

蒲凡：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我們今天的錄製場地上。我們今天錄製的場地是火車南站、凱德天府。再往南都是成都新開拓的城市建成區，也正是大家眼中成都最像浦東，最像中關村的地方。我在想，你作為典型的老城區孩子，如今在南邊的金融城上班，你會有一種錯位感嗎？

呂和糠：我倒還好，2015年一畢業時候就到金融城了。但當時我約本地的同學一起吃飯，那位同學是土生土長的成都人，他說了一句，我是不會到你們華陽來吃飯的。印象太深了。

蒲凡：我也遇到過同樣一個梗，前幾年成都車展第一次放到西博城來辦的時候，我朋友圈里一位成都本地朋友發出感嘆，成都車展居然展到仁壽去辦了，我説你這麼説仁壽人很開心，天府新區的人可不開心了。

蔡師傅：是這樣的。近六七年我都住在雙流，我的那些鄰居，我把來這兒（火車南站）叫「進城」，他們叫去「成都」。

「躺」出來的「工程師天堂」？

（28:23）

蒲凡：所以我一直在想，成都人追求「休閒安逸」的另一面，會不會隱藏着一種被我們低估的不服氣呢？骨子肯定有一部分不甘心，覺得我們的東西未必就比你差。包括蔡師傅遇到的那些藝術家，他們之所以願意在玉林的小酒館里，以看起來很「頹」的狀態度過十多年，骨子里的原因或許就是自信，就是不服氣，我的東西就是比你好，只是你不認可我的價值而已。

王佳倫：人的性格我還不太會研究，但四川自古以來就是出人才的地方。從古代到現在，人才基數就是很好的。我來成都之后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

早些年的時候，成都的人才大量外流，畢業之后就會去北京、上海，然后留在那些城市。我們遊戲行業更典型，我去和騰訊、網易這些大廠交流，遇到的四川人特別多。之前我們做出海，對接谷歌、Facebook的人，一聊也有很多四川人，只不過生活在海外。

所以我覺得，未來會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產業基礎發展起來，人才就會選擇迴流，迴流的人才又繼續加速產業的發展。我們每年會在全國各地辦活動，北上廣，包括二線的武漢、西安、廈門，都會去辦活動，所以我們能很直觀地進行對比，成都應該的確是這些城市當中發展最快的一個。

呂和糠：對，我其實有點這感覺，成都有「躺」的一面，但其實也有很卷的一面，是一種「工程師文化」的背景在里面。

蒲凡：從都江堰開始嗎？

呂和糠：從哪里開始我不知道，但是我有幾個觀察。比如為什麼遊戲能在成都發展好，就是因為大量的軟件開發人員，軟件工程師也是工程師。比如半導體，中國芯片的上市公司90%都在成都有研發中心，在硬件工程師方面也有很強的基礎。

我們投資的一個企業，最開始總部和研發中心都在上海，后來都遷到了成都。我專門問過他，為啥要到成都建研發中心？他講了兩個點。第一，那些畢業於復交的大學生，理論水平可能還不錯，但動手能力往往不如成都的同屆畢業生，甚至不如成都理工大學的（學生）強。

第二，成都人做事還挺「把細」的，人也很穩定——我們在浦東這樣的地方，今天挖過來的人，明天可能就在飯桌上被人開出更高的工資，挖走了，很不穩定——我們在成都的研發中心，極少有人主動跳槽，很適合工程師的培養，而長期的波動不利於一項技術的成型，因為做一個芯片，從設計、研發、塗片，到最后量產，這是一個跨度兩三年的周期。這兩三年里如果你的工作出現變動，甚至你都不知道你的東西最終會有怎樣的呈現，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積累起你的know-how。

所以我覺得成都自然而然就會形成人才基礎，而當更多人願意在這里來，願意把他一部分能力、一部分需求轉移到成都來，自然而然就捲起來了，躺到深處自然捲。

「新一線」，為什麼老被黑？

（40:09）

蒲凡：你們是如何理解「新一線城市」？你們第一次聽説「新一線城市」稱號的時候，內心的真實感受是什麼？至少我的觀察是，社交網絡上關於成都的評價，明顯從新一線這個稱號開始之后，有了明顯的分化。之前大家會覺得成都就是安逸的城市、旅遊的城市，是一座不錯的文化名城。而在那之后出現了很多嘲諷的聲音，覺得在標榜「一線」之前先解決一下「電銷之都」「來成都找工作首先要打800個電話」這些問題。

尤其是微觀到「找工作」這件事上，人們抱怨中的潛臺詞是，新一線城市需要有足夠的可能性，需要這座城市的經濟多樣性能夠支撐我各種各樣的活法，哪怕原地踏步下去也好。但當他們真的來到這里以后，發現做到這一點很難，並且找的工作的範圍特別有限。

蔡師傅：我覺得參與討論的人羣有關係。我注意到，網上大部分黑成都就業的言論，都和「打電話」「做電銷」有關，這和大量企業在早期將運營中心、客服中心遷移過來有關，也意味着成都有大量的工作種類是沒有被討論的。比如説剛剛提到的軍工企業，它的就業容量很大，待遇也很好，這些產業就很少有人討論。

當然他們可能因為工作單位性質的問題，不能被太多討論，但是最近像英特爾在成都擴建封裝測試基地，這些大廠帶來的工作機會，也很少被討論。

呂和糠：對。首先，製造業的發聲比較少，而互聯網的情緒往往會被那些善於表達的人羣所定義，因此社交網絡的評價並不能充分反饋成都所有就業人員的感受。其次，「安逸」是一個幻想，你可能所有人都安逸。「蓉漂」尤其不可能太安逸。漂過來的人，先天就有不安全感。你又想安全又想安逸，這是一種很難兼得的狀態。

蔡師傅：還有一個問題出在「新」這個字眼上。北上廣深是大家公認的一線城市，那些老牌城市都不需要再證明自己的實力，而你是「新」的（就需要證明自己的實力）。所以有人會吐槽那些「成都黑」，説你們在北京混的不行，你們就覺得是自己不行，不是北京不行；你們在成都混的不行，你們就覺得是成都不行，不是自己不行。確實也是這個道理。

當然在第三產業上，北京上海這些老牌發達城市，已經發展出了清晰且完整的層級。而在成都，因為發展相對滯后，所以職位會更多集中在中低層次當中，抱怨會因此比較多一點。

被低估的創投環境

背后是一條「產業鄙視鏈」？

（45:56）

蒲凡：我覺得還有一層「產業鄙視鏈」因素。一提到北京，我們會説是文化中心。一提到上海，我們會想到金融行業很發達。一提到廣州，那我們就大談外貿。而成都的產業關鍵詞是消費、是遊戲，是吃喝玩樂——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這都屬於在「消耗」，是不創造任何價值的，不是值得拿得出手的招牌。

我覺得那些吐槽「新一線」的聲音，還有一句潛臺詞，就是成都作為「新一線」，拿不出一個「像樣」的產業——在這樣討論里，成飛集團或許也不是一個很好的論據，因為會被認為來自國家的大政方針，是你的歷史使命——那麼能夠惠及老百姓的產業有哪些？

呂和糠：我稍微反駁一下，「三線建設」的確是國家賦予成都的歷史使命，但並不是所有三線建設都能建設到這麼好。我們就拿成飛為例，從當時的時點來看，實際上是對沈飛等一些一線、二線區域的企業進行分流，並不是全部的主力參與支援建設，而沈飛西飛也不僅僅支援建設了成都。而到今天，成飛做出了不亞於甚至超過他原來單位的成績，這是很不容易的。

王佳倫：但我覺得，説10年前、15年前的成都是產業鏈鄙視鏈底端是可以的，那個時候確實如此，騰訊的佈局軌跡就很典型。那時候騰訊在成都有2000人，其中有一大半是客服。以此類推，所有的大廠在這邊的佈局絕大部分也都是客服部門。但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騰訊更願意在這里佈局研發部門。微信在這里有一支技術團隊。用安卓手機的朋友，手機里使用的QQ瀏覽器，也是在成都完成研發的。還有美團、快手、字節，都在成都設置了做自動駕駛、做AI的團隊。

（對「創投環境」的吐槽）可能還是歷史積累的問題。我對（如今「電銷之都」的黑稱）也感到很奇怪。2004年，公司派我到成都建立的分公司，就是電話營銷部門，整個規模是100人。但實際上在整個電話營銷領域，當時全國最牛的是廣州——廣州真拼，一名員工一天能夠打200 、300個電話——后來隨着時代的發展，我離開了這個行業，現在也不是「電話營銷」的時代，沒想到這兩年互聯網忽然又把「電銷」和成都聯繫起來了。

呂和糠：也可能和產業結構的變遷掛鉤。如果我們把時間調到10年前互聯網還很火的時候，網上有一篇很經典的文章，大談「上海錯失互聯網」，一片唱衰説上海的經濟體系老舊了、不行了。但是把時間線調到三年前，大家的論調又變成了上海脱虛向實，在半導體、大飛機產業上發力，把有限的精力都放在硬科技上。

成都也是一樣的。在互聯網時代，成都確實有錯失，這個是不需要掩飾的，畢竟互聯網是一個典型資本驅動的行業，是一個需要靠投入燒流量燒出來的行業，成都沒有這樣的資本基礎，就不可能誕生出大公司。但到了今天，很多行業不能靠錢來推動。或許再過5年，大家也會講「成都人民，脱虛向實」。

「小富即安」，成都創業者們的集體特質？

（51:57）

蒲凡：所以你們會留意到，來自成都的創業者——成都人或者在成都上學、長期生活過的人——他們在性格特徵上會有一些明顯的特質嗎？

如果別人問我成都的創投性格，我往往會讓他們去品品幾家明星公司的風格，B站、網易、搜狗，聚美優品、知乎。這些明星公司的創始人或者CEO，都是成都出身。丁磊是電子科大的，陳睿是信息工程學院的，周源是成都理工的。他們的產品往往性格十足，又顯得特別佛……

蔡師傅：感覺沒什麼野心是吧？

蒲凡：他們也追求商業化，但是又沒有商業化那麼徹底，還總會在他們身上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梗，比如「豬廠」。互聯網大廠里，唯一一個以公司冠名的情趣產品線就是「網易春風」系列，你什麼時候聽説過阿里和騰訊做過這些事情？這就挺有意思的。

呂和糠：這個特質我覺得是客觀存在的。尤其是早些年做投資的時候，外地朋友來成都普遍會產生一個觀點，覺得成都的創業者容易「小富即安」，公司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那麼拼了。

寧德時代曾老闆的辦公室里，有一幅字很有名，叫「賭性堅強」。什麼意思？你做企業就是要敢賭，願意承擔風險。但大多數成都創業者對風險是有一定厭惡的，不願意去把把梭哈。當然梭哈也是一種智慧，只是我們不是這種風格。

通威是一個例外，他們的幾次轉型都是在整個市場的底部做的決策，算是一種「賭性堅強」。哪怕過去一年行情並不是那麼理想，他們還做了一次大的併購，還要做定增，這是比較少見的。大部分成都企業家都走得比較穩，他有一些獨門絕技，往往能夠在一個方向里做得特別精，但把一個方向做深之后要延展到所有方向，這不是他們的特色。

蔡師傅：包括文娛行業也是這樣，沒有太大的野心。我的性格都有點被成都同化。

我很早就有一個小時的內容可以做專場，但是我總覺得不夠，還是希望追求內容產品上的打磨。從經濟環境上來説，我也想賺很多錢，但又總覺得現在的情況也足夠了，正好允許自己有空間和時間去做我追求的東西，可以緩一緩。

包括咱們現在錄製的場地也是。我們（過載脱口秀俱樂部）到現在做了七年，嚴格來説做（兩年前）搬到這個場地之后，我們才進入商業化。當初也有一位大哥想要投資我們，我們也想要。但是思前想后發現，我們拿了錢不知道用來干嘛，因為喜劇這個東西，你花錢也不會讓它變更好笑。我們也不想馬上租一個場地，要佔一個市場領域什麼的，因為總覺得自己想不是這個路子，野心也沒有那麼大。雖然200萬拿到手燒一燒，也能燒得到行業頂峰的狀態，但先熬着也沒什麼問題。結果一熬熬了5年，團隊性格都比較一致。

文創，真的能成為城市的依靠嗎？

（57:55）

蒲凡：你看，人民羣眾喜聞樂見的項目，它們其實不是那麼適合創投。可以被創投的項目，往往沒有人民羣眾喜聞樂見的故事，它寫出來了也沒有那麼多人喜歡看。這就是一個困局。

王佳倫：我覺得這可能纔是成都的特色。很多人很奇怪為什麼成都能發展好遊戲產業，其實從剛纔你們的總結里就能發現，成都就是適合做內容型產業、創造型的產業，這里面生活在這樣環境里的人才能踏下心來認認真真做一款遊戲。

我是在2013年聽到這個觀點的。那時候遊戲茶館剛創立，我們在成都辦大會。有一個北京的人過來，他説他覺得成都特別像西雅圖，這里的人很能沉下心來一點點去做內容，很適合遊戲這樣的產業。

我們再擴大一點範圍，整個文創產業都將受益於這樣的特質。像《哪吒》這部系列動畫電影也是成都製作的。我們確實不擅長資本運作，你説一定要這樣嗎？我覺得不一定，為什麼我們做企業一定非要融資、一輪一輪融資、上市，為什麼要這樣？不一定，產業的發展軌跡有很多種。

蒲凡：但是文創有一個最大的痛點，就是它的資產很難量化。在傳統的會計體系里，知識產權、創意積累等等很難體現在賬面上，無法定價的。更何況文創產業里最核心的資產就是人，就是人的感性創意。「感性」這件事怎麼定價？這個問題就會給人一種不安全感。相比之下，製造業總會留下點東西，哪怕做遊戲也能留下一套代碼，留下點素材。文創、尤其是脱口秀，風口過了就真的什麼都沒了。

蔡師傅：我們之前跟一些資方有溝通過，他們給我們的定義，廠牌也好，節目也好，在資本的眼里這些都不是資產，最重要的資產是你手上的演員，只有當知識產權具象到一個人、一個演員身上，它纔是值錢的，纔可以被算出來。

蒲凡：所以我一直在想，如今成都將「文創」與「未來」牢牢綁定在一起，描述了一個美好的明天，但「文創」真的能帶動一場新的「蓉漂浪潮」嗎？

畢竟文創行業的工作容量真的很小，很多文創項目的核心環節只需要一兩個人就完成了，其余都是一些幫助項目執行、落地的助手等功能型的職位。其次就是剛纔提到的不安全感，資產無法定價，也無法量化生產，就是審美過去了就過去了，再也沒有了。

王佳倫：這也是我自己的觀點，文創或者創意型產業，需要拉很長時間慢慢沉澱，一旦沉澱下來這個價值就非常大了。參考日本，在里約奧運會的東京8分鍾里，主角就是哆啦A夢、足球小將、Hello Kitty與馬力歐，它們已經是一張國家的名片，也都需要50年以上的時間沉澱。此外還有火影、龍珠，它們的價值都非常大的，只是它不是當時凸顯出來的。

所以如果去評價成都對於「文創」的重視，可能需要拉更長的時間。我們這兩年每年都會去日本考察，你可以看到IP產業能夠形成一套非常完善的產業體系。比如很多人會奇怪，為什麼熊本熊會突然火，背后就是一套完善的IP孵化體系，幫助新IP完成文化輸出。甚至我去歐洲參展都會很驚訝，日本的文化IP在歐洲也有很大的受眾羣體，遊戲展會里面有1/3是日本IP相關的遊戲。

「成都人」，創業者最好的模板？

（1:07:15）

呂和糠：我覺得一座城市、一個國家、一個區域，能夠被評價為「優秀」，它一定是豐富的，不是單一維度的產業結構，不拘泥於單一維度的評價標準。我們經常以日本舉例，説娛樂它有娛樂，説製造它有製造，並不拘泥於單一維度。

所以我覺得，對文化、文創、娛樂的宣傳就是有很大的價值。你要真正成為一個綜合性的城市，要有硬的一面，勢必也要有軟的一面，既要讓科技富強，也要滿足人民羣眾日益旺盛的精神需求，只有這樣城市纔是立體的。很多城市都經歷過在特定階段，因為某些產業實現騰飛，又因為產業結構很單一，在特定階段之后開始沒落。

成都要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一線」，它一定需要多方面的融合，吸納多樣性的人羣，需要有些東西來消解（轉型過程中的沉沒成本），而文娛就是用來消解這些負擔的好東西。這些消解出來的生機和力量，總有一天會重新投入到更有生產力的地方去，這是一個正向循環，真的是很有價值。

蔡師傅：而且你要比對來看。我2024開始在南寧老家也做了一個廠牌，和成都相比有很明顯的體感變化，一個城市的文娛產業之所以豐富，和實體經濟支撐有很強的關聯。

而且國內的文娛產業和國外有一個明顯的區別是，國外有很多國民性的功能城市，比如拉斯維加斯承接了全國人民「看秀」的需求。但中國沒有這樣的地方，文化消費需求有很強的在地性。在這種局面下來做文化行業，就更需要本地的實體經濟支撐，本地居民不消費起來，你根本沒有機會那麼活躍。

我印象最深就是和脱口秀演員程璐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他跟我説「老蔡，成都真是個好地方，酒水消費全國第一」。很多城市有消費能力，但並不一定有文化消費的需求。

蒲凡：所以我能不能這樣總結：成都之所以決定要以「文創」為名片，將「文創」作為未來規劃方向，反向證明它的實體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基礎了，等得起、熬得住。畢竟就像剛纔佳倫老師説的，IP能夠兑現巨大的價值，但周期少則幾年多則幾十年。像馬力歐、寶可夢，都經歷了四五十年的發展歷史，那就要等得起。

呂和糠：我覺得這纔是人民羣眾的真實需求。我有個朋友，他在某個高校做航空發動機材料的研發，搞科研很牛逼，實驗室被很多國家領導人接見，但也是個夜店小王子。年輕一代或許就是這樣的，他們有成果，但是不妨礙他唱歌。

蔡師傅：包括大家對西雅圖的認識，往往會帶入硅谷IT男的形象，但他私底下這些研發大佬們也會出來玩哈雷，玩搖滾、玩電子樂。

蒲凡：所以創業者羣像發展到最后，大家都會蜕變成「成都人」。在榮格的心理學體系里，人們尋求異性伴侶，最理想的狀態被稱為「原型男性/女性」，就是假設世界是個座標軸，我們需要尋找座標軸上與自己對稱的那一個，才能讓那個自己的世界實現最大程度的完成。

「成都」可能就是一個相對於傳統創業者畫像的「原型」。未來一個更加理想、更加健康的創業者形象，或許會包含很多「成都」特質。

老子明天，要上班？

（01:11:17）

蒲凡：當我們聊到現在，解構了一系列刻板印象，是否可以下一個結論，成都將是越來越重要的創業城市？

呂和糠：我覺得可以，成都很適合「未來的創業」。過去的創業，大部分行業其實都是靠資本驅動。固定資產型的企業，比如房地產，需要靠高負債、銀行借款來驅動。互聯網行業，要靠投資人的錢去燒流量來驅動。甚至新能源，也要靠融資建產完成驅動，都是相對單一驅動型的事情。我覺得未來，單一驅動型的項目會變少，多元驅動的項目會變多。它們需要穩定的人才、長期的技術積累，將很多東西綜合起來完成創業。在這件事上，成都可能相比其他地方有一點優勢。

蔡師傅：還有一個是發展階段問題。大概9年前，我做過一個影視類的PGC工作室。有次我們受邀前往北京，策劃一場發佈會。忙到晚上睡不着覺，溜到在國貿樓下抽菸，那時候非常明顯地感嘆，北京的人才是真的很充沛。覺得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的人，拿到成都人才市場里已經算是中上層的水平。

但隨着這些年發展，或許是生產方式上的改變，或許是出現了AI這些新工具（這種感覺消失了）。人更自由一些的時候，成都就會更舒服。

蒲凡：對，我想自己回答一下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決定留在成都？我當年剛畢業的時候，曾經北漂了一年當足球記者。那時候公司剛拿到投資，正是急速發展的時候，根本沒有假期，一個月只能休息一天，醒了就上班，睡覺下班。

有一天值夜班的時候，電視上剛好在放《中國好歌曲》，輪到謝帝上場，唱了一首《老子明天不上班》。當時我就在辦公室里哭了，一直在琢磨為什麼要來北京，為什麼要出現在知春路？當時我的工資是税前4000元，而知春路的房價早就突破4萬了，干一年也掙不了一個廁所。正是那一刻，讓我決定回成都。

王佳倫：其實我只要見到在北上廣「漂」的人，我都會建議他回成都創業或者來成都創業，就是因為成都剛剛處於一個「性價比最好」的狀態。一方面它的人才密度足夠多，到這來能招到你需要的人。另一方面，它的成本又「恰好到處」的低於北上廣。

我們有自己的會員網絡，遍及全國各地。我們從會員那里能瞭解到，很多城市成本會比成都低很多，房租特別便宜。但成本更低的城市招不到人，招不到人你就做不了事。而能夠很快招到人的上海，辦公成本直接是成都兩倍三倍的。成都剛好處於適中的區間，特別適合。

再加上剛纔提到的產業變遷問題。以前（互聯網時代）是因為智能手機帶來了紅利期，紅利期就需要砸錢，快趕大上，能及時鋪上就能完成領先。但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紅利期了。哪怕是AI，可能除了大模型需要砸錢之外，更多的創業機會是大量的應用產品。這個時候你在上海還是在成都差別不大，相比之下成都的性價比更好。

蒲凡：所以謝帝那首歌可以改一改，「老子明天要上班」，這是一種更幸福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