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大變數：鮑威爾或讓貨幣政策迴歸平淡！

在過去17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美聯儲一直是美國經濟政策的核心參與者，在金融體系下投放了數萬億美元的安全網，提供近十年的超廉價資金，在新冠疫情期間「越過紅線」（鮑威爾的説法，指無底線印鈔），並深入研究財富平等和氣候變化等領域。

但在美聯儲廣泛的作用中，現在引人注目的是一份簡潔的政策聲明，一場關於利率的實質性辯論，以及債券儲備的減少等。而鮑威爾之所以越來越有可能被人們記住，是因為他既讓美國度過了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也讓美聯儲的工作迴歸平淡。

前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曾是政策制定團隊的一員，他見證了美聯儲在2007-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的作用擴大，目睹了美聯儲在疫情期間的影響力再度迅速崛起，並見證了它如今迴歸到更正常的狀態。

布拉德説，近年來，「我們不得不回到那種沉重的抗通脹鬥爭中，這讓人想起了過去，那時你不用擔心利率零下限，也不擔心資產負債表政策。」

布拉德現任普渡大學米奇丹尼爾斯商學院（Mitch Daniels School of Business at Purdue University）院長，他將於周一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發表開幕詞，主題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框架及其實現促進價格穩定和最大就業使命的戰略。

儘管特朗普在11月5日大選中的勝利給美聯儲帶來了爭議——例如，有跡象表明，這位候任總統可能會試圖解僱或削弱鮑威爾，從而重新點燃他與鮑威爾在第一任期內的矛盾——但美聯儲即將進行的框架審查強調了另一種可能性：隨着通脹得到控制，經濟增長， 以及利率處於長期歷史區間，美聯儲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退居幕后，其對通脹的持續關注現在是下屆政府承擔的重要事情。

超低利率不再被需要

特朗普最初為他的經濟團隊挑選的方案更加傳統。周一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議由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組織，美聯儲理事沃勒將發表主題演講。他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任命的。與美聯儲理事鮑曼一樣，沃勒將在鮑威爾作為美聯儲主席的任期於2026年5月屆滿時為新的領導層提供內部選擇。

在鮑威爾的領導下，沃勒一直是對抗通脹的主導力量，並引導美聯儲系統遠離氣候變化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在貨幣政策的直接影響範圍內，並加劇了美聯儲與國會一些共和黨人的緊張關係。

沃勒在改革美聯儲當前的政策框架方面也可能有很強的發言權，該框架在2020年通過時將美聯儲帶入了許多人現在認為與當前經濟環境格格不入的新領域。

那一年疫情的爆發導致了廣泛的失業，並使拯救勞動力市場成為美聯儲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務，他們決心不看到2007-2009年危機后緩慢的就業復甦重演，許多人認為這場危機導致了失去的十年，給一代工人留下了傷痕。長期疲軟的通脹和處於歷史低位的利率也引發了對經濟停滯的擔憂。

美聯儲2020年的框政策架試圖通過對促進就業「廣泛而全面」反彈的新承諾來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人們預計利率將保持低位並最終「比過去更頻繁」地接近零水平。

然而，利率「零下限」成為美聯儲埋下的禍根：一旦利率降至零，進一步支持經濟的選擇就只剩下糟糕且政治上困難的選項了。比如，可以將利率降至負值，這實際上是對人們的儲蓄徵稅；也可以採取其他非常規措施，如大規模購買債券以抑制長期利率，並承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低利率。

2020年美聯儲的解決方案是承諾高通脹時期以抵消價格增長疲軟的時期，政策制定者希望這將使通脹率平均保持在2%的目標。

但由於各種原因，隨之而來的是40年來最嚴重的通脹，這促使美聯儲在2022年和2023年大幅加息。不管這對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前景意味着什麼，它可能已經使整個經濟擺脫了停滯，並使財政和其他政策重新佔據主導地位。

「經濟和股票市場根本不需要超低利率，」TradeStation全球市場戰略主管David Russell説。「未來的貿易和税收政策可能比貨幣政策更重要。」

先發制人是「必要的」

美聯儲官員現在認為，通脹壓力仍然比疫情前更大，利率遠高於零，他們可以通過提高和降低利率來實現目標，就像17年前「大衰退」引發非常規手段之前美聯儲所做的那樣。

這些工具仍然近在咫尺，如果出現足夠大的衝擊，它們可能會再度被派上用場。

例如，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通過關税提高進口價格，通過降低税收刺激支出，並通過限制移民來限制可用工人的數量，可能會動搖美聯儲認為目前既健康又平衡的經濟。

但人們逐漸達成共識，即美聯儲目前的政策框架過於適應2007-2009年危機后十年和疫情時代的情況和風險，如今需要在通脹問題上回歸更為謹慎的立場。

美聯儲工作人員的研究表明，這種立場無論如何都能給就業市場帶來更好的結果，而迴歸在通脹站穩腳跟之前抑制通脹的老派理念已經重新獲得青睞。

「先發制人的貨幣政策行動不僅是適當的，而且是必要的，」經濟學家Christina Romer和David Romer在9月為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會議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寫道。他們寫道，美聯儲「不應該刻意尋求一個炙手可熱的勞動力市場」，因為生硬的貨幣政策工具「無法減少貧困或應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

鮑威爾似乎已經預料到未來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並非不受歡迎，因其表明美國已經擺脫了對美聯儲特別支持的需求，而他在擔任美聯儲主席的頭幾年對此並不完全滿意。

在疫情期間將美聯儲的權力推向極限后，他可能會讓繼任者接受一個更加專注的機構。

「在我們制定當前政策框架的一年零四個月后，維持20年的低通脹結束了，」鮑威爾上個月在達拉斯表示，他談到了迴歸更「傳統」的風格。「我們難道不應該改變框架以反映現在更高的利率嗎，這樣我們所做的一些改變就不應該再是基本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