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羅巍：尋找中國合成生物發展的「光明」答案

本文來源：時代財經 作者：張羽岐

21世紀初期，合成生物應用公司Amyris開始在全球嶄露頭角，Ginkgo Bioworks、Zymergen緊隨其后，相繼在資本市場大放異彩。而在中國這片沃土上，關於這門新興學科的思考和實踐仍是一片荒蕪，亟待開拓。彼時，可能連中國的科學家、企業家們都無法想象，中國的合成生物產業會率先在何處生根，又將在中國演變為什麼模樣。

2017年，深圳播下了建設合成生物產業的第一批種子。這一年5月，《深圳市十大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實施方案》出臺，前瞻謀劃和系統佈局了一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生命科學領域佔據四個，而合成生物研究設施正是其中之一。同年12月，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合成生物學研究所（下稱「深圳先進院合成所」）成立，這是國內首個合成生物學研究所，也是國內第一個建制化的合成生物學機構。

2018年，光明區揭牌成立。作為深圳市最年輕的行政區，光明區成爲了深圳探索合成生物科技和產業深度融合的「試驗田」。也是在這一年，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項目（下稱「大設施」）在光明科學城率先落地。

大設施由深圳市政府投資建設，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為建設牽頭單位，深圳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深圳第二人民醫院參與建設。2019年，同樣是由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牽頭，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和深圳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共建，深圳合成生物學創新研究院成立，成為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建設的「十大基礎研究機構」之一。

以此為起點，光明區接連斬獲多個「全國首個」，包括全國首個合成生物產業專項政策、全國首支合成生物天使基金星博生輝基金、全國首個「樓上樓下創新創業綜合體」模式，以及剛在今年7月落地的中國生物製造領域首個國家級產業創新平臺——國家生物製造產業創新中心。

由此產生的「虹吸效應」，有數據可以佐證。從2020年到2023年，國內新成立的合成生物企業有近40%落户深圳，其中近80%的企業又集中在光明區。目前，光明區集聚了2000多名合成生物領域專業人才，116家合成生物企業，基本覆蓋合成生物工具層、平臺層和應用層等上中下游環節，企業總估值約320億元。

短短不到7年時間，光明區合成生物產業從無到有，這也是中國合成生物飛速發展的一個縮影。作為顛覆性前沿技術，合成生物正在成為新質生產力重要的新賽道和新業態。近兩年來，中國正逐步加強合成生物領域的頂層戰略規劃，密集出臺的政策在不斷加快合成生物產業創新發展的同時，也為城市經濟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除了深圳，北京、天津、常州、上海、杭州等地方政府也將合成生物列為發展規劃的重點關注領域，從不同維度加碼合成生物產業發展。

不過，合成生物應用要真正落地，仍面臨政策、技術、監管、商業化等多方面的挑戰。如何拓寬合成生物的應用場景，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又如何在日漸內卷的環境中尋求一條差異化道路，是產業界與學術界共同思考的問題。

在合成生物技術和產業深度融合這一命題上，光明區另闢蹊徑，為業界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樣本。2021年，在深圳市與光明區兩級政府的政策與資金支持下，由深圳先進院合成所牽頭，成立了深圳市工程生物產業創新中心（下稱「創新中心」）。作為光明科學城合成生物產業的核心，創新中心首創的「樓上創新、樓下創業」模式，如今也被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納入《深圳經濟特區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清單》，面向全國推廣。

國家生物製造產業創新中心總經理、深圳合成生物學創新研究院副院長羅巍是這一模式的主力打造者。奔着大設施建設，2019年，羅巍決定回國並加入深圳先進院合成所，他也因此成爲了光明合成生物產業從萌芽到崛起的見證者和參與者。

在接受時代財經專訪時，羅巍表示，深圳在合成生物領域的發展雖非無瑕，但已力求完善。尤其是在政策保障方面，深圳早在三年前就已經出臺相關政策，而其他很多地方的政策則是近期才密集出臺。目前，深圳仍在持續優化從政策到體制機制的創新。

「深圳的合成生物製造產業鏈尚未形成完整閉環，儘管已經培育了大量的初創企業，但早期階段這些企業還沒有真正走向市場，甚至成為行業龍頭。目前，我們也在吸引合成生物領域內的龍頭企業入駐深圳，以構建一個更加完善的產業生態圈。同時，也希望我們這些初創企業里面能夠出現新的行業領軍企業。」羅巍表示。

早在2022年，深圳發佈《深圳市培育發展未來產業行動計劃（2022-2025年）》，當中就指出合成生物是未來將要重點發力的八大產業之一。而在今年10月廣東省發佈的《關於進一步推動廣東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行動方案》中，也明確提及加強前沿技術多路徑探索和顛覆性技術供給，重點發展基因技術、細胞治療、AI+生物醫藥、合成生物學、腦科學與類腦研究等新領域新賽道。《方案》同時強調，加快創新平臺和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重大創新平臺之一的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院被重點提及。

在此背景下，未來深圳光明科學城將如何打造合成生物製造高質量發展高地，為深圳市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賦能？

「深圳輻射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是循序漸進的事情，也需要整個灣區形成一個良好的互補化學反應，能夠各自發揮優勢。」羅巍説。

「把企業看成新生兒」

時代財經：創新中心的「樓上創新，樓下創業」模式是如何打造的？這為深圳合成生物的發展帶來了什麼？

羅巍：深圳是一個創新型城市，創新就是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從頭開始摸索。創新中心也是如此，當時在建設的時候，既有科研的需求，也有轉化的需求，再加上我們只有一棟樓，便產生了「樓上創新、樓下創業」這一模式。

這一佈局沒有先例，是形勢促使我們進行創新。我們希望企業與科研團隊相互促進、相互成長，包括提供共享儀器設備、科研團隊幫助企業解決技術問題等。雖然將企業與科研團隊置於同一空間，必然會面臨諸多困難，但在推進過程中，我們發現確實有很多有益的地方，一方面，正向激勵了企業，拉近了企業與科研團隊的距離；另一方面，科研團隊也通過與企業交流，深入瞭解市場需求，使科研活動不脱離市場。

尤其是在成果轉化方面，於科學家團隊而言，創新中心的建立顯著提升了其成果轉化的效率。以往，科學家成立公司可能需要數月時間僅用於尋找合適的空間，甚至找不到空間的情況也屢見不鮮，而且融資也需要自行尋找投資人。現在，創新中心的存在使他們的效率進一步提高。

我們也在推進的過程中，不斷摸索並改進。目前，我們這個模式並不完全成熟，但結合國家政策的扶持，我們基金的支持和服務的持續改進，未來會有更大的提升潛力。

時代財經：這一模式的獨特性為企業帶來了哪些質的改變？

羅巍：創業往往面臨極高的風險，我們致力於在每一個環節上為企業提供更好的環境。自創建之初，我們就規劃並實現了為企業提供高標準的實驗室，並提供危廢品處理服務，大大節省了企業時間成本。同時，我們建立了共享儀器平臺，使企業無需四處尋找合適的實驗室乃至廠房資源。我們把企業看成新生兒，致力於通過各個環節的改進來提升其存活率。

我們希望能夠在企業某個節點遇到困難時，幫助到他們，助力項目的順利推進。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運營模式逐漸形成閉環。隨着基金的成立，我們現在有機會篩選並投資那些有潛力的優質項目。一旦項目得到投資，企業便能獲得必要的資金支持，進而與科研團隊開展更深入的合作。這種模式不僅能提升技術水平，還能有效降低成本。

此外，國創中心目前正在建設中，未來我們將建立中試線，預計企業在這一環節可以節省更多成本，並大大縮短了時間周期。

「行業最缺應用場景」

時代財經：在創新中心落地的合成生物企業的存活率符合預期嗎？

羅巍：我認為比較符合。一方面，外部融資環境不佳，因此我們希望幫助企業降低運營成本；另一方面，我們也通過協助企業申請政府補貼、專項政策及重大項目等，為企業提供額外的資金來源。

當前，合成生物學領域受到廣泛關注，我們是首批在合成生物領域舉辦創新大會的團隊。在大會上，來自全國各地對合成生物領域感興趣的資本方都會前來參會、舉辦路演，大會能為企業對接很多資源。我們還成立了產業聯盟，將資本聚合，並設立資本子聯盟。我們會為子聯盟推薦項目，以便他們更快地找到合適的項目，相互促成合作，增加合作機率。

資金是滋養企業發展的土壤。我們也成立了自己的基金，盡力幫助企業發展。該基金採用市場模式運作，其特色在於這一基金由深圳先進院合成所的科學家團隊組建，並參與到項目的遴選中。部分科學家以個人身份出資參與到基金中，同時，我們也聘請了產業界專家從產業端把關。

合成生物領域的投資門檻並不低，投資體量也不小，幾百萬元的資金可能也僅夠用於購置少量儀器。我們的優勢不僅在於距離項目近，也幫助了科學家能夠最早地對技術有所把握，使得基金團隊能夠投到最早期且成本最低的項目。

任何一個產業的發展，都有高峰期和低谷期。於我們而言，並不是期望某一天產業內出現多麼轟動的成果，而是希望當我們處於高峰期時，能加速產業的發展；在低谷期時則盡力保持火種不滅，厚積薄發，持續提升自身的市場、技術能力。

時代財經：除了資金，合成生物行業目前最缺什麼？

羅巍：當前，行業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應用市場的缺失。一方面，政策滯后性導致新型產品受政策審批影響無法入市；另一方面，我們發展生物製造是基於綠色環保的理念，並生產了很多替代性產品，例如，可降解塑料。然而，可降解塑料的成本相比傳統塑料要高出許多，願意為之買單的人羣較少，市場難以得到有效激活。總體而言，應用場景的缺失是整個行業共同面臨的問題，因此需要政府在現階段通過政策積極引導企業。

時代財經：如何提高企業的存活率，以及保證科技成果轉化渠道的暢通？

羅巍：企業的存活率及科技成果轉化渠道的暢通，不僅需要外部的支持，還需要企業自身的努力。一方面，企業的存活率需要依靠政府及政策的拉動；另一方面，於企業而言，打鐵還須自身硬，我們只能幫助提高企業的生存率，而企業自身對於市場的理解和技術的把握，以及整個團隊建設，纔是成功的關鍵因素。

無論任何行業，「創始人」這一角色都需要不斷成長，創始人團隊的認知水平需要持續提升。很多合成生物領域的創始人是技術型人才，是優秀的研究員或教授。然而，他們可能缺乏與市場近距離接觸的經驗，目前可能只停留在「如何做好產品、做強技術」的層面。因此，他們還需要增強對市場的認知，與市場進行磨合並經歷市場的考驗。

我們需要給這些創業的企業家們一個成長的過程，從純技術思維向市場思維轉變，這需要在創業實踐中反覆摸索，形成循環反饋機制。

商業化仍待開發

時代財經：在生物醫藥領域，合成生物產業的商業化能力是怎麼樣的？

羅巍：當前，整個醫藥界的整體趨勢表現爲小分子藥物佔比逐漸下降，生物藥的佔比逐漸上升。在生物醫藥領域中，抗體大分子藥物發展態勢良好，而新型療法，尤其是像細胞療法、基因療法等新活體藥的受關注度越來越高，特別是利用活的病毒、細菌治療疾病的方法。

這些新型療法在市場中佔比逐漸增加，合成生物學在其中的應用也愈發廣泛，像是細胞療法CAR-T在國內已有6款獲批，但目前價格門檻仍然太高，預計未來這塊市場將繼續擴大。此外，合成生物學所開發的新材料在醫療器械領域的應用也在擴大，但尚處於早期發展階段。因此，合成生物領域的商業化進程尚未達到爆發期，仍有大量產品處於在研階段，還未進入市場。

時代財經：從實驗室到商業化，合成生物產業發展最大的痛點是什麼？未來如何更好地實現轉化？

羅巍：合成生物產業面臨的主要瓶頸仍是政策與准入問題。合成生物學技術這一領域有很多新鮮事物，能夠生產出很多新的東西，但仍面臨監管體系的審批難題。

以抗衰老研究領域的熱門分子NMN（β-煙酰胺單核苷酸）為例，如果將這一產品作為保健品去申報，在國內並無可申請渠道。我們企業研發出來的相關產品只能作為原料出口。在海外，保健品類或者食品添加劑類產品通常只需完成所有材料備案即可上市，一旦出現問題將會面臨重罰，可能導致企業倒閉。然而，這些以「白菜價」出口到海外的原料，被海外企業加工成保健品后，再以「天價」賣回國內市場，對國內企業來説也是另一種傷害。

對企業而言，無法獲批就無法直接面向消費者銷售。若產品涉及食品、藥品等多個領域，申請流程則需包含農業部、藥監部門等多個部門，可能導致企業耗時2~3年仍無法完成審批，耗時費力。目前，我們正通過多種途徑進行呼籲和反映，期望解決這一準入難題。

時代財經：近兩年來，不只是深圳，北京、上海等多地均有政策支持合成生物產業，你如何看待各地區之間合成生物產業發展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如何通過這種競合關係，更好地促進中國合成生物產業發展？

羅巍：我們也在向各地學習合成生物學的發展經驗，諸如我們去上海、蘇州等地學習了很多次，他們在生物醫藥領域確實做得很好，包括孵化、儀器平臺共享。我們通過整合這些經驗，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體系。

合成生物學目前產業體量相對較小，過去三年，全國初創企業也就200至300家，但整個生物醫藥領域的發展，尤其是蘇州，已經發展了近20年，當地擁有超2000家企業。在這種背景下，縱觀各地產業園的發展變化，一定會有競爭，但在競爭中也要有合作。

實際上，市場資源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陷入激烈的競爭、內卷，可能會導致同質化現象加劇，阻礙產業的整體發展。因此，對於如何合作的問題，還需要持續探討。我們在每一個鏈條上都以投資的心態去推進項目，在推動一家公司成型的過程中，我們積極參與，如果做成了，大家都受益。

以北京、上海為例，這些地區擁有非常雄厚的基礎科研力量，相比之下，深圳則展現出體制靈活和創新能力突出的優勢，同時能夠憑藉其地域優勢拓展海外市場。

我們秉持着開放的態度，與北京、上海等地探討合作的可能性，並探索相關合作機制。我們認為有很多項目可以嘗試聯合推進，哪里合適就從哪里開始做起。此外，也可以通過投資和其他賦能的方式促使各地鏈接起來，共同推動合成生物領域的發展。